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投昆明湖的前后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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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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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他衣袋中有一封给家人的遗书,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

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遗书是前一天写下的。前一天清华研究所已放暑假,师生于工字厅开惜别会,王国维亦参加,与人作别如平时,因此他是从容赴死的。

其老友陈寅恪先生对其自沉有殊解:“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王国维为一代治学巨匠,其所遗《人间词话》被奉为文学批评之圭臬。王国维之死,是一个世纪的谜语,但总觉得他是为“忧心”而死。他找到叔本华做他的精神引领,而从叔本华那里领会到的悲观主义恰好促成骤然赴死的决心。“人生问题,往复胸臆”,度量王国维的一生,寻觅于哲理,探求于史学,往复于“人生”。他在探索史学上做出现代少有人与之比肩的大贡献,问题在于,他的死是不是说明他往复于“人生”的途中,寻寻觅觅,终而冻馁于野,无得归所?

其实,王国维也不仅是为“忧心”而死,他的遗言就是明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反顾”。他死的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世变”。如梁启超所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他也是为“文化”而死。凡是一种旧文化消逝,总有为此旧文化徇死的人。王国维属于这样的“前朝忠臣”。陈寅恪等人为王国维的骤逝,也由衷发出自己的感慨。如此复见王国维之死也并非忧一己之心。王国维死时也是很从容的,据颐和园园丁云,“先生约上午十点钟左右进园”,“初在石舫前兀座,久之,复步入鱼藻轩中,吸纸烟”。一个对自己的精神意义世界寻觅无着的人,会如此安详地从容他界吗?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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