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写作目的
修昔底德在《战争史》中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事件，探讨人性的深度和广度，对人性的复杂性结合道德的表现，试图建立人性正义的现实框架。在历史语境和事件当中追问人性对正义的把握与理解，让读者与后来者关照人性本质的深刻性。在那里，事件和事件中的人都回到人性的层面上，人性中所包含的一切因素指导人的行为并牵涉结果。雅典人对城邦正义的追求围绕在“安全、利益、荣誉”三个方面上，这三个方面贯穿在整个战争之中，为雅典人的行为一方面作辩护，一方面作注解。修昔底德认为，人性提供了解释的依据。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性包含有自然属性的方面，如恐惧，自私，也包含有社会属性方面，如嗜利，炫耀。在他看来，人性虽然复杂，但如果不诉求“向善”，任由人性而人性，则必将导致“恶”的结果，引起道德的败坏。在全书中并没有明确说明人性是什么而是藉以事件和人物的言行来暗示；也没有明确定义正义是什么。除了对战争和政治事件本身的叙述外，置身事外，隐藏在事件的背后，通过没有言说的文字表明了他鲜明的态度。
因此，修昔底德认为人性的不变性可以知道指导对相似事情的处理，同时在处理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好人性中三个诉求的关系。这既是现实政治的关键，也是历史事件的本质。他用冷峻的言辞来表达历史的现实与残酷，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也是古典时代大师的气质。而他的悲凉除了他对雅典的失败的痛苦之外，更多的是对一种神圣庄严与正义之物的虔敬感。修昔底德从来确信高贵正义之物对于低贱卑鄙之物的内在优越性。尤其是这些美好之物在一种败坏的背景之下更显得悲凉，战争以及其中的暴行的原因是永恒人性的产物，不是经过抽象的思考，而是从重大事件中，从政治中看出人性的悲凉，他通过把美好之物与残酷、严峻的现实放在一起，突出雅典人最美好的一面，这是一个上升，从而到达和柏拉图相似的地方。
在现实的政治中，对安全、利益和荣誉三者之间的关系处理，修昔底德给出了比较明确的方法。任何城邦首要关心的应该是生存问题，因为在竞争的国际环境中，任何国家都是处在被动的位置上谋求自身的安全的。只在有安全无虞的情况下才一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放弃安全，很难保证在竞争的城邦世界生存下来，城邦的一切将会化为乌有，米洛斯的例子很好的论释了这一点。对于城邦来说，国际行动的首要原则是利益，马基雅维里认为最大程度的攫取利益是城邦的职责。由于利益不是单一的指向财富，所以城邦尤其是强邦在获取利益时考虑的因素就比较多，有时看似违背了利益原则，但实质上是长远和周全的谋划。而无论如何，对利益的获取是人性中贪欲的表现，是人积极主动行动的结果，因而在整个战争中，人们看到众多主动追求利益的事件。荣誉是在古希腊人看来是德性的表现，是为多数公民和城邦谋求福利的大公无私品质。这样的荣誉体现为一种秩序以维护城邦世界的积极发展，并引导公民向善，抵制道德上的腐化和堕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