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诗经和离骚的异同点？

Answer 1

1、不同点：

（1）形式不同：《诗经》为整齐的四言诗，大多是短篇。

到屈原诗歌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的句子不拘长短，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式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 “乎” “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

（2）表现手法不同：《诗经》为现实主义手法；《离骚》为浪漫主义手法。

2、相同点：二者都运用了赋、比、兴的手法。

扩展资料：

《诗经》的创作背景：

周代的祖居之地周原宜于农业，“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都表明周是依靠农业而兴盛，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纣暴虐无道，主要与其实行奴隶制经济制度有关。

西周建立以后，为缓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尖锐矛盾，缓和阶级斗争，变奴隶制为农奴制，正如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所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的三大变革，自其表而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西周较之殷商，由于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在精神文明方面产生飞跃性的进步，作为文学代表的《诗经》出现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而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离骚

百度百科--诗经

Answer 2

诗经和离骚的异同
《诗经》和《离骚》都是我国先秦时代最重要的诗歌著作。它们一个代表现实主义，一个代表浪漫主义，对我国后世诗歌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它们虽然都因同出于华夏文化之源而有许多共同点，但也由于各自产生时代、地域等的不同以及作者身份、地位和阅历等的差异，彼此间又在创作精神、思想内容、语言形式、传统道德观念以及艺术风格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别。
分析和比较这些异同和差别，这对于更好地认识、了解这两部作品的性质和特点是不无意义的。 中国传统的诗歌创作，广而言之，中国传统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两种风格样式，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而这两种所谓主义的源头，前者为《诗经》，后者当推《楚辞》。
《诗经》成书于春秋时期，它收录了殷商至春秋中叶大约600多年的305篇诗歌作品。这305篇又大致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其中占绝大多数的风，即“十五国风”共计160篇，因为这160篇“风”多为诗官采诗于民间，因此，《诗经》可以大致认为是“平民文学”，即不是某个特定的文人卿士（或者说职业诗人）的作品。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则不同，《楚辞》所收录的作品，均为一些有名有姓的专职作家所作，诸如屈原、宋玉、景差、唐勒等，都为一代诗赋大家，且在文史上留名。楚辞形成较晚，以屈原为宗，也应到战国后期。就地域来说，诗经以北方为主的广大地区，而楚辞仅限于南方楚地，它的产生与发展与楚地的地域特色——诸如语言、风俗等密不可分，与现在的粤语音乐一样，纯属一种地区文化。
另外，从内容上，《诗经》涉猎面很广，有男嗔女怨的婚恋诗，以《南风•关雎》为代表；有写奴隶辛劳的怨刺诗，如《魏风•伐檀》和《魏风•硕鼠》姊妹篇；又有幽怨反侧的思妇诗，如名篇《王风•于役》；又有表达士大夫爱国意识的忧患诗，诸如《王风•黍离》、《小雅•节南山》和《小雅•雨无正》等等，几乎各个方面都有涉及。概括的说来，《诗经》所反映的是各阶层的人，特别是平民（包括奴隶、服役者这样的下层劳动者）真实的生活和情感。与之不同的是《楚辞》，《楚辞》为文人士大夫所作，表达的多为士大夫阶层对现实的情感流露，多为抒情言志，如屈原的《离骚》，如司马迁所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即屈原遭逐之后，苦闷之情的表述；又如《天问》，简直就是作者“忧心愁悴，彷徨山泽，……仰天叹息，……呵而问之”（王逸语）。需要说明的是，即便如此，楚辞中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操与诗经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前面说到，《诗经》可看作是“平民文学”，因此，《诗经》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平淡、自然与“写实”。上升到一个高度，便是所谓的诗歌现实主义传统。《楚辞》是文人之作，这就理所当然牵扯到文采。楚辞，无论是屈原的《离骚》还是宋玉的《九辩》，都是意境开阔、尽显文采，且想象丰富、纵横驰骋，还有一大特点就是欲言此而先言它，善用比喻。像《离骚》开篇，谈作者的显赫身世就用了整整一大段：“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这是何等的大气！文中作者思绪驰骋：“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靡以为粮。为余驾飞龙兮，亲瑶象以为车。”让飞龙为自己驾车，以象牙美玉作车，想象是何等的开阔与大胆！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说：“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用以概括楚辞的艺术特点，是极其恰当的。作一个比较，《诗经》无论记事、写物、抒情，都是确确实实、言之有物的。楚辞看似言而无物，但无形为有形，其意蕴深远，极尽腾挪之能事。《诗经•卫风•硕人》写美人用了这样一段话：“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蝍，齿如槬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可谓美极，写实的手法也用的淋漓尽致。通过对具体物象手、肤、颈、齿、眉、目等的描写，勾勒出卫庄公夫人庄姜之美。我们再看看楚辞中对湘夫人的描写：“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屈原《九歌•湘夫人》），完全凸现了一个“虚”，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只是一个例子，但《诗经》与《楚辞》在艺术风格上得差异便可见一斑。 此外，在表现手法上，楚辞继承了诗经得赋比兴，但在此基础上做了重大开拓，也把发挥应用达到极致。辞家们往往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许多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在《离骚》中，屈原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风云霓、高冠奇服、玉鸾琼佩……，它们或配忠贞，或比谗佞，或媲君主，或譬贤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或示超俗，或表追求，这些都已不再是作为喻体或借以起兴之物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而成为蕴含艺术趣味的意象了。这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比兴手法的局限。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创新、一种新的尝试。在中国传统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综观以上各点，诗经与楚辞在艺术手法上是迥异的，但这种差别又不是互相游离的。楚辞之于诗经，可以说是一次开拓、一次诗歌革命，它在诗经的基础上创新，诗经是中国传统诗歌的唯一源流。参考资料：chinapoest 中国传统的诗歌创作，广而言之，中国传统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两种风格样式，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而这两种所谓主义的源头，前者为《诗经》，后者当推《楚辞》。 《诗经》成书于春秋时期，它收录了殷商至春秋中叶大约600多年的305篇诗歌作品。这305篇又大致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其中占绝大多数的风，即“十五国风”共计160篇，因为这160篇“风”多为诗官采诗于民间，因此，《诗经》可以大致认为是“平民文学”，即不是某个特定的文人卿士（或者说职业诗人）的作品。《楚辞》则不同，《楚辞》所收录的作品，均为一些有名有姓的专职作家所作，诸如屈原、宋玉、景差、唐勒等，都为一代诗赋大家，且在文史上留名。楚辞形成较晚，以屈原为宗，也应到战国后期。就地域来说，诗经以北方为主的广大地区，而楚辞仅限于南方楚地，它的产生与发展与楚地的地域特色——诸如语言、风俗等密不可分，与现在的粤语音乐一样，纯属一种地区文化。 另外，从内容上，《诗经》涉猎面很广，有男嗔女怨的婚恋诗，以《南风·关雎》为代表；有写奴隶辛劳的怨刺诗，如《魏风·伐檀》和《魏风·硕鼠》姊妹篇；又有幽怨反侧的思妇诗，如名篇《王风·于役》；又有表达士大夫爱国意识的忧患诗，诸如《王风·黍离》、《小雅·节南山》和《小雅·雨无正》等等，几乎各个方面都有涉及。概括的说来，《诗经》所反映的是各阶层的人，特别是平民（包括奴隶、服役者这样的下层劳动者）真实的生活和情感。与之不同的是《楚辞》，《楚辞》为文人士大夫所作，表达的多为士大夫阶层对现实的情感流露，多为抒情言志，如屈原的《离骚》，如司马迁所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即屈原遭逐之后，苦闷之情的表述；又如《天问》，简直就是作者“忧心愁悴，彷徨山泽，……仰天叹息，……呵而问之”（王逸语）。需要说明的是，即便如此，楚辞中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操与诗经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此外，在表现手法上，楚辞继承了诗经得赋比兴，但在此基础上做了重大开拓，也把发挥应用达到极致。辞家们往往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许多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在《离骚》中，屈原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风云霓、高冠奇服、玉鸾琼佩……，它们或配忠贞，或比谗佞，或媲君主，或譬贤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或示超俗，或表追求，这些都已不再是作为喻体或借以起兴之物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而成为蕴含艺术趣味的意象了。这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比兴手法的局限。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创新、一种新的尝试。在中国传统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Answer 3

诗经》和《楚辞》都是我国先秦时代最重要的诗歌著作。它们一个代表现实主义，一个代表浪漫主义，对我国后世诗歌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们虽然都因同出于华夏文化之源而有许多共同点，但也由于各自产生时代、地域等的不同以及作者身份、地位和阅历等的差异，彼此间又在创作精神、思想内容、语言形式、传统道德观念以及艺术风格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别。分析和比较这些异同和差别，这对于更好地认识、了解这两部作品的性质和特点是不无意义的。

中国传统的诗歌创作，广而言之，中国传统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两种风格样式，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而这两种所谓主义的源头，前者为《诗经》，后者当推《楚辞》。
《诗经》成书于春秋时期，它收录了殷商至春秋中叶大约600多年的305篇诗歌作品。这305篇又大致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其中占绝大多数的风，即“十五国风”共计160篇，因为这160篇“风”多为诗官采诗于民间，因此，《诗经》可以大致认为是“平民文学”，即不是某个特定的文人卿士（或者说职业诗人）的作品。《楚辞》则不同，《楚辞》所收录的作品，均为一些有名有姓的专职作家所作，诸如屈原、宋玉、景差、唐勒等，都为一代诗赋大家，且在文史上留名。楚辞形成较晚，以屈原为宗，也应到战国后期。就地域来说，诗经以北方为主的广大地区，而楚辞仅限于南方楚地，它的产生与发展与楚地的地域特色——诸如语言、风俗等密不可分，与现在的粤语音乐一样，纯属一种地区文化。
另外，从内容上，《诗经》涉猎面很广，有男嗔女怨的婚恋诗，以《南风�6�1关雎》为代表；有写奴隶辛劳的怨刺诗，如《魏风�6�1伐檀》和《魏风�6�1硕鼠》姊妹篇；又有幽怨反侧的思妇诗，如名篇《王风�6�1于役》；又有表达士大夫爱国意识的忧患诗，诸如《王风�6�1黍离》、《小雅�6�1节南山》和《小雅�6�1雨无正》等等，几乎各个方面都有涉及。概括的说来，《诗经》所反映的是各阶层的人，特别是平民（包括奴隶、服役者这样的下层劳动者）真实的生活和情感。与之不同的是《楚辞》，《楚辞》为文人士大夫所作，表达的多为士大夫阶层对现实的情感流露，多为抒情言志，如屈原的《离骚》，如司马迁所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即屈原遭逐之后，苦闷之情的表述；又如《天问》，简直就是作者“忧心愁悴，彷徨山泽，……仰天叹息，……呵而问之”（王逸语）。需要说明的是，即便如此，楚辞中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操与诗经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前面说到，《诗经》可看作是“平民文学”，因此，《诗经》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平淡、自然与“写实”。上升到一个高度，便是所谓的诗歌现实主义传统。《楚辞》是文人之作，这就理所当然牵扯到文采。楚辞，无论是屈原的《离骚》还是宋玉的《九辩》，都是意境开阔、尽显文采，且想象丰富、纵横驰骋，还有一大特点就是欲言此而先言它，善用比喻。像《离骚》开篇，谈作者的显赫身世就用了整整一大段：“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这是何等的大气！文中作者思绪驰骋：“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靡以为粮。为余驾飞龙兮，亲瑶象以为车。”让飞龙为自己驾车，以象牙美玉作车，想象是何等的开阔与大胆！刘熙载在《艺概�6�1赋概》中说：“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用以概括楚辞的艺术特点，是极其恰当的。作一个比较，《诗经》无论记事、写物、抒情，都是确确实实、言之有物的。楚辞看似言而无物，但无形为有形，其意蕴深远，极尽腾挪之能事。《诗经�6�1卫风�6�1硕人》写美人用了这样一段话：“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蝍，齿如槬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可谓美极，写实的手法也用的淋漓尽致。通过对具体物象手、肤、颈、齿、眉、目等的描写，勾勒出卫庄公夫人庄姜之美。我们再看看楚辞中对湘夫人的描写：“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屈原《九歌�6�1湘夫人》），完全凸现了一个“虚”，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只是一个例子，但《诗经》与《楚辞》在艺术风格上得差异便可见一斑。
此外，在表现手法上，楚辞继承了诗经得赋比兴，但在此基础上做了重大开拓，也把发挥应用达到极致。辞家们往往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许多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在《离骚》中，屈原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风云霓、高冠奇服、玉鸾琼佩……，它们或配忠贞，或比谗佞，或媲君主，或譬贤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或示超俗，或表追求，这些都已不再是作为喻体或借以起兴之物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而成为蕴含艺术趣味的意象了。这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比兴手法的局限。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创新、一种新的尝试。在中国传统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综观以上各点，诗经与楚辞在艺术手法上是迥异的，但这种差别又不是互相游离的。楚辞之于诗经，可以说是一次开拓、一次诗歌革命，它在诗经的基础上创新，诗经是中国传统诗歌的唯一源流。
参考资料：chinapoest
中国传统的诗歌创作，广而言之，中国传统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两种风格样式，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而这两种所谓主义的源头，前者为《诗经》，后者当推《楚辞》。

《诗经》成书于春秋时期，它收录了殷商至春秋中叶大约600多年的305篇诗歌作品。这305篇又大致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其中占绝大多数的风，即“十五国风”共计160篇，因为这160篇“风”多为诗官采诗于民间，因此，《诗经》可以大致认为是“平民文学”，即不是某个特定的文人卿士（或者说职业诗人）的作品。《楚辞》则不同，《楚辞》所收录的作品，均为一些有名有姓的专职作家所作，诸如屈原、宋玉、景差、唐勒等，都为一代诗赋大家，且在文史上留名。楚辞形成较晚，以屈原为宗，也应到战国后期。就地域来说，诗经以北方为主的广大地区，而楚辞仅限于南方楚地，它的产生与发展与楚地的地域特色——诸如语言、风俗等密不可分，与现在的粤语音乐一样，纯属一种地区文化。

另外，从内容上，《诗经》涉猎面很广，有男嗔女怨的婚恋诗，以《南风·关雎》为代表；有写奴隶辛劳的怨刺诗，如《魏风·伐檀》和《魏风·硕鼠》姊妹篇；又有幽怨反侧的思妇诗，如名篇《王风·于役》；又有表达士大夫爱国意识的忧患诗，诸如《王风·黍离》、《小雅·节南山》和《小雅·雨无正》等等，几乎各个方面都有涉及。概括的说来，《诗经》所反映的是各阶层的人，特别是平民（包括奴隶、服役者这样的下层劳动者）真实的生活和情感。与之不同的是《楚辞》，《楚辞》为文人士大夫所作，表达的多为士大夫阶层对现实的情感流露，多为抒情言志，如屈原的《离骚》，如司马迁所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即屈原遭逐之后，苦闷之情的表述；又如《天问》，简直就是作者“忧心愁悴，彷徨山泽，……仰天叹息，……呵而问之”（王逸语）。需要说明的是，即便如此，楚辞中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操与诗经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此外，在表现手法上，楚辞继承了诗经得赋比兴，但在此基础上做了重大开拓，也把发挥应用达到极致。辞家们往往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许多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在《离骚》中，屈原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风云霓、高冠奇服、玉鸾琼佩……，它们或配忠贞，或比谗佞，或媲君主，或譬贤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或示超俗，或表追求，这些都已不再是作为喻体或借以起兴之物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而成为蕴含艺术趣味的意象了。这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比兴手法的局限。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创新、一种新的尝试。在中国传统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Answer 4

诗经》和《楚辞》都是我国先秦时代最重要的诗歌著作。它们一个代表现实主义，一个代表浪漫主义，对我国后世诗歌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们虽然都因同出于华夏文化之源而有许多共同点，但也由于各自产生时代、地域等的不同以及作者身份、地位和阅历等的差异，彼此间又在创作精神、思想内容、语言形式、传统道德观念以及艺术风格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别。分析和比较这些异同和差别，这对于更好地认识、了解这两部作品的性质和特点是不无意义的。 中国传统的诗歌创作，广而言之，中国传统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两种风格样式，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而这两种所谓主义的源头，前者为《诗经》，后者当推《楚辞》。 《诗经》成书于春秋时期，它收录了殷商至春秋中叶大约600多年的305篇诗歌作品。这305篇又大致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其中占绝大多数的风，即“十五国风”共计160篇，因为这160篇“风”多为诗官采诗于民间，因此，《诗经》可以大致认为是“平民文学”，即不是某个特定的文人卿士（或者说职业诗人）的作品。

Answer 5

诗经》和《楚辞》都是我国先秦时代最重要的诗歌著作。它们一个代表现实主义，一个代表浪漫主义，对我国后世诗歌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们虽然都因同出于华夏文化之源而有许多共同点，但也由于各自产生时代、地域等的不同以及作者身份、地位和阅历等的差异，彼此间又在创作精神、思想内容、语言形式、传统道德观念以及艺术风格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别。分析和比较这些异同和差别，这对于更好地认识、了解这两部作品的性质和特点是不无意义的。 中国传统的诗歌创作，广而言之，中国传统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两种风格样式，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而这两种所谓主义的源头，前者为《诗经》，后者当推《楚辞》。 《诗经》成书于春秋时期，它收录了殷商至春秋中叶大约600多年的305篇诗歌作品。这305篇又大致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其中占绝大多数的风，即“十五国风”共计160篇，因为这160篇“风”多为诗官采诗于民间，因此，《诗经》可以大致认为是“平民文学”，即不是某个特定的文人卿士（或者说职业诗人）的作品。《楚辞》则不同，《楚辞》所收录的作品，均为一些有名有姓的专职作家所作，诸如屈原、宋玉、景差、唐勒等，都为一代诗赋大家，且在文史上留名。楚辞形成较晚，以屈原为宗，也应到战国后期。就地域来说，诗经以北方为主的广大地区，而楚辞仅限于南方楚地，它的产生与发展与楚地的地域特色——诸如语言、风俗等密不可分，与现在的粤语音乐一样，纯属一种地区文化。 另外，从内容上，《诗经》涉猎面很广，有男嗔女怨的婚恋诗，以《南风?关雎》为代表；有写奴隶辛劳的怨刺诗，如《魏风?伐檀》和《魏风?硕鼠》姊妹篇；又有幽怨反侧的思妇诗，如名篇《王风?于役》；又有表达士大夫爱国意识的忧患诗，诸如《王风?黍离》、《小雅?节南山》和《小雅?雨无正》等等，几乎各个方面都有涉及。概括的说来，《诗经》所反映的是各阶层的人，特别是平民（包括奴隶、服役者这样的下层劳动者）真实的生活和情感。与之不同的是《楚辞》，《楚辞》为文人士大夫所作，表达的多为士大夫阶层对现实的情感流露，多为抒情言志，如屈原的《离骚》，如司马迁所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即屈原遭逐之后，苦闷之情的表述；又如《天问》，简直就是作者“忧心愁悴，彷徨山泽，……仰天叹息，……呵而问之”（王逸语）。需要说明的是，即便如此，楚辞中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操与诗经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前面说到，《诗经》可看作是“平民文学”，因此，《诗经》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平淡、自然与“写实”。上升到一个高度，便是所谓的诗歌现实主义传统。《楚辞》是文人之作，这就理所当然牵扯到文采。楚辞，无论是屈原的《离骚》还是宋玉的《九辩》，都是意境开阔、尽显文采，且想象丰富、纵横驰骋，还有一大特点就是欲言此而先言它，善用比喻。像《离骚》开篇，谈作者的显赫身世就用了整整一大段：“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这是何等的大气！文中作者思绪驰骋：“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靡以为粮。为余驾飞龙兮，亲瑶象以为车。”让飞龙为自己驾车，以象牙美玉作车，想象是何等的开阔与大胆！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说：“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用以概括楚辞的艺术特点，是极其恰当的。作一个比较，《诗经》无论记事、写物、抒情，都是确确实实、言之有物的。楚辞看似言而无物，但无形为有形，其意蕴深远，极尽腾挪之能事。《诗经?卫风?硕人》写美人用了这样一段话：“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蝍，齿如槬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可谓美极，写实的手法也用的淋漓尽致。通过对具体物象手、肤、颈、齿、眉、目等的描写，勾勒出卫庄公夫人庄姜之美。我们再看看楚辞中对湘夫人的描写：“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屈原《九歌?湘夫人》），完全凸现了一个“虚”，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只是一个例子，但《诗经》与《楚辞》在艺术风格上得差异便可见一斑。 此外，在表现手法上，楚辞继承了诗经得赋比兴，但在此基础上做了重大开拓，也把发挥应用达到极致。辞家们往往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许多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在《离骚》中，屈原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风云霓、高冠奇服、玉鸾琼佩……，它们或配忠贞，或比谗佞，或媲君主，或譬贤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或示超俗，或表追求，这些都已不再是作为喻体或借以起兴之物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而成为蕴含艺术趣味的意象了。这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比兴手法的局限。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创新、一种新的尝试。在中国传统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综观以上各点，诗经与楚辞在艺术手法上是迥异的，但这种差别又不是互相游离的。楚辞之于诗经，可以说是一次开拓、一次诗歌革命，它在诗经的基础上创新，诗经是中国传统诗歌的唯一源流。参考资料：chinapoest 中国传统的诗歌创作，广而言之，中国传统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两种风格样式，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而这两种所谓主义的源头，前者为《诗经》，后者当推《楚辞》。 《诗经》成书于春秋时期，它收录了殷商至春秋中叶大约600多年的305篇诗歌作品。这305篇又大致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其中占绝大多数的风，即“十五国风”共计160篇，因为这160篇“风”多为诗官采诗于民间，因此，《诗经》可以大致认为是“平民文学”，即不是某个特定的文人卿士（或者说职业诗人）的作品。《楚辞》则不同，《楚辞》所收录的作品，均为一些有名有姓的专职作家所作，诸如屈原、宋玉、景差、唐勒等，都为一代诗赋大家，且在文史上留名。楚辞形成较晚，以屈原为宗，也应到战国后期。就地域来说，诗经以北方为主的广大地区，而楚辞仅限于南方楚地，它的产生与发展与楚地的地域特色——诸如语言、风俗等密不可分，与现在的粤语音乐一样，纯属一种地区文化。 另外，从内容上，《诗经》涉猎面很广，有男嗔女怨的婚恋诗，以《南风·关雎》为代表；有写奴隶辛劳的怨刺诗，如《魏风·伐檀》和《魏风·硕鼠》姊妹篇；又有幽怨反侧的思妇诗，如名篇《王风·于役》；又有表达士大夫爱国意识的忧患诗，诸如《王风·黍离》、《小雅·节南山》和《小雅·雨无正》等等，几乎各个方面都有涉及。概括的说来，《诗经》所反映的是各阶层的人，特别是平民（包括奴隶、服役者这样的下层劳动者）真实的生活和情感。与之不同的是《楚辞》，《楚辞》为文人士大夫所作，表达的多为士大夫阶层对现实的情感流露，多为抒情言志，如屈原的《离骚》，如司马迁所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即屈原遭逐之后，苦闷之情的表述；又如《天问》，简直就是作者“忧心愁悴，彷徨山泽，……仰天叹息，……呵而问之”（王逸语）。需要说明的是，即便如此，楚辞中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操与诗经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此外，在表现手法上，楚辞继承了诗经得赋比兴，但在此基础上做了重大开拓，也把发挥应用达到极致。辞家们往往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许多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在《离骚》中，屈原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风云霓、高冠奇服、玉鸾琼佩……，它们或配忠贞，或比谗佞，或媲君主，或譬贤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或示超俗，或表追求，这些都已不再是作为喻体或借以起兴之物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而成为蕴含艺术趣味的意象了。这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比兴手法的局限。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创新、一种新的尝试。在中国传统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