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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故事折射出生活和社会的很多面，看到什么就是什么。没有标准答案，怎么解都可以。如果看不明白就对了， 这就是生活本身啊，有几个人看明白了呢？
追问
这个答案真是天衣无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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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世界为家 [收藏本站到七易]
作者：(美)刘墉 二十多年前，到伦敦去，住在侨领陈尧圣先生的家里。陈夫人有英国主妇的品味，午后总准备茶点，两夫妇和我，凭窗喝一杯“下午茶”，每次喝茶，陈夫人都指着后院的一棵苹果树说：“秋天，很多留学生会来采苹果，非常热闹。”可是，在陈家停留近一个星期，他们从来没要我出去看看那棵苹果树，反而好几次带我去他家附近的公园。公园里有浓荫、有草地、有花圃，还有一个大池塘，里面游着白天鹅，虽然很美，我那时候却想：“这是公园，不是你们家，为什么你们表现很得意的样子？好像这公园是你们家的后院。”十几年过去了。我到了美国，买了房子，也有不少国内的朋友来我家做客。妙的是，我跟陈尧圣夫妇一样，也常带朋友走好几条街，到我家附近的一个湖滨公园。湖边有孩子玩耍、有人钓鱼、有人跑步，隔着像绿纱帘似的柳荫，可以看见成群的野鸭和天鹅。也有台湾来的朋友问我：“你好像很以这个湖自豪。对不对？”“是啊，”我回答，“我觉得它就像在我家的后院。”和妻到欧洲旅行，旅游巴士在法国南方的郊野奔驰。看见远处一栋栋公寓式的楼房，楼房和公路之间则有着大片绿地。好多男女老幼在里面弯着腰忙碌，有的种花，有的种菜，远远望去，一片红，一片黄，一片绿，加上高高的花架、瓜棚，好像彩色的拼图。“那是什么啊？”我好奇地问导游。“院子啊！”“谁的院子？”“那些公寓大楼住户的院子啊！”导游说，“每家有一小块地，爱种什么就种什么，邻居们彼此欣赏。”那画面一直留在我的脑海，有一天跟一位美国朋友提起。“是啊！欧洲人常这样。”从意大利移民美国的朋友扬了扬眉毛，“不像在美国的有钱人，拼命工作，拼命赚钱，然后买大房子，有大院子，把自己关在里面。”坐在长岛犹太医院母亲的病床边，从窗子望出去，右边是风景如画的“成功湖”和湖边的豪宅；向左看，则有两栋高高的大楼，据说里面有餐厅、有银行、有市场，甚至有邮局，是此区最抢手的公寓。“那些原来住豪宅的有钱人，老了，照顾不了花园、铲不动雪了，就卖掉房子，搬去那间公寓，依旧可以远远看他熟悉的成功湖。”护士笑笑，“然后，病了，又住医院，住复健中心、住安养院。”“然后呢？”我问。护士指指医院门口的教堂。有个朋友最近看上一栋临海的大房子，四英亩大的院子里有游泳池、网球场、烤肉炉台，还有三温暖和健身房。“不一定能买得到。”朋友说，“如果买到，每天待在家就够了，看看海上的美景，种种花、游游泳、打打球，哪里也不用去了，我的家就是世界。”“如果没买到呢？”我问。“也没关系！”他大声地笑起来，“用买房子的钱出去旅行，把世界当作我的家。”从“我的家是世界”到“世界是我的家”。他的两句话，表现了多么大的差异。而在那“得”与“未得”之间，又表现了多么大的心境的改变。可是，再想想那位意裔朋友和护士的话，会不会每个人，自自然然地都会走这样一条路——年轻时拼命赚，希望拥有全世界；老来不得不舍，终于以世界为家。我看到一个男人，全身的衣服都被烧光了，光溜溜的，只剩下鞋子和腰带……
当灾难发生的时候 [收藏本站到七易]
作者：(美)刘墉 十月三十一日晚上八点，我从香港飞台北，因为台风，飞机迟到了一个钟头。“刚才下车，车门差点被风吹掉。”接机的朋友对我说，我则指着前面的路，要他专心开车，少说话。风雨真是太大了，一片片水幕摔向车窗，能见度连五公尺都不到。好不容易到家，打开电视，居然见到星航空难的字幕。“天哪！你只差一点呢！”朋友说，“你命好，老天保佑你，没碰上。”“不！”我阻止他，“大的灾难是无所谓命好命坏的。”我这话其实是听一位精通命理的朋友说的。有一天我问那朋友：“如果算命先生发现去算命的人，都在同一年有厄，不是就能早早知道那年当地可能有大的天灾人祸了吗？”他笑笑：“不可能！因为集体的灾难是大家一起倒霉，没了比较，就无所谓幸与不幸了。连坠机都一样，几个好命的人跟一群坏命的人一起搭机，命好也没有用，这不能怪算命的算不准，要怪整个‘大环境’。人可以跟‘小命’争，但是不能跟‘大命’争。”第二天，台风过了，电视播出悲惨画面，断成三截的飞机在风雨中颤抖，一群群救难者，抬着一个个伤患和一包包尸体，在风雨中奔跑。接着是医院的画面——一位生还者回忆：“我看到一个男人，全身的衣服都被烧光了，光溜溜的，只剩下鞋子和腰带。在救护车上，我们叫他坚强，对他说‘你没有问题，马上就到医院了’。”这生还者自己受了伤，却直关心那个男人的情况：“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一对夫妻，幸运地坐在机尾，都活了。那妻子两手缠着纱布，显然受了伤，却笑着说：“以后看待人生的态度要改了，活着真好！”电视画面换成下一条新闻，是基隆和汐止的大水，许多人都淹死了，更多人无家可归。有人在水里推车子，有人在刷洗地上的稀泥，有人摊着手说：“住在这里十几年了，这是第一次，怎么想到搬？现在房子淹了水，有谁买？又怎么搬？”令人不解的是，除了死者家属痛哭失声，那些空难受伤的人，和家园淹水的人，没有一个哭，他们甚至笑，在苦笑。使我想起一个九二一大地震中毁了家的朋友，到台北住一阵，说他还是要回家。“在台北，看大家都好好的，显得我更可怜，还不如回埔里，跟那些同病相怜的乡亲在一起打拼。”临走时，他笑笑：“那样比较快乐。”怪不得在美国常有些“失亲者聚会”。许多失去“至亲”的人，定时聚在一起，说出自己的心情。说的人一边说一边哭，听的人也一边听一边擦眼泪。每个人都是过来人，都能感受对方的心情。哭着哭着，大家都不哭了，不是麻木，而是因为发现大家都一样，不能要求同情，只好彼此同情。渐渐地，丧亲之痛，成为对生命的豁达。彼此倾诉心中之苦，互相指导“怎么走下面的路”。据说丧亲者找心理医生的效果，远不如参加这种聚会。也令我想起以前看过的记录片——二次大战期间，德国集中营里，一群群骨瘦如柴的犹太人，鼓着一双双眼睛，盯着镜头。日本侵华时，一群群难民拖家带小，拉着牲口、扛着行李匆匆逃走，一个缠足的老妇人，挑着的行李掉了，赶紧弯腰拾起来，继续往前赶路。还有，沈从文写的湘西——不讲理的地方军，抓土匪，一抓就是几百人，也不问清楚，就杀。又觉得杀太多了，要那群人到庙里掷茭，一边是生，一边处死。掷中生的人固然高兴，掷到死的人也没怎么伤心，大家一个追着一个，到江边去等枪毙。沈从文的笔多冷啊！好像血流成河都是平常事，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眼前常浮起他描写的受死的人群，没人怨，没人哭，甚至没人讲话，如同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和逃难的中国人，大家都没有声音，只是默默地承受。尼采说：“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过去读这句话，总觉得尼采是说只有不悲观，才能有力量克服困境。如同拳击手在被打到左眼时，右眼仍然要张开，才能不再被打伤右眼。但是今天，看那空难、风灾、地震中受苦的人们，我突然有了另一种领悟。不是“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是“同在苦难中的人们，没有悲观的权利，只能彼此疼惜”。我那算命的朋友说得真好——当天灾人祸、政治混乱、金融风暴的时候，就无所谓好命坏命了，因为大家都是“一命”。这“同舟一命”的想法，是帮我们度过苦难最大的本钱，也是面对悲剧最恰当的态度。打他、骂他、对他哭、对他喊，然后，平静下来，说：“把地上砸碎的东西捡起来，让我们一起重新赚，重新买，重新开始……”
打他骂他爱他 [收藏本站到七易]
作者：(美)刘墉 看日本电影《鳗》。爱钓鱼的男主角接到匿名信，说每当他出去钓鱼的时候，总有男人溜进他家。男主角当天晚上还是照常接过太太做的饭盒，携着鱼具出门，只是没钓几分钟就离开了。他偷偷溜回家，小心推开卧室的房门，见到一双正喘息的躯体，他从后面给那男人狠狠一刀，那男人翻倒到一边，他与自己裸身的妻子面面相对。他的妻子没有尖叫，也没有哭泣，甚至当他把利刃插进她胸口的时候，那女人都面容呆滞，似乎等着，等另一刀再刺进去。这电影的画面震慑了我，那女人为什么不逃、不哭、不喊？我在心里问。却又觉得她表现得太真实了，在那一刻，她一定有惊讶，有恐惧，只是她更“无言”也“无颜”，只好默默地接受惩罚。这电影让我想起一个广播圈的朋友。跟那电影情节相似，他也接到匿名信，说他播新闻的时候，常有男人溜进他家。有一天，他提前录好了新闻带子，当录音播出时，已经飞车在路上。推开门，他见到了前面电影里相同的画面。只是，他没拔刀，他甚至没说话，只是默默地转身离开。他走出公寓小楼，听见背后砰一声，是他的妻子，躺在血泊中。他抱起自己的爱妻，飞车到医院，所幸楼不高，救活了。当妻清醒时，他坐到床边，问：“你为什么那么傻？”他的妻子居然苦笑了一下：“因为你没打我、没骂我，我不知道怎么再面对你。”记得有个到我办公室咨商的学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那孩子考试作弊、逃学、打架，他的父母都用爱的教育，不断对他说：“我们原谅你、谅解你。”然后，有一天他闯了更大的祸，被学校勒令退学。他的父母去了学校，为他求情。回到家，还是不忍骂他。“他们为什么不骂我、不打我？他们是不是不爱我？”那孩子哭着对我说：“如果他们狠狠地处罚我，我反而会比较心安。”在台湾看电视综艺节目，里面邀请的都是“很特殊”的夫妻，说他们的鲜事、糗事。一对年轻的夫妇亲密地坐在一张沙发上。丈夫结婚好久之后才知道他的妻子以前结过婚，而且生过孩子。“谁告诉你的？”主持人问。指指身边的妻子：“她告诉我的。”那妻子也笑笑：“我故意找他吵，要跟他离婚，然后告诉他我瞒了他，我以前生过小孩。”“多妙啊！”一同看电视的朋友说，“明明是她错，她却提出离婚。”“正因为她心亏，所以不安。”我说，“也正因为不安，所以主动用找麻烦的方式投案。”可不是吗？人们常用“反面”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内疚。我有个朋友的老婆，偷偷把房子抵押，投入股市。最近股市垮了，她被断了头，不得不对丈夫坦白。那丈夫没说什么，只淡淡地讲：“出了事，我再兼些差，想办法应付，一点一点还吧！”他果然找了份额外的工作，每天才下班，又上班，回家已经十一二点了。他老婆总为他煮好消夜，等他进门。但是每次他一边吃，那老婆就一边念：“谁投资不是想多赚点？现在大家都垮了，也不是垮我一个人，我也没想到会断头。”有一天，他放下汤匙，抬起头看他老婆，不太高兴地问：“我没有怨你半句，你为什么还老是提呢？”老婆突然掩面哭了起来：“就是因为你没怨我、没骂我，看你辛苦，所以……”听到他的故事，让我想了很多，也对人与人的相处，有了新的认识。我们对负了自己的人以德报怨，或许并不是最好的方法。那虽然显示了我们的宽大，仿佛大人不计小人过，但也因此，使那被宽恕的人，益发觉得他自己“一文不值”的渺小——渺小得激不起你的怒气，渺小得不值得你责骂。于是他变得更不安，更自卑，更站不起来，甚至为此找你麻烦。无论对妻子、对丈夫、对孩子、对朋友、对敌人。爱他，就要用合理的方式对待他。打他、骂他、对他哭、对他喊，然后，平静下来，说：“把地上砸碎的东西捡起来，让我们一起重新赚，重新买，重新开始……”或许这才是真正的“爱的宽恕”。年轻人，由触了电，搂了腰，接了吻，到上了床，似乎注意力就一下子集中到“那个地方”。
床头吵，床尾和 [收藏本站到七易]
作者：(美)刘墉 到朋友家去。女主人出来开门，表情怪怪的，冷冷地撂下一句“老混蛋在里面”，就转身走了。男主人赶紧冲出来，拉我进去，直说：“别理她！我们已经一个礼拜不说话了。”“怎么回事啊？”我问。“屁事也没有，她存心找我麻烦，更年期，怪！”说完就进了厨房。看他们屋里，倒还窗明几净，没有战争的景象，柜子上依旧摆着两个人去欧洲玩的照片，挽着手，挺亲昵的。“看什么？”男主人端茶出来，“愈看愈讽刺。早该收了，早不是以前了。”叹口气：“二十几岁的时候，床头吵床尾和，吵架从来不过夜；三十几岁也没两天就过了。四十岁开始不一样，能一个星期不讲话。现在啊！一句话不对她胃口，就半个月不理人。”忿忿地：“不理我，没关系，我也懒得理她。”又突然放小声：“真怪吔！我现在真懒得碰她，大概不像以前，再不高兴，也想办‘那件事’，我想办，她也想，自然和了。而今随着性趣愈来愈淡，战事也就愈拖愈久。只怕哪天，全没兴趣，就分家了。”想想他这话，还真有道理。怪不得最近看个电视节目，一群现场观众，按钮答复主持人的问题。主持人问：“你们有多少是为了性而交异性朋友？”统计出来，女生百分之二十，男生居然占了一半。也想起以前一位电视公司的同事，交个在南部工作的女朋友，不是他南下，就是她北上。有一天，大家约周末聚会，看看他，说：“不必了！他一定没空。”他居然一笑：“这个礼拜有空。”“怪了！”大家问，“你们吹了啊？前两天还听你躲在一边打电话啊！”他又一笑，神秘兮兮的：“每个月常有那么一次，我们不碰面。她没空来，也不要我下去。”“真现实！”有个女同事啐了一声，我才反应过来，跟大家一起笑了。年轻人，由触了电，搂了腰，接了吻，到上了床，似乎注意力就一下子集中到“那个地方”，只有到女孩子的月事——“你来，我去，在一起偏又不是时机，多杀风景！正好有些平常耽误了的事、疏忽了的老朋友，可以趁这个‘放假’的时候解决，不是挺好的吗？”确实挺好的，如同唱歌，有个休止符，那小小一别，更能带来再见的激情。搞不好，上帝就因此，给女人安排这么个每二十八天一次的“大姨妈来访时间”。当然，男女自从有性关系，那原本建筑在“情”上面的“性”，就似乎变成建筑在“性”上面的“情”。有性乃有情，无性就无情。多少夫妻三天两头吵架、打架，前面呼天抢地，被打得身上的青紫还没消，就又呼天喊地，享受另一种欢愉。似乎所有的怨都可以放在一边。半夜睡得迷迷糊糊，伸过一只手臂，就唤起原始的欲望，莫名其妙地纠缠在一起。事情过去了，这个“火”消了，那个“火”也消了。怪不得说“床头吵，床尾和”，这“和”其实是那“合”啊！只是，会不会确如我朋友所说，当两个人兴趣淡了，或其中一人“冷”了，既然少了“媾合”的机会，也就少了“讲合”的可能。两个人便愈来愈远了。也怪不得许多老人家，不但分房，而且分家，甚至分在地球的两边，一点也不相思。如果他们还是二十岁的年纪，可能不相思，又可能这么冷、这么淡吗？看台湾的电视新闻。一位曾经当选模范母亲和模范老人的八十岁老太太征婚。“您找到另一半，还要有性生活吗？”记者提出个露骨的问题。老太太腼腆地笑了笑：“要是两个人有感觉的话，有什么不可以？”一起看电视的朋友大笑：“早该‘解甲归田’了，居然还想鱼水之欢？天哪！鱼都旱死了。”另一个却笑道：“你知道吗？我在美国老人院当过义工。别以为老人家不需要。我可见多了！有时候走都走不稳的老先生，还会买朵玫瑰花给他心仪的老太太。指不定哪天，你过他们房门，门没关好，往里看，两个老家伙正光溜溜地搂在一块儿呢！”“行吗？”我问。“行不行，我不清楚。”他沉吟了一下，笑笑，“但是你们要知道，老人家的性是更高级的性，与其说是交合，不如说那是一种‘相濡以沬’的拥抱，不为泄欲，也不为激情，更不为传宗接代，只为彼此那种特殊的感觉，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眼前浮起一对老人的画面。都已经干瘪了，仿佛用尽青春激情，剩下空空的皮囊，皱皱的，干干的，粗粝得如同砂纸，但是依然有着温度，贴在一起，更是温暖，更是安心。也好比早已饮尽的酒瓮，不再有能掬能饮的酒，只残存一点醇香。也正因此，更堪回味，更堪回想，更没有身体的交合，只有心灵的契合。不知我们的老人，可有这样的体会？到你二十岁生日那天，我会整天守在嘉义火车站等你！如果你不来，我第二天再等你！我会等你一个星期……请你，一定要来和我相聚。
你依然选择了我 [收藏本站到七易]
作者：(美)刘墉 自从民进党上台，许多原本是国民党的公务员，不少改投了“绿色阵营”。在台中，一个“换跑道”的官员接受电视记者的访问。“您以前是国民党，为什么突然改加入民进党了呢？”记者问。受访者一点没为这个辛辣的问题不高兴，反而泰然地笑笑：“正好国民党办党员重新登记嘛！有这么一个机会，就把握了。”他的意思大概是国民党为了确定党员的向心力，最近办理“重新登记”，只要不登记就表示退 党，所以顺水推舟地退出。“国民党多笨哪！何必办理重新登记呢？”妻看了新闻说，“你瞧！一下子跑了那么多人。”“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不以为然，“与其留一群有名无实，既不缴党费，又不支持党务的‘假党员’，不如用这个方法，给党员一个再认同的机会。”想起我大学时代，曾经跟一个法国留学生“交换语言”，我教他中文，他教我法文。念法文，既得背那一大堆阴阳的属性，又得学“漱口”的方式练“小舌头震动”，我连英文都念不好，读法文更是累死了。转眼三个月过去，有一天那法国朋友突然说：“下星期一，我在师大图书馆的门口等你。如果你认为我们可以继续，你就来，否则暂时告一段落如何？”我当时一怔，心想那不是很奇怪吗？只是他坚持，我也就点头了。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想这件事，想继续，又不想继续。星期一终于到了，我连鞋子都穿好了，却坐在玄关，半天没站起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仍然坐着没有行动。最后，我脱下鞋，回了屋子。从此，我和他断了音讯。看琼瑶的作品《我的故事》，她那一段刻骨铭心，也广为人知的爱情。念高中时，琼瑶爱上了她的男老师。被父母发现了，极力地反对。事情闹到学校，老师工作没了，薪水没了，朋友没了，学生也没了，在台北待不下去，不得不去南部。琼瑶哭着、跪着、在地上匍匐着，求她的父母：“给我们一条生路。”她父亲心动了，但是母亲仍然坚持，义正词严地问女儿：“真心相爱，还怕一年的等待吗？”那一年，是为了等到二十岁。琼瑶的母亲非常民主，说只要到二十岁，就不再干涉女儿的选择。爱人南下了，临行，对琼瑶说：一年很快，一年之后，到你二十岁生日那天，我会整天守在嘉义火车站等你！如果你不来，我第二天再等你！我会等你一个星期……请你，一定要来和我相聚。短短的一年，也是漫长的一年过去了。这一年之间，琼瑶在地图上寻找嘉义的位置，积存身边仅有的一些零钱，准备生日一到，就远行。二十岁的生日终于到了，母亲为女儿办了生日宴，并且当众宣布：“二十岁，是法律规定的成人的年龄……换言之，我再也管不着他们了。他们的翅膀终于长成……现在，他们已经有够硬的翅膀，如果他们想飞，我再也不会阻止，就让他们从我身边飞走吧！”琼瑶终于可以飞了，但是她没动。在书上，琼瑶写着：二十岁生日过去，我没有去嘉义。第二天，我也没去，第三天，我仍然没去，一星期过去了，我依旧没去！如同我与那法国朋友，他们也从此断了音讯。如果有来生，你来生还要作我老婆吗？如果有来生，你来生还要娶我吗？许多夫妻都会彼此问这个问题，也就会有那么多奇妙的答案出现——“我才不要再作你的用人呢！我这辈子受够了。”“我下辈子还要跟你在一块儿，但是得换换，你作女的，我作男的。”“我还要作男人，但是仍想跟你在一起，偏偏你也要当男人，这样吧！我们就同性恋，两个男人组成一个家。”似乎无论答案如何，因为反正是“遥不可及的事”，大家都不会为另一半的选择生气。只是，最近我常想，如同国民党办理党员再登记，也如同我的法国朋友和琼瑶的老师，夫妻在今生，不是也可以来几次“再认同”吗？譬如两个人三十岁结婚，十年之后，女人还算年轻，于是由男人等女人：“你四十岁那天，我在某地方等你，如果你来，我们就继续十年。”如果她真的来了，夫妻缘便又续十年。十年过去。五十岁那年，女人更年期了，许多男人都“变味了”，于是由女人等男人：“我五十岁那天，在某地方等你，如果你来，我们就厮守一生。”眼前浮起一个画面——一个半百的妇人，回到恋爱时常去的地方，凭栏又凭栏，等待又等待，等得流了汗、焦了心……远远的，出现一个人影，是他，真是他吗？他不是在外面交了女朋友吗？他不是总怨我没情趣吗？他不是时时想要自由吗？但真是他吔！他还是回来了，还是回到我的身边了！想想，那是多么感人的画面。不再给你法律的约束，给你一次再认同的机会，你可以走、可以飞。但是，你依然选择了我。爱情是不能勉强的，该去的就让他去吧！要留的自然会留下来。只有在这自由的天空中，你才能确定飞回你窗前的，是属于你的小鸟。多感动啊！多珍贵啊！当雁群南去时，它居然留下来，陪你度过那寒冷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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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刘墉 二十多年前，到伦敦去，住在侨领陈尧圣先生的家里。陈夫人有英国主妇的品味，午后总准备茶点，两夫妇和我，凭窗喝一杯“下午茶”，每次喝茶，陈夫人都指着后院的一棵苹果树说：“秋天，很多留学生会来采苹果，非常热闹。”可是，在陈家停留近一个星期，他们从来没要我出去看看那棵苹果树，反而好几次带我去他家附近的公园。公园里有浓荫、有草地、有花圃，还有一个大池塘，里面游着白天鹅，虽然很美，我那时候却想：“这是公园，不是你们家，为什么你们表现很得意的样子？好像这公园是你们家的后院。”十几年过去了。我到了美国，买了房子，也有不少国内的朋友来我家做客。妙的是，我跟陈尧圣夫妇一样，也常带朋友走好几条街，到我家附近的一个湖滨公园。湖边有孩子玩耍、有人钓鱼、有人跑步，隔着像绿纱帘似的柳荫，可以看见成群的野鸭和天鹅。也有台湾来的朋友问我：“你好像很以这个湖自豪。对不对？”“是啊，”我回答，“我觉得它就像在我家的后院。”和妻到欧洲旅行，旅游巴士在法国南方的郊野奔驰。看见远处一栋栋公寓式的楼房，楼房和公路之间则有着大片绿地。好多男女老幼在里面弯着腰忙碌，有的种花，有的种菜，远远望去，一片红，一片黄，一片绿，加上高高的花架、瓜棚，好像彩色的拼图。“那是什么啊？”我好奇地问导游。“院子啊！”“谁的院子？”“那些公寓大楼住户的院子啊！”导游说，“每家有一小块地，爱种什么就种什么，邻居们彼此欣赏。”那画面一直留在我的脑海，有一天跟一位美国朋友提起。“是啊！欧洲人常这样。”从意大利移民美国的朋友扬了扬眉毛，“不像在美国的有钱人，拼命工作，拼命赚钱，然后买大房子，有大院子，把自己关在里面。”坐在长岛犹太医院母亲的病床边，从窗子望出去，右边是风景如画的“成功湖”和湖边的豪宅；向左看，则有两栋高高的大楼，据说里面有餐厅、有银行、有市场，甚至有邮局，是此区最抢手的公寓。“那些原来住豪宅的有钱人，老了，照顾不了花园、铲不动雪了，就卖掉房子，搬去那间公寓，依旧可以远远看他熟悉的成功湖。”护士笑笑，“然后，病了，又住医院，住复健中心、住安养院。”“然后呢？”我问。护士指指医院门口的教堂。有个朋友最近看上一栋临海的大房子，四英亩大的院子里有游泳池、网球场、烤肉炉台，还有三温暖和健身房。“不一定能买得到。”朋友说，“如果买到，每天待在家就够了，看看海上的美景，种种花、游游泳、打打球，哪里也不用去了，我的家就是世界。”“如果没买到呢？”我问。“也没关系！”他大声地笑起来，“用买房子的钱出去旅行，把世界当作我的家。”从“我的家是世界”到“世界是我的家”。他的两句话，表现了多么大的差异。而在那“得”与“未得”之间，又表现了多么大的心境的改变。可是，再想想那位意裔朋友和护士的话，会不会每个人，自自然然地都会走这样一条路——年轻时拼命赚，希望拥有全世界；老来不得不舍，终于以世界为家。我看到一个男人，全身的衣服都被烧光了，光溜溜的，只剩下鞋子和腰带……
当灾难发生的时候 [收藏本站到七易]
作者：(美)刘墉 十月三十一日晚上八点，我从香港飞台北，因为台风，飞机迟到了一个钟头。“刚才下车，车门差点被风吹掉。”接机的朋友对我说，我则指着前面的路，要他专心开车，少说话。风雨真是太大了，一片片水幕摔向车窗，能见度连五公尺都不到。好不容易到家，打开电视，居然见到星航空难的字幕。“天哪！你只差一点呢！”朋友说，“你命好，老天保佑你，没碰上。”“不！”我阻止他，“大的灾难是无所谓命好命坏的。”我这话其实是听一位精通命理的朋友说的。有一天我问那朋友：“如果算命先生发现去算命的人，都在同一年有厄，不是就能早早知道那年当地可能有大的天灾人祸了吗？”他笑笑：“不可能！因为集体的灾难是大家一起倒霉，没了比较，就无所谓幸与不幸了。连坠机都一样，几个好命的人跟一群坏命的人一起搭机，命好也没有用，这不能怪算命的算不准，要怪整个‘大环境’。人可以跟‘小命’争，但是不能跟‘大命’争。”第二天，台风过了，电视播出悲惨画面，断成三截的飞机在风雨中颤抖，一群群救难者，抬着一个个伤患和一包包尸体，在风雨中奔跑。接着是医院的画面——一位生还者回忆：“我看到一个男人，全身的衣服都被烧光了，光溜溜的，只剩下鞋子和腰带。在救护车上，我们叫他坚强，对他说‘你没有问题，马上就到医院了’。”这生还者自己受了伤，却直关心那个男人的情况：“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一对夫妻，幸运地坐在机尾，都活了。那妻子两手缠着纱布，显然受了伤，却笑着说：“以后看待人生的态度要改了，活着真好！”电视画面换成下一条新闻，是基隆和汐止的大水，许多人都淹死了，更多人无家可归。有人在水里推车子，有人在刷洗地上的稀泥，有人摊着手说：“住在这里十几年了，这是第一次，怎么想到搬？现在房子淹了水，有谁买？又怎么搬？”令人不解的是，除了死者家属痛哭失声，那些空难受伤的人，和家园淹水的人，没有一个哭，他们甚至笑，在苦笑。使我想起一个九二一大地震中毁了家的朋友，到台北住一阵，说他还是要回家。“在台北，看大家都好好的，显得我更可怜，还不如回埔里，跟那些同病相怜的乡亲在一起打拼。”临走时，他笑笑：“那样比较快乐。”怪不得在美国常有些“失亲者聚会”。许多失去“至亲”的人，定时聚在一起，说出自己的心情。说的人一边说一边哭，听的人也一边听一边擦眼泪。每个人都是过来人，都能感受对方的心情。哭着哭着，大家都不哭了，不是麻木，而是因为发现大家都一样，不能要求同情，只好彼此同情。渐渐地，丧亲之痛，成为对生命的豁达。彼此倾诉心中之苦，互相指导“怎么走下面的路”。据说丧亲者找心理医生的效果，远不如参加这种聚会。也令我想起以前看过的记录片——二次大战期间，德国集中营里，一群群骨瘦如柴的犹太人，鼓着一双双眼睛，盯着镜头。日本侵华时，一群群难民拖家带小，拉着牲口、扛着行李匆匆逃走，一个缠足的老妇人，挑着的行李掉了，赶紧弯腰拾起来，继续往前赶路。还有，沈从文写的湘西——不讲理的地方军，抓土匪，一抓就是几百人，也不问清楚，就杀。又觉得杀太多了，要那群人到庙里掷茭，一边是生，一边处死。掷中生的人固然高兴，掷到死的人也没怎么伤心，大家一个追着一个，到江边去等枪毙。沈从文的笔多冷啊！好像血流成河都是平常事，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眼前常浮起他描写的受死的人群，没人怨，没人哭，甚至没人讲话，如同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和逃难的中国人，大家都没有声音，只是默默地承受。尼采说：“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过去读这句话，总觉得尼采是说只有不悲观，才能有力量克服困境。如同拳击手在被打到左眼时，右眼仍然要张开，才能不再被打伤右眼。但是今天，看那空难、风灾、地震中受苦的人们，我突然有了另一种领悟。不是“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是“同在苦难中的人们，没有悲观的权利，只能彼此疼惜”。我那算命的朋友说得真好——当天灾人祸、政治混乱、金融风暴的时候，就无所谓好命坏命了，因为大家都是“一命”。这“同舟一命”的想法，是帮我们度过苦难最大的本钱，也是面对悲剧最恰当的态度。打他、骂他、对他哭、对他喊，然后，平静下来，说：“把地上砸碎的东西捡起来，让我们一起重新赚，重新买，重新开始……”
打他骂他爱他 [收藏本站到七易]
作者：(美)刘墉 看日本电影《鳗》。爱钓鱼的男主角接到匿名信，说每当他出去钓鱼的时候，总有男人溜进他家。男主角当天晚上还是照常接过太太做的饭盒，携着鱼具出门，只是没钓几分钟就离开了。他偷偷溜回家，小心推开卧室的房门，见到一双正喘息的躯体，他从后面给那男人狠狠一刀，那男人翻倒到一边，他与自己裸身的妻子面面相对。他的妻子没有尖叫，也没有哭泣，甚至当他把利刃插进她胸口的时候，那女人都面容呆滞，似乎等着，等另一刀再刺进去。这电影的画面震慑了我，那女人为什么不逃、不哭、不喊？我在心里问。却又觉得她表现得太真实了，在那一刻，她一定有惊讶，有恐惧，只是她更“无言”也“无颜”，只好默默地接受惩罚。这电影让我想起一个广播圈的朋友。跟那电影情节相似，他也接到匿名信，说他播新闻的时候，常有男人溜进他家。有一天，他提前录好了新闻带子，当录音播出时，已经飞车在路上。推开门，他见到了前面电影里相同的画面。只是，他没拔刀，他甚至没说话，只是默默地转身离开。他走出公寓小楼，听见背后砰一声，是他的妻子，躺在血泊中。他抱起自己的爱妻，飞车到医院，所幸楼不高，救活了。当妻清醒时，他坐到床边，问：“你为什么那么傻？”他的妻子居然苦笑了一下：“因为你没打我、没骂我，我不知道怎么再面对你。”记得有个到我办公室咨商的学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那孩子考试作弊、逃学、打架，他的父母都用爱的教育，不断对他说：“我们原谅你、谅解你。”然后，有一天他闯了更大的祸，被学校勒令退学。他的父母去了学校，为他求情。回到家，还是不忍骂他。“他们为什么不骂我、不打我？他们是不是不爱我？”那孩子哭着对我说：“如果他们狠狠地处罚我，我反而会比较心安。”在台湾看电视综艺节目，里面邀请的都是“很特殊”的夫妻，说他们的鲜事、糗事。一对年轻的夫妇亲密地坐在一张沙发上。丈夫结婚好久之后才知道他的妻子以前结过婚，而且生过孩子。“谁告诉你的？”主持人问。指指身边的妻子：“她告诉我的。”那妻子也笑笑：“我故意找他吵，要跟他离婚，然后告诉他我瞒了他，我以前生过小孩。”“多妙啊！”一同看电视的朋友说，“明明是她错，她却提出离婚。”“正因为她心亏，所以不安。”我说，“也正因为不安，所以主动用找麻烦的方式投案。”可不是吗？人们常用“反面”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内疚。我有个朋友的老婆，偷偷把房子抵押，投入股市。最近股市垮了，她被断了头，不得不对丈夫坦白。那丈夫没说什么，只淡淡地讲：“出了事，我再兼些差，想办法应付，一点一点还吧！”他果然找了份额外的工作，每天才下班，又上班，回家已经十一二点了。他老婆总为他煮好消夜，等他进门。但是每次他一边吃，那老婆就一边念：“谁投资不是想多赚点？现在大家都垮了，也不是垮我一个人，我也没想到会断头。”有一天，他放下汤匙，抬起头看他老婆，不太高兴地问：“我没有怨你半句，你为什么还老是提呢？”老婆突然掩面哭了起来：“就是因为你没怨我、没骂我，看你辛苦，所以……”听到他的故事，让我想了很多，也对人与人的相处，有了新的认识。我们对负了自己的人以德报怨，或许并不是最好的方法。那虽然显示了我们的宽大，仿佛大人不计小人过，但也因此，使那被宽恕的人，益发觉得他自己“一文不值”的渺小——渺小得激不起你的怒气，渺小得不值得你责骂。于是他变得更不安，更自卑，更站不起来，甚至为此找你麻烦。无论对妻子、对丈夫、对孩子、对朋友、对敌人。爱他，就要用合理的方式对待他。打他、骂他、对他哭、对他喊，然后，平静下来，说：“把地上砸碎的东西捡起来，让我们一起重新赚，重新买，重新开始……”或许这才是真正的“爱的宽恕”。年轻人，由触了电，搂了腰，接了吻，到上了床，似乎注意力就一下子集中到“那个地方”。
床头吵，床尾和 [收藏本站到七易]
作者：(美)刘墉 到朋友家去。女主人出来开门，表情怪怪的，冷冷地撂下一句“老混蛋在里面”，就转身走了。男主人赶紧冲出来，拉我进去，直说：“别理她！我们已经一个礼拜不说话了。”“怎么回事啊？”我问。“屁事也没有，她存心找我麻烦，更年期，怪！”说完就进了厨房。看他们屋里，倒还窗明几净，没有战争的景象，柜子上依旧摆着两个人去欧洲玩的照片，挽着手，挺亲昵的。“看什么？”男主人端茶出来，“愈看愈讽刺。早该收了，早不是以前了。”叹口气：“二十几岁的时候，床头吵床尾和，吵架从来不过夜；三十几岁也没两天就过了。四十岁开始不一样，能一个星期不讲话。现在啊！一句话不对她胃口，就半个月不理人。”忿忿地：“不理我，没关系，我也懒得理她。”又突然放小声：“真怪吔！我现在真懒得碰她，大概不像以前，再不高兴，也想办‘那件事’，我想办，她也想，自然和了。而今随着性趣愈来愈淡，战事也就愈拖愈久。只怕哪天，全没兴趣，就分家了。”想想他这话，还真有道理。怪不得最近看个电视节目，一群现场观众，按钮答复主持人的问题。主持人问：“你们有多少是为了性而交异性朋友？”统计出来，女生百分之二十，男生居然占了一半。也想起以前一位电视公司的同事，交个在南部工作的女朋友，不是他南下，就是她北上。有一天，大家约周末聚会，看看他，说：“不必了！他一定没空。”他居然一笑：“这个礼拜有空。”“怪了！”大家问，“你们吹了啊？前两天还听你躲在一边打电话啊！”他又一笑，神秘兮兮的：“每个月常有那么一次，我们不碰面。她没空来，也不要我下去。”“真现实！”有个女同事啐了一声，我才反应过来，跟大家一起笑了。年轻人，由触了电，搂了腰，接了吻，到上了床，似乎注意力就一下子集中到“那个地方”，只有到女孩子的月事——“你来，我去，在一起偏又不是时机，多杀风景！正好有些平常耽误了的事、疏忽了的老朋友，可以趁这个‘放假’的时候解决，不是挺好的吗？”确实挺好的，如同唱歌，有个休止符，那小小一别，更能带来再见的激情。搞不好，上帝就因此，给女人安排这么个每二十八天一次的“大姨妈来访时间”。当然，男女自从有性关系，那原本建筑在“情”上面的“性”，就似乎变成建筑在“性”上面的“情”。有性乃有情，无性就无情。多少夫妻三天两头吵架、打架，前面呼天抢地，被打得身上的青紫还没消，就又呼天喊地，享受另一种欢愉。似乎所有的怨都可以放在一边。半夜睡得迷迷糊糊，伸过一只手臂，就唤起原始的欲望，莫名其妙地纠缠在一起。事情过去了，这个“火”消了，那个“火”也消了。怪不得说“床头吵，床尾和”，这“和”其实是那“合”啊！只是，会不会确如我朋友所说，当两个人兴趣淡了，或其中一人“冷”了，既然少了“媾合”的机会，也就少了“讲合”的可能。两个人便愈来愈远了。也怪不得许多老人家，不但分房，而且分家，甚至分在地球的两边，一点也不相思。如果他们还是二十岁的年纪，可能不相思，又可能这么冷、这么淡吗？看台湾的电视新闻。一位曾经当选模范母亲和模范老人的八十岁老太太征婚。“您找到另一半，还要有性生活吗？”记者提出个露骨的问题。老太太腼腆地笑了笑：“要是两个人有感觉的话，有什么不可以？”一起看电视的朋友大笑：“早该‘解甲归田’了，居然还想鱼水之欢？天哪！鱼都旱死了。”另一个却笑道：“你知道吗？我在美国老人院当过义工。别以为老人家不需要。我可见多了！有时候走都走不稳的老先生，还会买朵玫瑰花给他心仪的老太太。指不定哪天，你过他们房门，门没关好，往里看，两个老家伙正光溜溜地搂在一块儿呢！”“行吗？”我问。“行不行，我不清楚。”他沉吟了一下，笑笑，“但是你们要知道，老人家的性是更高级的性，与其说是交合，不如说那是一种‘相濡以沬’的拥抱，不为泄欲，也不为激情，更不为传宗接代，只为彼此那种特殊的感觉，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眼前浮起一对老人的画面。都已经干瘪了，仿佛用尽青春激情，剩下空空的皮囊，皱皱的，干干的，粗粝得如同砂纸，但是依然有着温度，贴在一起，更是温暖，更是安心。也好比早已饮尽的酒瓮，不再有能掬能饮的酒，只残存一点醇香。也正因此，更堪回味，更堪回想，更没有身体的交合，只有心灵的契合。不知我们的老人，可有这样的体会？到你二十岁生日那天，我会整天守在嘉义火车站等你！如果你不来，我第二天再等你！我会等你一个星期……请你，一定要来和我相聚。
你依然选择了我 [收藏本站到七易]
作者：(美)刘墉 自从民进党上台，许多原本是国民党的公务员，不少改投了“绿色阵营”。在台中，一个“换跑道”的官员接受电视记者的访问。“您以前是国民党，为什么突然改加入民进党了呢？”记者问。受访者一点没为这个辛辣的问题不高兴，反而泰然地笑笑：“正好国民党办党员重新登记嘛！有这么一个机会，就把握了。”他的意思大概是国民党为了确定党员的向心力，最近办理“重新登记”，只要不登记就表示退 党，所以顺水推舟地退出。“国民党多笨哪！何必办理重新登记呢？”妻看了新闻说，“你瞧！一下子跑了那么多人。”“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不以为然，“与其留一群有名无实，既不缴党费，又不支持党务的‘假党员’，不如用这个方法，给党员一个再认同的机会。”想起我大学时代，曾经跟一个法国留学生“交换语言”，我教他中文，他教我法文。念法文，既得背那一大堆阴阳的属性，又得学“漱口”的方式练“小舌头震动”，我连英文都念不好，读法文更是累死了。转眼三个月过去，有一天那法国朋友突然说：“下星期一，我在师大图书馆的门口等你。如果你认为我们可以继续，你就来，否则暂时告一段落如何？”我当时一怔，心想那不是很奇怪吗？只是他坚持，我也就点头了。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想这件事，想继续，又不想继续。星期一终于到了，我连鞋子都穿好了，却坐在玄关，半天没站起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仍然坐着没有行动。最后，我脱下鞋，回了屋子。从此，我和他断了音讯。看琼瑶的作品《我的故事》，她那一段刻骨铭心，也广为人知的爱情。念高中时，琼瑶爱上了她的男老师。被父母发现了，极力地反对。事情闹到学校，老师工作没了，薪水没了，朋友没了，学生也没了，在台北待不下去，不得不去南部。琼瑶哭着、跪着、在地上匍匐着，求她的父母：“给我们一条生路。”她父亲心动了，但是母亲仍然坚持，义正词严地问女儿：“真心相爱，还怕一年的等待吗？”那一年，是为了等到二十岁。琼瑶的母亲非常民主，说只要到二十岁，就不再干涉女儿的选择。爱人南下了，临行，对琼瑶说：一年很快，一年之后，到你二十岁生日那天，我会整天守在嘉义火车站等你！如果你不来，我第二天再等你！我会等你一个星期……请你，一定要来和我相聚。短短的一年，也是漫长的一年过去了。这一年之间，琼瑶在地图上寻找嘉义的位置，积存身边仅有的一些零钱，准备生日一到，就远行。二十岁的生日终于到了，母亲为女儿办了生日宴，并且当众宣布：“二十岁，是法律规定的成人的年龄……换言之，我再也管不着他们了。他们的翅膀终于长成……现在，他们已经有够硬的翅膀，如果他们想飞，我再也不会阻止，就让他们从我身边飞走吧！”琼瑶终于可以飞了，但是她没动。在书上，琼瑶写着：二十岁生日过去，我没有去嘉义。第二天，我也没去，第三天，我仍然没去，一星期过去了，我依旧没去！如同我与那法国朋友，他们也从此断了音讯。如果有来生，你来生还要作我老婆吗？如果有来生，你来生还要娶我吗？许多夫妻都会彼此问这个问题，也就会有那么多奇妙的答案出现——“我才不要再作你的用人呢！我这辈子受够了。”“我下辈子还要跟你在一块儿，但是得换换，你作女的，我作男的。”“我还要作男人，但是仍想跟你在一起，偏偏你也要当男人，这样吧！我们就同性恋，两个男人组成一个家。”似乎无论答案如何，因为反正是“遥不可及的事”，大家都不会为另一半的选择生气。只是，最近我常想，如同国民党办理党员再登记，也如同我的法国朋友和琼瑶的老师，夫妻在今生，不是也可以来几次“再认同”吗？譬如两个人三十岁结婚，十年之后，女人还算年轻，于是由男人等女人：“你四十岁那天，我在某地方等你，如果你来，我们就继续十年。”如果她真的来了，夫妻缘便又续十年。十年过去。五十岁那年，女人更年期了，许多男人都“变味了”，于是由女人等男人：“我五十岁那天，在某地方等你，如果你来，我们就厮守一生。”眼前浮起一个画面——一个半百的妇人，回到恋爱时常去的地方，凭栏又凭栏，等待又等待，等得流了汗、焦了心……远远的，出现一个人影，是他，真是他吗？他不是在外面交了女朋友吗？他不是总怨我没情趣吗？他不是时时想要自由吗？但真是他吔！他还是回来了，还是回到我的身边了！想想，那是多么感人的画面。不再给你法律的约束，给你一次再认同的机会，你可以走、可以飞。但是，你依然选择了我。爱情是不能勉强的，该去的就让他去吧！要留的自然会留下来。只有在这自由的天空中，你才能确定飞回你窗前的，是属于你的小鸟。多感动啊！多珍贵啊！当雁群南去时，它居然留下来，陪你度过那寒冷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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