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的佛教艺术与魏晋南北朝的佛教艺术de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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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佛教有较大的发展,已形成众多宗派,主要有天台宗,创始于陈、隋之际,创始人智�(531—597),流行于今浙江及湖北一带,是当时势力最大的佛教宗派之一;法相宗,创始人为玄奘(596—664)及其弟子窥基(631—682);此外还有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各派流行地区、所奉教义及对经典的阐发各不相同。隋唐佛学已从魏晋玄学的附庸趋向独立,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学风亦由过去的南方重义理、北方重禅定的明显区别,渐趋融合。此时,亚洲佛教的传播中心已由印度移到中国,中外高僧互相造访,不同译本的佛经得到相互交流,中国已成体系的佛教理论陆续由国际僧人传播到各国,与佛教有关的音乐、建筑、雕塑、壁画等艺术随之发展,主要经由西北“丝绸之路”得到中西融汇与交流。寺院势力在隋唐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发展较快,不仅占有大量人力、土地,还经营邸店、租赁、高利贷等业务,影响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及对劳动力的控制。唐武宗会昌五年(845)下令灭佛,毁寺4600所,招提、兰若4万余所(唐朝寺院由官赐额者为寺,私造者为招提、兰若),还俗僧尼26万人,没收土地数千万顷(疑顷为亩之讹),放免为两税户的寺院奴婢15万人。为了保存佛经和弘扬佛法,手抄佛经、雕刻、石窟寺、造像、壁画等佛教建筑及艺术品大量出现,如甘肃敦煌莫高窟及窟内的绘画、彩塑和出土文书,北京房山石经等,都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品,并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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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佛教有较大的发展,已形成众多宗派,主要有天台宗,创始于陈、隋之际,创始人智�(531—597),流行于今浙江及湖北一带,是当时势力最大的佛教宗派之一;法相宗,创始人为玄奘(596—664)及其弟子窥基(631—682);此外还有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各派流行地区、所奉教义及对经典的阐发各不相同。隋唐佛学已从魏晋玄学的附庸趋向独立,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学风亦由过去的南方重义理、北方重禅定的明显区别,渐趋融合。此时,亚洲佛教的传播中心已由印度移到中国,中外高僧互相造访,不同译本的佛经得到相互交流,中国已成体系的佛教理论陆续由国际僧人传播到各国,与佛教有关的音乐、建筑、雕塑、壁画等艺术随之发展,主要经由西北“丝绸之路”得到中西融汇与交流。寺院势力在隋唐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发展较快,不仅占有大量人力、土地,还经营邸店、租赁、高利贷等业务,影响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及对劳动力的控制。唐武宗会昌五年(845)下令灭佛,毁寺4600所,招提、兰若4万余所(唐朝寺院由官赐额者为寺,私造者为招提、兰若),还俗僧尼26万人,没收土地数千万顷(疑顷为亩之讹),放免为两税户的寺院奴婢15万人。为了保存佛经和弘扬佛法,手抄佛经、雕刻、石窟寺、造像、壁画等佛教建筑及艺术品大量出现,如甘肃敦煌莫高窟及窟内的绘画、彩塑和出土文书,北京房山石经等,都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品,并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
魏晋南北朝的佛教艺术:
从汉王朝在黄巾起义浪潮冲击下覆亡开始,中国大地从三国、两晋而南北朝,从北到南实际上经历了三、四百年之久的分裂,直到隋的建立才暂归统一。这是一个社会动荡不安、政治紊乱不定而礼教崩坏的时代,人们无奈于苦难的现实人生,往往难以预料自己的命运,于是由西域传来的佛教找到了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尤其到了南北朝时期,各君主显贵希冀从佛教王国得到庇护与慰藉,均崇信佛法,保护倡导佛教。例如宋文帝令沙门参与机政;梁武帝三次舍身同泰寺;陈武帝曾赴大庄严寺,久乃还宫;魏孝文帝七次下诏兴隆佛法,大兴佛寺。虽然由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佛教经历了短时期(446-452)的打击,但在文成帝拓跋浚即位后,又得到恢复。后来北周武帝灭佛,时隔不久,佛教又卷土重来。于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逐渐成为占重要地位的思想体系,佛经流布,伽蓝栉比,浮屠林立。随着佛教的空前兴盛,佛教书画也乘势兴起,很快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峰。
实际上佛教东来之初曾被视为一种神仙方术。经过百余年到了汉末,佛陀虽然不再与黄老并提,但与道教的区分仍不很明确。魏晋时,人们以老庄解释佛教,东晋以后佛学又与玄学趋于合流,深为士大夫们所欣赏。直到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独立地位连同它深入人心的精神文化影响一并如日中天,促成了佛教书画的第一次大繁荣。在魏晋南北时期,佛教绘画成为时代绘画的中心和主体,凡会作画者几乎都能作佛画,而且曹不兴、顾恺之、张僧繇等画坛高手首先是由于其精妙的佛画而声名远播的。中国画史有关中国佛教艺术的记载始自魏晋,佛教画成为中国绘画当中一个主要科目也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而这一历史时期佛教绘画的主要部分则是寺庙壁画和石窟壁画,宣传苦行的佛本生故事,崇扬佛法无边的降魔变,以智慧超常的维摩诘居士为主体的维摩诘经变等等,都是一画再画的题材。魏晋南北朝佛教绘画的成就还不止于此,中国传统绘画的伦理意义为佛教教义所充实,绘画技术技巧渐趋成熟,而书法审美的自觉和研究的热情又促进了绘画技法的自觉和精研,这样,即使在佛教绘画中,绘画也不单是阐释佛理教义的工具,而同时是创造美的行为。
以六朝作品为代表的中国早期佛教绘画,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呢?一是绘画形象借鉴、摹仿的痕迹和民族化的努力。中国的佛画一开始自然是以西域天竺传来范本为师的临摹,甚至最早的佛画家也是外国僧人,例如汉明帝时,天竺僧人摄摩腾等人曾画“首楞严二十五观”图画于保福院。经过必要的学习、摹仿阶段,中土佛教画家逐渐成长起来,在研求、吸收外来艺术的同时,继承了中国悠久的文化艺术传统,融而为一,到晋的卫协、顾恺之的时候,佛画已开始显示出某些中国民族特色了,尽管这种中国佛教绘画民族样式的最后完成要到唐代吴道子的时代。从丝绸之路和内地遗存至今的克孜尔、莫高窟、麦积山、榆林窟,炳灵寺等石窟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出佛画造型逐渐开始摆脱印度化、希腊化造型(希腊艺术的影响曾由犍陀罗艺术经西域传入中土)的痕迹,带上中国民族造型特征。北魏中期以后的人物造型,受南朝文化影响,皆趋于“秀骨清像”了。二是绘画表现技法的进步。域外佛画的裸袒或薄衣式造型,明暗晕染技法,和以人物尺寸大小区别其社会地位从而突显主体的构图方式,影响了中国画家,被一些画家吸收到自己的创作中,张僧繇用天竺法画凹凸花便是例子。三是现实生活因素的杂入。六朝壁画情节复杂、场面壮观、气势宏大,大多是以大乘经典为根据的,在图画中常常可以见到现实生活片断的描绘,尤其在南北朝与隋之交的佛教壁画中,人物造型动作、环境背景的描绘都显示出较有写实性的表现水平,折射出当时现实生活的某些方面。四是绘画主体的变化。由于绘制佛寺石窟壁画之需,大批民间画工加入了绘制行列,士大夫画家也因时尚而纷纷参与佛画绘制。绘画主体由六朝以前绘画内容、风格有别的宫廷画工和文人画家,变成为以佛教为共同题材的士大夫画家、民间画工、沙门释子的联合队伍,他们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也相互影响。五是南北画风的差异。大略来看,南方(后来是南朝)的佛教绘画以寺观壁画为主,卷轴次之,画风绮丽精巧,颇多新意,中国味较北方佛画多。北方(后来是北朝)的佛教绘画以石窟壁画为主,寺观壁画次之,画风雄浑富丽,较之南方佛画多摹仿,多西域风。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兴盛时期(另一个兴盛期为隋唐),正是佛教隆兴之时。佛门中高僧大德以书艺为佛事服务者比比皆是,文人士大夫、书林高手写经书碑亦大有人在。魏晋南北朝翻译出的佛经典籍有几千部之多,其对书法艺术的传播和促进画已开始显示出某些中国民族特色了,尽管这种中国佛教绘画民族样式的最后完成要到唐代吴道子的时代。从丝绸之路和内地遗存至今的克孜尔、莫高窟、麦积山、榆林窟,炳灵寺等石窟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出佛画造型逐渐开始摆脱印度化、希腊化造型(希腊艺术的影响曾由犍陀罗艺术经西域传入中土)的痕迹,带上中国民族造型特征。北魏中期以后的人物造型,受南朝文化影响,皆趋于“秀骨清像”了。
魏晋南北朝的佛教艺术:
从汉王朝在黄巾起义浪潮冲击下覆亡开始,中国大地从三国、两晋而南北朝,从北到南实际上经历了三、四百年之久的分裂,直到隋的建立才暂归统一。这是一个社会动荡不安、政治紊乱不定而礼教崩坏的时代,人们无奈于苦难的现实人生,往往难以预料自己的命运,于是由西域传来的佛教找到了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尤其到了南北朝时期,各君主显贵希冀从佛教王国得到庇护与慰藉,均崇信佛法,保护倡导佛教。例如宋文帝令沙门参与机政;梁武帝三次舍身同泰寺;陈武帝曾赴大庄严寺,久乃还宫;魏孝文帝七次下诏兴隆佛法,大兴佛寺。虽然由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佛教经历了短时期(446-452)的打击,但在文成帝拓跋浚即位后,又得到恢复。后来北周武帝灭佛,时隔不久,佛教又卷土重来。于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逐渐成为占重要地位的思想体系,佛经流布,伽蓝栉比,浮屠林立。随着佛教的空前兴盛,佛教书画也乘势兴起,很快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峰。
实际上佛教东来之初曾被视为一种神仙方术。经过百余年到了汉末,佛陀虽然不再与黄老并提,但与道教的区分仍不很明确。魏晋时,人们以老庄解释佛教,东晋以后佛学又与玄学趋于合流,深为士大夫们所欣赏。直到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独立地位连同它深入人心的精神文化影响一并如日中天,促成了佛教书画的第一次大繁荣。在魏晋南北时期,佛教绘画成为时代绘画的中心和主体,凡会作画者几乎都能作佛画,而且曹不兴、顾恺之、张僧繇等画坛高手首先是由于其精妙的佛画而声名远播的。中国画史有关中国佛教艺术的记载始自魏晋,佛教画成为中国绘画当中一个主要科目也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而这一历史时期佛教绘画的主要部分则是寺庙壁画和石窟壁画,宣传苦行的佛本生故事,崇扬佛法无边的降魔变,以智慧超常的维摩诘居士为主体的维摩诘经变等等,都是一画再画的题材。魏晋南北朝佛教绘画的成就还不止于此,中国传统绘画的伦理意义为佛教教义所充实,绘画技术技巧渐趋成熟,而书法审美的自觉和研究的热情又促进了绘画技法的自觉和精研,这样,即使在佛教绘画中,绘画也不单是阐释佛理教义的工具,而同时是创造美的行为。
以六朝作品为代表的中国早期佛教绘画,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呢?一是绘画形象借鉴、摹仿的痕迹和民族化的努力。中国的佛画一开始自然是以西域天竺传来范本为师的临摹,甚至最早的佛画家也是外国僧人,例如汉明帝时,天竺僧人摄摩腾等人曾画“首楞严二十五观”图画于保福院。经过必要的学习、摹仿阶段,中土佛教画家逐渐成长起来,在研求、吸收外来艺术的同时,继承了中国悠久的文化艺术传统,融而为一,到晋的卫协、顾恺之的时候,佛画已开始显示出某些中国民族特色了,尽管这种中国佛教绘画民族样式的最后完成要到唐代吴道子的时代。从丝绸之路和内地遗存至今的克孜尔、莫高窟、麦积山、榆林窟,炳灵寺等石窟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出佛画造型逐渐开始摆脱印度化、希腊化造型(希腊艺术的影响曾由犍陀罗艺术经西域传入中土)的痕迹,带上中国民族造型特征。北魏中期以后的人物造型,受南朝文化影响,皆趋于“秀骨清像”了。二是绘画表现技法的进步。域外佛画的裸袒或薄衣式造型,明暗晕染技法,和以人物尺寸大小区别其社会地位从而突显主体的构图方式,影响了中国画家,被一些画家吸收到自己的创作中,张僧繇用天竺法画凹凸花便是例子。三是现实生活因素的杂入。六朝壁画情节复杂、场面壮观、气势宏大,大多是以大乘经典为根据的,在图画中常常可以见到现实生活片断的描绘,尤其在南北朝与隋之交的佛教壁画中,人物造型动作、环境背景的描绘都显示出较有写实性的表现水平,折射出当时现实生活的某些方面。四是绘画主体的变化。由于绘制佛寺石窟壁画之需,大批民间画工加入了绘制行列,士大夫画家也因时尚而纷纷参与佛画绘制。绘画主体由六朝以前绘画内容、风格有别的宫廷画工和文人画家,变成为以佛教为共同题材的士大夫画家、民间画工、沙门释子的联合队伍,他们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也相互影响。五是南北画风的差异。大略来看,南方(后来是南朝)的佛教绘画以寺观壁画为主,卷轴次之,画风绮丽精巧,颇多新意,中国味较北方佛画多。北方(后来是北朝)的佛教绘画以石窟壁画为主,寺观壁画次之,画风雄浑富丽,较之南方佛画多摹仿,多西域风。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兴盛时期(另一个兴盛期为隋唐),正是佛教隆兴之时。佛门中高僧大德以书艺为佛事服务者比比皆是,文人士大夫、书林高手写经书碑亦大有人在。魏晋南北朝翻译出的佛经典籍有几千部之多,其对书法艺术的传播和促进画已开始显示出某些中国民族特色了,尽管这种中国佛教绘画民族样式的最后完成要到唐代吴道子的时代。从丝绸之路和内地遗存至今的克孜尔、莫高窟、麦积山、榆林窟,炳灵寺等石窟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出佛画造型逐渐开始摆脱印度化、希腊化造型(希腊艺术的影响曾由犍陀罗艺术经西域传入中土)的痕迹,带上中国民族造型特征。北魏中期以后的人物造型,受南朝文化影响,皆趋于“秀骨清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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