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外国的中国著名科学家的故事 急急急急急!!!!!!!!!!!!!!!!

Answer 1

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早年在法国研究原子理论。1948年，他提出回国，导师和同事都再三劝说，挽留。国民政府驻华大使，恶狠狠地威协说：“看他能上得大陆的岸，那才怪呢！”这意思很清楚：如果钱三强坚持要回祖国，国民党特务就会在半路上暗下毒手。钱三强不顾个人安危，置生死于度外，果断而机智地回到祖国的怀抱，为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Answer 2

诺 贝 尔 与 炸 药

蒸汽机的出现，使人类社会从手工时代进入机械时代，社会一下子向前推进了许多年。工矿交通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制造机械需要钢铁，烧蒸汽需要煤，炼铁采煤需要开矿，对矿就需要威力强的炸药。修水库、建河坝，铁路穿越山谷，也需要炸药劈开山谷、凿通隧道......

炸药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作用，破坏力大，生产力也大。一方面，开矿要用它炸开矿石，修路靠它劈开山谷、凿通隧道、扫除障碍，修水库、建大坝，靠它移山填海……另一面，用它装填炮弹、炸弹，不知毁坏多少房舍、农田、村庄，压取多少人的生命……看炸药用在何处，建设者需要它，战争狂也喜欢它。

自它一出世，两种作用就兼而有之。蒸汽机推动着钢铁业和采矿业，人们到处找矿，铁矿石、煤靠炸药源源不断地开采出来。资产者为争夺资源、市场打得你死我活，都想找到摧毁力更强的武器。于是，炸药便应运而生。

炸药源于中国的火药，但比火药的威力大得多。

这里说的就是炸药和引爆物———雷管的发明者。

早晨，太阳刚刚升起，淡淡的月牙还没有消逝，熙熙攘攘的人群已经开始活动，清晨的静谧顿时变得无影无踪了。突然，如同平地一声雷，震得人们耳根子发麻。远处，教堂钟楼的大块玻璃轰然坠落粉碎。人们感到地面在颤动，许多人都以为发生了地震，胆小的人纷纷祈祷上帝保佑……

城东的诺贝尔家族住宅附近，发生了一场罕见的爆炸。属于诺贝尔家族的大平房实验室，随着一声巨响变成一片瓦砾。进行实验的5个人全部死于非命。老诺贝尔的小儿子埃米也在这次爆炸中丧生。炸药的爆炸力是人们从未见过的。

当市政厅方面公布爆炸情况时，城内的百姓们简直要造反了。原来，诺贝尔一家正在研究一种爆炸力极强的硝化甘油，因操作不慎引起爆炸。谁愿意躺在炸药桶旁睡觉呢？愤怒不已的邻居们简直要将诺贝尔一家扫地出门。市政厅当即发布命令，禁止在城里搞实验，否则将驱逐诺贝尔一家。

政府明令禁止在城里制造炸药，他们只好把设备搬到距斯德哥尔摩较远的马拉湖面的一只平底船上。人们都说诺贝尔一家全疯了。其实，诺贝尔一家是热衷于科学技术，沉浸在炸药研究中的发明家族，从老诺贝尔开始，这个小工厂主就献身于技术发明，直到阿尔弗莱德创立不朽的诺贝尔奖金。诺贝尔家族历经磨难，千辛万苦，为科学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老诺贝尔是一位献身科学技术的发明家。当他在瑞典苦心经营的小工厂毁于火灾之后，他便远离祖国和妻儿，到俄国寻求生路。在俄国，老诺贝尔惨淡经营，从事机械发明和研制炸药。他的研究成果受到俄国方面的赏识，但俄国皇室的政治动荡，又使他好景不长，事业难以为继。

年近60岁的老诺贝尔回国后，重整旗鼓，和他的三个儿子一起研制炸药。父亲不屈不挠的性格被阿尔弗莱德所继承。当阿尔弗莱德看到硝化甘油具有威力无比的爆炸力时，就决定认真研究这种炸药，将它用于矿山开凿和运河挖掘等工程建设上去。从此，阿尔弗莱德·诺贝尔的一生，就与不断的爆炸结下了不解之缘。

阿·诺贝尔初次见到硝化甘油，是在俄国的圣彼得堡。当时，俄国化学家齐宁教授向前来讨教的诺贝尔父子演示了硝化甘油的爆炸性。当很少很少的硝化甘油在锤击下发生猛烈爆炸时，给诺贝尔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为了控制硝化甘油的爆炸，首先必须发明引发装置。经过研究，诺贝尔发现要硝化甘油爆炸，必须把它加热到爆炸点或以重力击发。1862年，诺贝尔用火药引爆硝化甘油获得成功。诺贝尔把硝化甘油装在玻璃瓶里，再把装满火药的锡管放人，然后装进火药引爆。

诺贝尔终生忘不了那最早的一次安全爆炸。清晨，小河畔还弥漫着白茫茫的雾气，诺贝尔兄弟三人一起来到小河边，由阿尔弗莱德点燃导火线，然后丢人水中。猛然间，传来了一声刺耳的金属爆裂声，显然它的轰炸力远大于一般火药，成功使诺贝尔坚定了研制烈性炸药的决心。可是，随后不久的猛烈爆炸，就使他们失去了最小的弟弟埃米，并且被迫迁移到湖中小船上进行实验.

这时，诺贝尔利用雷酸汞具有稍经打击或震动立即爆炸的敏感特性,制成了引爆装置——雷管。一天，诺贝尔在马拉湖岸边进行引爆实验，远处观望的人们亲眼目睹了诺贝尔从死神手中挣脱的情景：敏捷的诺贝尔刚刚轻手轻脚地将实验装置安装完毕，转回身走，还没有走开多远，就听到“轰”的一声冲天巨响，炸药卷起了浓重的黑烟、尘土，人们都以为这回诺贝尔肯定完了，可是，谁知满脸血污的诺贝尔却出人意料地从硝烟中跑了出来，兴奋地喊道：“雷管试验成功了！”

有了引爆烈性炸药的雷管，诺贝尔开始生产硝化甘油。社会迫切需要烈性炸药，诺贝尔工厂的产品供不应求。然而，一连串的大爆炸，又使诺贝尔面临绝境。硝化甘油遇到剧烈震动，就会引起爆炸，当时人们对炸药的危险性一无所知，随意处理硝化甘油，而不知死神正伴随自己。不久，报警的信函如雪片一般涌向诺贝尔。

1865年12月，一名商人带着10磅硝化甘油，住进纽约一家旅馆，突然的爆炸令屋毁人亡，连地基也炸出一米多深坑。

1866年3月，悉尼一家货栈贮存的两箱硝化甘油爆炸，一声巨响，片瓦无存。

1866年4月，“欧罗巴号”轮船运载硝化甘油因爆炸而沉入海底，船上人员无一幸免。

人们恐慌、怀疑、抵制和咒骂的话语向诺贝尔涌来，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坚毅的诺贝尔也为之焦虑不安。但是他没有像发现硝化甘油的索布莱洛那样痛悔不已、手足无措，只去向上帝祈祷宽恕。他坚信新炸药的优越性一定能为工业发展带来极大的益处，眼前的困难一定能够克服！

怎样才能解决烈性炸药的安全性问题呢？经过日夜奋战，诺贝尔想出了两种安全措施，最终解决了硝化甘油的安全性问题。运用硅藻土吸收硝化甘油的方法，诺贝尔制成了固体炸药。试制成功以后，诺贝尔亲自去各处表演，用铁的事实证明新炸药的威力和安全性能，以解除人们的疑虑，挽回不良影响。

1867年7月14日，英国北部矿山矿石贮存场的平地上，挤满了企业界的要人和好奇的观众，他们谨慎地俯身在一道拦水坝后，惊恐地向前眺望着。

只见诺贝尔的几个助手，用废枕木点燃一堆篝火，然后，诺贝尔从容地把10多磅重的炸药，放在熊熊烈火上。围观的人们心惊胆战，他们深知不安分的硝化甘油的威力，有些人吓得闭上了眼睛……

过了一会儿，诺贝尔又跑到贮存场边缘的断崖旁边，当他将10磅多重的炸药箱丢到二、三十米深的断崖下时，许多人吓得俯卧在拦水坝后。不论是火烧。还是撞击，新炸药都安然无恙.诺贝尔又将炸药埋入一个废洞里，用引爆剂引爆，炸药使碎石乱飞、地面颤动……

新炸药赢得了人们的信任，使用诺贝尔炸药的用户解除了疑虑。从此以后，诺贝尔的炸药又广泛地应用到工业、矿业、交通业之中，全世界到处都响着诺贝尔炸药那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1896年12月10日，孤独的诺贝尔在意大利西部的疗养圣地悄然死去。按照他的遗嘱，将多达3300多万瑞典克朗的遗产建立了诺贝尔奖金，奖励那些为人类共同利益而奋斗的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以及为人类和平而努力的和平主义者。

从1901年颁发首届诺贝尔奖迄今，已超过90年，在这期间有600多位专家、学者和著名人士获得诺贝尔奖金。诺贝尔奖金虽然不是世界奖赏中数额最高的，但它是最权威的。它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20世纪以来，诺贝尔科学奖金获得者走过的道路，就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轨迹。ppl评论(9)|6检举|2011-06-13 22:38queshao80| 来自手机知道|二级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1946年应聘到美国讲学，很受学术界器重。当时，美国的伊利诺大学以一万美元的年薪，与他订立了终身教授的聘约。华罗庚的生活一下子舒适起来了，不仅有了小洋楼，大学方面还特地给他配备了四名助手和一名打字员。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人总以为华罗庚在美国已功成名就，生活优裕，是不会回来的了。然而，物质、金钱、地位并没有能羁绊住他的爱国之心。1950年2月，华罗庚毅然放弃了在美国“阔教授”的待遇，冲破重重封锁回到祖国。途经香港时，他写了一封《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抒发了他献身祖国的热情。他满腔热忱地呼吁：“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锦城虽乐，不如回故乡；梁园虽好，非久留之地。”

Answer 3

天才”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在四、五岁时,一次卧病在床，父亲送给他一个罗盘。当他发现指南针总是指着固定的方向时，感到非常惊奇，觉得一定有什么东西深深地隐藏在这现象后面。他一连几天很高兴的玩这罗盘，还纠缠着父亲和雅各布叔叔问了一连串问题。尽管他连“磁”这个词都说不好，但他却顽固地想要知道指南针为什么能指南。这种深刻和持久的印象，爱因斯坦直到六十七岁时还能鲜明的回忆出来。 爱因斯坦这种敢想敢问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Answer 4

1911年，钱学森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钱均夫，杭州人，早年就读于杭州求实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后留学日本、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他忠厚善良，博学多才，谦躬自守，为钱学森营造了一个宁静求实的家庭氛围，开启了他们人生的智慧之窗。钱学森始终认定“我的第一位老师是父亲”。
　　3岁的钱学森随父母从上海迁居北京，先后就读于北京女子师大附小（北京实验二小）和北师大附小（北京市实验一小）。两所附小办学正规，师资力量雄厚，钱学森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当时的北京正值清王朝覆灭，动乱纷繁，人们崇尚权谋，鄙薄实务，社会环境恶化。钱学森有幸进入了北京师大附中这所得天独厚的有利人才培养的好学校，因为这里有一批不甘于祖国沉沦，矢志教育救国的忠诚爱国的知识分子。校长林砺儒是著名教育家，解放后曾担任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几何教师傅仲孙是一位功底深厚的数学家，他的教学工作十分出色，他经常对学生讲：“我讲的道理是纯粹推理，这样推出的道理，不但教室里如此，全中国也如此，不仅全中国如此，全世界也如此，不仅地球上如此，到了火星上也还得如此！”钱学森对此记忆犹新。
　　北师大附中课业繁多，教学要求高，但文理皆备，音乐美术也受到重视。不求学生死记硬背，提倡重在理解，鼓励学生在学好必修课的同时，按文史、理工两部再学选修课程。钱学森选学理工，除了理工部正课，还加修了大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非欧几何、物理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以及英语、德语和伦理学。虽然课程多，但思想上没有压力，学得生动活泼。钱学森在耄耋之年，仍然十分怀念母校，“我在那里受到的良好教育，是我终生难忘的。”
　　1929年夏，钱学森考入了仰慕已久的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大历来以“起点高，基础厚，要求高”的教学传统名闻天下，“求实学，务实业，苦干实干”是交大的一贯学风。交大上下“严”字当头，考80分的不算好学生，学校规定对重要课程的课文，必须熟读硬记，原原本本地背下来。这与北师大附中宽松的环境大相径庭。钱学森深深懂得“严师出高徒”的道理，十分理解老师们的良苦用心，他自觉适应交大的学习氛围，刻苦努力，博学强记，以浓厚的兴趣和顽强的毅力学好每门课，成绩都达到95分以上。一册《分析化学》，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竟能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钱学森在回忆交大时，激动地说过：“交大教学严，要求高，我十分感谢老师们使我学到了许多终身受用不尽的知识。”
　　1935年，钱学森从交大机械工程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毕业一年后，决定到欧美国家去深造。他认为，中国的落后主要在于经济技术的不发达，而日本的崛起则完全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经过考试，他取得了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的资格。他决定到美国学习飞机制造，因为这是一门中国没有的新兴工业技术。
　　1935年夏，钱学森告别父母，乘上美国“杰克逊总统号”轮船启航美国。20天后登上了彼岸，来到了马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的坎布里奇市，这里只有10万人口，却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学城，因为两座世界有名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都在这里。
　　钱学森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这是一所名师荟萃，驰名全球的理工类学院，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国家工程院院士都在这里执教，条件优越，环境幽雅，学风严谨，钱学森如愿以偿，似饥如渴，一年之后便以优异成绩获得航空系硕士学位。学工必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到飞机工厂实习与工作是不可或缺的步骤，但美国航空企业不欢迎中国人去，这是钱学森没有想到的。一个标榜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度，居然存在着如此的种族歧视，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钱学森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祖国强盛的可贵。
　　冷遇和挫折并没有动摇钱学森强烈的求知渴望，反而增添了他顽强拼搏的勇气。
　　1936年秋，钱学森飞到了洛杉矶，径直来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因为加州理工学院同样是美国著名的理工科大学之一，有着最负盛名的力学和航空动力学研究中心，享誉“超音速飞行之父”的世界著名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就在这里。慕名而来的钱学森站到了冯·卡门面前，谦恭地自我介绍：“尊敬的先生，我是从麻省理工学院来的。我想由航空工程转学航空理论，也就是力学，请您告诉我，我的想法对吗？”
　　冯·卡门听完了年轻人的诉说，不觉露出了欣喜的目光。在他看来，一个从事技术工程的年轻学者不满足已有的专业知识，感悟到理论的重要性，这正是有远大志向的表现。为了了解他的专业功底，冯·卡门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钱学森对答如流，反应之快捷，回答之准确，使大师赞叹不已。他用惊异的目光打量着这位头脑清晰、思维敏捷、才华横溢的中国学生。他当即十分高兴地答应了钱学森希望攻读博士学位的要求，接纳这个令人喜爱的年轻人。
　　从1936年10月起，钱学森在冯·卡门指导和领导下进行了长达10年的学习与工作。
　　冯·卡门是匈牙利人，自1934年起定居美国。他是一个坦诚直率、性格开朗而又十分谦逊的长者，也是美国航天科学的创始者之一。他十分赏识钱学森的才华，在他身上倾注了很大的心力。钱学森则以他非凡的勤奋与智慧，以出类拔萃的理论与实验成果，成长为冯·卡门的得意学生和不可缺少的助手。
　　钱学森拿出了上交大时练就的苦读工夫，开始废寝忘食地读书，他立志读完全世界现存的所有力学著作。整整三个寒暑，心无旁骛，埋头研读，每天坚持12小时以上，将买来或借来的全部力学书籍读了个遍，还将相关的现代数学、偏微分方程、积分方程、原子物理、量子力学、统计力学、相对论、分子结构、量子化学等学科理论进行了醉心的研究。这种“笨办法”为钱学森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功底，钱学森戏称为“三年出货”法。他认为：基础打得不牢，总是要吃亏的，一定要积下足够的老本，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此后，仅用一年时间，钱学森在航空结构理论研究中便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1939年6月，完成了《高速气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4篇博士论文，取得了航空和数学博士学位。
　　由冯·卡门的推荐，钱学森被聘为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理研究员，成了冯·卡门的直接助手。在1940年美国航空学会年会上，钱学森宣读了一篇薄壳体稳定性研究论文，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这个难度极大而又极具实用价值的开拓性研究成果得到了同行们的高度评价，钱学森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航空工程技术理论领域，进入了国际知名学者的行列。
　　钱学森的才干在实验研究中发挥得更为出色。从1936年起，钱学森便成了冯·卡门领导的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的研究生。他对火箭技术兴趣很浓，便与同窗好友马林纳发起成立了火箭研究小组，进行火箭发动机试验，由于点火不良，试验连连失败，爆炸时有发生，他们不顾有毒气体有损健康，坚持进行一系列的再试验，尔后对试验结果进行分析。还完成了火箭发动机喷管扩散角对推力影响的计算。
　　次年，他们在阿洛约赛克建立了第一座火箭试验台，引起了有关当局的注意，并得到空军的支持。军方委托加州理工学院举办喷气技术训练班，钱学森被聘为教员，受训的学员，后来都成了美军火箭导弹部队的军官。
　　1943年，由于反法西斯战争需要，美国军方决定研制实战导弹，慎重委托钱学森负责和火箭发动机推动导弹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当年11月，钱学森便与马林纳一起提出了三种火箭（导弹）的设计方案，经冯·卡门指点，将报告连同冯·卡门的备忘录一起递交给军方，受到军事当局的高度重视。这份报告为美国四、五十年代成功研制地对地导弹和探空火箭奠定了基础。
　　由于希特勒德国研制了V－2火箭，美国当局立即决定委托冯·卡门加紧研究远程火箭。1942年2月，冯·卡门向陆军军械署提交的研制计划中，推荐钱学森负责理论组。钱学森找来了老同学林家翘、钱伟长等，从弹道分析，燃烧室热传导与燃烧理论入手，研究远程火箭的有关理论问题，钱学森还向冯·卡门建议运用新的军事思想和方法从事火箭技术研究。钱学森主动地、创造性地配合老师的工作，为美国火箭事业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新组建的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在少将团长冯·卡门的率领下来到德国接管，考察及研究德国的火箭技术，被任命为上校团员的钱学森参加了这次考察。期间，“空气动力学之父”路德维格·普朗特，向咨询团介绍了德国火箭研究工作情况，作为战犯，他也接受了有关V－2型火箭研究的审讯。
　　回美国以后，钱学林向空军领导人作了精彩的考察报告，得到了空军司令亨利·阿诺德上将的通令嘉奖。
　　不久，钱学森在冯·卡门领导下，参与了为美国空军提供火箭远景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美国军方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技术工作时，对钱学森的评价是：为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无法估价的贡献”。钱学森被舆论称为“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是“制定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期规划的关键人物。”
　　钱学森被加州理工学院提升为副教授，并兼任航空喷气公司的技术顾问，美国海军火炮研究所顾问。
　　1947年2月，经冯·卡门的推荐，钱学森成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时年36岁。
　　钱学森在美国奋斗12年，功成名就，声誉远播。丰厚的生活待遇，优越的科研条件并没有留住他的心，“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钱学森决定回国。其实，早在交大读书时，就与同学戴中孚说过：“现在中国政局混乱，我要到美国学技术，学成之后一定回来为祖国效力。”1947年夏，钱学森回到上海，与昔日女友，留学德国的女高音歌唱家蒋英结婚。这一年钱学森已36岁了，蒋英也已27岁，为了各自的事业，他们将婚期一拖再拖，今天终算喜结连理，完成了父辈们的心愿。婚后的钱学森面对着去留问题。他原打算不再回美国去了，但回国后的所见所闻，实在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混乱、丑恶、黑暗和凄凉的景象如同一盆冷水，浇灭了归来游子火热的心，祖国怎么是这副模样了？官僚腐败，物价飞涨，一边是达官贵人巨贾富商的灯红酒绿，穷奢极欲；一边是劳苦大众的衣不蔽体，饿殍满地，罢工、罢市、罢教、罢课，反内战反饥饿反暴行，游行示威不绝于市，特务军警密布，如临大敌，豺狼当道，危机四伏，报国仍然无门！钱学森伉俪只得又双双去了美国。
　　钱学森回国之行在看到令人沮丧的现实的同时，也在同学亲友中获悉了许多令人鼓舞消息：解放战争已发生了战略性转折，蒋介石政权已摇摇欲坠，共产党的胜利已指日可待。他仿佛已看到了民族的光明前途，坚信自己总有实现报国之志的一天。回到美国之后，夫妇俩更加关注祖国传来的每一条信息。1948年，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49年5月20日，钱学森收到了由人转来的曹日昌教授5月14日写给他的信。作为中共党员的曹日昌在信中告诉他，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并希望他快返回祖国，为新中国服务，领导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使钱学森内心激动得难以平静，他向十几位中国留学生通报了新中国诞生的消息，商讨尽快回国的办法。实际上，钱学森一回美国就做着随时回国的准备，从麻省理工回到加州理工任喷气技术教授后，埋头研究工作，很少接待来客，很少积攒钱财，连人寿保险都没有办。虽然归心似箭，但现实情况却使他不敢贸然行动。他深知自己为美国军界服务多年，较深地介入了军事技术工作，美国军方绝不会让他轻易离去。
　　钱学森开始准备回国的实际步骤。
　　他先申请退出美国空军咨询团，辞去兼任的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但军方迟迟不予批准。虽然第一步未能如愿，钱学森沉住气，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国内用法西斯手段迫害民主进步人士的麦卡锡主义横行，作为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负责人的钱学森与其他中国人一样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和查问。他们要他揭发实验室里一位化学研究员是共产党，遭到钱学森的严词拒绝。调查官员十分恼火，他们要给持“不合作态度”的钱学森“一点颜色”，便指控他10多年有曾参加过“美共第122地方支部聚会”的所谓事实，吊销了他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剥夺了他继续进行喷气技术研究的资格。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钱学森气愤之余冷静地想到，这不正是自己正式向当局提出回国要求的有利时机吗？
　　1950年5月的一天，钱学森径直来到海军部次长丹尼尔·金布尔的办公室。
　　金布尔十分赏识钱学森的才华，对他十分器重并优待有加。他认为像这样的人才只有在美国才有用武之地，也只有在美国才能向他提供优越的科研条件和物质报酬。虽然他将钱学森的辞呈压了很久，也想到过他可能准备回国，但没有想到他走得这样快。因此，当钱学森来到他面前时，他不禁愣住了。
　　“次长先生，我是来向您辞行的，我已准备动身回国了。”钱学森彬彬有礼地说。
　　“钱先生，这是为什么呢？”金布尔不解地问。
　　“次长先生，我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无理迫害，他们吊销了我参与机密研究工作的证书，联邦调查局还把我当‘间谍’嫌疑调查，我已经无法在美国继续工作了，我准备马上回祖国去！”
　　钱学森想不到的是他的辞行竟然大大激怒了这位上司。
　　金布尔完全懂得钱学森的价值，出于对共产党的敌对情绪，他绝不情愿让这位稀世之才为共产党中国所用。金布尔见说服无望，便给联邦调查局打电话，气急败坏地说：“钱学森知道得太多了，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走！”他竟丧心病狂地叫嚷：“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绝不让他离开美国！”钱学森对此却一无所知。
　　1950年8月23日午夜，钱学森夫妇从华盛顿回到洛杉矶，他们缓缓地步下舷梯，准备回家好好休息，因为他们已办好了回国的一切手续，托运了行李，向亲朋好友作了告别，还拿到两张加拿大航班的机票。他们此时的心情犹如将出囚笼的小鸟，舒心而宽慰。正当他们将要离开机场时，移民局一位官员突然拦住了他们的去路，随之递过来一份文件，钱学森被突如其来的文件弄懵了，只见文件上写着：
　　“凡是在美国受过像火箭、原子弹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均不得离开美国，因为他们的才能会被利用来反对在朝鲜的联合国武装部队。”这就意味着钱学森不准回国。
　　钱学森夫妇气愤地回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得知美国海关已非法扣留了他的全部行李，更是忧心忡忡，行李中800多公斤书籍和笔记本，是自己20多年艰辛求索的结晶，是准备奉献给祖国的一份特殊“礼物”，是用金钱也难以买到的无价之宝呀！万一有什么闪失，无法弥补，将遗恨终生。然而，现实是无情的，胳膊拧不过大腿。
　　联邦调查局声称“钱学森这个狡猾中国人的全部活动，证明他是毛泽东的间谍！”
　　为了回归祖国，钱学森受到了美国当局的无理迫害，罹难整整五个年头。
　　联帮调查局监视着钱学森的一举一动，还搜查了他的工作室和家。半个月后，借口“间谍”罪逮捕了他并将他押往特来那岛的拘留所。钱学森在监管期间忍受着种种变相的刑罚，连晚上还每隔10分钟亮灯一次，天天无法入睡。作为华夏子孙的钱学森不屈于美国当局的淫威，傲视着他们的无耻伎俩和卑劣行径。美国当局对钱学森的迫害，激起了许多美国朋友的愤怒和留美中国人的强烈抗议。冯·卡门中断了欧洲的访问，提前回到美国，联络了加州理工学院师生与各界人士向移民局提交抗议，呼吁立即释放钱学森。院长杜布里奇也亲往华盛顿与当局交涉。
　　尽管许多人奔走呼号，多方营救，美国当局仍然置之不理，一意孤行。关押半个月才得以获释的钱学森，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体重下降了整整30磅。
　　震惊旅美华人的“钱学森事件”，使留美中国学生看清了美国当局的险恶用心，纷纷决定提前回国。
　　从拘留所回家的钱学森继续被监管，不准远行，住宅随时被搜查，信件电话被监控，除非放弃回国的要求，听从当局的安排，不然处境不会改变。钱学森这位顶天立地的汉子，血管里流着炎黄子孙殷红的鲜血，他回归祖国的决心坚如磐石万劫不泯。
　　获释后的钱学森，仍然执教于加州理工学院，但行动完全失去了自由。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个人无法与之抗衡，要想早日回归祖国，必须想一个“金蝉脱壳”之计。钱学森思前想后，决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来个“曲线回国”。他迅速化解了屈辱和悲愤，安下心来，开始著书立说。
　　五年变相的软禁生活虽然漫长，但对有着坚强意志和非凡毅力的钱学森来说已不算什么，他们夫妇俩顽强地熬过来了。
　　1954年秋，钱学森精心撰写的《工程控制论》出版了，这是他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控制与制导工程技术，继而对设计稳定与制导系统相关的工程技术实践进行潜心研究，发现并提炼了制导控制与制导系统设计的普遍性概念、原理与方法。这是继美国科学家诺伯持·维纳发表的《控制论》之后，对控制论的进一步发展，也标志着新兴的工程控制论学科的诞生与创立，为当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用英文写成的《工程控制论》由麦克劳·希尔图书公司出版以后，在科技界引起了轰动。美国当局审查了这本书以后，也不得不承认，钱学森的研究课题已完全脱离了“军方机密”，只得准许他和他的全家回国，钱学森夫妇最终赢得了抗争的胜利。
　　钱学森感慨万千，他说：“这段历史我绝不会忘记，它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帝国主义。”
　　事后，当钱学森得知新中国最高领导层对他回国问题的关注并为此作出的种种努力之后，更为深情地说：“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恐怕我还得流落异乡，饮恨终生。”
　　原来，新中国急需像钱学森这样的科技人才，毛泽东、周恩来等最高领导人都十分关注钱学森求归不得的遭遇，决心通过外交途径加以周旋。当时中美尚未建交，只得利用1954年4月召开的美、苏、中、英、法五国外长会议。会议期间，周总理直接提出了中国平民返回祖国问题，尖锐抨击了美国阻挠留美人员回归祖国的无理行径。但因消息不通，谈判时实证不足，美方代表矢口否认。1955年6月，钱学森怀着试试看的心理，给侨居比利时的家人写信，塞进了一封给世交陈叔通老人的信。信终于转到了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手中，陈老为钱学森的拳拳爱国心感动，收信当日便将信呈送周总理，周总理当即将此信交给即将赴日内瓦参加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王炳南大使，并指示他：“这封信是一个铁证，说明美国当局至今仍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首次会谈在日内瓦举行，当天，王炳南便在会上严正指出：“既然美国政府早在4月间就发表了公告，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还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在事实面前，美国大使哑口无言。美国当局不得不批准钱学森的回国申请。
　　1955年8月，钱学森接到了美国移民局准予他离开的通知。整整20年，钱学森经历了成功与失败，欢乐与灾难，荣誉与屈辱，厚爱与冷遇，今天他终于可以离开这块给他知识和才能，又使他蒙受欺凌与折磨的土地，既爱又恨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
　　1955年9月17日，在全家向导师冯·卡门告别之后，终于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启程回国。
　　1955年10月8日上午，钱学森终于踏上了罗湖桥头，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他的一家受到了祖国同胞的亲切接待，广东最高领导人陶铸会见了他。在广州参观了新中国建设成就之后，便在专人陪同下，一路北上，先在故乡杭州，继而出生地上海，会见了阔别多年的家人与亲友，金秋十月，便回到了梦系魂绕的北京。
　　第二天，钱学森便带领全家来到天安门广场，走上金水桥，激动得大声欢呼：“我们终于回来了！”钱学森细细观察这片日思夜想的故土，觉得既亲切又陌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扑面而来。商市繁茂，秩序井然，大小胡同洁净如洗，生机勃勃，人们扬眉吐气，步伐轻快，处处洋溢着主人翁的气概与情怀，这与八年前见到的上海街头宛如天差地别，钱学森从强烈的反差中，深切感受到祖国的希望和民族的振兴。
　　钱学森回国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周总理把他们夫妇接到中南海为他们接风洗尘。1956年2月1日，钱学森应邀出席了毛泽东主席举办的宴会，毛主席热情地把钱学森拉到自己身旁坐在一起，勉励他为国家建设多培养青年技术人才。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参加了二届二次政协会议之后，又一次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还与他一起讨论了物质无限可分性问题。钱学森被一代伟人渊博的知识和谦逊的品质所倾倒，毛主席理论上大胆探索的勇气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是科学家进行科学创新最可宝贵的素质。
　　钱学森沉浸在深受信任和关爱的激动之中。
　　稍事安顿之后，钱学森便开始了他全新的事业，负责筹建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是他工作的新起点。
　　1956年1月5日，中科院力学所正式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所长，一直兼任到70年代。
　　力学是世界科技发展的基础学科。中科院此前一直未建立研究所，钱学森从零开始。他最关注的是青年科研人员的培养和优良科研作风的形成。
　　他办起了物理力学研究班，开办学术讲座，亲自主讲大部分专题，他以自己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优良的科研道德言传身教。
　　他要求每个研究室挂上一块小黑板，大家有问题就随时写在上面，一起讨论，大家动脑子，平时讨论问题要求人人发言，讲错不要紧，但不能不讲。
　　他经常用幽默风趣的语言鼓励年轻人：“年轻人嘛，睡觉还是要睡的，但不必太早，每天十一二点再睡吧！个人问题嘛当然要考虑，但不必太着急，我36岁才结婚，也没有耽误第二代呀！”钱学森在力学所营造了勤奋与严谨的作风，为力学所承担重大国家课题奠定了基础。
　　党中央在决定给钱学森新的任务，为此，周总理和中科院领导安排钱学森到东北参观，还特意让他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看看。东北三省发达的重工业给他以深刻的印象，但最令钱学森难忘的是与陈赓大将的会见。作为中央军委分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兼“哈军工”院长的陈赓，素有“名将之鹰”的称誉，他求贤若渴，惜才如命，特意从北京赶来接待他。
　　1956年1月23日，陈赓为钱学森举办了晚宴，席间陈赓迫不及待地向钱学森提出了他思谋已久的问题：
　　“你看，中国人能不能自己搞导弹？”
　　“为什么不能搞呢？外国人能，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笨吗？”钱学森爽朗地回答。
　　“好，真是太好了！我就要你这句话。”
　　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钱学森终于将憋在心里几十年的这口气吐了出来，心情无比舒畅。
　　这是祖国的需要，也是民族振兴的共同心声。
　　其实，早在1955年12月，钱学森就应周总理的邀请，在中南海作了一次关于火箭导弹的报告，1956年初，在中科院组织下又领衔主持制定发展我国火箭技术的远景规划。规划的目标异常明确，“建立并发展喷气和火箭技术，以便在十二年内使我国喷气和火箭技术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并接近世界的先进技术水平，以满足国防的需要。”还提出“1963～1967独立设计，制造国防需要的，达到当时先进性能指标的导弹”。这是钱学森主持并创建中国导弹火箭事业的开端。以后实践证明，他主持制定的发展规划是科学的，切实可行的。
　　1956年2月17日，受周总理和军委叶剑英副主席委托，钱学森起草了一份《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草案、发展计划和具体研制步骤。他还在《意见书》中开列了一批拟调来参与这一技术事业的高级专家名单。《意见书》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1956年3月14日，周总理主持军委常务会议，钱学森应邀列席。会上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由周总理、聂帅与钱学森负责筹备。
　　从此，火箭、导弹事业成了钱学森工作的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