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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有强烈的集团主义色彩。在传统日本文化中，人们从属于作为共同体的集团，个人利益服从于集团利益... 意识。有归属意识的人，在和集团内部的人沟通时，沟通能力往往都很强，和集团外部的人沟通时，能力很弱...
以村落为原型的日本集团主义文化
新京报：你今年已经85岁高龄了，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你就提出了“日本文化杂种论”，体现出深邃的文化洞察力。在你看来，传统意义上的日本文化是怎样的呢？
加藤周一：
影响日本人行动样式的价值观究竟是什么，长期以来我一直都思考着这个问题，特别是其在文学上的表现。我得出的结论就是：日本文化有强烈的集团主义色彩。在传统日本文化中，人们从属于作为共同体的集团，个人利益服从于集团利益。例如，在种水稻的村落里，村与村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清晰的，人们有着强烈的村里村外的意识，人们的行为模式在对内对外时也不太一样。在买卖时，同样的东西卖给村里村外的价格就不一样，如果外村的人比较弱的话，价格可能就偏高，如果外村的人越强，价格可能就偏低一些。这种村与村之间的交易关系，就体现了集团主义的特征。
第二个特征就体现在个人利益与村落利益冲突时，村落利益往往优先，个人利益往往受压抑。如果村人坚持己见的话，他就会变成少数，因此，个人的意见或者少数派的意见在村落中是不存在的。日本有句古语是“以和为贵”，这句话出自论语，圣德太子在引用这句话时是不完整的，孔子在说这句话的同时，还说了另外一句话：“和而不同”。少数人未必需要服从多数人，坚持己见未必就是吵架，“和”并不意味着统一，而是强调“和而不同”。孔子强调两个方面，“和”与“不同”，和并不是要让别人听话而已，而是要有个性。只强调“和”而不强调不同，这可能是日本集团主义的原型。
村落的主要工作就是种水稻，是需要劳动力的，在插秧、除草和收割三个环节中，除草是最需要劳动力的，需要村里的人一起行动，相互帮助，才能维持农村的水稻生产，这可能也是日本集团主义非常强烈的原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劳动力有一半以上是农业人口，在这样的背景下，农业社会的村落意识，包括对邻村人的歧视意识，一直延续。
日本企业文化同样带有集团主义色彩
新京报：这种传统文化特征在战后是如何发展的呢？影响到了日本的经济发展和企业管理吗？
加藤周一：
二战后这种意识仍然十分明显，其表现就是日本公司的归属意识，直到20世纪60年代，日本都是终身雇佣制，公司除了付给工资外，还有其他福利等。日本公司的老板在自杀前，都说：我死了，公司也不会倒，这就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特征。“和”在日本公司里具体表现为对公司的归属意识。有归属意识的人，在和集团内部的人沟通时，沟通能力往往都很强，和集团外部的人沟通时，能力很弱，或者说是有歧视，这与同村的人共同劳动的历史背景是相关的。日本人喜欢自己公司的人一起到小酒馆去喝酒，这就是日本文化的集团主义特征。日本人会说，闯红灯大家一起过，那样就不害怕了，但法国人则可能说，脚是自己的，判断是要自己去做的。
“神佛习和”体现对外来文化的反应
新京报：日本宗教在外人眼中一直很神秘，这种文化特征是如何反映在日本的宗教信仰中的呢？
加藤周一：
村落里还有神社，每个村落都信仰不同的神，没有超越村落这个集团之上的权力存在，即没有超越性的价值存在的，神道与此密切相关。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这个共同体的象征，是全体国民所属集团的象征，在这个集团之上没有神，至少宪法是如此规定的。但日本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神佛习和，日本传统的神道与佛教混合在一起，神佛共同祭祀，这是日本宗教的重要特征。它完整地体现了日本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反应，即外来文化进来没有关系，只要二者融洽相处就可以了，这贯穿着整个文化形态，原有东西只要和外来东西和谐相处就可以了，集团里没有超越性的权威。如果个体与村人意见不同，坚持己见，就会被视为顽固分子，以个人对抗集团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需要更大的权威，而西方则可以做到，后者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
主观色彩浓厚的日本之心
新京报：集团主义文化特征如何具体影响到日本人个体的思想与行为方式上呢？
加藤周一：
集团主义有很多形态。环境不好，心情不佳，要改变它，有两个途径：比如天气很热，一种选择是开窗或开冷气，客观环境对人不利的话，就改变客观环境；还有一种选择是不改变客观环境，而是改造自己的内心。意识到改变不了环境，就只有改造自己的内心，这就是日本人的心灵，所以日本文化是主观色彩很浓的文化。
日本哲学家石田梅岩的哲学思想被称为石门新学，在18世纪的江户时代非常受欢迎，他的哲学思想就是：要适应环境，如果不能改变环境的话，就改变自己的内心，由此引发出理想的心灵状态，就是“诚”。在石门新学影响下，明治维新前的倒幕人士，在这种“诚”的信仰下，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诚心诚意想把幕府弄垮。这就是日本人的心灵，这种主观主义色彩非常浓厚的文化，与集团主义相结合，其表现无处不在，小到村落，大到地区，甚至扩展到国家。大家在所属的集团范围内思考和行动，有什么不理解之处，惟一的方法就是调整个人的内心。
集团主义的另一个体现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在集团的框架内，养成了不看整体，只专注于部分的习惯，因为整体是不可以改变的，由此养成的时间意识是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有现在，这种只重现在的时间意识，称之为现在主义。现在主义造成日本人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对于感性的东西过于迷恋，过于精细，这种倾向甚至影响到了美学。但只注重当下的感觉，而不注重集团整体，导致的就是过于注重集团的目的，只注重目的实现，而不注重手段选择，目的的实现超过了手段的选择。日本文化在向朝鲜半岛和中国的殖民主义扩展与帝国主义侵略中，也同样只注重目的的实现，而不注重手段的选择，不是用和平的外交手段，而是用战争的方式，这是非常愚蠢的、不文明的选择，其目标往往也是非常愚蠢的。
21世纪中日文化应当携手并进
新京报：中日有着非常深远的文化渊源，在21世纪，日本和中国是否可以共同携手，为东亚的文化发展作些贡献？
加藤周一：
我认为有几个方面，是可以有所贡献的：其一是关于汉字文化。中国、朝鲜半岛、日本都使用汉字，复活汉字文化，加强汉字文化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汉字不仅表意，也是逻辑符号，应当恢复、强化汉字文化。
其二是在传统的宗教信仰里，儒教仍有积极意义。儒教在整个东亚，都曾经发达过，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代表其先进性的就是合理主义，积极地思考合理主义的含义，前提就是儒教。
其三是中国文化独特的教育性，即文化而非武功，今后将会是重要的哲学，比如老庄思想就充满自由的思考。佛教及禅宗也有积极意义，它们虽产生于中国，却发达于日本，在这方面，日本人也可以有所贡献。
其四是维护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日本战后宪法的基本理念就是：和平主义、人权和民主主义。人权和民主主义的前提就是和平主义，没有这个前提是不可以的，战争可以摧毁一切。中国传统的文官主义与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之间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两者相加，对亚洲未来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加藤周一：
194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部，1946年借长篇文学评论《1946年：文学的考察》正式登上日本文坛。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加藤提出“日本文化杂种论”，并推出力作《日本文学史序说》，成为日本思想和文学研究的经典，他本人则被誉为当代日本“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以村落为原型的日本集团主义文化
新京报：你今年已经85岁高龄了，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你就提出了“日本文化杂种论”，体现出深邃的文化洞察力。在你看来，传统意义上的日本文化是怎样的呢？
加藤周一：
影响日本人行动样式的价值观究竟是什么，长期以来我一直都思考着这个问题，特别是其在文学上的表现。我得出的结论就是：日本文化有强烈的集团主义色彩。在传统日本文化中，人们从属于作为共同体的集团，个人利益服从于集团利益。例如，在种水稻的村落里，村与村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清晰的，人们有着强烈的村里村外的意识，人们的行为模式在对内对外时也不太一样。在买卖时，同样的东西卖给村里村外的价格就不一样，如果外村的人比较弱的话，价格可能就偏高，如果外村的人越强，价格可能就偏低一些。这种村与村之间的交易关系，就体现了集团主义的特征。
第二个特征就体现在个人利益与村落利益冲突时，村落利益往往优先，个人利益往往受压抑。如果村人坚持己见的话，他就会变成少数，因此，个人的意见或者少数派的意见在村落中是不存在的。日本有句古语是“以和为贵”，这句话出自论语，圣德太子在引用这句话时是不完整的，孔子在说这句话的同时，还说了另外一句话：“和而不同”。少数人未必需要服从多数人，坚持己见未必就是吵架，“和”并不意味着统一，而是强调“和而不同”。孔子强调两个方面，“和”与“不同”，和并不是要让别人听话而已，而是要有个性。只强调“和”而不强调不同，这可能是日本集团主义的原型。
村落的主要工作就是种水稻，是需要劳动力的，在插秧、除草和收割三个环节中，除草是最需要劳动力的，需要村里的人一起行动，相互帮助，才能维持农村的水稻生产，这可能也是日本集团主义非常强烈的原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劳动力有一半以上是农业人口，在这样的背景下，农业社会的村落意识，包括对邻村人的歧视意识，一直延续。
日本企业文化同样带有集团主义色彩
新京报：这种传统文化特征在战后是如何发展的呢？影响到了日本的经济发展和企业管理吗？
加藤周一：
二战后这种意识仍然十分明显，其表现就是日本公司的归属意识，直到20世纪60年代，日本都是终身雇佣制，公司除了付给工资外，还有其他福利等。日本公司的老板在自杀前，都说：我死了，公司也不会倒，这就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特征。“和”在日本公司里具体表现为对公司的归属意识。有归属意识的人，在和集团内部的人沟通时，沟通能力往往都很强，和集团外部的人沟通时，能力很弱，或者说是有歧视，这与同村的人共同劳动的历史背景是相关的。日本人喜欢自己公司的人一起到小酒馆去喝酒，这就是日本文化的集团主义特征。日本人会说，闯红灯大家一起过，那样就不害怕了，但法国人则可能说，脚是自己的，判断是要自己去做的。
“神佛习和”体现对外来文化的反应
新京报：日本宗教在外人眼中一直很神秘，这种文化特征是如何反映在日本的宗教信仰中的呢？
加藤周一：
村落里还有神社，每个村落都信仰不同的神，没有超越村落这个集团之上的权力存在，即没有超越性的价值存在的，神道与此密切相关。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这个共同体的象征，是全体国民所属集团的象征，在这个集团之上没有神，至少宪法是如此规定的。但日本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神佛习和，日本传统的神道与佛教混合在一起，神佛共同祭祀，这是日本宗教的重要特征。它完整地体现了日本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反应，即外来文化进来没有关系，只要二者融洽相处就可以了，这贯穿着整个文化形态，原有东西只要和外来东西和谐相处就可以了，集团里没有超越性的权威。如果个体与村人意见不同，坚持己见，就会被视为顽固分子，以个人对抗集团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需要更大的权威，而西方则可以做到，后者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
主观色彩浓厚的日本之心
新京报：集团主义文化特征如何具体影响到日本人个体的思想与行为方式上呢？
加藤周一：
集团主义有很多形态。环境不好，心情不佳，要改变它，有两个途径：比如天气很热，一种选择是开窗或开冷气，客观环境对人不利的话，就改变客观环境；还有一种选择是不改变客观环境，而是改造自己的内心。意识到改变不了环境，就只有改造自己的内心，这就是日本人的心灵，所以日本文化是主观色彩很浓的文化。
日本哲学家石田梅岩的哲学思想被称为石门新学，在18世纪的江户时代非常受欢迎，他的哲学思想就是：要适应环境，如果不能改变环境的话，就改变自己的内心，由此引发出理想的心灵状态，就是“诚”。在石门新学影响下，明治维新前的倒幕人士，在这种“诚”的信仰下，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诚心诚意想把幕府弄垮。这就是日本人的心灵，这种主观主义色彩非常浓厚的文化，与集团主义相结合，其表现无处不在，小到村落，大到地区，甚至扩展到国家。大家在所属的集团范围内思考和行动，有什么不理解之处，惟一的方法就是调整个人的内心。
集团主义的另一个体现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在集团的框架内，养成了不看整体，只专注于部分的习惯，因为整体是不可以改变的，由此养成的时间意识是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有现在，这种只重现在的时间意识，称之为现在主义。现在主义造成日本人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对于感性的东西过于迷恋，过于精细，这种倾向甚至影响到了美学。但只注重当下的感觉，而不注重集团整体，导致的就是过于注重集团的目的，只注重目的实现，而不注重手段选择，目的的实现超过了手段的选择。日本文化在向朝鲜半岛和中国的殖民主义扩展与帝国主义侵略中，也同样只注重目的的实现，而不注重手段的选择，不是用和平的外交手段，而是用战争的方式，这是非常愚蠢的、不文明的选择，其目标往往也是非常愚蠢的。
21世纪中日文化应当携手并进
新京报：中日有着非常深远的文化渊源，在21世纪，日本和中国是否可以共同携手，为东亚的文化发展作些贡献？
加藤周一：
我认为有几个方面，是可以有所贡献的：其一是关于汉字文化。中国、朝鲜半岛、日本都使用汉字，复活汉字文化，加强汉字文化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汉字不仅表意，也是逻辑符号，应当恢复、强化汉字文化。
其二是在传统的宗教信仰里，儒教仍有积极意义。儒教在整个东亚，都曾经发达过，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代表其先进性的就是合理主义，积极地思考合理主义的含义，前提就是儒教。
其三是中国文化独特的教育性，即文化而非武功，今后将会是重要的哲学，比如老庄思想就充满自由的思考。佛教及禅宗也有积极意义，它们虽产生于中国，却发达于日本，在这方面，日本人也可以有所贡献。
其四是维护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日本战后宪法的基本理念就是：和平主义、人权和民主主义。人权和民主主义的前提就是和平主义，没有这个前提是不可以的，战争可以摧毁一切。中国传统的文官主义与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之间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两者相加，对亚洲未来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加藤周一：
194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部，1946年借长篇文学评论《1946年：文学的考察》正式登上日本文坛。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加藤提出“日本文化杂种论”，并推出力作《日本文学史序说》，成为日本思想和文学研究的经典，他本人则被誉为当代日本“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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