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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文字狱案例之戴名世《南山集》案
康熙朝的文字狱并不多,“文禁稍宽”是学人对他的评价。确实,如康熙也像其后人雍正、乾隆那样,那清初的那些思想大家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早被抄家灭族了,要么根本不可能进行什么研究。但“文禁稍宽”不是说文禁不存在,如果触到了统治者的痛处,一样会有大祸临头。戴名世《南山集》案就是一例。
康熙五十年(1711),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检举当朝名士,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言狂悖”。康熙命刑部查处。于是一场文字大狱就此开幕。
那么,该文字大狱的主角戴名世是何许人也?我们可以先来看看《清史稿》中的戴名世传:“戴名世,字田有,桐城人。生而才辨隽逸,课徒自给。以制举业发名廪生,考得贡,补正蓝旗教习。授知县,弃去。自是往来燕、赵、齐、鲁、河、洛、吴、越之间,卖文为活。喜读太史公书,考求前代奇节玮行。时时著文以自抒湮郁,气逸发不可控御。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尝遇方苞京师,言曰:“吾非役役求有得於时也,吾胸中有书数百卷,其出也,自忖将有异於人人。然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无所累,未能诱而出之也。”因太息别去。康熙四十八年,年五十七,始中式会试第一,殿试一甲二名及第,授编修。又二年而南山集祸作”。
戴名世与康熙同月同日生,但比康熙大一岁。他是个从小十分聪明的人,六岁从塾师学习,五年后即精通四书五经,以后更是探研经史百家。后因“家世零落”,“恒产尽失”,二十岁即课徒养亲。以后的行状如《清史稿》所言。戴自三十四岁后即游历“燕、赵、齐、鲁、河、洛、吴、越之间”,这其实也效太史公之“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之所为,大约从此时戴就有凭一已之力,成一代之史(明史)的雄心。这在戴的《孓遗录》一文中表露无遗“(康熙)方宽文字之禁,欲成一代之史”。在游历期间,戴的文名也随之满天下。
戴名世才气横溢,自不免有些恃才傲物,“酒酣之时,吁嗟咄喳,旁若无人”,见王公贵人,最多不过一揖而已,因而也得罪了一些贵人。但说戴有反清思想也是不确的,戴早年或有对清的低触情绪,但后来见天下太平,国家全盛,不可能对他没有触动,他后来能去参加科考,就表明了其对清的认同。他要修明史,不过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他认为修一部信史可以“以期无负盛世”,“报效国家”。
戴名世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从苏州进北京,考中举人。四十八年(1709)参加会试,中第一名贡士,殿试获一甲第二名进士(俗称榜眼),被授翰林编修,参与编篡明史。应该说,青年时即有心修明史的戴名世至少部分得偿所愿。但不期杀身之祸也正由此时种下。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按戴名世的文名及会试第一的成绩,大家都以为戴理所当然地会成为今科状元,但不料状元竟为一无名小子赵诏熊所得。赵诏熊何许人也,他就是后来首告戴名世的赵申乔之子。赵申乔,字慎旃,江南武进人。康熙九年进士。为官廉洁且颇有德政,深为康熙所重,此时官都察院左都御史。既然状元出乎众所意料,大家不免有些清议,认为可能是赵申乔作了手脚的结果。但平心而论,此事更可能是康熙有意为之,因为状元都是钦点,以康熙之精明,赵申乔不可能操弄他;且赵申乔颇有操守,未必肯为此等无耻之事。可能是戴名世一向狂名在外,康熙故有意压压他的傲气耳。但无论如何,赵、戴就此结怨。
五十一年(1712),刑部上奏康熙,查实戴十年前刊印的一本叫《南山集偶抄》的书中“悖逆”之处有:《与余生书》一文中录有南明三王年号,并将南明与蜀汉、南宋相比,认为未可以伪朝视之。在另一文《与弟子倪生书》一文中提到清开端应为康熙元年,顺治朝不得为正统。《南山集》中尚记有以下内容“….(太子)徒步至前嘉定伯周奎家。奎,太子外祖也。是时,太子秭长公主,栖于奎家,相见掩面器。奎举家拜伏称臣。已而奎俱祸,言于官曰:‘太子不知真伪,今在臣家。奎不敢匿也’。因召群臣识之。或言为真,或言为伪,谓真者皆死。太子后杀于狱中”。
《南山集偶抄》为十年前戴之门人尤云鄂所刊印,南明三王年号及事迹是戴从方孝标一书《滇黔纪闻》处抄得。方家的与戴齐名的一个大名士方苞为此书作序。这使此案一下又牵涉到了另一大家族——安徽桐城方家。
方孝标,别号岗楼,安徽桐城人,顺治六年(1649)进士,曾官弘文院侍读学士。1657年“南闱科场案”发,因其弟方章钺卷入其中,“方章钺……俱著责40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三年后,康熙即位大赫天下,方家得回故里。
康熙9年,方孝标游历了一次滇黔,回来后追记成书,名曰《滇黔纪闻》。书中记录了永历帝在滇的覆灭,南明的忠义之士、遗民的事迹,李定国北伐等史事。
刑部原拟对此案以“大逆”论处。这样戴名世将被凌迟处死,其三代以内直系亲属十六岁以上者将被立斩,十五岁以下者及女眷将发边或作功臣奴仆。为《南山集》作序者方苞等人将处绞刑。同时与此案有涉的方孝标家族也将被一并治罪。
康熙却没有对此立即处理,因为即使按《大清律》,此案也够不上“大逆”的罪名。康熙其实对此案中的所谓“悖逆”文字并不十分在意,因为如果以此为标准,则康熙朝那些明之遗老王夫之等人的文字有又当如何?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的“(对付夷狄)杀之不能为不义,诱之不能为不信”等等简直是叫人造反,但康熙都视若无睹,独不能轻放此案乎?但康熙最终还是没有放过此案,只是从轻论处。二年后,五十二年(1713)康熙下诏:
戴名世立刻处斩,方孝标此时早死,但仍被发棺“戮尸”。方孝标的儿子方登峰等,孙子方式济等,以及方家的族人方苞,方贞观、方世军等被流放黑龙江。
康熙为什么最后还是要成此冤狱呢?最大的原因可能还是戴名世关于前明太子的那段文字。虽说那段文字说到的是多尔衮,但康熙在几年前刚用同样的手法把最后一个崇祯的儿子(已经七十五岁了)以“他们冒充前明太子”的罪名加以诛杀,而且杀了他的全部儿子。这段隐私,不能不说是康熙的一个心病,戴名世居然对此不知忌讳,康熙也只好那他开刀了。
关于《南山集》案中的一些人后的命运,可看以下资料:
方苞(1668~1749) 字风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桐城派创始人。32岁参加江南乡试中举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中进士第四,因母病,未参加殿试。五十年,因《南山集》案牵连入狱两年,后经李光地营救免死,编入汉军旗籍管制,以白衣平民入南书房,后移养蒙斋, 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六十一年,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元年(1723)赦还原 藉。九年,授左右允,次年迁待讲学士,十一年,迁内阁学士、礼部待郎,充《一统志》总 裁。乾隆元年(1736)充《三礼义疏》副总裁,七年,因病辞归,赐翰林院待讲衔。治经以宋 儒为宗,尤致力于《春秋》、《三礼》。论文提倡“义法”,认为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 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以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后桐城派的文论,以此 为纲领加以补充发展。著有《周官集注》、《周官辩》、《周官析疑》、《考工记析疑》、 《仪礼析疑》、《丧礼或问》、《礼记析疑》、《左传义法举要》、《春秋通论》、《春秋 直解》、《春秋比事目录》、《离骚正义》、《方苞文集》等。
方观承(1698~1768) 字遐谷,号问亭,又号宜田。清治水与植棉专家。式济子。少年因《 南山集》案牵连,祖父、父亲被流放黑龙江,他与兄观象寄居于江宁清凉山僧寺。因书法被 平郡王福彭赏识,任症郡王记室。清雍正十年(1732)随福彭征准噶尔,十三年,补内阁中书 。乾隆二年(1737)充军机处章京,累迁吏部郎中。七年,授直隶清河道,后历任按察使、布政使、山东巡抚、浙江巡抚、直隶总督。二十年,加太子太保,署陕甘总督。闪年仍任直隶 总督。总督直隶20年,重视治水、兴修水利以及棉花生产,先后治理永定河方略数下疏,延 赵一清、戴震辑《直隶河渠书》130余卷。三十年,绘制《棉花图》(又名《木棉图说》)16 幅进呈乾隆,系统地说明从种植到制成棉布的过程,总结了每个生产程序的生产经验,并在 当地推行。病卒后,谥恪敏。蓍有《述本堂诗集十八种》、《述本堂诗续集》、《薇香集》 、《燕香集》、《问亭集》,另与秦惠田同撰《五礼通考》。
告密者赵申乔是个清官、能吏。《清史稿》载:“…….二十年,授河南商丘知县,有惠政。二十五年,以贤能行取,命以主事用。二十七年,授刑部主事。三十年,迁员外郎,以病乞归。四十年,以直隶巡抚李光地荐,召见,上察申乔敬慎,超擢浙江布政使。陛辞,上谕曰:“浙江财赋地,自张鹏翮后,钱粮多蒙混,当秉公察核,不亏帑,不累民。布政使为一省表率,尔清廉,属吏自皆守法。”申乔顿首谢曰:“臣蒙皇上特擢,不黾勉为好官,请置重典。”申乔上官,不挟幕客,治事皆躬亲,例得火耗,悉屏不取。四十一年,上谕奖申乔居官清,能践其言,就迁巡抚。布政使旧有贴解费,岁支不过十之五,申乔积二千馀金,封识以授代者,曰:“吾奏销不名一钱,后将难继,得此足办一岁事,毋以扰民也。”钱塘江潮啮塘,申乔令镕铁贯石,筑子塘为护”。
康熙朝的文字狱并不多,“文禁稍宽”是学人对他的评价。确实,如康熙也像其后人雍正、乾隆那样,那清初的那些思想大家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早被抄家灭族了,要么根本不可能进行什么研究。但“文禁稍宽”不是说文禁不存在,如果触到了统治者的痛处,一样会有大祸临头。戴名世《南山集》案就是一例。
康熙五十年(1711),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检举当朝名士,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言狂悖”。康熙命刑部查处。于是一场文字大狱就此开幕。
那么,该文字大狱的主角戴名世是何许人也?我们可以先来看看《清史稿》中的戴名世传:“戴名世,字田有,桐城人。生而才辨隽逸,课徒自给。以制举业发名廪生,考得贡,补正蓝旗教习。授知县,弃去。自是往来燕、赵、齐、鲁、河、洛、吴、越之间,卖文为活。喜读太史公书,考求前代奇节玮行。时时著文以自抒湮郁,气逸发不可控御。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尝遇方苞京师,言曰:“吾非役役求有得於时也,吾胸中有书数百卷,其出也,自忖将有异於人人。然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无所累,未能诱而出之也。”因太息别去。康熙四十八年,年五十七,始中式会试第一,殿试一甲二名及第,授编修。又二年而南山集祸作”。
戴名世与康熙同月同日生,但比康熙大一岁。他是个从小十分聪明的人,六岁从塾师学习,五年后即精通四书五经,以后更是探研经史百家。后因“家世零落”,“恒产尽失”,二十岁即课徒养亲。以后的行状如《清史稿》所言。戴自三十四岁后即游历“燕、赵、齐、鲁、河、洛、吴、越之间”,这其实也效太史公之“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之所为,大约从此时戴就有凭一已之力,成一代之史(明史)的雄心。这在戴的《孓遗录》一文中表露无遗“(康熙)方宽文字之禁,欲成一代之史”。在游历期间,戴的文名也随之满天下。
戴名世才气横溢,自不免有些恃才傲物,“酒酣之时,吁嗟咄喳,旁若无人”,见王公贵人,最多不过一揖而已,因而也得罪了一些贵人。但说戴有反清思想也是不确的,戴早年或有对清的低触情绪,但后来见天下太平,国家全盛,不可能对他没有触动,他后来能去参加科考,就表明了其对清的认同。他要修明史,不过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他认为修一部信史可以“以期无负盛世”,“报效国家”。
戴名世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从苏州进北京,考中举人。四十八年(1709)参加会试,中第一名贡士,殿试获一甲第二名进士(俗称榜眼),被授翰林编修,参与编篡明史。应该说,青年时即有心修明史的戴名世至少部分得偿所愿。但不期杀身之祸也正由此时种下。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按戴名世的文名及会试第一的成绩,大家都以为戴理所当然地会成为今科状元,但不料状元竟为一无名小子赵诏熊所得。赵诏熊何许人也,他就是后来首告戴名世的赵申乔之子。赵申乔,字慎旃,江南武进人。康熙九年进士。为官廉洁且颇有德政,深为康熙所重,此时官都察院左都御史。既然状元出乎众所意料,大家不免有些清议,认为可能是赵申乔作了手脚的结果。但平心而论,此事更可能是康熙有意为之,因为状元都是钦点,以康熙之精明,赵申乔不可能操弄他;且赵申乔颇有操守,未必肯为此等无耻之事。可能是戴名世一向狂名在外,康熙故有意压压他的傲气耳。但无论如何,赵、戴就此结怨。
五十一年(1712),刑部上奏康熙,查实戴十年前刊印的一本叫《南山集偶抄》的书中“悖逆”之处有:《与余生书》一文中录有南明三王年号,并将南明与蜀汉、南宋相比,认为未可以伪朝视之。在另一文《与弟子倪生书》一文中提到清开端应为康熙元年,顺治朝不得为正统。《南山集》中尚记有以下内容“….(太子)徒步至前嘉定伯周奎家。奎,太子外祖也。是时,太子秭长公主,栖于奎家,相见掩面器。奎举家拜伏称臣。已而奎俱祸,言于官曰:‘太子不知真伪,今在臣家。奎不敢匿也’。因召群臣识之。或言为真,或言为伪,谓真者皆死。太子后杀于狱中”。
《南山集偶抄》为十年前戴之门人尤云鄂所刊印,南明三王年号及事迹是戴从方孝标一书《滇黔纪闻》处抄得。方家的与戴齐名的一个大名士方苞为此书作序。这使此案一下又牵涉到了另一大家族——安徽桐城方家。
方孝标,别号岗楼,安徽桐城人,顺治六年(1649)进士,曾官弘文院侍读学士。1657年“南闱科场案”发,因其弟方章钺卷入其中,“方章钺……俱著责40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三年后,康熙即位大赫天下,方家得回故里。
康熙9年,方孝标游历了一次滇黔,回来后追记成书,名曰《滇黔纪闻》。书中记录了永历帝在滇的覆灭,南明的忠义之士、遗民的事迹,李定国北伐等史事。
刑部原拟对此案以“大逆”论处。这样戴名世将被凌迟处死,其三代以内直系亲属十六岁以上者将被立斩,十五岁以下者及女眷将发边或作功臣奴仆。为《南山集》作序者方苞等人将处绞刑。同时与此案有涉的方孝标家族也将被一并治罪。
康熙却没有对此立即处理,因为即使按《大清律》,此案也够不上“大逆”的罪名。康熙其实对此案中的所谓“悖逆”文字并不十分在意,因为如果以此为标准,则康熙朝那些明之遗老王夫之等人的文字有又当如何?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的“(对付夷狄)杀之不能为不义,诱之不能为不信”等等简直是叫人造反,但康熙都视若无睹,独不能轻放此案乎?但康熙最终还是没有放过此案,只是从轻论处。二年后,五十二年(1713)康熙下诏:
戴名世立刻处斩,方孝标此时早死,但仍被发棺“戮尸”。方孝标的儿子方登峰等,孙子方式济等,以及方家的族人方苞,方贞观、方世军等被流放黑龙江。
康熙为什么最后还是要成此冤狱呢?最大的原因可能还是戴名世关于前明太子的那段文字。虽说那段文字说到的是多尔衮,但康熙在几年前刚用同样的手法把最后一个崇祯的儿子(已经七十五岁了)以“他们冒充前明太子”的罪名加以诛杀,而且杀了他的全部儿子。这段隐私,不能不说是康熙的一个心病,戴名世居然对此不知忌讳,康熙也只好那他开刀了。
关于《南山集》案中的一些人后的命运,可看以下资料:
方苞(1668~1749) 字风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桐城派创始人。32岁参加江南乡试中举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中进士第四,因母病,未参加殿试。五十年,因《南山集》案牵连入狱两年,后经李光地营救免死,编入汉军旗籍管制,以白衣平民入南书房,后移养蒙斋, 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六十一年,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元年(1723)赦还原 藉。九年,授左右允,次年迁待讲学士,十一年,迁内阁学士、礼部待郎,充《一统志》总 裁。乾隆元年(1736)充《三礼义疏》副总裁,七年,因病辞归,赐翰林院待讲衔。治经以宋 儒为宗,尤致力于《春秋》、《三礼》。论文提倡“义法”,认为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 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以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后桐城派的文论,以此 为纲领加以补充发展。著有《周官集注》、《周官辩》、《周官析疑》、《考工记析疑》、 《仪礼析疑》、《丧礼或问》、《礼记析疑》、《左传义法举要》、《春秋通论》、《春秋 直解》、《春秋比事目录》、《离骚正义》、《方苞文集》等。
方观承(1698~1768) 字遐谷,号问亭,又号宜田。清治水与植棉专家。式济子。少年因《 南山集》案牵连,祖父、父亲被流放黑龙江,他与兄观象寄居于江宁清凉山僧寺。因书法被 平郡王福彭赏识,任症郡王记室。清雍正十年(1732)随福彭征准噶尔,十三年,补内阁中书 。乾隆二年(1737)充军机处章京,累迁吏部郎中。七年,授直隶清河道,后历任按察使、布政使、山东巡抚、浙江巡抚、直隶总督。二十年,加太子太保,署陕甘总督。闪年仍任直隶 总督。总督直隶20年,重视治水、兴修水利以及棉花生产,先后治理永定河方略数下疏,延 赵一清、戴震辑《直隶河渠书》130余卷。三十年,绘制《棉花图》(又名《木棉图说》)16 幅进呈乾隆,系统地说明从种植到制成棉布的过程,总结了每个生产程序的生产经验,并在 当地推行。病卒后,谥恪敏。蓍有《述本堂诗集十八种》、《述本堂诗续集》、《薇香集》 、《燕香集》、《问亭集》,另与秦惠田同撰《五礼通考》。
告密者赵申乔是个清官、能吏。《清史稿》载:“…….二十年,授河南商丘知县,有惠政。二十五年,以贤能行取,命以主事用。二十七年,授刑部主事。三十年,迁员外郎,以病乞归。四十年,以直隶巡抚李光地荐,召见,上察申乔敬慎,超擢浙江布政使。陛辞,上谕曰:“浙江财赋地,自张鹏翮后,钱粮多蒙混,当秉公察核,不亏帑,不累民。布政使为一省表率,尔清廉,属吏自皆守法。”申乔顿首谢曰:“臣蒙皇上特擢,不黾勉为好官,请置重典。”申乔上官,不挟幕客,治事皆躬亲,例得火耗,悉屏不取。四十一年,上谕奖申乔居官清,能践其言,就迁巡抚。布政使旧有贴解费,岁支不过十之五,申乔积二千馀金,封识以授代者,曰:“吾奏销不名一钱,后将难继,得此足办一岁事,毋以扰民也。”钱塘江潮啮塘,申乔令镕铁贯石,筑子塘为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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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回答由1111提供
2013-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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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狱过于严酷,许多文人“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辞不达意,晦涩难懂。乾隆时御史曹一士曾上疏说“比年以来,小人……往往挟持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诘诗书,指摘文字。有习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至波累师生、牵连亲故,破家亡命”。这便是当时的恐怖现实。
清代文字狱是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上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洲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这种文字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当历史进入18世纪,西方各国已经先后挣脱封建制度的锁链,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都在迅猛发展。而我们,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仍然顽固地紧闭着与西方交流的大门,而且蛮横地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利用文字狱的极端手段,消除异端,禁锢思想,统制言论,维护封建统治。直接地、人为地造成整个社会的落后,拉大了与西方的差距,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最终导致了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的形成。
清代文字狱是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上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洲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这种文字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当历史进入18世纪,西方各国已经先后挣脱封建制度的锁链,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都在迅猛发展。而我们,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仍然顽固地紧闭着与西方交流的大门,而且蛮横地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利用文字狱的极端手段,消除异端,禁锢思想,统制言论,维护封建统治。直接地、人为地造成整个社会的落后,拉大了与西方的差距,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最终导致了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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