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欢 ，我女朋友叫王颖，我想用我们的名字写一首诗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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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早期小说的童真意识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正如人类已无法再回到自己的童年时代，然而儿童世界始终是成人世界最深的精神记忆。马克思认为，儿童的天真能使成人的社会感到愉悦，儿童天性中的纯真可以复活一个时代固有的性格。在这样意义上，他称人类童年的艺术具有“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1。因此，大凡世界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无不将自己的童年记忆作为自己文学想象的一块园地，而且愈是在一种动荡或全人类焦虑的时代，文学愈会有一种对童真的追求。“五四”是中国现代觉醒和开始成熟的时代，当中国知识分子睁开眼睛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存的历史和社会存在时，思想文化启蒙与社会的政治关怀成为他们表达的最主要意向。但就在这个彻底否定过去的文化历史的时代里，“五四”作家往往保留着一块童真的领地，童年的记忆会不由自主地闯进这一批新文化先驱者的心灵世界，成为时代主旋律中一串割舍不开的音符。其中，冰心小说的童真表现是富于个性意义的，她用童真、母爱和大自然三位一体的理想，构建着“五四”新文化多元意识中的“爱的哲学”。
从1919年到1926年，冰心共发表小说34篇，这是她文学生涯中小说创作的高峰期，也是作为“爱的哲学”三大基石之一的童真逐步发展的阶段。
长期以来，论者都认为在冰心最初的反映社会和家庭问题的小说中，儿童形象大多背负苦难、承载着一个个血泪故事，因而不存在童真意识。然而众所周知，这些小说一般是提出问题，并不解决问题，用冰心的话说，也不知如何解决问题，于是我们往往能从中感受到另外一些东西。首先是对苦难遮掩不住的童真的揭示，《三儿》、《是谁断送了你》的小主人公在生活沉重压迫下仍偶尔表露出活泼本性，《最后的安息》中童养媳翠儿在短暂的一生里备受虐待，可她勤劳聪明、朴实可爱，尤其那接受外人抚爱又羞涩胆怯的模样透显着多少纯美!
其次是儿童间的真情流露，《最》中的惠姑并不苦难，可她善良亲切，以纯心拿翠儿当作苦人代表去抚恤安慰，“虽然外面是贫、富、智、愚，差得天悬地隔，却以她们的天真里发出来的同情，和感恩的心，将她们的精神，连合在一起，造成了一个和爱神妙的世界”。冰心对于一切的问题，没到最后的满意的解决，但世间的一种生命形态，却开始在她的笔下很天才地表现出来。
也许，单从一些细枝末节尚不足以表明什么，但将其与差不多同期发表的几篇小说相联系我们就有了结论。冰心这时创作了一批童年纪事，《国旗》中二弟说道：“我们索性都不要国了”，“朋友的爱，是比国家的爱更……”《鱼儿》中孩子面对大海浮想连翩，那是儿童独有的珍贵想象，奇幻美丽而又诗意盎然：“……要是能随着这浪儿，直到了水的尽头，掀起天的边角来看一看，那多么好啊!不过掀起天来的时候，要把海水漏过去，把月亮湿了。不要紧的!天下还有比海水还洁净的么?它是澈底清明的……”童年生活，在冰心心中代表着超越国界、超越一切社会俗规的率性而行，她在儿童中实在是见出了无穷的天真的美。
不难看出，这个阶段的冰心，无论是注视现实还是回忆往昔，都全心向往真正宁静美好的儿童世界，她认为，痛苦的人生长途中间，只有童年是一生的黄金时代。但另一方面，冰心就此也只是将这个儿童世界作为了一种单纯的存在来加以记录，黄金时代已不可复得了，她只有回忆——回忆自身过去的童年，她只有追慕——追慕一切的孩子，正像是“雨苦风凄”之外的一个“柳暗花明”2，现实与童真是隔离着的。
从《超人》开始，冰心进入了“心理问题小说”创作阶段，既然探索心灵，就要有解答困惑的力量。冰心找到了，“在感性层面上，她从儿童的天真、儿童间的亲情中体会到人性的美；哲理层面上则是用儿童无知无识的真纯状态与有知识即有挥之不去的烦闷的成人世界相对，赞美其‘无’即大‘有’”。③于是，她的童真意识有了新内容，注入了新的期待。冰心继续悉心体察着天真童趣，捕捉童心的拙稚。《寂寞》逼真叙说了两个小朋友，小小和妹妹，一起玩耍的欢乐与分离的寂寞感，我们从中足以真切感受到作者自己一颗未泯的童心，她甚至还做着顽皮孩子的梦，梦见雪花公主提着鸟笼在走。同时，一种新的情绪也浮现出来，那就是对于成人与儿童间难以沟通的现状的焦虑，《别后》中小主人公觉得“……父亲的远行，姊姊的麻木，舅家的淡漠。这一切，深密纵横的织成了他十三年的灰色生命”，他的孤独正是和同学全家的融洽相对立的。冰心在这时，即使是专心描述孩子们单纯的喜乐悲伤，也不再隔离童真与现实，至于几个对青年精神迷惘扶危拯溺的名篇中，儿童更是进入了成人世界，成为带来爱和光明的福音的天使。《超人》中的何彬是“五四”落潮时代的弄潮儿，这样一个冷漠的人却在他偶尔救下的小朋友禄儿送来一盆金黄花和一封感恩信后恢复
了生活信心。《烦闷》中，“光影以外，看不分明；光影以内，只有母亲的温柔的爱，和孩子天真快乐的睡眠。”童心与母爱交相辉映，化解开所有的抑郁烦躁。《最后的使者》干脆让“禄儿”们从人间飞到天国，作为上帝派来的“最后的使者”手挟金斧“劈开了黑暗，摧倒了忧伤”。
从歌唱自成一体的天真王国到极力将纯净儿童世界引入成人世界，冰心的童真意识经历一番演变后基本确立了。这其中，对自我童心的观照，眷恋和对儿童本真世界的理解、关怀构筑了基础，以童心对照现实社会直至将这作为救赎成人世界的精神力量则形成了核心，三者共同实现着“爱”的主题。
冰心早期小说中的童真意识无疑是明显的，但是要究其个性，我们还必须先对当时的儿童世界的文学作一番简要的梳理。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五千年文明的古国，一直都没有把儿童当作儿童看待，不是把儿童看作成人的准备，就是把儿童看作私人的财产，惟独没有把儿童看作是一个独立性的存在，看作是一群有着自己的思维、个性特点的人。到了“五四”，时代变革之风也进入了对儿童世界的观照领域，在一批先驱者(鲁迅、周作人等)引入西方文明思想的努力下，人们才似乎第一次发现了儿童，发现了他们也是一群独立存在的人。思想观念改变了，随之而来的是文学创作题材的开拓。于是，2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写童年、觅童趣成了一种风气，其中不乏一些名家名作，如鲁迅的《故乡》、《朝花夕拾》集，废名的《桃园》、《竹林》、《桥》，丰子恺的《给我的孩子们》……而叶圣陶、庐隐、朱自清等人也不时流露出亲近童真的倾向。似乎，这特殊的时代文学风景只是历史转型的产物，但我们深入作品本身，进入作家的精神世界就会有新的发现。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很快转入了退潮期，硝烟未尽之时人们即已惊异地发觉现实并没有多大的变化，相反，社会阴暗残酷的一面愈加显现出来。对于刚从战场上疲惫地返回营地的作家们来说，这尤其不可接受，于是，他们怀疑、失望、颓废、悲观、甚至绝望……种种心灵苦闷在现实社会中是无法得到缓解的，而童真恰在此时适应了作家们的精神要求，提供着一种休整与回归的满足。
童年是美好的——“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单是周围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而窒息人的空气，麻木愚昧的国民，遭受欺凌的民族……这就是现实，相衬之下，对童年的肯定就异常地有力量；儿童是纯美的，在他们双眸中一切都新奇无比，因而就有了十足充盈的自信心与相对自足的欢乐——“瞻瞻!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甚么事都拼命地用全部精力去对付”。(丰子恺《给我的孩子们》)在打破了久居现实的认同感之后，可以从对儿童的陌生感中体验到一种新鲜顿悟的兴奋，让作家深深醉心；童真更是友爱的，表现出的社会与个人不是彼此对抗而是相互依存，个人与社会并不存在鲜明失调——“我今晚受了这孩子的启发：他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本身的真相。我在尘劳的现实生活中，也应该懂得这撤网的方法。”(丰子恺《从孩子得到的启示》)作家乐于接受这种模式，全心地开放情感去认同世界。
三个层面的发掘，确是解除苦闷的便捷途径，作家们通过赞美和认同儿童世界消除了从现实世界中带来的紧张，使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得到某种统一。
但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最基本的精神特点，就在于内心充满了无法消解的矛盾。对于这批“五四”作家来说，思想启蒙、社会批判始终是他们的写作宗旨，童年的梦、童真的美终究只是一个减轻负担、缓和心境的暂时寄托，尽管这正是他们渴望并有必要的情感休憩，无奈“苦于不能全忘”4，最后还是得回到时代现实中去。另一方面，“五四”知识分子“既是新文化的最敏感的应和者，又是旧传统的最深刻的体现者，除非在一个文化稳定的环境中经受较长时间的锻炼，他们的灵魂是必然会发生种种分裂的”5，中国文化固有的儿童成见以及那些占绝大多数的男性作者激愤、粗犷的本性终于又让他们在思想深处难以对儿童独立性存在给予真正认同并完全沉入那个简洁、纯净的儿童世界中去，反而从成人角度去诠释甚至限制了童真。
我们看到，《故乡》中，鲁迅确是以异常亲切而又纯真的眼光欣赏着月下看瓜及雪中捕鸟的种种欢乐回忆，字里行间飘扬着牧歌的调子——“深蓝的天空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碧绿的西瓜……”但是故乡的童年勾起了美好情感，也是故乡的萧条凄凉引起了忧伤。童真是复杂的，明晰又混浊，清新又滞重，在情感作用下，构成一阙牧歌；理性的隔离，又使它具有挽歌性质，吹够了牧歌，压抑的情绪便来了。鲁迅最终极其愤懑、无奈地离开了故乡，美妙的念头只是一瞬，挽歌战胜了牧歌，因为“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他用对现实阴暗的理性感受因素的增强警策自己跃出了童真世界。废名集子的最后一篇《桃林》，再无法保持着对童真的静观的欣赏，无奈情绪的流露，俯拾皆是，可怜的孩子，正其瞻视，人生在世随在不可任意，不然这就是临风而泣的时候了。《桥》对“小林”神态的可爱极尽描绘，但“尽尽的望”绝非儿童所能具有的。于是，情感上的美好愿望，理智上的现实选择，体验中的传统误区共同构成了一种不协调，童真中夹杂着许多非童真成分，再也不纯粹了。
然而，这些童真创作毕竟是有意义的，它是“人”的意识觉醒的重要部分，更是在中国文学中开掘出了一个未曾有过的与现实相对抗的理想内容，从而使作家们能分享一种人类相通的精神现象……向往回到天真无邪的童年。我们还注意到，无论是寻求精神庇护，或是返回社会批判，其实来源相同，即童真是真我的表现。因为是“真我”，所以能得到宽慰与放松；因为有“真我”，所以才期盼人生如童真般的温馨可爱，不再有“瞒和骗”。若不是现实因素的过度渗透，“五四”文学中的儿童世界将沿着这两个方向呈现出另一种风貌，保持着“永久的魅力”吧。
就此，不管怎么说，冰心被称作“‘五四’以来第一个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6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她最坚决地从事着“人类童年的艺术”的创作，最真切地表露着她与儿童天性的天然接近，最独特地表达出她对儿童的真实尊重与热切崇拜。
冰心是由女学生开始文学创作的，生活在一个狭小而优越的生活圈里，处于亲情友爱环绕中，她只能以自我为起点审美人生，“从自己小我生活的美满，推想到人生之所以有丑恶全是为的不知道互相爱；从自己小我生活的和谐，推论到凡世间人都能够互相爱”。7于是，包含在“爱”中的童真既是安顿一颗烦闷而又向上的年轻的心的“人生观”，又成为了一个知识分子寻求出路时迫不及待开出的一贴治愈人生苦闷的良药。
这固然是在“为人生”的创作口号下产生的想法，冰心并不就这样去写“为人生”的儿童文学。她的小说中，创作主体——冰心和表现主体——儿童处于平等的位置上，从而按照充分显示儿童主体的原则进行着“为儿童”的文学创作。
冰心深受泰戈尔儿童观的影响，她从不把儿童当作“成人的预备”或“缩小的成人”来看待，而是将儿童的心灵看作一个自有其存在价值的独特世界，完全以孩子的心灵和思维来感受孩子的世界，“她最好的小说，都具有一份纯真的感性”8，儿童饱满的性格，真正人间孩子的惆怅与寂寞被刻划得淋漓尽致，这其中，兼有着女性细腻笔法和自身才刚走出童年时代的体会，虽然用的是朴素的语言，却贵在传“真”。试看《别后》结尾一段，是技巧之最具匠心的例子，即使与整个故事隔开，它也足以传尽全部情感了：“他右手托腮，歪在枕上。看着那黯旧的灰色帐旁，悬着那细长的，无人赞赏的纸链，自己似乎有一种凄凉的愉悦。”这种心态，一般的成人难以感受，却又是每个人成长中都曾经历过的，只有冰心天才地把握住了它。
冰心毕竟又不是孩子，她是智者，是表现儿童的艺术家，能融入孩子的世界还能跳出来，可她的“出来”是始终以童真为立足点的。她介入现实，将儿童引入成人世界，采取了一种“儿童崇拜者”的立场。“五四”的一代作家自《狂人日记》开始，高喊的就是“救救孩子”，他们实际上仍然在以成人的眼光俯视着儿童，冰心则一直坚持“孩子救救我”，虽然这种呼吁不免有些幼稚、空泛，但，正是它，让我们意识到一个无法回避的人类命题的存在一—童真的纯洁与朴讷不正是理想社会的基本构成吗?相比于成人世界的隔膜和现实的黑暗，它不正是最佳的救赎吗?我们还可以拿冰心的《六一姊》与鲁迅的《故乡》作一比较，两篇小说都写了与儿时伙伴的重逢，却因观照童年的角度不同表现出可谓两极的文风。鲁迅是从现实的闰土回到过去的，于是，英气勃勃的看瓜少年变成了暮气沉沉、窘于生计的老农，巨大的反差中升腾起一种悲愤与沉痛，引出了强烈的批判主题：六一姊的童年形象——“水汪汪的俊眼”、“总是微笑”、“轻声慢语”被冰心反复提起，她通过回忆观察眼前的人，因此感受童心永存的美好，小说确实平淡甚至不深刻，但用真情浇灌心灵，让人体味着一种中国文化的娴静和人类天性的安详。
应该说，在一个变革的社会中，光和爱的文学与现实批判文学一样，都是不可少的。没有批判现实大潮的猛烈冲击，不足以摇醒昏睡的人们，给现存社会以毁灭性的打击；没有童真与爱的涓涓细流入人们的心田，也不足以慰藉、感化黑暗中的灵魂，提高人类自身的有序化程度。冰心从自己美好的童年记忆出发，即使是幽怨也含着童真的微笑，在那个热烈地探讨新的人生的时代里，用童真淡化了人生，在群起鞭挞那污浊生存的时候，用自己的理想唱起了一曲曲同情和爱恋的人生之歌，这个冰心自己世界里的声音，成了“五四”时期探讨人生的多声部合唱中特殊的旋律。
30年代就有人指出：“冰心以为文学作品贵在真诚地表现她自己，我们只能就人论人，还她一个客观的价值，不参以批判者主观的成分。冰心只是冰心，不是其他人”9。冰心早期小说的童真意识是独特的，它是“五四”启蒙文学社会关怀主旋律外一种自己的声音，它又是“五四”同仁的人类童年母题的合唱声中一种最强的声音。这缔造了她在当时文坛乃至
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中永恒的地位。
冰心早期小说的童真意识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正如人类已无法再回到自己的童年时代，然而儿童世界始终是成人世界最深的精神记忆。马克思认为，儿童的天真能使成人的社会感到愉悦，儿童天性中的纯真可以复活一个时代固有的性格。在这样意义上，他称人类童年的艺术具有“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1。因此，大凡世界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无不将自己的童年记忆作为自己文学想象的一块园地，而且愈是在一种动荡或全人类焦虑的时代，文学愈会有一种对童真的追求。“五四”是中国现代觉醒和开始成熟的时代，当中国知识分子睁开眼睛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存的历史和社会存在时，思想文化启蒙与社会的政治关怀成为他们表达的最主要意向。但就在这个彻底否定过去的文化历史的时代里，“五四”作家往往保留着一块童真的领地，童年的记忆会不由自主地闯进这一批新文化先驱者的心灵世界，成为时代主旋律中一串割舍不开的音符。其中，冰心小说的童真表现是富于个性意义的，她用童真、母爱和大自然三位一体的理想，构建着“五四”新文化多元意识中的“爱的哲学”。
从1919年到1926年，冰心共发表小说34篇，这是她文学生涯中小说创作的高峰期，也是作为“爱的哲学”三大基石之一的童真逐步发展的阶段。
长期以来，论者都认为在冰心最初的反映社会和家庭问题的小说中，儿童形象大多背负苦难、承载着一个个血泪故事，因而不存在童真意识。然而众所周知，这些小说一般是提出问题，并不解决问题，用冰心的话说，也不知如何解决问题，于是我们往往能从中感受到另外一些东西。首先是对苦难遮掩不住的童真的揭示，《三儿》、《是谁断送了你》的小主人公在生活沉重压迫下仍偶尔表露出活泼本性，《最后的安息》中童养媳翠儿在短暂的一生里备受虐待，可她勤劳聪明、朴实可爱，尤其那接受外人抚爱又羞涩胆怯的模样透显着多少纯美!
其次是儿童间的真情流露，《最》中的惠姑并不苦难，可她善良亲切，以纯心拿翠儿当作苦人代表去抚恤安慰，“虽然外面是贫、富、智、愚，差得天悬地隔，却以她们的天真里发出来的同情，和感恩的心，将她们的精神，连合在一起，造成了一个和爱神妙的世界”。冰心对于一切的问题，没到最后的满意的解决，但世间的一种生命形态，却开始在她的笔下很天才地表现出来。
也许，单从一些细枝末节尚不足以表明什么，但将其与差不多同期发表的几篇小说相联系我们就有了结论。冰心这时创作了一批童年纪事，《国旗》中二弟说道：“我们索性都不要国了”，“朋友的爱，是比国家的爱更……”《鱼儿》中孩子面对大海浮想连翩，那是儿童独有的珍贵想象，奇幻美丽而又诗意盎然：“……要是能随着这浪儿，直到了水的尽头，掀起天的边角来看一看，那多么好啊!不过掀起天来的时候，要把海水漏过去，把月亮湿了。不要紧的!天下还有比海水还洁净的么?它是澈底清明的……”童年生活，在冰心心中代表着超越国界、超越一切社会俗规的率性而行，她在儿童中实在是见出了无穷的天真的美。
不难看出，这个阶段的冰心，无论是注视现实还是回忆往昔，都全心向往真正宁静美好的儿童世界，她认为，痛苦的人生长途中间，只有童年是一生的黄金时代。但另一方面，冰心就此也只是将这个儿童世界作为了一种单纯的存在来加以记录，黄金时代已不可复得了，她只有回忆——回忆自身过去的童年，她只有追慕——追慕一切的孩子，正像是“雨苦风凄”之外的一个“柳暗花明”2，现实与童真是隔离着的。
从《超人》开始，冰心进入了“心理问题小说”创作阶段，既然探索心灵，就要有解答困惑的力量。冰心找到了，“在感性层面上，她从儿童的天真、儿童间的亲情中体会到人性的美；哲理层面上则是用儿童无知无识的真纯状态与有知识即有挥之不去的烦闷的成人世界相对，赞美其‘无’即大‘有’”。③于是，她的童真意识有了新内容，注入了新的期待。冰心继续悉心体察着天真童趣，捕捉童心的拙稚。《寂寞》逼真叙说了两个小朋友，小小和妹妹，一起玩耍的欢乐与分离的寂寞感，我们从中足以真切感受到作者自己一颗未泯的童心，她甚至还做着顽皮孩子的梦，梦见雪花公主提着鸟笼在走。同时，一种新的情绪也浮现出来，那就是对于成人与儿童间难以沟通的现状的焦虑，《别后》中小主人公觉得“……父亲的远行，姊姊的麻木，舅家的淡漠。这一切，深密纵横的织成了他十三年的灰色生命”，他的孤独正是和同学全家的融洽相对立的。冰心在这时，即使是专心描述孩子们单纯的喜乐悲伤，也不再隔离童真与现实，至于几个对青年精神迷惘扶危拯溺的名篇中，儿童更是进入了成人世界，成为带来爱和光明的福音的天使。《超人》中的何彬是“五四”落潮时代的弄潮儿，这样一个冷漠的人却在他偶尔救下的小朋友禄儿送来一盆金黄花和一封感恩信后恢复
了生活信心。《烦闷》中，“光影以外，看不分明；光影以内，只有母亲的温柔的爱，和孩子天真快乐的睡眠。”童心与母爱交相辉映，化解开所有的抑郁烦躁。《最后的使者》干脆让“禄儿”们从人间飞到天国，作为上帝派来的“最后的使者”手挟金斧“劈开了黑暗，摧倒了忧伤”。
从歌唱自成一体的天真王国到极力将纯净儿童世界引入成人世界，冰心的童真意识经历一番演变后基本确立了。这其中，对自我童心的观照，眷恋和对儿童本真世界的理解、关怀构筑了基础，以童心对照现实社会直至将这作为救赎成人世界的精神力量则形成了核心，三者共同实现着“爱”的主题。
冰心早期小说中的童真意识无疑是明显的，但是要究其个性，我们还必须先对当时的儿童世界的文学作一番简要的梳理。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五千年文明的古国，一直都没有把儿童当作儿童看待，不是把儿童看作成人的准备，就是把儿童看作私人的财产，惟独没有把儿童看作是一个独立性的存在，看作是一群有着自己的思维、个性特点的人。到了“五四”，时代变革之风也进入了对儿童世界的观照领域，在一批先驱者(鲁迅、周作人等)引入西方文明思想的努力下，人们才似乎第一次发现了儿童，发现了他们也是一群独立存在的人。思想观念改变了，随之而来的是文学创作题材的开拓。于是，2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写童年、觅童趣成了一种风气，其中不乏一些名家名作，如鲁迅的《故乡》、《朝花夕拾》集，废名的《桃园》、《竹林》、《桥》，丰子恺的《给我的孩子们》……而叶圣陶、庐隐、朱自清等人也不时流露出亲近童真的倾向。似乎，这特殊的时代文学风景只是历史转型的产物，但我们深入作品本身，进入作家的精神世界就会有新的发现。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很快转入了退潮期，硝烟未尽之时人们即已惊异地发觉现实并没有多大的变化，相反，社会阴暗残酷的一面愈加显现出来。对于刚从战场上疲惫地返回营地的作家们来说，这尤其不可接受，于是，他们怀疑、失望、颓废、悲观、甚至绝望……种种心灵苦闷在现实社会中是无法得到缓解的，而童真恰在此时适应了作家们的精神要求，提供着一种休整与回归的满足。
童年是美好的——“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单是周围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而窒息人的空气，麻木愚昧的国民，遭受欺凌的民族……这就是现实，相衬之下，对童年的肯定就异常地有力量；儿童是纯美的，在他们双眸中一切都新奇无比，因而就有了十足充盈的自信心与相对自足的欢乐——“瞻瞻!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甚么事都拼命地用全部精力去对付”。(丰子恺《给我的孩子们》)在打破了久居现实的认同感之后，可以从对儿童的陌生感中体验到一种新鲜顿悟的兴奋，让作家深深醉心；童真更是友爱的，表现出的社会与个人不是彼此对抗而是相互依存，个人与社会并不存在鲜明失调——“我今晚受了这孩子的启发：他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本身的真相。我在尘劳的现实生活中，也应该懂得这撤网的方法。”(丰子恺《从孩子得到的启示》)作家乐于接受这种模式，全心地开放情感去认同世界。
三个层面的发掘，确是解除苦闷的便捷途径，作家们通过赞美和认同儿童世界消除了从现实世界中带来的紧张，使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得到某种统一。
但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最基本的精神特点，就在于内心充满了无法消解的矛盾。对于这批“五四”作家来说，思想启蒙、社会批判始终是他们的写作宗旨，童年的梦、童真的美终究只是一个减轻负担、缓和心境的暂时寄托，尽管这正是他们渴望并有必要的情感休憩，无奈“苦于不能全忘”4，最后还是得回到时代现实中去。另一方面，“五四”知识分子“既是新文化的最敏感的应和者，又是旧传统的最深刻的体现者，除非在一个文化稳定的环境中经受较长时间的锻炼，他们的灵魂是必然会发生种种分裂的”5，中国文化固有的儿童成见以及那些占绝大多数的男性作者激愤、粗犷的本性终于又让他们在思想深处难以对儿童独立性存在给予真正认同并完全沉入那个简洁、纯净的儿童世界中去，反而从成人角度去诠释甚至限制了童真。
我们看到，《故乡》中，鲁迅确是以异常亲切而又纯真的眼光欣赏着月下看瓜及雪中捕鸟的种种欢乐回忆，字里行间飘扬着牧歌的调子——“深蓝的天空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碧绿的西瓜……”但是故乡的童年勾起了美好情感，也是故乡的萧条凄凉引起了忧伤。童真是复杂的，明晰又混浊，清新又滞重，在情感作用下，构成一阙牧歌；理性的隔离，又使它具有挽歌性质，吹够了牧歌，压抑的情绪便来了。鲁迅最终极其愤懑、无奈地离开了故乡，美妙的念头只是一瞬，挽歌战胜了牧歌，因为“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他用对现实阴暗的理性感受因素的增强警策自己跃出了童真世界。废名集子的最后一篇《桃林》，再无法保持着对童真的静观的欣赏，无奈情绪的流露，俯拾皆是，可怜的孩子，正其瞻视，人生在世随在不可任意，不然这就是临风而泣的时候了。《桥》对“小林”神态的可爱极尽描绘，但“尽尽的望”绝非儿童所能具有的。于是，情感上的美好愿望，理智上的现实选择，体验中的传统误区共同构成了一种不协调，童真中夹杂着许多非童真成分，再也不纯粹了。
然而，这些童真创作毕竟是有意义的，它是“人”的意识觉醒的重要部分，更是在中国文学中开掘出了一个未曾有过的与现实相对抗的理想内容，从而使作家们能分享一种人类相通的精神现象……向往回到天真无邪的童年。我们还注意到，无论是寻求精神庇护，或是返回社会批判，其实来源相同，即童真是真我的表现。因为是“真我”，所以能得到宽慰与放松；因为有“真我”，所以才期盼人生如童真般的温馨可爱，不再有“瞒和骗”。若不是现实因素的过度渗透，“五四”文学中的儿童世界将沿着这两个方向呈现出另一种风貌，保持着“永久的魅力”吧。
就此，不管怎么说，冰心被称作“‘五四’以来第一个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6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她最坚决地从事着“人类童年的艺术”的创作，最真切地表露着她与儿童天性的天然接近，最独特地表达出她对儿童的真实尊重与热切崇拜。
冰心是由女学生开始文学创作的，生活在一个狭小而优越的生活圈里，处于亲情友爱环绕中，她只能以自我为起点审美人生，“从自己小我生活的美满，推想到人生之所以有丑恶全是为的不知道互相爱；从自己小我生活的和谐，推论到凡世间人都能够互相爱”。7于是，包含在“爱”中的童真既是安顿一颗烦闷而又向上的年轻的心的“人生观”，又成为了一个知识分子寻求出路时迫不及待开出的一贴治愈人生苦闷的良药。
这固然是在“为人生”的创作口号下产生的想法，冰心并不就这样去写“为人生”的儿童文学。她的小说中，创作主体——冰心和表现主体——儿童处于平等的位置上，从而按照充分显示儿童主体的原则进行着“为儿童”的文学创作。
冰心深受泰戈尔儿童观的影响，她从不把儿童当作“成人的预备”或“缩小的成人”来看待，而是将儿童的心灵看作一个自有其存在价值的独特世界，完全以孩子的心灵和思维来感受孩子的世界，“她最好的小说，都具有一份纯真的感性”8，儿童饱满的性格，真正人间孩子的惆怅与寂寞被刻划得淋漓尽致，这其中，兼有着女性细腻笔法和自身才刚走出童年时代的体会，虽然用的是朴素的语言，却贵在传“真”。试看《别后》结尾一段，是技巧之最具匠心的例子，即使与整个故事隔开，它也足以传尽全部情感了：“他右手托腮，歪在枕上。看着那黯旧的灰色帐旁，悬着那细长的，无人赞赏的纸链，自己似乎有一种凄凉的愉悦。”这种心态，一般的成人难以感受，却又是每个人成长中都曾经历过的，只有冰心天才地把握住了它。
冰心毕竟又不是孩子，她是智者，是表现儿童的艺术家，能融入孩子的世界还能跳出来，可她的“出来”是始终以童真为立足点的。她介入现实，将儿童引入成人世界，采取了一种“儿童崇拜者”的立场。“五四”的一代作家自《狂人日记》开始，高喊的就是“救救孩子”，他们实际上仍然在以成人的眼光俯视着儿童，冰心则一直坚持“孩子救救我”，虽然这种呼吁不免有些幼稚、空泛，但，正是它，让我们意识到一个无法回避的人类命题的存在一—童真的纯洁与朴讷不正是理想社会的基本构成吗?相比于成人世界的隔膜和现实的黑暗，它不正是最佳的救赎吗?我们还可以拿冰心的《六一姊》与鲁迅的《故乡》作一比较，两篇小说都写了与儿时伙伴的重逢，却因观照童年的角度不同表现出可谓两极的文风。鲁迅是从现实的闰土回到过去的，于是，英气勃勃的看瓜少年变成了暮气沉沉、窘于生计的老农，巨大的反差中升腾起一种悲愤与沉痛，引出了强烈的批判主题：六一姊的童年形象——“水汪汪的俊眼”、“总是微笑”、“轻声慢语”被冰心反复提起，她通过回忆观察眼前的人，因此感受童心永存的美好，小说确实平淡甚至不深刻，但用真情浇灌心灵，让人体味着一种中国文化的娴静和人类天性的安详。
应该说，在一个变革的社会中，光和爱的文学与现实批判文学一样，都是不可少的。没有批判现实大潮的猛烈冲击，不足以摇醒昏睡的人们，给现存社会以毁灭性的打击；没有童真与爱的涓涓细流入人们的心田，也不足以慰藉、感化黑暗中的灵魂，提高人类自身的有序化程度。冰心从自己美好的童年记忆出发，即使是幽怨也含着童真的微笑，在那个热烈地探讨新的人生的时代里，用童真淡化了人生，在群起鞭挞那污浊生存的时候，用自己的理想唱起了一曲曲同情和爱恋的人生之歌，这个冰心自己世界里的声音，成了“五四”时期探讨人生的多声部合唱中特殊的旋律。
30年代就有人指出：“冰心以为文学作品贵在真诚地表现她自己，我们只能就人论人，还她一个客观的价值，不参以批判者主观的成分。冰心只是冰心，不是其他人”9。冰心早期小说的童真意识是独特的，它是“五四”启蒙文学社会关怀主旋律外一种自己的声音，它又是“五四”同仁的人类童年母题的合唱声中一种最强的声音。这缔造了她在当时文坛乃至
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中永恒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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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淑女王颖，刘欢好逑 。话说刘欢，大河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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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门虎子有志向
【欢】颜相对情意长
【王】府千金是相好
【颖】颖伴咱配鸳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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