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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发展八大发展战略
树立强烈的全球化意识
当前全球化已渗透到各个方面,不仅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配置更加全球化,而且制度、规则、环境和观念等也越来越全球化。与戴克、西门子、BP、英美资源、米其林、西班牙电信等国际知名的大公司相比,我们的企业在战略规划、经营规模、公司治理、开发创新、企业管理、社会责任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有相当的差距。如何适应全球化的新形势,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更好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上主动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实现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都将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现在世界非常关注“中国因素”在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各个方面的作用,再加上印度、巴西、俄罗斯几个国家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使得世界格局和发展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平与发展虽然是当今社会的主题,但矛盾冲突会不断,欧美模式不断遇到挑战,国际社会将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中国改革发展也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对于中国还有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以廉价劳动力保持长久竞争优势,中国更不例外。以西班牙的发展为例,25年前它有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发达国家实行了产业转移,但随着加入欧盟和全球化日益深入,这种优势逐渐失去,迫使他们加快产业升级和结构转换。中国发展进程中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今天繁荣明天就可能是衰落。
面对这种新形势,要缩小与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的差距,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要学会并善于用世界眼光观察现实,用全球意识思考问题,用战略思维谋划未来。
加快国内产业升级
当今全球化源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和转型国家的改革特别是前苏联解体。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发达国家的大公司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通过集中产业优势,发展核心业务,扩展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逐步在全球形成了寡头垄断,即“系统集成者”,这些大公司分别控制着全球50%~90%的市场份额。这些系统集成者还产生了“瀑布效应”,并使得一些国家的产业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演变成了大公司政策。因此,我们应着重从以下两个方面应对:
政府有关部门应重视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整合与聚集,特别是“系统集成者”和“瀑布效应”的趋势,结合“十一五”规划,研究制定国家竞争战略和产业竞争战略。要着眼全球化,从面向国内产业,平衡和配置国内资源转向面向国际,着眼于提高国家竞争力和一些重要产业的竞争力,借鉴欧盟里斯本协定和丹麦等国的经验,通过国家制定和实施社会保障、教育培训、公共服务、资金支持等一系列扶持配套政策,通过产业重组和企业并购加快培育我们自己的“系统集成者”。
中国企业应通过合理有效的并购重组,加快制定和实施产业竞争和企业竞争战略。虽然美国课题组和剑桥大学辛格教授研究都证明并购后收购公司的业绩往往是下降的,一般60%不成功,但实践证明,并购是形成“系统集成者”的重要手段。如汇丰银行近5年在全球收购了500多家银行,BP由一个单纯石油公司迅速发展为“超越石油”的综合性能源公司,英美资源集团在拉美的成功收购,西班牙电信公司短短几年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电信公司,并刚刚收购了英国电话公司等等都是通过并购成为“系统集成者”的成功范例。
完善公司治理和组织结构
公司是市场经济取得成功的核心,公司治理又是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因此,我们必须加快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和组织结构。
公司治理的研究和运作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企制宜、“洋为中用”。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不要迷信美国股市以及通过股市建立公司治理结构的神话。由于体制模式的不同,因此各国公司治理结构也互有差别,不能教条照搬。
公司治理的研究和运作要以发展为目标。公司治理是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不能脱离或忽视公司发展谈治理结构,要像BP、沃达丰、戴克、英美资源集团、西班牙电信、马士基集团那样有一整套发展战略和分步实施措施,避免公司行为短期化,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市场竞争中成长起全球化的“系统集成者”。
公司治理研究和运作要与组织管理结构相适应。公司治理的具体实现依赖组织管理结构,将解决公司治理的制度经济学与解决组织管理结构的管理学相融合,这是现代成功公司的普遍趋势。这种融合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提高效率,通过减少管理层次、扩大管理幅度的扁平化组织结构,提高管理效率;二是防范风险,通过压缩纵向的管理层次,减少“多级”法人来防范多层委托代理带来的经营风险。
强化企业研发和自主创新
加强企业研发,强调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技术广泛渗透到产业的各个环节和整个价值链,核心技术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一方面,要坚持自主创新,完善如用市场换技术的现有产业技术政策。当技术差距很大时尚可以通过技术引进解决,当技术差距逐渐缩小甚至成为竞争对手时,外国公司是不会再把关键技术转让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自主创新,要建立起政府引导、企业自主、市场运作的方式解决。如果这类关键核心技术和基础技术我们不能自主开发和解决,我们的企业就很难成为国际性的“系统集成者”。
要重视建立企业研发、成果转化和保护的有效机制。对比欧美大公司的研发体系和机制,我们的差距不仅表现在投入少,而且成果的转化和保护也欠缺,还表现在缺乏战略性研发。如汇丰银行去年投入到研发的费用为54亿美元,戴克公司、米其林公司的研发都瞄准未来10~30年,这样才能确保始终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西门子和戴克公司研发成果的转化和保护的经验值得借鉴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学会运用“精益”管理法。“精益”管理法的理论集大成者丹尼尔•琼斯,是国际著名的管理理念创新者,也是“精益”企业学会创始人和主席。这一管理法由日本丰田公司首创,经过他的理论化后传播到全球从制造业到医院、保险等各个产业和领域,其关键就是分析企业全部流程,精简和去掉不创造价值的流程和环节。优秀的企业是使用一般的人管理着一个出色的流程,而差的企业却是用出色的人管理着糟糕的流程,精益思路就是流程再造思路。这种思路与传统思路的最大差别,是不再把企业看成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简单组合,而是从价值链的客户一端逆向整合生产要素和流程。他还告诫我们,虽然中国有廉价劳动力,但这种优势可能会因为“精益”管理而逐渐失去。我们要用这一理论和方法研究电力行业、军工企业和银行的企业流程问题。
树立正确的品牌意识,制定和实施科学的品牌战略。世界知名企业无不重视品牌、开发品牌、宣传品牌、保护品牌,世界十大著名品牌不仅价值高昂,而且为全球所熟知。如可口可乐遍布200多个国家,成为世界上除OK之外另一个最通用的词,每天销售量超过10亿杯,营业收入220亿美元,净收入48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品牌意识和战略要落后5到10年。
重视企业文化建设。专家们介绍,现代成功公司无一不重视企业文化特别是公司理念的建设。企业文化是企业经营理念的外在表现,本质上是根植于公司全部经营活动并广泛渗透于各个环节的。如米其林公司是一个百年家族式企业,至今仍蓬勃发展,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公司文化深入人心。相比之下,我们企业的公司文化建设还比较贫乏,还较多地停留在口号或程式化上。
重视供应链管理,加快物流业的发展。供应链管理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越来越重要,而现代物流业发展又是其中重要的环节。马士基作为世界国际著名的物流运输企业,过去5年集团的物流业在全球增长了20%。他们认为,发展物流对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利于中西部大开发。目前,中国物流成本很高,据他们测算,中国的物流成本占GDP的20%以上,而美国、日本、欧洲发达国家分别只有9.9%、11.4%、10%。中国物流公司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信息技术、国际网络、物流人才、政府监管四个方面。
协调好经济增长与保护环境、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
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发展节约型经济、建设和谐社会等具有重大意义。企业在解决能源与环保问题上应肩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能源和环保越来越成为全球化问题,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政府应当制订能源战略,完善环保法规和制度。从长远看,能源安全需要考虑能源使用的有效性和能源使用的环境影响两个问题。解决能源安全既不能自给自足,也不能停止发展,应当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降低能耗、开发新能源、加快技术进步和国际贸易多条途径解决,中国能源应当实施综合战略。
企业在解决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肩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中国近20多年来在经济高速增长和收入高速增长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美国最富的20%人与中国最穷的20%人的差距,由1980年的157倍缩小到2000年67倍。但是目前中国内部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中国基尼系数由1980年0.28扩大到2004年0.45,应当引起高度关注并给予解决。对于这一问题,哥本哈根商学院介绍了丹麦发展经验,丹麦注重个人—企业—公共组织—政府之间的协调,充分发挥公共组织在培训、教育、协调劳资关系、制定公共政策等方面的作用,逐渐形成了高增长、高效率、高竞争力、高福利的模式,比较好地解决了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率和收入分配及福利水平问题,这对我们有很大启示。
加强国际风险研究与防范
重视风险,加强对风险的监管和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了经济交往规则的全球化和金融风险扩散的全球化。一方面,要关注规则变化带来的风险。以会计准则的变化为例,目前国际会计准则有趋同化的趋势。国内有关政府部门和企业,特别是想到美国或欧盟等境外上市的公司,对此应进行认真研究,早做准备。另一方面,要关注和防范金融风险问题。剑桥大学基兰教授分析认为,金融是未来发展的基石,但历史上发生过多次金融泡沫,如亚洲金融风波可能还会发生。全球性的金融风险难以预防。为了规避风险,国际财团越来越进入那些监管不严格的领域和国家。虽然风险不会出现金融崩溃,但会像病毒一样迅速蔓延。亚洲金融风险扩展很快,从金融到经济、政治。中国也会面临这样的风险。要关注国际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关注新的垄断寡头。应建立从发现风险、报告风险到识别风险、分析风险、控制风险一整套风险管理系统,将风险管理的核心确定为4大要素:公司治理、企业文化、风险纪律、信息与沟通。
关注国际经贸形势的变化。加强国际合作,关注美国等世界经济的影响,创造和保持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分析师斯蒂芬•罗奇,从宏观上作了富有见地的分析。他认为现在世界经济的四引擎只有中国和美国两个在很好地工作,但现在这两个引擎不平衡:一方面中国生产继续快速增长,而另一方面美国的消费增长却下降,中国出口总额的35%到美国,美国消费增长的下降势必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如果出口继续增大,势必引起进口国的不满,引发新的贸易摩擦和保护,中国一旦出口增长减缓,而个人消费比重较低且不能快速增长,进而不能拉动生产增长,如果固定资产投资再下降,就势必会引发通货紧缩。他甚至预测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6.7%。因此,从政府到企业,都必须密切关注国际经贸形势的变化,及早采取措施,尽量避免或减少国际经贸形势变化给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企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加快培养国际化人才
加快培养应对全球化的复合型人才,特别是高素质的企业管理者,尤其要加大对企业一把手的培训力度。企业领导人的高素质和适应全球化的战略眼光与驾驭能力,是公司发展壮大和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关键,没有国际化的人才,就不可能有国际化的企业。沃达丰CEO介绍了公司的人才战略,公司在培养和使用人方面,要求必须具备专业能力、跨区域工作能力和全球眼光,要能够360度看企业。西门子、戴克、英国BP、英美资源集团、西班牙电信、马士基集团等等国际化公司更是下大力气培养国际化的人才。就连西班牙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都聘用了麦肯锡这样的国际著名咨询公司的高管作俱乐部的CEO,用了几年的时间就使俱乐部收入大幅增长,去年达到了年收入2.7亿欧元。因此,不仅要不断学习最新知识,更要更新观念,提高国际交流能力,选拔和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人才。
树立强烈的全球化意识
当前全球化已渗透到各个方面,不仅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配置更加全球化,而且制度、规则、环境和观念等也越来越全球化。与戴克、西门子、BP、英美资源、米其林、西班牙电信等国际知名的大公司相比,我们的企业在战略规划、经营规模、公司治理、开发创新、企业管理、社会责任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有相当的差距。如何适应全球化的新形势,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更好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上主动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实现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都将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现在世界非常关注“中国因素”在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各个方面的作用,再加上印度、巴西、俄罗斯几个国家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使得世界格局和发展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平与发展虽然是当今社会的主题,但矛盾冲突会不断,欧美模式不断遇到挑战,国际社会将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中国改革发展也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对于中国还有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以廉价劳动力保持长久竞争优势,中国更不例外。以西班牙的发展为例,25年前它有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发达国家实行了产业转移,但随着加入欧盟和全球化日益深入,这种优势逐渐失去,迫使他们加快产业升级和结构转换。中国发展进程中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今天繁荣明天就可能是衰落。
面对这种新形势,要缩小与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的差距,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要学会并善于用世界眼光观察现实,用全球意识思考问题,用战略思维谋划未来。
加快国内产业升级
当今全球化源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和转型国家的改革特别是前苏联解体。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发达国家的大公司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通过集中产业优势,发展核心业务,扩展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逐步在全球形成了寡头垄断,即“系统集成者”,这些大公司分别控制着全球50%~90%的市场份额。这些系统集成者还产生了“瀑布效应”,并使得一些国家的产业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演变成了大公司政策。因此,我们应着重从以下两个方面应对:
政府有关部门应重视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整合与聚集,特别是“系统集成者”和“瀑布效应”的趋势,结合“十一五”规划,研究制定国家竞争战略和产业竞争战略。要着眼全球化,从面向国内产业,平衡和配置国内资源转向面向国际,着眼于提高国家竞争力和一些重要产业的竞争力,借鉴欧盟里斯本协定和丹麦等国的经验,通过国家制定和实施社会保障、教育培训、公共服务、资金支持等一系列扶持配套政策,通过产业重组和企业并购加快培育我们自己的“系统集成者”。
中国企业应通过合理有效的并购重组,加快制定和实施产业竞争和企业竞争战略。虽然美国课题组和剑桥大学辛格教授研究都证明并购后收购公司的业绩往往是下降的,一般60%不成功,但实践证明,并购是形成“系统集成者”的重要手段。如汇丰银行近5年在全球收购了500多家银行,BP由一个单纯石油公司迅速发展为“超越石油”的综合性能源公司,英美资源集团在拉美的成功收购,西班牙电信公司短短几年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电信公司,并刚刚收购了英国电话公司等等都是通过并购成为“系统集成者”的成功范例。
完善公司治理和组织结构
公司是市场经济取得成功的核心,公司治理又是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因此,我们必须加快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和组织结构。
公司治理的研究和运作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企制宜、“洋为中用”。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不要迷信美国股市以及通过股市建立公司治理结构的神话。由于体制模式的不同,因此各国公司治理结构也互有差别,不能教条照搬。
公司治理的研究和运作要以发展为目标。公司治理是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不能脱离或忽视公司发展谈治理结构,要像BP、沃达丰、戴克、英美资源集团、西班牙电信、马士基集团那样有一整套发展战略和分步实施措施,避免公司行为短期化,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市场竞争中成长起全球化的“系统集成者”。
公司治理研究和运作要与组织管理结构相适应。公司治理的具体实现依赖组织管理结构,将解决公司治理的制度经济学与解决组织管理结构的管理学相融合,这是现代成功公司的普遍趋势。这种融合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提高效率,通过减少管理层次、扩大管理幅度的扁平化组织结构,提高管理效率;二是防范风险,通过压缩纵向的管理层次,减少“多级”法人来防范多层委托代理带来的经营风险。
强化企业研发和自主创新
加强企业研发,强调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技术广泛渗透到产业的各个环节和整个价值链,核心技术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一方面,要坚持自主创新,完善如用市场换技术的现有产业技术政策。当技术差距很大时尚可以通过技术引进解决,当技术差距逐渐缩小甚至成为竞争对手时,外国公司是不会再把关键技术转让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自主创新,要建立起政府引导、企业自主、市场运作的方式解决。如果这类关键核心技术和基础技术我们不能自主开发和解决,我们的企业就很难成为国际性的“系统集成者”。
要重视建立企业研发、成果转化和保护的有效机制。对比欧美大公司的研发体系和机制,我们的差距不仅表现在投入少,而且成果的转化和保护也欠缺,还表现在缺乏战略性研发。如汇丰银行去年投入到研发的费用为54亿美元,戴克公司、米其林公司的研发都瞄准未来10~30年,这样才能确保始终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西门子和戴克公司研发成果的转化和保护的经验值得借鉴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学会运用“精益”管理法。“精益”管理法的理论集大成者丹尼尔•琼斯,是国际著名的管理理念创新者,也是“精益”企业学会创始人和主席。这一管理法由日本丰田公司首创,经过他的理论化后传播到全球从制造业到医院、保险等各个产业和领域,其关键就是分析企业全部流程,精简和去掉不创造价值的流程和环节。优秀的企业是使用一般的人管理着一个出色的流程,而差的企业却是用出色的人管理着糟糕的流程,精益思路就是流程再造思路。这种思路与传统思路的最大差别,是不再把企业看成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简单组合,而是从价值链的客户一端逆向整合生产要素和流程。他还告诫我们,虽然中国有廉价劳动力,但这种优势可能会因为“精益”管理而逐渐失去。我们要用这一理论和方法研究电力行业、军工企业和银行的企业流程问题。
树立正确的品牌意识,制定和实施科学的品牌战略。世界知名企业无不重视品牌、开发品牌、宣传品牌、保护品牌,世界十大著名品牌不仅价值高昂,而且为全球所熟知。如可口可乐遍布200多个国家,成为世界上除OK之外另一个最通用的词,每天销售量超过10亿杯,营业收入220亿美元,净收入48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品牌意识和战略要落后5到10年。
重视企业文化建设。专家们介绍,现代成功公司无一不重视企业文化特别是公司理念的建设。企业文化是企业经营理念的外在表现,本质上是根植于公司全部经营活动并广泛渗透于各个环节的。如米其林公司是一个百年家族式企业,至今仍蓬勃发展,其中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公司文化深入人心。相比之下,我们企业的公司文化建设还比较贫乏,还较多地停留在口号或程式化上。
重视供应链管理,加快物流业的发展。供应链管理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越来越重要,而现代物流业发展又是其中重要的环节。马士基作为世界国际著名的物流运输企业,过去5年集团的物流业在全球增长了20%。他们认为,发展物流对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利于中西部大开发。目前,中国物流成本很高,据他们测算,中国的物流成本占GDP的20%以上,而美国、日本、欧洲发达国家分别只有9.9%、11.4%、10%。中国物流公司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信息技术、国际网络、物流人才、政府监管四个方面。
协调好经济增长与保护环境、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
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发展节约型经济、建设和谐社会等具有重大意义。企业在解决能源与环保问题上应肩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能源和环保越来越成为全球化问题,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政府应当制订能源战略,完善环保法规和制度。从长远看,能源安全需要考虑能源使用的有效性和能源使用的环境影响两个问题。解决能源安全既不能自给自足,也不能停止发展,应当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降低能耗、开发新能源、加快技术进步和国际贸易多条途径解决,中国能源应当实施综合战略。
企业在解决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肩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中国近20多年来在经济高速增长和收入高速增长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美国最富的20%人与中国最穷的20%人的差距,由1980年的157倍缩小到2000年67倍。但是目前中国内部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中国基尼系数由1980年0.28扩大到2004年0.45,应当引起高度关注并给予解决。对于这一问题,哥本哈根商学院介绍了丹麦发展经验,丹麦注重个人—企业—公共组织—政府之间的协调,充分发挥公共组织在培训、教育、协调劳资关系、制定公共政策等方面的作用,逐渐形成了高增长、高效率、高竞争力、高福利的模式,比较好地解决了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率和收入分配及福利水平问题,这对我们有很大启示。
加强国际风险研究与防范
重视风险,加强对风险的监管和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了经济交往规则的全球化和金融风险扩散的全球化。一方面,要关注规则变化带来的风险。以会计准则的变化为例,目前国际会计准则有趋同化的趋势。国内有关政府部门和企业,特别是想到美国或欧盟等境外上市的公司,对此应进行认真研究,早做准备。另一方面,要关注和防范金融风险问题。剑桥大学基兰教授分析认为,金融是未来发展的基石,但历史上发生过多次金融泡沫,如亚洲金融风波可能还会发生。全球性的金融风险难以预防。为了规避风险,国际财团越来越进入那些监管不严格的领域和国家。虽然风险不会出现金融崩溃,但会像病毒一样迅速蔓延。亚洲金融风险扩展很快,从金融到经济、政治。中国也会面临这样的风险。要关注国际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关注新的垄断寡头。应建立从发现风险、报告风险到识别风险、分析风险、控制风险一整套风险管理系统,将风险管理的核心确定为4大要素:公司治理、企业文化、风险纪律、信息与沟通。
关注国际经贸形势的变化。加强国际合作,关注美国等世界经济的影响,创造和保持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分析师斯蒂芬•罗奇,从宏观上作了富有见地的分析。他认为现在世界经济的四引擎只有中国和美国两个在很好地工作,但现在这两个引擎不平衡:一方面中国生产继续快速增长,而另一方面美国的消费增长却下降,中国出口总额的35%到美国,美国消费增长的下降势必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如果出口继续增大,势必引起进口国的不满,引发新的贸易摩擦和保护,中国一旦出口增长减缓,而个人消费比重较低且不能快速增长,进而不能拉动生产增长,如果固定资产投资再下降,就势必会引发通货紧缩。他甚至预测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6.7%。因此,从政府到企业,都必须密切关注国际经贸形势的变化,及早采取措施,尽量避免或减少国际经贸形势变化给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企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加快培养国际化人才
加快培养应对全球化的复合型人才,特别是高素质的企业管理者,尤其要加大对企业一把手的培训力度。企业领导人的高素质和适应全球化的战略眼光与驾驭能力,是公司发展壮大和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关键,没有国际化的人才,就不可能有国际化的企业。沃达丰CEO介绍了公司的人才战略,公司在培养和使用人方面,要求必须具备专业能力、跨区域工作能力和全球眼光,要能够360度看企业。西门子、戴克、英国BP、英美资源集团、西班牙电信、马士基集团等等国际化公司更是下大力气培养国际化的人才。就连西班牙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都聘用了麦肯锡这样的国际著名咨询公司的高管作俱乐部的CEO,用了几年的时间就使俱乐部收入大幅增长,去年达到了年收入2.7亿欧元。因此,不仅要不断学习最新知识,更要更新观念,提高国际交流能力,选拔和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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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一.前言
人口、资源和环境这三方面,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工程。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涉及到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但就中国的国情而言,人口问题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中国人口数量众多、增长量大,给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可以说,中国的社会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问题的解决,包括人口数量问题、人口素质问题和人口结构问题。
二.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总是和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纠缠在一起:一个是环境问题,另一个就是人口问题。从环境问题本身来看,它的产生似乎同人口增长没有什么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但是,自从8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和经济几乎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加上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给我们这个地球增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同样是摆在人类眼前的事实。发达国家作为世界环境污染的主要出口商,他们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生产、生活垃圾和废物的处理不当造成的,人口增长在其中的影响微乎其微。与发达国家截然相反,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则是以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增加,这使本来已经相当脆弱的生存环境受到更加严重的破坏。在这些国家中,人口问题和环境问题好似一对苦难的孪生兄弟,而这两者的关系实际上又相当复杂。
可持续发展”为人类社会确定了新的发展目标模式。实现这一目标模式的方法和途径有很多,但是,为了确保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不致遭受根本性的破坏,人类的选择又显得十分有限。促进经济发展既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涵,同时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但有必要明确一点,为了实现经济的增长,人类目前所采取的某些方式是不可取的,是有背于人类和地球的长远发展目标的。意识到这一点的意义在于,人类已经开始努力改进以往的不利做法,并力图去寻求新的发展途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需要克服种种阻力,人口问题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为此,发展中国家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妥善地处理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这使今后的种种努力显得更为艰巨,也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一)人口与土地与粮食
中国在不到全球7%的耕地上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程,同时它也说明了中国人口对土地和粮食的压力。中国陆地总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最大的国家之一。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可被农林牧副渔业和城乡建设利用的土地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其他三分之一则是沙漠、戈壁、冰川、石山或荒漠,利用难度很高,成本极大。1952年,中国耕地面积为16.2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为2.8亩。当时世界人均耕地面积是5.5亩。虽然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一倍,却是中国50多年的最高水平。1997年,中国的耕地面积约为14.3亿亩,人均只有1.15亩,比1952年下降了一倍多。1952-1997年间,耕地面积减少了近2亿亩,人口却增长了6亿5千万,人多地少的矛盾大大加剧。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和耕地面积的减少,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还将进一步下降。预计15年后,人均耕地面积将下降到1亩以下。由于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加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使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目前,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1.5亿,到本世纪末,很可能突破2亿。 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在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而且表现在对土地环境的污染破坏和人均粮食产量的徘徊不前。由于人口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压力,迫使农民高强度地使用耕地,使耕地的污染和退化严重。目前,提高粮食产量的主要办法是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这使土地的结构遭到破坏、肥力下降、板结贫脊。耕地资源数量的减少和质量的下降,已经成为中国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中国的粮食生产在过去的50多年里有惊人的提高。1949年,中国粮食产量为2264亿斤,人均产量416斤;1997年总产量增长到9883亿斤,人均产量约为800斤。在这期间,粮食总产量增长了3倍,但是由于同期人口总数从5.4亿增长到12.36亿,使人均产量增长不到1倍。目前,农业生产是困扰中国政府的一大问题。政府年年强调粮食播种面积,但我们仍然感到粮食供给处于紧张状态。中国的粮食亩产现已接近世界最高水平,进一步提高的潜力已远不如过去,因此,为支持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提高人均粮食占有量,就必须降低人口的增长速度。
(二)人口与森林和草原
尽管中国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和保护森林资源,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的限制,目前,中国的生态环境仍比较脆弱,森林资源供求矛盾十分突出。中国的人口增长对木材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一方面是对木材制品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对薪柴的需求。这种需求驱使人们对森林的大量坎伐。据统计,在全国140个森林局中,已有61个局处于过度采伐状态,25个局的森林资源已经基本枯竭(曲格平,李金昌,1991年)。目前,中国的用材、薪柴、纸浆和其他林业经济产品的供应都很紧张。与此同时崐,由于人口增长对粮食和耕地的需求,加剧了开荒毁林的过程。随着牧区人口的快速增长,中国的草原出现了超载放牧和过度开垦的现象,其后果是草原的沙漠化。中国的沙漠专家警告:如果不采取措施,到本世纪末,将有8万平方公里土地沙漠化。由于森林和草原的破坏,使水土流失严重。中国每年流入江河的泥沙量多达50多亿吨,涉及11个省区,主要在黄土高原和南方的丘陵地区。黄河每立方米水含沙量在37公斤以上,为世界第一。长江每立方米水含沙量也达到了1公斤以上,为世界第四。长江上游多为红色土壤,土层最薄的地区只有4厘米,土层下则是坚硬的岩石。森林的开采、草原的沙化和水土的流失与人口增长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控制人口增长,减少牧业和林业人口,实现人口的产业结构转变,是缓解森林和草原生态环境危机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
(三)人口与矿产和能源
中国是世界上能源储藏比较丰富的国家之一。各种矿产资源种类比较齐全。有不少矿产资源储量在世界上居前列。但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并不高。由于人口迅速增长,高耗能工业广泛建立及能源价格长期偏低,使中国的能源供给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各种预测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能源供需矛盾将进一步激化,能源利用所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也将进一步加剧。近年来,中国农民滥采矿藏的问题十分严重,这无疑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对自然环境的直接冲击。为保证矿产能源的长期和有效供给,提高开采效率和减少开采利用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是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之一。
(四)人口与水资源
中国陆地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虽然水资源的总量不少,但利用难度较大。原因在于:一是时间分布不均匀,水资源东南多、西北少;二是时间分配不尽人意,大部分降水量集中在夏季,而且年际变化大。人口的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人口的增长使水资源短缺现象更为突出。1949年以来,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相当于人均水资源减少了一倍多;与此同时,生活、生产用水量急速增长,逐步出现了大片的缺水现象。以北京市为例,1962年前,北京市的水资源是供过于求,此后,随着人口的增加,生产的发展,使用水量急剧上升,1970年基本上处于供需平衡状态,此后,水资源危机开始出现,目前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北京市生产和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
2、 人口的增长间接地使水资源总量下降。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口增长对耕地的需求导致“围湖造田”,破坏了地表水;二是人口增长导致对地下水的超量开采,减少了地下水的总储量。由于超采地下水,一些城市发生了地面下沉,一些沿海城市还出现了海水侵入,影响了地下水的质量。
3、 人口经济活动导致了水体的严重污染。目前,中国每年的废水排放量约为350-400亿吨,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业废水平大部分未经处理直接或间接地排入水体。地下水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大部分城市地下水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特别是北方城市地下水的硬度逐年上升。
四.总结
就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各方面而言,中国已经制定了各自的发展战略,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总体上的协调。但是,要使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共进,必须改变就人口论人口、就资源论资源、就环境论环境、就经济论经济的单一倾向。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必须考虑到人口增长的长期需要和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必须有利于人口控制和环境保护;同时,人口控制和环境保护的本身也应该以保护和促进长期发展为主要目标。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建立起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多因素综合治理的总体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在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人口和计划生育是关键问题。
一.前言
人口、资源和环境这三方面,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工程。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涉及到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但就中国的国情而言,人口问题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中国人口数量众多、增长量大,给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可以说,中国的社会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问题的解决,包括人口数量问题、人口素质问题和人口结构问题。
二.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总是和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纠缠在一起:一个是环境问题,另一个就是人口问题。从环境问题本身来看,它的产生似乎同人口增长没有什么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但是,自从8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和经济几乎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加上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给我们这个地球增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同样是摆在人类眼前的事实。发达国家作为世界环境污染的主要出口商,他们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生产、生活垃圾和废物的处理不当造成的,人口增长在其中的影响微乎其微。与发达国家截然相反,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则是以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增加,这使本来已经相当脆弱的生存环境受到更加严重的破坏。在这些国家中,人口问题和环境问题好似一对苦难的孪生兄弟,而这两者的关系实际上又相当复杂。
可持续发展”为人类社会确定了新的发展目标模式。实现这一目标模式的方法和途径有很多,但是,为了确保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不致遭受根本性的破坏,人类的选择又显得十分有限。促进经济发展既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涵,同时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但有必要明确一点,为了实现经济的增长,人类目前所采取的某些方式是不可取的,是有背于人类和地球的长远发展目标的。意识到这一点的意义在于,人类已经开始努力改进以往的不利做法,并力图去寻求新的发展途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需要克服种种阻力,人口问题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为此,发展中国家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妥善地处理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这使今后的种种努力显得更为艰巨,也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一)人口与土地与粮食
中国在不到全球7%的耕地上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程,同时它也说明了中国人口对土地和粮食的压力。中国陆地总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最大的国家之一。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可被农林牧副渔业和城乡建设利用的土地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其他三分之一则是沙漠、戈壁、冰川、石山或荒漠,利用难度很高,成本极大。1952年,中国耕地面积为16.2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为2.8亩。当时世界人均耕地面积是5.5亩。虽然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一倍,却是中国50多年的最高水平。1997年,中国的耕地面积约为14.3亿亩,人均只有1.15亩,比1952年下降了一倍多。1952-1997年间,耕地面积减少了近2亿亩,人口却增长了6亿5千万,人多地少的矛盾大大加剧。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和耕地面积的减少,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还将进一步下降。预计15年后,人均耕地面积将下降到1亩以下。由于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加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使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目前,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1.5亿,到本世纪末,很可能突破2亿。 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在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而且表现在对土地环境的污染破坏和人均粮食产量的徘徊不前。由于人口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压力,迫使农民高强度地使用耕地,使耕地的污染和退化严重。目前,提高粮食产量的主要办法是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这使土地的结构遭到破坏、肥力下降、板结贫脊。耕地资源数量的减少和质量的下降,已经成为中国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中国的粮食生产在过去的50多年里有惊人的提高。1949年,中国粮食产量为2264亿斤,人均产量416斤;1997年总产量增长到9883亿斤,人均产量约为800斤。在这期间,粮食总产量增长了3倍,但是由于同期人口总数从5.4亿增长到12.36亿,使人均产量增长不到1倍。目前,农业生产是困扰中国政府的一大问题。政府年年强调粮食播种面积,但我们仍然感到粮食供给处于紧张状态。中国的粮食亩产现已接近世界最高水平,进一步提高的潜力已远不如过去,因此,为支持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提高人均粮食占有量,就必须降低人口的增长速度。
(二)人口与森林和草原
尽管中国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和保护森林资源,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的限制,目前,中国的生态环境仍比较脆弱,森林资源供求矛盾十分突出。中国的人口增长对木材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一方面是对木材制品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对薪柴的需求。这种需求驱使人们对森林的大量坎伐。据统计,在全国140个森林局中,已有61个局处于过度采伐状态,25个局的森林资源已经基本枯竭(曲格平,李金昌,1991年)。目前,中国的用材、薪柴、纸浆和其他林业经济产品的供应都很紧张。与此同时崐,由于人口增长对粮食和耕地的需求,加剧了开荒毁林的过程。随着牧区人口的快速增长,中国的草原出现了超载放牧和过度开垦的现象,其后果是草原的沙漠化。中国的沙漠专家警告:如果不采取措施,到本世纪末,将有8万平方公里土地沙漠化。由于森林和草原的破坏,使水土流失严重。中国每年流入江河的泥沙量多达50多亿吨,涉及11个省区,主要在黄土高原和南方的丘陵地区。黄河每立方米水含沙量在37公斤以上,为世界第一。长江每立方米水含沙量也达到了1公斤以上,为世界第四。长江上游多为红色土壤,土层最薄的地区只有4厘米,土层下则是坚硬的岩石。森林的开采、草原的沙化和水土的流失与人口增长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控制人口增长,减少牧业和林业人口,实现人口的产业结构转变,是缓解森林和草原生态环境危机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
(三)人口与矿产和能源
中国是世界上能源储藏比较丰富的国家之一。各种矿产资源种类比较齐全。有不少矿产资源储量在世界上居前列。但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并不高。由于人口迅速增长,高耗能工业广泛建立及能源价格长期偏低,使中国的能源供给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各种预测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能源供需矛盾将进一步激化,能源利用所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也将进一步加剧。近年来,中国农民滥采矿藏的问题十分严重,这无疑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对自然环境的直接冲击。为保证矿产能源的长期和有效供给,提高开采效率和减少开采利用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是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之一。
(四)人口与水资源
中国陆地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虽然水资源的总量不少,但利用难度较大。原因在于:一是时间分布不均匀,水资源东南多、西北少;二是时间分配不尽人意,大部分降水量集中在夏季,而且年际变化大。人口的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人口的增长使水资源短缺现象更为突出。1949年以来,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相当于人均水资源减少了一倍多;与此同时,生活、生产用水量急速增长,逐步出现了大片的缺水现象。以北京市为例,1962年前,北京市的水资源是供过于求,此后,随着人口的增加,生产的发展,使用水量急剧上升,1970年基本上处于供需平衡状态,此后,水资源危机开始出现,目前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北京市生产和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
2、 人口的增长间接地使水资源总量下降。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口增长对耕地的需求导致“围湖造田”,破坏了地表水;二是人口增长导致对地下水的超量开采,减少了地下水的总储量。由于超采地下水,一些城市发生了地面下沉,一些沿海城市还出现了海水侵入,影响了地下水的质量。
3、 人口经济活动导致了水体的严重污染。目前,中国每年的废水排放量约为350-400亿吨,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业废水平大部分未经处理直接或间接地排入水体。地下水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大部分城市地下水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特别是北方城市地下水的硬度逐年上升。
四.总结
就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各方面而言,中国已经制定了各自的发展战略,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总体上的协调。但是,要使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共进,必须改变就人口论人口、就资源论资源、就环境论环境、就经济论经济的单一倾向。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必须考虑到人口增长的长期需要和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必须有利于人口控制和环境保护;同时,人口控制和环境保护的本身也应该以保护和促进长期发展为主要目标。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建立起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多因素综合治理的总体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在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人口和计划生育是关键问题。
参考资料: http://blog.donews.com/wwcs/archive/2006/05/12/86605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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