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东渡日本的影响
鉴真东渡的主要目的是弘扬佛法,传律授戒。鉴真使得日本佛教走上正轨,便利了政府对佛教的控制,杜绝了由于疏于管理而造成的种种弊端,促使佛教被确定成为日本的国家宗教。
鉴真除讲授佛经,还详细介绍中国的医药、建筑、雕塑、文学、书法、绘画等技术知识,对中日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
鉴真东渡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佛教更为广泛的传播到东亚地区,对日本的宗教和文化事业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增进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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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渡原因
鉴真,唐代赴日传法名僧,日本常称为“过海大师”﹑“唐大和尚”,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今江苏扬州)人。
十四岁(一说十六岁)于扬州大明寺出家。曾巡游长安﹑洛阳。回扬州后,修崇福寺﹑奉法寺等大殿,造塔塑像,宣讲律藏。四十余年间,为俗人剃度,传授戒律,先后达四万余人,江淮间尊为授戒大师。
当时,日本佛教戒律不完备,僧人不能按照律仪受戒。733年(日本天平五年),僧人荣睿、普照随遣唐使入唐,邀请高僧去传授戒律。访求十年,决定邀请鉴真。
742年(唐天宝元年)鉴真不顾弟子们劝阻,毅然应请,决心东渡。由于地方官阻挠和海上风涛险恶,先后四次都未能成行。第五次漂流到海南岛,荣病死,鉴真双目失明,751年(唐天宝十载)又回到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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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古都奈良和中国有着非常深的渊源。其著名的观光名胜之一平城京就是模仿大唐的长安建造的。平城京曾是日本的都城,地处今奈良市西郊。公元710年,日本元明天皇迁都于此。朱雀门通向的平城宫设太极殿、朝堂、朝集殿等,都极似长安。
平城京在日本历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日本直到7世纪为止,只要天皇换位就要迁都一次。可是,大约到了7世纪,随着与大陆交流的频繁,日本出现了模仿大唐的风潮,并试图通过大规模的都城展示国家的威望。最初的都城建造在奈良县内的藤原京,由于此地狭窄,仅仅过了16年,藤原京就被平城京代替,日本历史也由此进入了辉煌的奈良时代。
奈良虽是一个只有38万人口的城市,但其中却有7个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建筑,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东大寺。该寺始建于公元745年,当时的寺名为总分国寺,由圣武天皇仿照中国寺院建筑结构建造,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古代木造建筑。寺内西松林中的戒坛院,则是为中国唐代鉴真大师传授佛法而建的。走遍奈良,到处可见中国唐代的风景和建筑,其中最能说明奈良与大唐密不可分的还要数唐招提寺。该寺由鉴真按唐朝寺院的规划修建,极具盛唐的优雅与宏大气势。据说,日本孝谦女皇还模仿中国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的字体书写了“唐招提寺”的横额。
鉴真和尚在日本宏扬律宗,唐招提寺是日本律宗的总院。造寺的工匠有一些是鉴真和尚从中国带去的。 唐招提寺唐招提寺只剩金堂、讲堂和东塔是初建时的原物。金堂面阔7间,约28.18米长,进深4间,约16.81米。开间尺寸由明间向两侧递减,中央五开间设槅扇门,尽间只设槅扇窗。柱头有斗拱,补间只有斗子蜀柱。梁、枋、斗拱都有彩画,柱子漆红色。拱眼壁和垫板全部粉白,把承重构件鲜明地衬托出来,显得结构条理清晰,逻辑性很强。屋顶是四注式,经过改造,坡度比原来的陡一些。内部中央供奉卢舍那佛,两侧是药师佛和千手观音,靠山墙则有四天王。御影堂前东面有鉴真墓,院中植有来自中国的松树、桂花、牡丹、芍药、“孙文莲”、“唐招提寺莲”、“唐招提寺青莲”、“舞妃莲”、“日中友谊莲”和扬州的琼花等名花异卉。
律宗之祖
律宗的“律”,指佛教戒律。律宗是研习佛教戒律、严肃佛教戒规的宗派。 戒律是约束佛教徒纪律、规范僧团生活的纪律。只有按一定仪式发誓接受一定戒律的人,才能成为僧侣或居士,也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佛教徒。佛祖释迦牟尼在生前曾对他的弟子们说过“以戒为师”。过去戒律的传授是要由德学兼备的高僧,设立专门的传戒道场,把所有的戒律一条条地详细讲解,每讲完一条都要询问能否做到,往往整个传戒的仪式要好几天的时间。
佛教律宗创始于西安的佛教宗派。因着重研习及传持戒律,故名。又因依据五部律中的《四分律》建宗,也称四分律宗。还因其实际创始人道宣住终南山,又有南山律宗或南山宗之称。道宣先师事智首,专研律学,后入终南山净业寺、丰德寺潜心述作,著有《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等五大部。他在终南山创设戒坛,制定佛教受戒仪式,从而正式形成宗派。该宗在宋时,又分成会正、资持两派。该宗的基本经典,通称四律五论。该宗的教理分成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四科。该宗由道宣的三传弟子鉴真传到日本。
鉴真一生,学律,持律,讲律,传律,是一位为弘扬戒律精勤不懈、舍身忘我的律学大师。开元二十一年,鉴真四十六岁。这时他已经学成名立,于是自长安回到扬州,先后十年间在江淮地区努力讲律传戒,声名远播,成为当时道岸之后独步江淮的律学大师。《宋高僧传》说他有著名弟子三十五人,各自倡导一方,共弘师教。他同时建造了许多寺院和佛像,书写过三部大藏经,又兴办救济孤贫疾病等社会事业,积累了不少实际的领导经验,团结和培养了一批有专门造诣的工技人才。这一切都为他后来东渡日本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到达日本后,在鉴真的指导下于东大寺毗卢遮那大佛殿前筑了一座戒坛。这座戒坛是依南山道宣的《戒坛图经》建筑的,但在第三重坛上安置著多宝塔,塔中安置释迦和多宝二佛像,则是鉴真依据天台宗的教理而有所改变。鉴真传戒时,日本的天皇、皇后、皇太子以下都次第登坛受菩萨戒;又为沙弥证修等四百四十余人授戒;大僧灵祐、贤璟、忍基等八十余人都舍旧戒重受。这是日本佛教史上正规传戒的开始。 鉴真生活的时代,正是日本通过“大化革新”逐步向封建制度过渡的时期,汲取唐先进的政治文化和典章制度,对完成和完善这一革新有重大意义。而中国传入的佛教,又是这一革新的重要支柱。后来他在东大寺大佛殿西方造了一所戒坛院,四方闻名来学戒的渐多。天平宝字元年日皇将故新田部亲王旧宅送给鉴真作为建筑伽兰之用。鉴真即指导弟子们开工建筑,至天平宝字三年(759)落成,这就是现在奈良日本律宗的本山‘唐招提寺’。在宗教行为的背后,实是政治行为,即是通过对戒律的严肃性,从侧面显示国家律令的权威性,稳定社会,保证革新的推行。
鉴真从此在唐招提寺讲律传戒,极受日本朝野的尊敬。天平宝字五年,他又在下野的药师寺、筑紫的观音寺各造戒坛一所。这两所戒坛和东大寺戒坛并称为日本三戒坛。鉴真的律学正宗南山,旁兼相部,所以日人尊他为南山系的第三祖,相部系的第五祖(凝然《律宗纲要》)。天平宝字七年五月六日入灭于唐招提寺。他的遗体荼毗后,即葬在这寺东北角的松林中。在鉴真生前,他的弟子们为他所制的夹纻坐像,至今还供奉在寺中的开山堂,视为日本的国宝。
鉴真与医药
鉴真东渡[1],在携带的物品中有多种药材。鉴真曾为日本鉴定药物并为光明皇太后治过疑难病症。日本平安时代由丹波康赖编纂的《医心方》中,收录有鉴真的医方。日本江户时代的药袋上曾印有鉴真像。
佛教与医经有紧密的关系。佛教以慈悲为怀,不仅要治世人的“心病”,还要治世人的“身病”,所以佛陀被称为“大医王”。不懂得包括“医方明”在内的“五明”(五种知识技能,其他四明为:声明、工巧明、因明、内明)的僧徒,“不得多闻之称”。《法华经》上说“多闻有智慧”,懂得医方明等,是智慧的表现。特别是大乘佛教修菩萨行的出家人,为了自度度他,自觉觉他,要把“于诸病苦,为作良医”作为一种自觉的行动。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文化高度发达和繁荣的时代,医学上的成就也是非常显著。我国现存第一部病因学专书《诸病源候论》,国家修订的药典《新修本草》,著名的医方书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都产生在这一时期,这对鉴真研习医药提供了第一流的典籍。
鉴真具体生活的扬州,更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扬州喧喧卖药市”,这里是全国乃至中外的药材集散地。此外还有外国人在这里出售安息香、诃黎勒、苏合香、龙涎香、羚羊角等多种舶来药物。贩来运往,扬州成了繁忙药材交易市场。药商们为了辨别药才的真伪和是否道地,也摸索出了一套口尝、鼻嗅、眼观、牙咬、手捏等有效的鉴定方法。这样的环境,使鉴真有可能学会辨识经物的技巧和收集到珍贵的药材。
鉴真对医药的掌握,还有其独特的渊源。在长安鉴真从受具足戒并师从受教的弘景律师,是南山宗祖师道宣的传人,而道宣首次入住终南时,即与同时隐居终南的大医家孙思邈结成林下交,在佛学和医学上探讨,互有影响。孙思邈《千金方》中关于地、水、火、风的四大说法和天竺耆婆方药的记载,多从道宣处得来。弘景得自道宣传下的验方,又传之于鉴真,这就大大丰富了鉴真的医药知识。从这种关系看,鉴真的医道间接得自孙思邈的。
鉴真对日本医药方面的贡献是明显的。但鉴真赴日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传律,为什么要携带药物?从实际看,应该是为了保健和预防。横渡沧海,多有不测,各种疾病随时都会发生,备足救急防治药品是完全必要的。就第二次东渡所备药品对照孙思邈《千金翼方》所载功效而言,阿魏可杀虫去邪毒、破积下恶气;诃黎勒可治心腹胀泄、消食;皆钵可温散肠胃寒邪,止吐止泻;胡椒可去痰,除脏腑中风冷;芳香药物可辟秽,开窍四共。这些对航海来说,都是多发常见病症的对症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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