司马昭为什么要杀灭蜀后提出趁机伐吴的邓艾？
三国末期，曹魏实际掌权者司马昭派大将钟会、邓艾统军伐蜀。当曹魏大军被蜀将姜维阻截于剑阁雄关进退两难时，邓艾率偏师偷渡七百里阴平险道，出其不意地兵临成都平原，为逼降蜀汉立下奇功一件。但好景不长，灭蜀不久，司马昭就以谋反的罪名，将大功之臣邓艾杀害。
邓艾之死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身为下属，把工作做得无比细致本没有错误，但不应该越俎代庖，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即可，超出自己职权范畴的事就不该过多涉及 。譬如领导的事就该由他自己定夺，本该由领导决定的事都替他做了，该想的不该想的，都替领导想到了，那还要领导作甚？邓艾被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做事做得面面俱到，无比细致，无形中对司马昭的权威构成了挑战与威胁，司马昭担心其功高震主，因此对动了杀心，必欲除之而后快。
当年司马昭发兵灭蜀时，钟会率魏军主力进攻受挫，邓艾出奇谋，率万余精兵偷渡阴平，沿路攻城拔寨，势如破竹，很快逼近成都，迫使蜀后主刘禅不战而降，为平定蜀汉立下首功。后来呢，这位灭蜀大功臣却因为责任心过强，工作做得过细，加上钟会诬告，引起司马昭忌惮，遂被以谋反之罪收监，后不幸死于乱军之中，两个儿子均被诛杀，妻子和孙儿被流徙西北蛮荒之地。
那么，邓艾的工作做得有多细呢？可说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
邓艾
蜀汉灭亡后，邓艾给曹魏的实际掌权者司马昭上了份表章，对于当时的天下大势及西川的战后恢复重建与发展问题做了详尽的规划：“臣艾切谓兵有先声而后实者，今因平吴之势以乘魏，此席卷之时也。然大举之后，将士疲劳，不可便用；宜留陇右兵二万、吴兵二万，煮盐兴冶，并造舟船，预备顺流之计；然后发使，告以利害，吴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待孙亮，以致刘芳；若便送亮来京，吴人必疑，则于向化之心不劝。且权留之于吴，须来年冬月抵京。今即可封亮为扶风王，锡以资财，供其左右，爵其子为公侯，以显归命之宠：则吴人畏威怀德，望风而从矣。”
客观地说，邓艾不仅是敢于出奇制胜的将才，对他的上级领导来说，他还是一名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心细如发的好下属。看他的工作做得多细致啊，宏观的，微观的，上至战略决策层面，政策层面，下至战术实施，对吴用兵、攻心、攻城、伐谋、伐交之具体操作，他几乎全都考虑到了，并做好了相应的安排。
特别是他对于如何处置蜀汉亡国之君刘禅，也有自己的独到看法。对刘禅的安置、待遇，以至于对他的封号、爵禄、封地、馆驿选址都给确定了。按理说，有这么个对待工作认真细致，主动替领导分忧的下属，司马昭应该非常高兴加欣慰才是。
司马昭
但司马昭看完奏章后态度却很冷淡，甚至有些不快加不屑，史载他只给邓艾回复了八个字：“事当须报，不宜辄行” 。
司马昭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就是什么事情都必须由朝廷说了算，你邓艾只须服从并尊令执行，不可绕开上级，自作主张，更不能轻举妄动。
但邓艾却不明就里，没仔细揣摩司马昭八字回复中隐含的敲打之意，又给朝廷上了一道奏章 ：“艾衔命西征，元恶既服，当权宜行事，以安初附。若待国命，则往复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今魏未宾，势与吴连，不可拘常以失事机。兵法：进不求名，退不避罪。艾虽无古人之节，终不自嫌以损于国也。先此申状，见可施行。”
从正常的眼光看，邓艾说的这番话毫无过错，简直无懈可击。按他的计划办，刚刚经历过战乱的西川能够迅速恢复平静，之后的东下伐吴也能兵不血刃旗即开得胜，吴、蜀的问题都能得到和平解决。但司马昭为何不高兴、不买账、不领情呢？主要就是因为邓艾的工作做得过于细致了，再鼓励他干下去其声威就要超越独揽魏国朝政的大将军司马昭了。
领导大多喜欢有能力的下属没错，但决不希望下属的水平、能力在自己之上，你工作做得细是好事，但也只限于执鞭坠镫、敲敲边鼓而已，你若表现得比领导更高明，特别是展现出雄才大略的禀赋资质，领导能高兴吗？你水平这么高，深谋远虑，纵横捭阖，那还要领导作甚？你把领导想到的没想到的都弄了出来，还一一给出应对之策，领导连个修正的余地都没有，这可不是尴尬的问题，比这更严重！
司马昭
司马昭当然希望下属尽力，自己省心，但你把工作干得如此具体，面面俱到，不就等于你做了领导的主吗？ 对司马昭这样权势欲望极强的人物来说，这点尤其不能容忍。
就邓艾本人而言，他不但工作干得非常细致，手伸得过长，同时还足智多谋，且手握重兵，所以他的处境就更加危险了。邓艾灭蜀后有些居功自傲，还做了一个很出格的事，就是以天子的名义，任命了大批归降的蜀汉官吏、将佐。譬如未经朝廷批准就自作主张封刘禅为骠骑将军、其太子为奉车都尉、诸王为驸马都尉；其他的归降文武大臣，均一一封官许愿，有些还成为邓艾的部属。他不经请示就敢这样做，犯了朝廷之大忌。
据记载，邓艾出身贫寒，自幼替人帮佣牧牛为生，他之所以能成为指挥千军万马的的将军，靠的是自己不懈的努力与过人的才华。在极度看重门第出身的三国末魏晋时期 ，邓艾的成功本就是一个难以复制的奇迹。正因为如此，暗中嫉恨他的人不在少数。钟会是世家子弟（太傅钟繇之子），也是统军灭蜀的主帅 ，他就很嫉妒军事能力远超自己的邓艾，尤其不能容忍起于蓬蒿的邓艾取代自己成为灭蜀的第一功臣。
他意识到司马昭亦忌惮邓艾， 乘机栽赃诬陷邓艾拥兵自重，意欲谋反（想割据西川，成为第二个刘备），于是司马昭命监军卫瓘逮捕邓艾父子，并槛送洛阳。卫瓘平定钟会、姜维之乱后，因其参与诬陷邓艾，怕事情败露，派将军田续带人追杀邓艾父子于绵竹以西。邓艾留在洛阳的几个儿子也被诛杀，其妻和孙子皆被发配西域。
很可惜，一代名将，因为不熟悉官场上那些早已心照不宣的所谓“潜规则”，只因出于职业责任感或军人特有的耿直性格仗义执言或为民请命，也算为朝廷负责、为西川百姓负责，在并无反心的情况下落得个被同事嫉恨、被领导猜忌、最终身首异处的可悲下场，确实令人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