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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是一种国家行为，郑和船队是一支强大的战略力量。明政府派遣郑和船队下西洋显然是从当时国家利益（包括皇帝的意志）和国家需要出发。郑和下西洋的使命和功绩概括起来，主要包括4个方面：
1、推行和平外交，稳定东南亚国际秩序
郑和下西洋前，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动荡，主要表现在东南亚地区各国相互猜疑，互相争夺。当时东南亚两个最大的国家爪哇、暹罗对外扩张，欺压周边一些国家，威胁满剌加、苏门答剌、占城、真腊，甚至在三佛齐，还有杀害明朝使臣的，拦截向中国朝贡的使团；再一个海盗猖獗，横行东南亚、南亚海上，十分嚣张，海上交通线得不到安全保障。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一方面直接影响中国南部的安全，一方面极大影响了明朝的国际形象，不利于明朝的稳定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明朝皇帝采取了“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和平的外交政策。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通过各种手段，调解和缓和各国之间矛盾，维护海上交通安全，从而把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同周边联系起来，试图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提高明王朝的国际威望。所以从明朝派遣郑和的使命可以看出是实现和平的使命。
郑和下西洋调解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有利于周边的稳定，维护了东南亚、南亚地区稳定和海上安全，提高了明朝的声望。所以，可以看出郑和的船队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不是用于侵略扩张，而是用于实现和平目的。在当时国际环境条件下，陈祖义几千人，阿烈苦奈儿上万人，没有强大军事实力做后盾，是难以实现和平的。
李约瑟评价：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从容温顺，不记前仇，慷慨大方，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虽然有恩人自居；他们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
2、震慑倭寇，牵制蒙元势力，维护国家安全
当时，威胁明朝安全的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东部海上的倭寇，北方的蒙元残余势力和西北的帖木儿帝国。中国倭寇最早出现在元朝末年，日本国内发生内战，部分武士和浪人为了生存便到中国沿海抢劫，到明初朱元璋时期，非常猖獗。当时明朝刚刚建立，国内还不稳定，所以集中精力安内，国防上采取被动的防御战略，在沿海省份设立卫所，在北方修长城和派兵屯边。
朱棣时期，陆海两方面对明朝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改变了被动防御战略，主动出机，陆上方向实施迁都、亲征漠北；海上方向组建了郑和舟师，震慑和打击倭寇和反明势力，并从海上实施战略包抄，对西北方向进行战略上的牵制，从而减轻明朝北部的压力。
3、发展海外贸易，传播中华文明
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主要是政治目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经济目的，国家实施这么大的战略行动，它是多方面考虑的。在郑和船队下西洋过程中展开许多贸易活动，主要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朝贡贸易。这种贸易是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基本形式，带有封建宗主国的性质。它通过这种形式获得这些小国对明朝宗主地位的认可，这是朝贡贸易的政治目的。当时各国都积极到中国来朝贡，一方面得到明朝的庇护，一方面得到的丰厚赏赐。据统计，永乐在位22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盛况空前。更有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国4个国家先后7位国王亲自率团前来，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华，还有3位国王在访问期间在中国病逝，他们遗嘱要托葬中华。明朝都按照王的待遇厚葬。
第二种官方贸易。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内容，它是在双方官方主持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交易，是明朝扩大海外贸易的重要途径。郑和船队除了装载赏赐用的礼品外，还有中国的货物，如铜钱、丝绸、瓷器、铁器等。这种贸易可以用明代铜钱买卖，多数以货易货。最有影响的是击掌定价法。在印度古里国，中国船队到达后，由当地的代理人负责交易事宜，将货物带到交易场所，双方在官员主持下当面议价定价，一旦定下，决不反悔。双方互相击掌表示成交。这种友好的贸易方式，在当地传为美谈。郑和下西洋期间，尤其是后几次下西洋贸易规模扩大，遵循的平等自愿，等价交换，具备了国际贸易的一些基本原则。
第三种民间贸易。这种贸易一定程度上是在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带动下出现的。它不是通过官方，而是由商人或民间自发性展开的。郑和下西洋消灭海盗，维护了海上安全，开辟了航线，促进和刺激了民间贸易。据有学者研究，郑和使团不禁止下西洋官兵带一些中国货物在沿途进行交换。东南亚百姓对中国丝绸、瓷器、工具非常喜欢，郑和船队一到都争先恐后的划船或到码头交易，有的还请官兵到当地的集市设摊交易。当时中国主要输出的瓷器、丝绸、茶叶、漆器、金属制品、铜钱等，中国换回的主要是珠宝、香料、药材、珍奇动物等，当时中国从海外进口100斤胡椒，当地价值1两，回到国内出售20两，利润丰厚。
郑和下西洋进行的贸易活动有政治行为的贸易，也存在经济行为的贸易。
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不仅进行海外贸易，还传播先进的中国的文化。当时东南亚、南亚、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比较落后，非常向往中华文明。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还肩负了“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的使命。郑和出色将中华文明远播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郑和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华礼仪和儒家思想、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造船技术等。
现在在海外还流传许多郑和的故事。在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留下郑和遗迹，表达了当地人民对这位传播中华文明的先驱的敬意。
4、开拓海洋事业，铺平亚非航路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占据着地球表面积70.8%，拥有着丰富的资源。自古以来，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空间，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与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盛衰休戚相关。我们的祖先早期创造了龙山和百越海洋文化，15世纪初，郑和大规模远航活动，把中国古代的海洋事业推向发展高峰，对人类的海洋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是开辟了亚非的洲际航线，为西方人的大航海铺平了亚非航路。当葡萄牙的航海家达加马沿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抵达东非海岸时，当地人就告述几十年前中国人曾几次来到这里。他们在阿拉伯领航员的帮助下，沿着郑和船队开辟的航线顺利到达了印度。
二是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一些海洋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许多海洋科学数据。《郑和航海图》就是通过大量海洋调查绘制的。这种海洋考察活动比世界记载最早的1872年——1876年英国的“挑战者”号进行海洋调查早了400多年。
三是对航海区域进行了战略布局。郑和下西洋根据其使命和掌握的海洋知识，在辽阔的海外选择了占城、满剌加、旧港、古里、忽鲁莫斯等地作为海洋发展的重点区域，有利于扩大海外交通和贸易范围。
郑和下西洋在海洋事业上还有许多贡献。郑和的功绩是辉煌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从30多岁开始，前后28年献身海洋，最后一次下西洋时，已经60岁了，为了中外文化交往和航海事业，他毅然率领船队出使，这次他再没有回来，病逝在印度的古里，时年62岁，永远的长眠在他开辟的和平的道路上。
在群星璀璨的中华英杰中，郑和不但以先于西方人航海，胜于西方人的航海技术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我觉得人们关注和研究他的最主要层面，恐怕是郑和所代表的一种文化精神：一种中国人不畏艰险，征服自然的价值趋向，一种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决心。
郑和这种敬业献身报效国家的精神是永存的，凝聚着中华民族开放进取、和平友好、交流合作、经略海洋和敢为天下先的优秀品德，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继承和弘扬，推进人类的文明。（编辑：胡曼筠）
.“戚继光抗倭”一目。
先明确交待抗倭的历史背景，可结合《戚家军抗倭形势》挂图(或投影、计算机课件等)，首先阐明“倭寇”的概念，再让学生搞清楚明朝中期倭患严重的原因，指导学生观看《戚家军抗倭形势》图，以对倭寇的骚扰范围之广、危害之深有一个形象的认识。教师还可以出示有关材料，启发学生思考：倭寇对我国东南沿海的骚扰造成了什么严重的后果?明确了以上几方面的问题，就为正确认识戚继光的抗倭斗争，以及更好地评价抗倭斗争的性质做好了铺垫。
戚继光抗倭斗争的经过：先指导学生观看《戚继光》像，然后让学生阅读戚继光的生平事迹，再结合“动脑筋”一题说一说从戚继光身上能学到哪些优秀品质?关于“戚家军”的编练，教师可以补充戚继光严于治军的小故事，如条件允许，可尝试着在课下排练“鸳鸯阵”，然后拿到课上表演，使学生切身体会到戚继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以及士兵们团结合作的精神风貌，因为这些都是“戚家军”得以战胜倭寇的重要因素。利用《戚家军抗倭形势》图，简要介绍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台州九捷”。在基本荡平侵扰浙江的倭寇后，“戚家军”又开赴福建、广东，与当地明军一起剿灭了那里的倭寇。
戚继光抗倭斗争的评价：教师请学生结合所讲过的内容，分析戚继光抗倭取得胜利的原因(可分组讨论后回答)，基本概括为四点：首先这是一场反侵略的正义战争，符合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心向背”；二是戚家军纪律严明，作战英勇；三是戚家军与其他爱国军民配合作战，体现了一种同仇敌忾的民族向心力；而戚继光卓越的军事韬略和指挥才能，则无可争议地成为另一个原因。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回忆：在中国古代史上还有哪支军队以纪律严明而著称?对比一下“岳家军”和“戚家军”在抗击对象上有什么不同?由此引出对戚继光及戚继光抗倭斗争的正确评价，需要明确的是，抗倭斗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反抗外来民族侵略并取得胜利的斗争，戚继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
教师此时可补充一些民间纪念戚继光的童谣、民间故事、传说等，使戚继光这个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并由此反衬出戚继光人格的伟大，使学生进一步悟出一些做人的道理。
.戚继光继承父职后，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联系课文中他的诗句，你认为他有什么高尚的品质值得人们学习?
“遥知夷岛浮天际，未敢忘危负年华。”表达了戚继光决心将自己的一生和抗倭事业结合起来，使自己处在时代激流的中心，为民族、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决心。戚继光能在国家危难之时立下远大志向，挺身而出，时刻以国家和民族安危为己任的高尚品质，值得我们学习。另外，“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则更明确地表明戚继光为驱逐倭患、保卫海防、拯救百姓于水火，而并非追求个人功名的崇高品质。
元明的倭患
中日两国的关系历来极为友好。元朝初年，高丽人赵彝向蒙古贵族进言，说日本可通。元世祖忽必烈于是决心降服日本。他几次派人出使日本，要求日本臣服元朝，没有得到答复，乃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十八年(1281年)两次派兵出征日本，结果均因遭遇暴风而告失败。当时，日本镰仓幕府刚建立不久，各地武士阶级(中小封建主)的分裂割据仍很严重。他们利用镰仓幕府与天皇及其反对者之间的矛盾，乘机扩大势力。为了掠夺财富，开始是通过商人以贸易形式同南宋往来。元军侵日失败后，有些武士和商人就打着贸易的旗号，携带兵器，到朝鲜、中国沿海一带进行抢劫。这使元朝政府不得不严加防范，屡次下令“严商下海”，取消主管对外贸易的市舶机构。日本政府也恐元军再来，除严加防范之外，终元之世不与元朝通使往来。由于元、日双方处于敌对状态，无法进行正式的贸易活动，日本的商人便在各地封建主的支持下，继续以暴力方式，到中国沿海进行海盗和走私活动。同时，随着日本封建兼并战争的加剧，丢失军职而破产的武士数量日增，沦为浪人，他们也大量加入海盗行列。因此，到元朝末期，倭寇的骚扰日趋严重。
明代的倭患是元代倭患的继续和发展。明朝建立时，日本正处于南北朝对立时期(1336—1392)，倭寇“乘中国未定”“率以零服寇掠沿海”(金安清《东倭考》)。为了制止倭寇的侵扰，明太祖多次遣使到日本交涉，均不得要领。因此，下令实行海禁，停止与日本的往来，“专以海防为务”(《明史·日本传》)，大力加强沿海防务。永乐时，明成祖一方面允许日本政府和商人来中国贸易，同时继续加强海防，永乐十七年(1419年)于辽东金线岛西北的望海埚歼灭一股入侵的倭寇，使倭寇不敢再大规模骚扰我国沿海。
到了嘉靖年间，倭寇的侵扰又猖獗起来。日本南北朝的战乱，到14世纪末以北朝的胜利告终，但到15世纪中叶又进入藩侯割据的战国时代。各封建藩侯为满足自己的奢侈欲望，并弥补战争经费的不足，都积极支持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进行抢掠。中国的一些奸商，也与倭寇相勾结，合伙从事走私和劫掠。还有一些破产的滨海贫民，为饥寒所迫，也充当倭寇的胁从。当时明朝统治腐败，海防松弛，浙闽沿海卫所，“战船、哨船十存一二”，士卒也只剩4／10，“倭剽掠辄得志，益无所忌，来者接踵”(《明史·朱纨传》)，倭寇为患达到了猖獗的程度。
东南沿海的奸商勾引倭寇上岸抢劫分赃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在大地主、大商人汪直、徐海、陈东、萧显、麻叶等的勾引下，“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明史·日本传》)。第二年，倭寇越来越多，“每自焚其舟，登岸劫掠”(同上)。他们把根据地从海岛迁到陆上，分成几十人到几百几千人的小股，四出劫掠。由于官军的腐败，倭寇一直闯到徽州、芜湖、南京、淮安和徐州、邳县一带。他们到处杀人越货、掳人勒赎或出卖。例如倭寇骚扰江苏昆山县城，“孤城被围凡四十五日，大小三十余战。其六门并被攻。被杀男女五百余人，被烧房屋二万余间，被发棺椁(挖坟盗棺)四十余县。各乡村落凡三百五十里，境内房屋十去八九，男妇十失五六，棺椁三四，有不可胜计而周知者”(归有光《昆山县倭寇始末》)。倭寇骚扰浙江湖州，“大肆毁掠，东自江口至西兴坝，西自楼下至北新关，一望赭然(空尽无物)，杀人无算。城边流血数十里，河内积货(倭寇抢劫的财物)满千船”(采九德《倭变事略》)。倭寇的残暴骚扰，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
戚继光
戚继光(1528—1588)，明代杰出的军事家，抗倭的民族英雄。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登州(今山东蓬莱)人。他出身将门，17岁承袭父职任登州卫指挥佥事，担负起防御倭寇的任务。倭寇的不断侵扰，激起他歼敌卫国的热情，曾写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止止堂集·横槊稿》上《韬钤深处》)的诗句。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调浙江，任参将，抵抗倭寇。他看到官军非常腐败，就到义乌招募农民、矿工，编练“戚家军”，成为抗倭主力。嘉靖四十年(1561年)，在台州大败倭寇。次年驰援福建，捣破倭寇在横屿(宁德城外海中)的大本营。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再援福建，升总兵官。二年后又与俞大猷剿平广东倭寇，肃清东南沿海的倭患。隆庆元年(1567年)被调到北方，镇守蓟州(今天津蓟县)。晚年受排挤 ，居家病死。所著《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极受军事家的重视。其他著作尚有《止止堂集》。
戚继光曾赋诗明志：“遥知夷岛浮天际……”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1：“(嘉靖三十三年)三月巡海上诸营……已而转节过文登营赋诗云：‘冉冉双幡度海涯，晓烟低护野人家。谁将春色来残堞，独有悲风吹晚笳。水落尚存秦代石，潮来不见汉时槎。遥知夷岛浮天际，未敢忘危负年华。”《止止堂集·横槊稿》上《过文登营》最后两句作“遥知百国微茫外，未敢忘危负岁华”。
台州九捷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三月，戚继光由浙江都司参将调任独镇一方的分守台(州)、金(华)、严(州)等处地方参将。他根据该地三面阻山、一面临海的情况，作出以陆战为主、兼用水(海)战的决策，将军队分驻于松门、海门，并制造战船，加强海上防务。嘉靖四十年(1561年)四月，16艘倭船由象山至奉化西凤岭登陆，窜扰宁海团前。戚继光判断倭寇的行动旨在诱离松门、海门的戚家军，然后乘虚直犯台州(今浙江临海)，就在台州、海门配备必要兵力，另派水师至宁海外洋伏击，自己亲率主力前往宁海，并请宁海驻军水陆会剿。倭寇果然分兵3路，分别东向桃渚、新河所和健跳所圻头，企图进犯台州。戚继光令佐理军务的兵巡佥事唐尧臣率领戍守海门、台州的军队救援新河，自率主力进剿宁海的倭寇。唐尧臣在新河大败倭寇，骚扰宁海的倭寇也纷纷逃窜，但桃渚的倭寇仍继续向台州进犯。戚继光立即挥师南下，于二十七日中午赶到台州城外，枵腹进至花街，“五战五胜，二路共斩首三百八级，生擒巨酋二浮，其漂溺无算”(《戚少保年谱耆编》卷2)。五月初一，健跳圻头的两千名倭寇又窜至台州府城东北的大田。戚继光率领身边的一千五百名亲兵前往大田迎战，因遇大雨，相持3日未能交锋。倭寇趁雨西窜，欲经仙居改袭处州(今浙江丽水)。戚继光率兵急趋上峰岭，设伏截击，“三战三捷，计斩首三百四十四级，生擒五酋”(同上)。不久，戚家军又取得长沙(在今浙江温岭市东南)大捷。经过一个月的战斗，戚家军九战九捷，彻底消灭了侵犯台州的倭寇。与此同时，总兵官卢镗、参将牛天锡等也在宁波、温州一带大败倭寇，浙江的倭患基本平息了。
戚继光抗倭业绩永为民间纪念
数百年来，在戚继光曾经任职和生活过的地方，人们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纪念他，而纪念形式之多、数量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是许多历史人物所不能及的。在京北的长城沿线和浙闽沿海地区，修建了许多戚继光祀祠、塑像、碑刻、纪念馆(堂)或亭台楼阁等纪念性建筑。在他的故乡山东蓬莱，不仅建有戚继光纪念馆和塑像，还修建了“水城”。纪念性命名也是民间纪念戚继光的主要形式之一，在上述地区，就分布着相当数量的因戚继光而命名的山、水、石、木、村、路、桥、井、亭阁等，如浙江余姚有戚家村，温岭有继光路。以民俗的形式纪念戚继光，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如八月十六过中秋，吃“光饼”等。纪念戚继光的民间文学，主要有抗倭故事、治军故事、爱民故事等十余类，此外民间还流传着相当数量的古谣、儿歌。反映戚继光事迹的文艺作品，有闽剧《戚继光斩子》、话剧《戚继光平倭记》等戏剧，而民间舞蹈《藤牌舞》和《光饼舞》，则分别取材于戚继光作战的场面和“光饼”制作过程中的动作；在体育健身方面，人们还发掘整理了民间武术——“继光拳”。总之，这些纪念形式，无不涵盖了百姓生活的各个层面，虽经历数百年人世变迁，依然流传至今，足可以体现戚继光在民间影响之深远。
附：
八月十六过中秋(节俗)：浙江省台州市所属的椒江、临海、黄岩等县(市)民间就将中秋节定为八月十六。相传，当年抗倭形势吃紧，戚继光率军于中秋之夜扫荡倭寇获全胜，次日夜，军民同庆抗倭胜利，并补过中秋佳节。后来为纪念这一事件，百姓过中秋节总是推迟一天，相沿成俗。
光饼(食俗)：又称继光饼、肚脐饼，是浙江省台州市、温州市所辖各县(市)及福建省莆田市、宁德市所辖各沿海县(市)民间常见的面食。它以小麦兑水调匀，烤制而成，其形扁圆，中有一小孔可穿绳。据说当年戚继光在浙闽沿海抗倭时，“戚家军”以光饼穿绳扎于腰间，充战时干粮。相传此饼为戚继光首创，故称“继光饼”或“光饼”。
口令的来历(民间故事)：
戚继光抗倭时，夜间派士兵沿海警戒，为避免夜幕中敌我难辨，戚继光让警戒的士兵都带着竹哨，如果发现人影就喊一声：“哨起!”对方若是自己人，就要立刻喊“立正”而原地站直。在部队操练时，戚继光不停地让士兵练习这两个动作。后几经演变，“哨起”“立正”就成了军队队列练习的正规口令。
哄儿谣：天皇皇，地皇皇，莫惊我家小儿郎，倭倭来，不要慌，我有戚爷会抵挡。
1、推行和平外交，稳定东南亚国际秩序
郑和下西洋前，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动荡，主要表现在东南亚地区各国相互猜疑，互相争夺。当时东南亚两个最大的国家爪哇、暹罗对外扩张，欺压周边一些国家，威胁满剌加、苏门答剌、占城、真腊，甚至在三佛齐，还有杀害明朝使臣的，拦截向中国朝贡的使团；再一个海盗猖獗，横行东南亚、南亚海上，十分嚣张，海上交通线得不到安全保障。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一方面直接影响中国南部的安全，一方面极大影响了明朝的国际形象，不利于明朝的稳定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明朝皇帝采取了“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和平的外交政策。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通过各种手段，调解和缓和各国之间矛盾，维护海上交通安全，从而把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同周边联系起来，试图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提高明王朝的国际威望。所以从明朝派遣郑和的使命可以看出是实现和平的使命。
郑和下西洋调解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有利于周边的稳定，维护了东南亚、南亚地区稳定和海上安全，提高了明朝的声望。所以，可以看出郑和的船队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不是用于侵略扩张，而是用于实现和平目的。在当时国际环境条件下，陈祖义几千人，阿烈苦奈儿上万人，没有强大军事实力做后盾，是难以实现和平的。
李约瑟评价：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从容温顺，不记前仇，慷慨大方，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虽然有恩人自居；他们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
2、震慑倭寇，牵制蒙元势力，维护国家安全
当时，威胁明朝安全的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东部海上的倭寇，北方的蒙元残余势力和西北的帖木儿帝国。中国倭寇最早出现在元朝末年，日本国内发生内战，部分武士和浪人为了生存便到中国沿海抢劫，到明初朱元璋时期，非常猖獗。当时明朝刚刚建立，国内还不稳定，所以集中精力安内，国防上采取被动的防御战略，在沿海省份设立卫所，在北方修长城和派兵屯边。
朱棣时期，陆海两方面对明朝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改变了被动防御战略，主动出机，陆上方向实施迁都、亲征漠北；海上方向组建了郑和舟师，震慑和打击倭寇和反明势力，并从海上实施战略包抄，对西北方向进行战略上的牵制，从而减轻明朝北部的压力。
3、发展海外贸易，传播中华文明
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主要是政治目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经济目的，国家实施这么大的战略行动，它是多方面考虑的。在郑和船队下西洋过程中展开许多贸易活动，主要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朝贡贸易。这种贸易是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基本形式，带有封建宗主国的性质。它通过这种形式获得这些小国对明朝宗主地位的认可，这是朝贡贸易的政治目的。当时各国都积极到中国来朝贡，一方面得到明朝的庇护，一方面得到的丰厚赏赐。据统计，永乐在位22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盛况空前。更有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国4个国家先后7位国王亲自率团前来，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华，还有3位国王在访问期间在中国病逝，他们遗嘱要托葬中华。明朝都按照王的待遇厚葬。
第二种官方贸易。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内容，它是在双方官方主持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交易，是明朝扩大海外贸易的重要途径。郑和船队除了装载赏赐用的礼品外，还有中国的货物，如铜钱、丝绸、瓷器、铁器等。这种贸易可以用明代铜钱买卖，多数以货易货。最有影响的是击掌定价法。在印度古里国，中国船队到达后，由当地的代理人负责交易事宜，将货物带到交易场所，双方在官员主持下当面议价定价，一旦定下，决不反悔。双方互相击掌表示成交。这种友好的贸易方式，在当地传为美谈。郑和下西洋期间，尤其是后几次下西洋贸易规模扩大，遵循的平等自愿，等价交换，具备了国际贸易的一些基本原则。
第三种民间贸易。这种贸易一定程度上是在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带动下出现的。它不是通过官方，而是由商人或民间自发性展开的。郑和下西洋消灭海盗，维护了海上安全，开辟了航线，促进和刺激了民间贸易。据有学者研究，郑和使团不禁止下西洋官兵带一些中国货物在沿途进行交换。东南亚百姓对中国丝绸、瓷器、工具非常喜欢，郑和船队一到都争先恐后的划船或到码头交易，有的还请官兵到当地的集市设摊交易。当时中国主要输出的瓷器、丝绸、茶叶、漆器、金属制品、铜钱等，中国换回的主要是珠宝、香料、药材、珍奇动物等，当时中国从海外进口100斤胡椒，当地价值1两，回到国内出售20两，利润丰厚。
郑和下西洋进行的贸易活动有政治行为的贸易，也存在经济行为的贸易。
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不仅进行海外贸易，还传播先进的中国的文化。当时东南亚、南亚、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比较落后，非常向往中华文明。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还肩负了“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的使命。郑和出色将中华文明远播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郑和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华礼仪和儒家思想、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造船技术等。
现在在海外还流传许多郑和的故事。在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留下郑和遗迹，表达了当地人民对这位传播中华文明的先驱的敬意。
4、开拓海洋事业，铺平亚非航路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占据着地球表面积70.8%，拥有着丰富的资源。自古以来，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空间，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与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盛衰休戚相关。我们的祖先早期创造了龙山和百越海洋文化，15世纪初，郑和大规模远航活动，把中国古代的海洋事业推向发展高峰，对人类的海洋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是开辟了亚非的洲际航线，为西方人的大航海铺平了亚非航路。当葡萄牙的航海家达加马沿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抵达东非海岸时，当地人就告述几十年前中国人曾几次来到这里。他们在阿拉伯领航员的帮助下，沿着郑和船队开辟的航线顺利到达了印度。
二是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一些海洋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许多海洋科学数据。《郑和航海图》就是通过大量海洋调查绘制的。这种海洋考察活动比世界记载最早的1872年——1876年英国的“挑战者”号进行海洋调查早了400多年。
三是对航海区域进行了战略布局。郑和下西洋根据其使命和掌握的海洋知识，在辽阔的海外选择了占城、满剌加、旧港、古里、忽鲁莫斯等地作为海洋发展的重点区域，有利于扩大海外交通和贸易范围。
郑和下西洋在海洋事业上还有许多贡献。郑和的功绩是辉煌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从30多岁开始，前后28年献身海洋，最后一次下西洋时，已经60岁了，为了中外文化交往和航海事业，他毅然率领船队出使，这次他再没有回来，病逝在印度的古里，时年62岁，永远的长眠在他开辟的和平的道路上。
在群星璀璨的中华英杰中，郑和不但以先于西方人航海，胜于西方人的航海技术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我觉得人们关注和研究他的最主要层面，恐怕是郑和所代表的一种文化精神：一种中国人不畏艰险，征服自然的价值趋向，一种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决心。
郑和这种敬业献身报效国家的精神是永存的，凝聚着中华民族开放进取、和平友好、交流合作、经略海洋和敢为天下先的优秀品德，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继承和弘扬，推进人类的文明。（编辑：胡曼筠）
.“戚继光抗倭”一目。
先明确交待抗倭的历史背景，可结合《戚家军抗倭形势》挂图(或投影、计算机课件等)，首先阐明“倭寇”的概念，再让学生搞清楚明朝中期倭患严重的原因，指导学生观看《戚家军抗倭形势》图，以对倭寇的骚扰范围之广、危害之深有一个形象的认识。教师还可以出示有关材料，启发学生思考：倭寇对我国东南沿海的骚扰造成了什么严重的后果?明确了以上几方面的问题，就为正确认识戚继光的抗倭斗争，以及更好地评价抗倭斗争的性质做好了铺垫。
戚继光抗倭斗争的经过：先指导学生观看《戚继光》像，然后让学生阅读戚继光的生平事迹，再结合“动脑筋”一题说一说从戚继光身上能学到哪些优秀品质?关于“戚家军”的编练，教师可以补充戚继光严于治军的小故事，如条件允许，可尝试着在课下排练“鸳鸯阵”，然后拿到课上表演，使学生切身体会到戚继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以及士兵们团结合作的精神风貌，因为这些都是“戚家军”得以战胜倭寇的重要因素。利用《戚家军抗倭形势》图，简要介绍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台州九捷”。在基本荡平侵扰浙江的倭寇后，“戚家军”又开赴福建、广东，与当地明军一起剿灭了那里的倭寇。
戚继光抗倭斗争的评价：教师请学生结合所讲过的内容，分析戚继光抗倭取得胜利的原因(可分组讨论后回答)，基本概括为四点：首先这是一场反侵略的正义战争，符合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心向背”；二是戚家军纪律严明，作战英勇；三是戚家军与其他爱国军民配合作战，体现了一种同仇敌忾的民族向心力；而戚继光卓越的军事韬略和指挥才能，则无可争议地成为另一个原因。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回忆：在中国古代史上还有哪支军队以纪律严明而著称?对比一下“岳家军”和“戚家军”在抗击对象上有什么不同?由此引出对戚继光及戚继光抗倭斗争的正确评价，需要明确的是，抗倭斗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反抗外来民族侵略并取得胜利的斗争，戚继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
教师此时可补充一些民间纪念戚继光的童谣、民间故事、传说等，使戚继光这个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并由此反衬出戚继光人格的伟大，使学生进一步悟出一些做人的道理。
.戚继光继承父职后，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联系课文中他的诗句，你认为他有什么高尚的品质值得人们学习?
“遥知夷岛浮天际，未敢忘危负年华。”表达了戚继光决心将自己的一生和抗倭事业结合起来，使自己处在时代激流的中心，为民族、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决心。戚继光能在国家危难之时立下远大志向，挺身而出，时刻以国家和民族安危为己任的高尚品质，值得我们学习。另外，“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则更明确地表明戚继光为驱逐倭患、保卫海防、拯救百姓于水火，而并非追求个人功名的崇高品质。
元明的倭患
中日两国的关系历来极为友好。元朝初年，高丽人赵彝向蒙古贵族进言，说日本可通。元世祖忽必烈于是决心降服日本。他几次派人出使日本，要求日本臣服元朝，没有得到答复，乃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十八年(1281年)两次派兵出征日本，结果均因遭遇暴风而告失败。当时，日本镰仓幕府刚建立不久，各地武士阶级(中小封建主)的分裂割据仍很严重。他们利用镰仓幕府与天皇及其反对者之间的矛盾，乘机扩大势力。为了掠夺财富，开始是通过商人以贸易形式同南宋往来。元军侵日失败后，有些武士和商人就打着贸易的旗号，携带兵器，到朝鲜、中国沿海一带进行抢劫。这使元朝政府不得不严加防范，屡次下令“严商下海”，取消主管对外贸易的市舶机构。日本政府也恐元军再来，除严加防范之外，终元之世不与元朝通使往来。由于元、日双方处于敌对状态，无法进行正式的贸易活动，日本的商人便在各地封建主的支持下，继续以暴力方式，到中国沿海进行海盗和走私活动。同时，随着日本封建兼并战争的加剧，丢失军职而破产的武士数量日增，沦为浪人，他们也大量加入海盗行列。因此，到元朝末期，倭寇的骚扰日趋严重。
明代的倭患是元代倭患的继续和发展。明朝建立时，日本正处于南北朝对立时期(1336—1392)，倭寇“乘中国未定”“率以零服寇掠沿海”(金安清《东倭考》)。为了制止倭寇的侵扰，明太祖多次遣使到日本交涉，均不得要领。因此，下令实行海禁，停止与日本的往来，“专以海防为务”(《明史·日本传》)，大力加强沿海防务。永乐时，明成祖一方面允许日本政府和商人来中国贸易，同时继续加强海防，永乐十七年(1419年)于辽东金线岛西北的望海埚歼灭一股入侵的倭寇，使倭寇不敢再大规模骚扰我国沿海。
到了嘉靖年间，倭寇的侵扰又猖獗起来。日本南北朝的战乱，到14世纪末以北朝的胜利告终，但到15世纪中叶又进入藩侯割据的战国时代。各封建藩侯为满足自己的奢侈欲望，并弥补战争经费的不足，都积极支持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进行抢掠。中国的一些奸商，也与倭寇相勾结，合伙从事走私和劫掠。还有一些破产的滨海贫民，为饥寒所迫，也充当倭寇的胁从。当时明朝统治腐败，海防松弛，浙闽沿海卫所，“战船、哨船十存一二”，士卒也只剩4／10，“倭剽掠辄得志，益无所忌，来者接踵”(《明史·朱纨传》)，倭寇为患达到了猖獗的程度。
东南沿海的奸商勾引倭寇上岸抢劫分赃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在大地主、大商人汪直、徐海、陈东、萧显、麻叶等的勾引下，“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明史·日本传》)。第二年，倭寇越来越多，“每自焚其舟，登岸劫掠”(同上)。他们把根据地从海岛迁到陆上，分成几十人到几百几千人的小股，四出劫掠。由于官军的腐败，倭寇一直闯到徽州、芜湖、南京、淮安和徐州、邳县一带。他们到处杀人越货、掳人勒赎或出卖。例如倭寇骚扰江苏昆山县城，“孤城被围凡四十五日，大小三十余战。其六门并被攻。被杀男女五百余人，被烧房屋二万余间，被发棺椁(挖坟盗棺)四十余县。各乡村落凡三百五十里，境内房屋十去八九，男妇十失五六，棺椁三四，有不可胜计而周知者”(归有光《昆山县倭寇始末》)。倭寇骚扰浙江湖州，“大肆毁掠，东自江口至西兴坝，西自楼下至北新关，一望赭然(空尽无物)，杀人无算。城边流血数十里，河内积货(倭寇抢劫的财物)满千船”(采九德《倭变事略》)。倭寇的残暴骚扰，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
戚继光
戚继光(1528—1588)，明代杰出的军事家，抗倭的民族英雄。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登州(今山东蓬莱)人。他出身将门，17岁承袭父职任登州卫指挥佥事，担负起防御倭寇的任务。倭寇的不断侵扰，激起他歼敌卫国的热情，曾写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止止堂集·横槊稿》上《韬钤深处》)的诗句。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调浙江，任参将，抵抗倭寇。他看到官军非常腐败，就到义乌招募农民、矿工，编练“戚家军”，成为抗倭主力。嘉靖四十年(1561年)，在台州大败倭寇。次年驰援福建，捣破倭寇在横屿(宁德城外海中)的大本营。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再援福建，升总兵官。二年后又与俞大猷剿平广东倭寇，肃清东南沿海的倭患。隆庆元年(1567年)被调到北方，镇守蓟州(今天津蓟县)。晚年受排挤 ，居家病死。所著《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极受军事家的重视。其他著作尚有《止止堂集》。
戚继光曾赋诗明志：“遥知夷岛浮天际……”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1：“(嘉靖三十三年)三月巡海上诸营……已而转节过文登营赋诗云：‘冉冉双幡度海涯，晓烟低护野人家。谁将春色来残堞，独有悲风吹晚笳。水落尚存秦代石，潮来不见汉时槎。遥知夷岛浮天际，未敢忘危负年华。”《止止堂集·横槊稿》上《过文登营》最后两句作“遥知百国微茫外，未敢忘危负岁华”。
台州九捷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三月，戚继光由浙江都司参将调任独镇一方的分守台(州)、金(华)、严(州)等处地方参将。他根据该地三面阻山、一面临海的情况，作出以陆战为主、兼用水(海)战的决策，将军队分驻于松门、海门，并制造战船，加强海上防务。嘉靖四十年(1561年)四月，16艘倭船由象山至奉化西凤岭登陆，窜扰宁海团前。戚继光判断倭寇的行动旨在诱离松门、海门的戚家军，然后乘虚直犯台州(今浙江临海)，就在台州、海门配备必要兵力，另派水师至宁海外洋伏击，自己亲率主力前往宁海，并请宁海驻军水陆会剿。倭寇果然分兵3路，分别东向桃渚、新河所和健跳所圻头，企图进犯台州。戚继光令佐理军务的兵巡佥事唐尧臣率领戍守海门、台州的军队救援新河，自率主力进剿宁海的倭寇。唐尧臣在新河大败倭寇，骚扰宁海的倭寇也纷纷逃窜，但桃渚的倭寇仍继续向台州进犯。戚继光立即挥师南下，于二十七日中午赶到台州城外，枵腹进至花街，“五战五胜，二路共斩首三百八级，生擒巨酋二浮，其漂溺无算”(《戚少保年谱耆编》卷2)。五月初一，健跳圻头的两千名倭寇又窜至台州府城东北的大田。戚继光率领身边的一千五百名亲兵前往大田迎战，因遇大雨，相持3日未能交锋。倭寇趁雨西窜，欲经仙居改袭处州(今浙江丽水)。戚继光率兵急趋上峰岭，设伏截击，“三战三捷，计斩首三百四十四级，生擒五酋”(同上)。不久，戚家军又取得长沙(在今浙江温岭市东南)大捷。经过一个月的战斗，戚家军九战九捷，彻底消灭了侵犯台州的倭寇。与此同时，总兵官卢镗、参将牛天锡等也在宁波、温州一带大败倭寇，浙江的倭患基本平息了。
戚继光抗倭业绩永为民间纪念
数百年来，在戚继光曾经任职和生活过的地方，人们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纪念他，而纪念形式之多、数量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是许多历史人物所不能及的。在京北的长城沿线和浙闽沿海地区，修建了许多戚继光祀祠、塑像、碑刻、纪念馆(堂)或亭台楼阁等纪念性建筑。在他的故乡山东蓬莱，不仅建有戚继光纪念馆和塑像，还修建了“水城”。纪念性命名也是民间纪念戚继光的主要形式之一，在上述地区，就分布着相当数量的因戚继光而命名的山、水、石、木、村、路、桥、井、亭阁等，如浙江余姚有戚家村，温岭有继光路。以民俗的形式纪念戚继光，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如八月十六过中秋，吃“光饼”等。纪念戚继光的民间文学，主要有抗倭故事、治军故事、爱民故事等十余类，此外民间还流传着相当数量的古谣、儿歌。反映戚继光事迹的文艺作品，有闽剧《戚继光斩子》、话剧《戚继光平倭记》等戏剧，而民间舞蹈《藤牌舞》和《光饼舞》，则分别取材于戚继光作战的场面和“光饼”制作过程中的动作；在体育健身方面，人们还发掘整理了民间武术——“继光拳”。总之，这些纪念形式，无不涵盖了百姓生活的各个层面，虽经历数百年人世变迁，依然流传至今，足可以体现戚继光在民间影响之深远。
附：
八月十六过中秋(节俗)：浙江省台州市所属的椒江、临海、黄岩等县(市)民间就将中秋节定为八月十六。相传，当年抗倭形势吃紧，戚继光率军于中秋之夜扫荡倭寇获全胜，次日夜，军民同庆抗倭胜利，并补过中秋佳节。后来为纪念这一事件，百姓过中秋节总是推迟一天，相沿成俗。
光饼(食俗)：又称继光饼、肚脐饼，是浙江省台州市、温州市所辖各县(市)及福建省莆田市、宁德市所辖各沿海县(市)民间常见的面食。它以小麦兑水调匀，烤制而成，其形扁圆，中有一小孔可穿绳。据说当年戚继光在浙闽沿海抗倭时，“戚家军”以光饼穿绳扎于腰间，充战时干粮。相传此饼为戚继光首创，故称“继光饼”或“光饼”。
口令的来历(民间故事)：
戚继光抗倭时，夜间派士兵沿海警戒，为避免夜幕中敌我难辨，戚继光让警戒的士兵都带着竹哨，如果发现人影就喊一声：“哨起!”对方若是自己人，就要立刻喊“立正”而原地站直。在部队操练时，戚继光不停地让士兵练习这两个动作。后几经演变，“哨起”“立正”就成了军队队列练习的正规口令。
哄儿谣：天皇皇，地皇皇，莫惊我家小儿郎，倭倭来，不要慌，我有戚爷会抵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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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是一种国家行为，郑和船队是一支强大的战略力量。明政府派遣郑和船队下西洋显然是从当时国家利益（包括皇帝的意志）和国家需要出发。郑和下西洋的使命和功绩概括起来，主要包括4个方面：
1、推行和平外交，稳定东南亚国际秩序
郑和下西洋前，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动荡，主要表现在东南亚地区各国相互猜疑，互相争夺。当时东南亚两个最大的国家爪哇、暹罗对外扩张，欺压周边一些国家，威胁满剌加、苏门答剌、占城、真腊，甚至在三佛齐，还有杀害明朝使臣的，拦截向中国朝贡的使团；再一个海盗猖獗，横行东南亚、南亚海上，十分嚣张，海上交通线得不到安全保障。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一方面直接影响中国南部的安全，一方面极大影响了明朝的国际形象，不利于明朝的稳定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明朝皇帝采取了“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和平的外交政策。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通过各种手段，调解和缓和各国之间矛盾，维护海上交通安全，从而把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同周边联系起来，试图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提高明王朝的国际威望。所以从明朝派遣郑和的使命可以看出是实现和平的使命。
郑和下西洋调解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有利于周边的稳定，维护了东南亚、南亚地区稳定和海上安全，提高了明朝的声望。所以，可以看出郑和的船队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不是用于侵略扩张，而是用于实现和平目的。在当时国际环境条件下，陈祖义几千人，阿烈苦奈儿上万人，没有强大军事实力做后盾，是难以实现和平的。
李约瑟评价：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从容温顺，不记前仇，慷慨大方，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虽然有恩人自居；他们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
2、震慑倭寇，牵制蒙元势力，维护国家安全
当时，威胁明朝安全的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东部海上的倭寇，北方的蒙元残余势力和西北的帖木儿帝国。中国倭寇最早出现在元朝末年，日本国内发生内战，部分武士和浪人为了生存便到中国沿海抢劫，到明初朱元璋时期，非常猖獗。当时明朝刚刚建立，国内还不稳定，所以集中精力安内，国防上采取被动的防御战略，在沿海省份设立卫所，在北方修长城和派兵屯边。
朱棣时期，陆海两方面对明朝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改变了被动防御战略，主动出机，陆上方向实施迁都、亲征漠北；海上方向组建了郑和舟师，震慑和打击倭寇和反明势力，并从海上实施战略包抄，对西北方向进行战略上的牵制，从而减轻明朝北部的压力。
3、发展海外贸易，传播中华文明
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主要是政治目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经济目的，国家实施这么大的战略行动，它是多方面考虑的。在郑和船队下西洋过程中展开许多贸易活动，主要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朝贡贸易。这种贸易是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基本形式，带有封建宗主国的性质。它通过这种形式获得这些小国对明朝宗主地位的认可，这是朝贡贸易的政治目的。当时各国都积极到中国来朝贡，一方面得到明朝的庇护，一方面得到的丰厚赏赐。据统计，永乐在位22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盛况空前。更有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国4个国家先后7位国王亲自率团前来，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华，还有3位国王在访问期间在中国病逝，他们遗嘱要托葬中华。明朝都按照王的待遇厚葬。
第二种官方贸易。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内容，它是在双方官方主持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交易，是明朝扩大海外贸易的重要途径。郑和船队除了装载赏赐用的礼品外，还有中国的货物，如铜钱、丝绸、瓷器、铁器等。这种贸易可以用明代铜钱买卖，多数以货易货。最有影响的是击掌定价法。在印度古里国，中国船队到达后，由当地的代理人负责交易事宜，将货物带到交易场所，双方在官员主持下当面议价定价，一旦定下，决不反悔。双方互相击掌表示成交。这种友好的贸易方式，在当地传为美谈。郑和下西洋期间，尤其是后几次下西洋贸易规模扩大，遵循的平等自愿，等价交换，具备了国际贸易的一些基本原则。
第三种民间贸易。这种贸易一定程度上是在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带动下出现的。它不是通过官方，而是由商人或民间自发性展开的。郑和下西洋消灭海盗，维护了海上安全，开辟了航线，促进和刺激了民间贸易。据有学者研究，郑和使团不禁止下西洋官兵带一些中国货物在沿途进行交换。东南亚百姓对中国丝绸、瓷器、工具非常喜欢，郑和船队一到都争先恐后的划船或到码头交易，有的还请官兵到当地的集市设摊交易。当时中国主要输出的瓷器、丝绸、茶叶、漆器、金属制品、铜钱等，中国换回的主要是珠宝、香料、药材、珍奇动物等，当时中国从海外进口100斤胡椒，当地价值1两，回到国内出售20两，利润丰厚。
郑和下西洋进行的贸易活动有政治行为的贸易，也存在经济行为的贸易。
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不仅进行海外贸易，还传播先进的中国的文化。当时东南亚、南亚、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比较落后，非常向往中华文明。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还肩负了“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的使命。郑和出色将中华文明远播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郑和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华礼仪和儒家思想、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造船技术等。
现在在海外还流传许多郑和的故事。在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留下郑和遗迹，表达了当地人民对这位传播中华文明的先驱的敬意。
4、开拓海洋事业，铺平亚非航路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占据着地球表面积70.8%，拥有着丰富的资源。自古以来，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空间，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与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盛衰休戚相关。我们的祖先早期创造了龙山和百越海洋文化，15世纪初，郑和大规模远航活动，把中国古代的海洋事业推向发展高峰，对人类的海洋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是开辟了亚非的洲际航线，为西方人的大航海铺平了亚非航路。当葡萄牙的航海家达加马沿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抵达东非海岸时，当地人就告述几十年前中国人曾几次来到这里。他们在阿拉伯领航员的帮助下，沿着郑和船队开辟的航线顺利到达了印度。
二是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一些海洋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许多海洋科学数据。《郑和航海图》就是通过大量海洋调查绘制的。这种海洋考察活动比世界记载最早的1872年——1876年英国的“挑战者”号进行海洋调查早了400多年。
三是对航海区域进行了战略布局。郑和下西洋根据其使命和掌握的海洋知识，在辽阔的海外选择了占城、满剌加、旧港、古里、忽鲁莫斯等地作为海洋发展的重点区域，有利于扩大海外交通和贸易范围。
郑和下西洋在海洋事业上还有许多贡献。郑和的功绩是辉煌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从30多岁开始，前后28年献身海洋，最后一次下西洋时，已经60岁了，为了中外文化交往和航海事业，他毅然率领船队出使，这次他再没有回来，病逝在印度的古里，时年62岁，永远的长眠在他开辟的和平的道路上。
在群星璀璨的中华英杰中，郑和不但以先于西方人航海，胜于西方人的航海技术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我觉得人们关注和研究他的最主要层面，恐怕是郑和所代表的一种文化精神：一种中国人不畏艰险，征服自然的价值趋向，一种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决心。
郑和这种敬业献身报效国家的精神是永存的，凝聚着中华民族开放进取、和平友好、交流合作、经略海洋和敢为天下先的优秀品德，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继承和弘扬，推进人类的文明。
1、推行和平外交，稳定东南亚国际秩序
郑和下西洋前，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动荡，主要表现在东南亚地区各国相互猜疑，互相争夺。当时东南亚两个最大的国家爪哇、暹罗对外扩张，欺压周边一些国家，威胁满剌加、苏门答剌、占城、真腊，甚至在三佛齐，还有杀害明朝使臣的，拦截向中国朝贡的使团；再一个海盗猖獗，横行东南亚、南亚海上，十分嚣张，海上交通线得不到安全保障。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一方面直接影响中国南部的安全，一方面极大影响了明朝的国际形象，不利于明朝的稳定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明朝皇帝采取了“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和平的外交政策。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通过各种手段，调解和缓和各国之间矛盾，维护海上交通安全，从而把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同周边联系起来，试图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提高明王朝的国际威望。所以从明朝派遣郑和的使命可以看出是实现和平的使命。
郑和下西洋调解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有利于周边的稳定，维护了东南亚、南亚地区稳定和海上安全，提高了明朝的声望。所以，可以看出郑和的船队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不是用于侵略扩张，而是用于实现和平目的。在当时国际环境条件下，陈祖义几千人，阿烈苦奈儿上万人，没有强大军事实力做后盾，是难以实现和平的。
李约瑟评价：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从容温顺，不记前仇，慷慨大方，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虽然有恩人自居；他们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
2、震慑倭寇，牵制蒙元势力，维护国家安全
当时，威胁明朝安全的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东部海上的倭寇，北方的蒙元残余势力和西北的帖木儿帝国。中国倭寇最早出现在元朝末年，日本国内发生内战，部分武士和浪人为了生存便到中国沿海抢劫，到明初朱元璋时期，非常猖獗。当时明朝刚刚建立，国内还不稳定，所以集中精力安内，国防上采取被动的防御战略，在沿海省份设立卫所，在北方修长城和派兵屯边。
朱棣时期，陆海两方面对明朝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改变了被动防御战略，主动出机，陆上方向实施迁都、亲征漠北；海上方向组建了郑和舟师，震慑和打击倭寇和反明势力，并从海上实施战略包抄，对西北方向进行战略上的牵制，从而减轻明朝北部的压力。
3、发展海外贸易，传播中华文明
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主要是政治目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经济目的，国家实施这么大的战略行动，它是多方面考虑的。在郑和船队下西洋过程中展开许多贸易活动，主要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朝贡贸易。这种贸易是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基本形式，带有封建宗主国的性质。它通过这种形式获得这些小国对明朝宗主地位的认可，这是朝贡贸易的政治目的。当时各国都积极到中国来朝贡，一方面得到明朝的庇护，一方面得到的丰厚赏赐。据统计，永乐在位22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盛况空前。更有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国4个国家先后7位国王亲自率团前来，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华，还有3位国王在访问期间在中国病逝，他们遗嘱要托葬中华。明朝都按照王的待遇厚葬。
第二种官方贸易。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内容，它是在双方官方主持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交易，是明朝扩大海外贸易的重要途径。郑和船队除了装载赏赐用的礼品外，还有中国的货物，如铜钱、丝绸、瓷器、铁器等。这种贸易可以用明代铜钱买卖，多数以货易货。最有影响的是击掌定价法。在印度古里国，中国船队到达后，由当地的代理人负责交易事宜，将货物带到交易场所，双方在官员主持下当面议价定价，一旦定下，决不反悔。双方互相击掌表示成交。这种友好的贸易方式，在当地传为美谈。郑和下西洋期间，尤其是后几次下西洋贸易规模扩大，遵循的平等自愿，等价交换，具备了国际贸易的一些基本原则。
第三种民间贸易。这种贸易一定程度上是在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带动下出现的。它不是通过官方，而是由商人或民间自发性展开的。郑和下西洋消灭海盗，维护了海上安全，开辟了航线，促进和刺激了民间贸易。据有学者研究，郑和使团不禁止下西洋官兵带一些中国货物在沿途进行交换。东南亚百姓对中国丝绸、瓷器、工具非常喜欢，郑和船队一到都争先恐后的划船或到码头交易，有的还请官兵到当地的集市设摊交易。当时中国主要输出的瓷器、丝绸、茶叶、漆器、金属制品、铜钱等，中国换回的主要是珠宝、香料、药材、珍奇动物等，当时中国从海外进口100斤胡椒，当地价值1两，回到国内出售20两，利润丰厚。
郑和下西洋进行的贸易活动有政治行为的贸易，也存在经济行为的贸易。
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不仅进行海外贸易，还传播先进的中国的文化。当时东南亚、南亚、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比较落后，非常向往中华文明。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还肩负了“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的使命。郑和出色将中华文明远播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郑和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华礼仪和儒家思想、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造船技术等。
现在在海外还流传许多郑和的故事。在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留下郑和遗迹，表达了当地人民对这位传播中华文明的先驱的敬意。
4、开拓海洋事业，铺平亚非航路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占据着地球表面积70.8%，拥有着丰富的资源。自古以来，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空间，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与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盛衰休戚相关。我们的祖先早期创造了龙山和百越海洋文化，15世纪初，郑和大规模远航活动，把中国古代的海洋事业推向发展高峰，对人类的海洋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是开辟了亚非的洲际航线，为西方人的大航海铺平了亚非航路。当葡萄牙的航海家达加马沿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抵达东非海岸时，当地人就告述几十年前中国人曾几次来到这里。他们在阿拉伯领航员的帮助下，沿着郑和船队开辟的航线顺利到达了印度。
二是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一些海洋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许多海洋科学数据。《郑和航海图》就是通过大量海洋调查绘制的。这种海洋考察活动比世界记载最早的1872年——1876年英国的“挑战者”号进行海洋调查早了400多年。
三是对航海区域进行了战略布局。郑和下西洋根据其使命和掌握的海洋知识，在辽阔的海外选择了占城、满剌加、旧港、古里、忽鲁莫斯等地作为海洋发展的重点区域，有利于扩大海外交通和贸易范围。
郑和下西洋在海洋事业上还有许多贡献。郑和的功绩是辉煌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从30多岁开始，前后28年献身海洋，最后一次下西洋时，已经60岁了，为了中外文化交往和航海事业，他毅然率领船队出使，这次他再没有回来，病逝在印度的古里，时年62岁，永远的长眠在他开辟的和平的道路上。
在群星璀璨的中华英杰中，郑和不但以先于西方人航海，胜于西方人的航海技术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我觉得人们关注和研究他的最主要层面，恐怕是郑和所代表的一种文化精神：一种中国人不畏艰险，征服自然的价值趋向，一种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决心。
郑和这种敬业献身报效国家的精神是永存的，凝聚着中华民族开放进取、和平友好、交流合作、经略海洋和敢为天下先的优秀品德，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继承和弘扬，推进人类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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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外纪念郑和下西洋的活动正在展开。郑和下西洋，充满了进取性、开拓性与大无畏的精神，对于一贯重视陆路、轻视海权的中国历史与传统而言，其意义更加难能可贵。并且，郑和下西洋始终坚守和平、平等、自律原则，不以大欺小，不恃强凌弱，这与后来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唯利是图、掠夺性、残暴性相比有天壤之别。
因此，郑和下西洋充分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王道外交”的特征，即亲仁善邻、以德行仁、以大事小、协和万邦、悦近来远。
“纯粹王道”的局限和不足
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郑和下西洋所体现出来的“纯粹王道”也有不足和局限：
首先，行动缺乏明确而切实的战略目标选择与实际利益考量。郑和下西洋以宣扬明朝的和平友好理想为主要使命，重义轻利，厚往薄来，对有效维护国家现实利益功效有限。明朝纯粹王道外交的特点是凭借雄厚国力，大力从事不计成本与不惜代价的睦邻外交活动，积极致力于建立与维护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天朝礼治体系”。郑和下西洋（1405～1433年）明显缺乏现实利益考虑，因为当时对明朝的主要现实威胁并非来自海上，而是来自北面的北元与西面的帖木儿帝国。郑和下西洋纯粹王道的理想色彩浓厚，重义轻利、不计得失。而与之相对照，汉朝张骞通西域则完全从国家的现实安全利益与战略需要出发，义利兼顾、德力兼备，目标明确、量力而行。
其次，明朝派郑和七下西洋，耗资巨大，有劳民伤财之嫌。郑和下西洋花费多，收益少；送出去多，拿回来少，并未给明朝带来足够实际利益，反而造成巨大物资浪费，导致后来国库空虚。郑和下西洋厚往薄来与四处馈赠，也反映了明成祖的帝王虚荣心态与好大喜功个性。
再次，受明朝封建制度限制，郑和下西洋仅限于对外宣扬和平，没有也不可能带来海外贸易与商业的持久发展，更不用说导致明朝的近代化与资本主义发育，因为在“天朝礼治体系”之下，商品交易和国际贸易是不受重视和鼓励的
务实“王道”是中国外交主流
中国古代战略文化与外交思想可一分为三，即以孟子为代表的纯粹王道、以荀子为代表的务实王道、以韩非子为代表的霸道。纯粹王道外交的特点是：外交不以追求本国利益为主要目的，而以仁义道德的实现为最大目标，道德并非外交手段，而是外交的目的；务实王道外交的特点是：外交以维护与追求本国利益为主要目的，在追求本国利益同时兼顾道义原则，反对滥用武力，尽量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霸道外交的特点则是：迷信武力与唯利是图，只顾本国利益，以争夺霸权与取得霸主地位为最大目的，仁义道德至多只是外交工具而已。
中国战略文化传统一直存在两个主流：就王道与霸道而言，王道是主流；就王道本身而言，务实王道又是主流。三者相比较，霸道有弊无利，纯粹王道利弊参半甚至弊大于利（如两宋），而务实王道则利大于弊，其造就了中国古代的三大盛世：西汉的文景之治与武宣之政、唐朝的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清朝的康雍乾盛世。
因此，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隆重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应采取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既要充分肯定其和平无私精神，也应反思其不计得失、好大喜功与劳民伤财之误。我们应坚持“去纯粹王道之幻想、反霸道强权之行径、取务实王道之神髓”的历史取舍原则，认真吸取纯粹王道外交的经验教训，更多地将义利兼顾、德力俱备的务实王道发扬光大，古为今用，以更好地促进21世纪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民族复兴。
因此，郑和下西洋充分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王道外交”的特征，即亲仁善邻、以德行仁、以大事小、协和万邦、悦近来远。
“纯粹王道”的局限和不足
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郑和下西洋所体现出来的“纯粹王道”也有不足和局限：
首先，行动缺乏明确而切实的战略目标选择与实际利益考量。郑和下西洋以宣扬明朝的和平友好理想为主要使命，重义轻利，厚往薄来，对有效维护国家现实利益功效有限。明朝纯粹王道外交的特点是凭借雄厚国力，大力从事不计成本与不惜代价的睦邻外交活动，积极致力于建立与维护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天朝礼治体系”。郑和下西洋（1405～1433年）明显缺乏现实利益考虑，因为当时对明朝的主要现实威胁并非来自海上，而是来自北面的北元与西面的帖木儿帝国。郑和下西洋纯粹王道的理想色彩浓厚，重义轻利、不计得失。而与之相对照，汉朝张骞通西域则完全从国家的现实安全利益与战略需要出发，义利兼顾、德力兼备，目标明确、量力而行。
其次，明朝派郑和七下西洋，耗资巨大，有劳民伤财之嫌。郑和下西洋花费多，收益少；送出去多，拿回来少，并未给明朝带来足够实际利益，反而造成巨大物资浪费，导致后来国库空虚。郑和下西洋厚往薄来与四处馈赠，也反映了明成祖的帝王虚荣心态与好大喜功个性。
再次，受明朝封建制度限制，郑和下西洋仅限于对外宣扬和平，没有也不可能带来海外贸易与商业的持久发展，更不用说导致明朝的近代化与资本主义发育，因为在“天朝礼治体系”之下，商品交易和国际贸易是不受重视和鼓励的
务实“王道”是中国外交主流
中国古代战略文化与外交思想可一分为三，即以孟子为代表的纯粹王道、以荀子为代表的务实王道、以韩非子为代表的霸道。纯粹王道外交的特点是：外交不以追求本国利益为主要目的，而以仁义道德的实现为最大目标，道德并非外交手段，而是外交的目的；务实王道外交的特点是：外交以维护与追求本国利益为主要目的，在追求本国利益同时兼顾道义原则，反对滥用武力，尽量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霸道外交的特点则是：迷信武力与唯利是图，只顾本国利益，以争夺霸权与取得霸主地位为最大目的，仁义道德至多只是外交工具而已。
中国战略文化传统一直存在两个主流：就王道与霸道而言，王道是主流；就王道本身而言，务实王道又是主流。三者相比较，霸道有弊无利，纯粹王道利弊参半甚至弊大于利（如两宋），而务实王道则利大于弊，其造就了中国古代的三大盛世：西汉的文景之治与武宣之政、唐朝的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清朝的康雍乾盛世。
因此，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隆重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应采取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既要充分肯定其和平无私精神，也应反思其不计得失、好大喜功与劳民伤财之误。我们应坚持“去纯粹王道之幻想、反霸道强权之行径、取务实王道之神髓”的历史取舍原则，认真吸取纯粹王道外交的经验教训，更多地将义利兼顾、德力俱备的务实王道发扬光大，古为今用，以更好地促进21世纪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民族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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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戚继光抗倭的评价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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