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近代西方哲学以笛卡尔为创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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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儿在哲学上是二元论者，并把上帝看作造物主。但笛卡儿在自然科学范围内却是一个机械论者，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笛卡儿是欧洲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黑格尔称他为“现代哲学之父”。他自成体系，熔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于一炉，在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笛卡儿的方法论对于后来物理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他在古代演绎方法的基础上创立了一种以数学为基础的演绎法：以唯理论为根据，从自明的直观公理出发，运用数学的逻辑演绎，推出结论。这种方法和培根所提倡的实验归纳法结合起来,经过惠更斯和牛顿等人的综合运用，成为物理学特别是理论物理学的重要方法。作为他的普遍方法的一个最成功的例子，是笛卡儿运用代数的方法的来解决几何问题，确立了坐标几何学即解析几何学的基础。
笛卡儿的方法论中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他善于运用直观“模型”来说明物理现象。例如利用“网球”模型说明光的折射；用“盲人的手杖”来形象地比喻光信息沿物质作瞬时传输；用盛水的玻璃球来模拟并成功地解释了虹霓现象等。第二，他提倡运用假设和假说的方法，如宇宙结构论中的旋涡说。此外他还提出“普遍怀疑”原则。这一原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反对教会统治、反对崇尚权威、提倡理性、提倡科学起过很大作用 。
笛卡儿堪称17世纪及其后的欧洲哲学界和科学界最有影响的巨匠之一，被誉为“近代科学的始祖”。
笛卡儿的哲学命题（法：Cogito ergo sum 英：I think ,therefore I am.），直译为“我思考，所以我
存在”
意思是：“当我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时，我却不用怀疑我本身的思想，因为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
我自己思想的存在”
* 比较权威的解释是：“我无法否认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否认、怀疑时，我就已经存在！”所以，否认自己的存在是自相矛盾的。而否认和怀疑是一种思考活动，所以他说，我思故我在。并非是平时所说的“我思考，故我存在！”*
“我思故我在”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儿讲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
至高的形而上
在时间的拐弯处
你的影子 无处不在
穿越过世纪的尘埃
因为一种思想 你的光芒一路照耀
在人类精神的花园
你是一片长青的叶子
“I think therefore I am”
来自哲学的呓语 谁的声音如梭
在每一个交叉的路口
智者如此说
说Rene Descartes（笛卡尔）是法国历史上最大的哲学家大概也不过分。德国存在哲学大家Heidegger（海德格尔）曾说：“自从Leibniz（莱布尼兹）以来，德国思想界所达到的，Descartes的基础理论的（各种）主要发展（变化），丝毫没能超越这个基础理论，而恰恰展开了它形上学的广度，而为十九世纪创造了前提。”
但是，在笃信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人们眼里，Descartes却有一个致命的把柄被人抓在手里，那就是他那句回荡了几个世纪的名言：“我思故我在”。这句被Descartes当作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出发点的名言，在过去的东欧和现在的中国学界都被认为是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总代表，而遭到严厉的批判。很多人甚至以“存在必先于意识”、“没有肉体便不能有思想”等为论据，认为Descartes是“本末倒置”、“荒唐可笑”。我们读书论坛就有一位网友特意为自己起了“我在故我思”的笔名，以示对唯物主义的坚定信念。
绝对的怀疑
Descartes的哲学历程是一个异常艰难的历程。他的哲学追求的起点是对人类认知能力最根本、最彻底的怀疑。Descartes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思维历程的开端：“一切迄今我以为最接近于‘真实’的东西都来自感觉和对感觉的传达。但是，我发现，这些东西常常欺骗我们。因此，唯一明智的是：再也不完全信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外部世界对我们的认知的帮助是这样的不可信赖，那么，我们的主动感知活动（在辩证唯物主义那里叫做“实践”）和思维是怎样的呢？这些活动也常常出现在梦境之中，使得我们无法确切地区分“梦”与“醒”。因此，我不得不怀疑，整个的世界是否仅仅是一个梦幻（我们记得庄子与蝴蝶的故事）。
从这些简单、初步的“疑点”出发，Descartes把他的怀疑推到极致：“我愿意假定，一切真理的源泉不是仁慈的上帝，而是一个同样狡猾、同样有法力的恶魔，施尽全身的解数，要将我引上歧途。我愿假定，天空、空气、土地、形状、色彩、声音和一切外在事物都不过是那欺人的梦境的呈现，而那个恶魔就是要利用这些来换取我的轻信。我要这样来观察自己：好像我既没有双手，也没有双眼，也没有肉体，也没有血液，也没有一切的器官，而仅仅是糊涂地相信这些的存在。”（《Discours de la Methode》）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Descartes的怀疑不是对某些具体事物、具体原理的怀疑，而是对人类、对世界、对上帝的绝对的怀疑。从这个绝对的怀疑，Descartes要引导出不容置疑的哲学的原则。
由“思”而知“在”
Descartes接着说：“正当我企图相信这一起都是虚假的同时，我发现：有些东西（对于我的怀疑）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那个正在思维的我’！由于‘我思，故我在’这个事实超越了一切怀疑论者的怀疑，我将把它作为我所追求的哲学第一条原理。” 《Discours de la Methode》
通过Descartes对自己哲学历程的细腻描述，我们可以明白地知道，这句名言的含义不是：由于我思考，所以我存在。而是：通过思考而意识到了（我的）存在，由“思”而知“在”。
“我思，故我在”的中文的表述是很含糊、不确切的，我们的同胞的对哲学大师Descartes的误解基本上是这个中文表述所导致的。不过，在这件事上，我们中国人并不是哲学世界中唯一的迷途羔羊，几百年来，欧洲哲学界也是这样看待他的。造成这个误解的根源是Descartes的法文名著《Discours de la Methode》的拉丁文翻译。在这本书的拉丁译文中赫然可见：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假如在翻译这句话时去掉表示“我”的ergo，而直接译成cogitans sum大概比较合乎原意）。由于当时的哲学著作绝大部分使用拉丁文，而法文只是一种地方语言，从此，这句拉丁文不胫而走，成了Descartes哲学的代名词，而那法文的原文je pense, donc je suis反而淹没不张了。Descartes的初衷是建立一个不容置疑的学术方法体系，而他哲学原则的出发点首先就遭到了广泛的误解，历史就是这样的不公平。
从翻译的困难看中国人学习欧洲哲学的可能性
从这个历史的误解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教训：翻译乃是很不可靠的！原文越是准确、越是有光彩，其译文与原文的差距就越大，文学作品如此，思想、哲学作品尤其如此。
翻译有两个不能逾越的障碍：第一是语言的障碍，第二是文化的障碍。二十世纪以来，语言的障碍常常被中国的学者忽略。他们以为，任何外文著作，特别是非文学著作都是可以翻译的。他们把语言看作是一个传达逻辑信息的工具系统，以为世界上一切语言都不过是由词汇和语法构成的，掌握了这些词汇和语法，就掌握了这个语言。这种对语言的科学的和机械的认识很具有我们时代精神的特色，也被贯穿在外语教学中。
与文化的障碍相比较起来，语言的障碍的实在仅仅是“小菜一碟”。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引征的经典，联系到的日常生活，乃至于风俗习惯，特别是千百年来沉积下来的思维模式，都具有着高度的“个性”，使得把一个作品完整地平移到另一语言和文化环境的工程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业。
任何的一个翻译传达的首先不是作者的思想，而是译者的理解、译者的能力。假如这位译者是个脚踩两条船，优游于几个文化之间的仙人（这样的人或者没有，或者凤毛麟角），他的翻译就比较有机会接近原著，前提当然是他能够按奈住自己的虚荣心，全心全意地忠实原著，而不是象严复一流恶人，有意要引读者上歧途。对于读者来说，读译著永远是间接的、片面的、不可靠的！一切严肃认真的学者都要努力去读原著！
因此，我从根本上怀疑中国人接受欧洲思想，甚至把它们作为自己未来文化的主导的可能性。
中学西用的可能性
几十年来，我们通过日语从欧洲语言借来了一大批哲学词汇，学来了一套“哲学方法”。这些词汇和方法从此成了我们研究、讨论一切有关思想的题目的基本工具，离开了他们，我们既不会思考，也不会说话，头脑空空，哑口无言。“西学中用”变成了拿中国的文化片断去印证西学的理论。西学在于我们早已经不仅是“用”，而变成了我们的“主心骨儿”了。这其实并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必然性，更没有思想、文化上的必然性。
通过对Descartes的哲学原理的思考，我体会到道，中国汉学的好传统：从原文入手，从文字入手，以考据为主，对古人的著作进行传注，以求从中获得真谛，也同样适用于对欧洲古典哲学的学习与研究。同时，汉学的很多方法与研究成果，比如对上古与近代语音的变迁的揭示，对西方学界也可以很有帮助。“中学西用”完全不是偶然得来的匪夷之思。但是，学界的交流与“发扬、光大中华文化”的民族主义毫无相关，我们要坚决避免一夜之间从洋奴变成沙文主义者！
关于笛卡儿：
勒奈•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另译笛卡儿，1596年3月31日生于法国土伦省莱耳市-1650年2月11日逝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他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他还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几代欧洲人，创立了“欧陆理性主义”(Continental Rationalism)哲学。
生平
笛卡儿出身于一个地位较低的贵族家庭，父亲是布列塔尼议会的议员。在他8岁时笛卡儿就进入拉夫赖士(La Fleche)的耶稣会学校接受教育，受到良好的古典学以及数学训练。1613年到巴黎学习法律，1616年毕业于普瓦捷大学(Université de Poitiers)。毕业后笛卡儿决心游历欧洲各地，专心寻求“世界这本大书”中的智慧。因此他于1618年在荷兰入伍，随军远游。1621年笛卡儿退伍，并在1628年移居荷兰，在那里住了20多年。在此期间，笛卡儿专心致力于哲学研究，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他在荷兰发表了多部重要的文集，包括了《方法论》、《形而上学的沉思》和《哲学原理》等。1649年笛卡儿受瑞典女王之邀来到斯德哥尔摩，但不幸在这片“熊、冰雪与岩石的土地”上得了肺炎，并在1650年2月去世。
1663年他的著作在罗马和巴黎被列入禁书之列。1740年，巴黎才解除了禁令，那是为了对当时在法国流行起来的牛顿世界体系提供一个替代的东西。
哲学思想
笛卡儿被广泛认为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奠基人，他第一个创立了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哲学上，笛卡儿是一个二元论者以及理性主义者。笛卡儿认为，人类应该可以使用数学的方法――也就是理性――来进行哲学思考。他相信，理性比感官的感受更可靠。（他举出了一个例子：在我们做梦时，我们以为自己身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中，然而其实这只是一种幻觉而已）。他从逻辑学、几何学和代数学中发现了4条规则：
除了清楚明白的观念外，绝不接受其他任何东西；
必须将每个问题分成若干个简单的部分来处理；
思想必须从简单到复杂；
我们应该时常进行彻底的检查，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东西。
笛卡儿将这种方法不仅运用在哲学思考上，还运用于几何学，并创立了解析几何。
由此，笛卡儿第一步就主张对每一件事情都进行怀疑，而不能信任我们的感官。从这里他悟出一个道理：他必须承认的一件事就是他自己在怀疑。而当人在怀疑时，他必定在思考，由此他推出了著名的基本公式――“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笛卡儿将此作为形而上学中最基本的出发点，从这里他得出结论，“我”必定是一个独立于肉体的、在思维的东西。笛卡儿还试图从该出发点证明出上帝的存在。笛卡儿认为，我们都具有对完美实体的概念，由于我们不可能从不完美的实体上得到完美的概念，因此有一个完美实体――既上帝――必定存在。从所得到的两点出发，笛卡儿再次证明，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
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中共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灵魂”和“扩延”），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笛卡儿强调思想是不可怀疑的这个出发点，对此后的欧洲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它的基础，“我思故我在”被后人证明是并不十分可靠的，因为该公式其实是建基于承认思想是一个自我意识这一隐蔽着的假设上的，如果摈弃了自我意识，那么笛卡儿的论证就失败了。而笛卡儿证明上帝存在的论点，也下得很匆忙。
对科学的贡献
笛卡儿对数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成功地将当时完全分开的代数和几何学联系到了一起。在他的著作《几何》中，笛卡儿向世人证明，几何问题可以归结成代数问题，也可以通过代数转换来发现、证明几何性质。笛卡儿引入了坐标系以及线段的运算概念。笛卡儿在数学上的成就为后人在微积分上的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后者又是现代数学的重要基石。
在物理学方面，笛卡儿也有所建树。他在《屈光学》中首次对折射定律提出了理论论证。他还解释了人的视力失常的原因，并设计了矫正视力的透镜。力学上笛卡儿则发展了伽利略运动相对性的理论，强调了惯性运动的直线性。笛卡儿发现了动量守恒原理。他还发展了宇宙演化论、漩涡说等理论学说，虽然具体理论有许多缺陷，但依然对以后的自然科学家产生了影响。
笛卡儿是欧洲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黑格尔称他为“现代哲学之父”。他自成体系，熔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于一炉，在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笛卡儿的方法论对于后来物理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他在古代演绎方法的基础上创立了一种以数学为基础的演绎法：以唯理论为根据，从自明的直观公理出发，运用数学的逻辑演绎，推出结论。这种方法和培根所提倡的实验归纳法结合起来,经过惠更斯和牛顿等人的综合运用，成为物理学特别是理论物理学的重要方法。作为他的普遍方法的一个最成功的例子，是笛卡儿运用代数的方法的来解决几何问题，确立了坐标几何学即解析几何学的基础。
笛卡儿的方法论中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他善于运用直观“模型”来说明物理现象。例如利用“网球”模型说明光的折射；用“盲人的手杖”来形象地比喻光信息沿物质作瞬时传输；用盛水的玻璃球来模拟并成功地解释了虹霓现象等。第二，他提倡运用假设和假说的方法，如宇宙结构论中的旋涡说。此外他还提出“普遍怀疑”原则。这一原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反对教会统治、反对崇尚权威、提倡理性、提倡科学起过很大作用 。
笛卡儿堪称17世纪及其后的欧洲哲学界和科学界最有影响的巨匠之一，被誉为“近代科学的始祖”。
笛卡儿的哲学命题（法：Cogito ergo sum 英：I think ,therefore I am.），直译为“我思考，所以我
存在”
意思是：“当我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时，我却不用怀疑我本身的思想，因为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
我自己思想的存在”
* 比较权威的解释是：“我无法否认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否认、怀疑时，我就已经存在！”所以，否认自己的存在是自相矛盾的。而否认和怀疑是一种思考活动，所以他说，我思故我在。并非是平时所说的“我思考，故我存在！”*
“我思故我在”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儿讲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
至高的形而上
在时间的拐弯处
你的影子 无处不在
穿越过世纪的尘埃
因为一种思想 你的光芒一路照耀
在人类精神的花园
你是一片长青的叶子
“I think therefore I am”
来自哲学的呓语 谁的声音如梭
在每一个交叉的路口
智者如此说
说Rene Descartes（笛卡尔）是法国历史上最大的哲学家大概也不过分。德国存在哲学大家Heidegger（海德格尔）曾说：“自从Leibniz（莱布尼兹）以来，德国思想界所达到的，Descartes的基础理论的（各种）主要发展（变化），丝毫没能超越这个基础理论，而恰恰展开了它形上学的广度，而为十九世纪创造了前提。”
但是，在笃信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人们眼里，Descartes却有一个致命的把柄被人抓在手里，那就是他那句回荡了几个世纪的名言：“我思故我在”。这句被Descartes当作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出发点的名言，在过去的东欧和现在的中国学界都被认为是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总代表，而遭到严厉的批判。很多人甚至以“存在必先于意识”、“没有肉体便不能有思想”等为论据，认为Descartes是“本末倒置”、“荒唐可笑”。我们读书论坛就有一位网友特意为自己起了“我在故我思”的笔名，以示对唯物主义的坚定信念。
绝对的怀疑
Descartes的哲学历程是一个异常艰难的历程。他的哲学追求的起点是对人类认知能力最根本、最彻底的怀疑。Descartes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思维历程的开端：“一切迄今我以为最接近于‘真实’的东西都来自感觉和对感觉的传达。但是，我发现，这些东西常常欺骗我们。因此，唯一明智的是：再也不完全信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外部世界对我们的认知的帮助是这样的不可信赖，那么，我们的主动感知活动（在辩证唯物主义那里叫做“实践”）和思维是怎样的呢？这些活动也常常出现在梦境之中，使得我们无法确切地区分“梦”与“醒”。因此，我不得不怀疑，整个的世界是否仅仅是一个梦幻（我们记得庄子与蝴蝶的故事）。
从这些简单、初步的“疑点”出发，Descartes把他的怀疑推到极致：“我愿意假定，一切真理的源泉不是仁慈的上帝，而是一个同样狡猾、同样有法力的恶魔，施尽全身的解数，要将我引上歧途。我愿假定，天空、空气、土地、形状、色彩、声音和一切外在事物都不过是那欺人的梦境的呈现，而那个恶魔就是要利用这些来换取我的轻信。我要这样来观察自己：好像我既没有双手，也没有双眼，也没有肉体，也没有血液，也没有一切的器官，而仅仅是糊涂地相信这些的存在。”（《Discours de la Methode》）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Descartes的怀疑不是对某些具体事物、具体原理的怀疑，而是对人类、对世界、对上帝的绝对的怀疑。从这个绝对的怀疑，Descartes要引导出不容置疑的哲学的原则。
由“思”而知“在”
Descartes接着说：“正当我企图相信这一起都是虚假的同时，我发现：有些东西（对于我的怀疑）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那个正在思维的我’！由于‘我思，故我在’这个事实超越了一切怀疑论者的怀疑，我将把它作为我所追求的哲学第一条原理。” 《Discours de la Methode》
通过Descartes对自己哲学历程的细腻描述，我们可以明白地知道，这句名言的含义不是：由于我思考，所以我存在。而是：通过思考而意识到了（我的）存在，由“思”而知“在”。
“我思，故我在”的中文的表述是很含糊、不确切的，我们的同胞的对哲学大师Descartes的误解基本上是这个中文表述所导致的。不过，在这件事上，我们中国人并不是哲学世界中唯一的迷途羔羊，几百年来，欧洲哲学界也是这样看待他的。造成这个误解的根源是Descartes的法文名著《Discours de la Methode》的拉丁文翻译。在这本书的拉丁译文中赫然可见：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假如在翻译这句话时去掉表示“我”的ergo，而直接译成cogitans sum大概比较合乎原意）。由于当时的哲学著作绝大部分使用拉丁文，而法文只是一种地方语言，从此，这句拉丁文不胫而走，成了Descartes哲学的代名词，而那法文的原文je pense, donc je suis反而淹没不张了。Descartes的初衷是建立一个不容置疑的学术方法体系，而他哲学原则的出发点首先就遭到了广泛的误解，历史就是这样的不公平。
从翻译的困难看中国人学习欧洲哲学的可能性
从这个历史的误解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教训：翻译乃是很不可靠的！原文越是准确、越是有光彩，其译文与原文的差距就越大，文学作品如此，思想、哲学作品尤其如此。
翻译有两个不能逾越的障碍：第一是语言的障碍，第二是文化的障碍。二十世纪以来，语言的障碍常常被中国的学者忽略。他们以为，任何外文著作，特别是非文学著作都是可以翻译的。他们把语言看作是一个传达逻辑信息的工具系统，以为世界上一切语言都不过是由词汇和语法构成的，掌握了这些词汇和语法，就掌握了这个语言。这种对语言的科学的和机械的认识很具有我们时代精神的特色，也被贯穿在外语教学中。
与文化的障碍相比较起来，语言的障碍的实在仅仅是“小菜一碟”。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引征的经典，联系到的日常生活，乃至于风俗习惯，特别是千百年来沉积下来的思维模式，都具有着高度的“个性”，使得把一个作品完整地平移到另一语言和文化环境的工程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业。
任何的一个翻译传达的首先不是作者的思想，而是译者的理解、译者的能力。假如这位译者是个脚踩两条船，优游于几个文化之间的仙人（这样的人或者没有，或者凤毛麟角），他的翻译就比较有机会接近原著，前提当然是他能够按奈住自己的虚荣心，全心全意地忠实原著，而不是象严复一流恶人，有意要引读者上歧途。对于读者来说，读译著永远是间接的、片面的、不可靠的！一切严肃认真的学者都要努力去读原著！
因此，我从根本上怀疑中国人接受欧洲思想，甚至把它们作为自己未来文化的主导的可能性。
中学西用的可能性
几十年来，我们通过日语从欧洲语言借来了一大批哲学词汇，学来了一套“哲学方法”。这些词汇和方法从此成了我们研究、讨论一切有关思想的题目的基本工具，离开了他们，我们既不会思考，也不会说话，头脑空空，哑口无言。“西学中用”变成了拿中国的文化片断去印证西学的理论。西学在于我们早已经不仅是“用”，而变成了我们的“主心骨儿”了。这其实并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必然性，更没有思想、文化上的必然性。
通过对Descartes的哲学原理的思考，我体会到道，中国汉学的好传统：从原文入手，从文字入手，以考据为主，对古人的著作进行传注，以求从中获得真谛，也同样适用于对欧洲古典哲学的学习与研究。同时，汉学的很多方法与研究成果，比如对上古与近代语音的变迁的揭示，对西方学界也可以很有帮助。“中学西用”完全不是偶然得来的匪夷之思。但是，学界的交流与“发扬、光大中华文化”的民族主义毫无相关，我们要坚决避免一夜之间从洋奴变成沙文主义者！
关于笛卡儿：
勒奈•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另译笛卡儿，1596年3月31日生于法国土伦省莱耳市-1650年2月11日逝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他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他还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几代欧洲人，创立了“欧陆理性主义”(Continental Rationalism)哲学。
生平
笛卡儿出身于一个地位较低的贵族家庭，父亲是布列塔尼议会的议员。在他8岁时笛卡儿就进入拉夫赖士(La Fleche)的耶稣会学校接受教育，受到良好的古典学以及数学训练。1613年到巴黎学习法律，1616年毕业于普瓦捷大学(Université de Poitiers)。毕业后笛卡儿决心游历欧洲各地，专心寻求“世界这本大书”中的智慧。因此他于1618年在荷兰入伍，随军远游。1621年笛卡儿退伍，并在1628年移居荷兰，在那里住了20多年。在此期间，笛卡儿专心致力于哲学研究，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他在荷兰发表了多部重要的文集，包括了《方法论》、《形而上学的沉思》和《哲学原理》等。1649年笛卡儿受瑞典女王之邀来到斯德哥尔摩，但不幸在这片“熊、冰雪与岩石的土地”上得了肺炎，并在1650年2月去世。
1663年他的著作在罗马和巴黎被列入禁书之列。1740年，巴黎才解除了禁令，那是为了对当时在法国流行起来的牛顿世界体系提供一个替代的东西。
哲学思想
笛卡儿被广泛认为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奠基人，他第一个创立了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哲学上，笛卡儿是一个二元论者以及理性主义者。笛卡儿认为，人类应该可以使用数学的方法――也就是理性――来进行哲学思考。他相信，理性比感官的感受更可靠。（他举出了一个例子：在我们做梦时，我们以为自己身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中，然而其实这只是一种幻觉而已）。他从逻辑学、几何学和代数学中发现了4条规则：
除了清楚明白的观念外，绝不接受其他任何东西；
必须将每个问题分成若干个简单的部分来处理；
思想必须从简单到复杂；
我们应该时常进行彻底的检查，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东西。
笛卡儿将这种方法不仅运用在哲学思考上，还运用于几何学，并创立了解析几何。
由此，笛卡儿第一步就主张对每一件事情都进行怀疑，而不能信任我们的感官。从这里他悟出一个道理：他必须承认的一件事就是他自己在怀疑。而当人在怀疑时，他必定在思考，由此他推出了著名的基本公式――“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笛卡儿将此作为形而上学中最基本的出发点，从这里他得出结论，“我”必定是一个独立于肉体的、在思维的东西。笛卡儿还试图从该出发点证明出上帝的存在。笛卡儿认为，我们都具有对完美实体的概念，由于我们不可能从不完美的实体上得到完美的概念，因此有一个完美实体――既上帝――必定存在。从所得到的两点出发，笛卡儿再次证明，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
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中共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灵魂”和“扩延”），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笛卡儿强调思想是不可怀疑的这个出发点，对此后的欧洲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它的基础，“我思故我在”被后人证明是并不十分可靠的，因为该公式其实是建基于承认思想是一个自我意识这一隐蔽着的假设上的，如果摈弃了自我意识，那么笛卡儿的论证就失败了。而笛卡儿证明上帝存在的论点，也下得很匆忙。
对科学的贡献
笛卡儿对数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成功地将当时完全分开的代数和几何学联系到了一起。在他的著作《几何》中，笛卡儿向世人证明，几何问题可以归结成代数问题，也可以通过代数转换来发现、证明几何性质。笛卡儿引入了坐标系以及线段的运算概念。笛卡儿在数学上的成就为后人在微积分上的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后者又是现代数学的重要基石。
在物理学方面，笛卡儿也有所建树。他在《屈光学》中首次对折射定律提出了理论论证。他还解释了人的视力失常的原因，并设计了矫正视力的透镜。力学上笛卡儿则发展了伽利略运动相对性的理论，强调了惯性运动的直线性。笛卡儿发现了动量守恒原理。他还发展了宇宙演化论、漩涡说等理论学说，虽然具体理论有许多缺陷，但依然对以后的自然科学家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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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完成了西方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重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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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故我还活着我不思故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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