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余英时先生<<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求余英时先生<<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本人在韩国,现急需这本书的中文版本用作参考...在网上查找后发现大概是因出版时间较早,现在只有台湾仍可以买到这本书,韩... 求余英时先生<<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本人在韩国,现急需这本书的中文版本用作参考...在网上查找后发现大概是因出版时间较早,现在只有台湾仍可以买到这本书,韩国虽有韩文版本,,,但是因此书是论述主题,用外语阅读理解尚有一定困难.......请问哪位阁下若可给予中文原文,请尽快告知~拜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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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贵无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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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从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和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一系的文化概念出发,我们可以说,只有个别的具体的文化,而无普遍的、抽象的文化。古典人类学所寻求的是一般性的典型文化,这样的文化只是从许多个别的真实文化中抽离其共相而得来的观念,因此仅在理论上存在。

普遍性的“现代生活”和普遍性的“文化”一样,也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在现实世界中是找不到的。我们通常所谓“现代化”或“现代生活”是涵有颂扬和向往的意义的。以政治的现代化而言,我们的理想当然是建立民主制度,而不是集权体制。这就涉及了现代生活的世纪内容和价值取向,不能脱离具体的文化传统来讨论了。

在检讨某一具体的文化传统(如中国文化)及其在现代的处境时,我们更应该注意它的个性。这种个性是有生命的东西,表现在该文化涵育下的绝大多数个人的思想行为中,也表现在他们的集体生活之中。所谓个性是就某一具体文化与世界其他个别文化相对照而言的,若就该文化本身来说,则个性反而变成通性了。

我最近企图通过一组具有普遍性、客观性的问题来掌握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

西方的理论与实践(约相当于中国所谓“知”与“行”)、或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距离较大,其紧张的情况也较为强烈,这也许和西方二分式的思维传统有关,……乌托邦式的理想在西方的经典中远较中国为发达。(《礼运》大同的理想到近代才受西方影响而流行起来。【按:陈寅恪先生曾论崔浩提及,西汉以后至西晋间儒家以大同为其政治理想,西晋初年之政策多其理论之实践(实际新莽既是)。于此附之。】)中国思想有非常浓厚的重实际的倾向,而不取形式化、系统化的途径。……中国人对于此超越源头只作肯定而不去穷究到底。……西方人的态度却迥然两样,他们自始便要在这一方面“打破沙锅问到底”。

希腊人是靠“理性”来追溯价值之源的,而人的理想亦不能充分地完成这个任务。希伯来的宗教信仰恰好填补了此一空缺。中国地两个世界【天堂、人间】则是互相交涉,离中有合、合中有离的。而离或合的程度则视个人而异。中国的超越世界没有走上外在化、具体化、形式化的途径,因此中国没有“上帝之城”,也没有普遍性的教会。【中国文化】追求价值之源的努力是想着向内而不是向外向上的,不是等着上帝来“启示”的。这种精神不但见之于宗教、道德、社会各方面,亦且也同样支配着艺术与文学的领域。

一部西方近代史主要是由圣入凡的俗世化(secularization)的过程。政治、社会、思想当然也走向世俗化的途径。十八世纪的思想家开始把自然法和上帝分开,转而从人具有理性这一事实上重建自然法的基础。但是西方近代文化在人间世寻找价值源头的努力仍然遇到不易克服的困难,社会契约所说所假定的“自然状态”是一种乌托邦,不足以成为道德的真源。(最近劳尔思John Rawls所建立的“原始立场”original position说是这一方面的重要发展。)功利主义的快乐说过分注重效用与后果,又有陷入价值无源论的危险。在重要关头,西方人往往仍不免要乞灵于上帝的观念。美国独立宣言把那些不容剥夺的“天赋人权”都说成是“不证自明的真理”,因为人的基本权力是创世主的恩赐。甚至今天在一般西方人的观念中,人权还是来自于上帝。基督教在西方近代文化中有双重性格:制度化的中古教会权威在近代科学的冲击之下已经彻底崩溃了,但是作为价值来源的基督教精神则仍然弥漫在各个文化领域。外在超越型的西方文化不能完全脱离它,否则价值将无所依托。启蒙运动时代西方文化思想家所攻击只是教会的专断和腐败而非基督教所代表的基本价值。

西方所走的途径是受它的特殊文化系统所限定的。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与西方根本不同;这就决定了它所无法亦步亦步地照抄西方地模式。但是近代中国地思想界却自始就未能看清这点。【按:救国压倒启蒙之谓】康有为提倡成立孔教会,显然是要模仿西方政教分立的形式。事实上中国既属于内在超越的文化型,其道统从来便没有经过组织化与形式化。临时见异思迁是注定不可能成功的。由于中国的价值与现实世界是不即不离的,一般人对这两个世界不易分辨。因此“五四”以来的反传统的人又误以为现代化必须以全面地抛弃中国文化传统为前提。他们似乎没有考虑到如何转化和运用传统的精神资源以促进现代化的问题。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因此而受到严重的思想挫折,是今天大家都看得到的事实。【按:克罗齐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余先生写作之时,台湾民主尚未扎根,大陆更遥不可言。彼时多攻“五四”而扬传统,以大陆之事实刺激故。】……事实上,中国的现代化根本碰不到“俗世化”的问题,因为中国没有西方教会的传统,纵使我们勉强把六朝隋唐的佛教比附于西方中古的基督教,那么禅宗和宋明理学也早已完成“俗世化”的运动。……“五四”人物所揭发的中国病象不但都是事实,而且尚不够鞭辟入里。中国文化的病是从内在超越的过程中长期积累而成的。这与西方外在传统超越型传统的文化因两个世界分裂而爆发的急症截然不同。……“五四”人物是把内科病当外科病来诊断的,因此他们的治疗方法始终不出手术割除和器官移植的范围。

中国人的价值之源不是寄托在人格化的上帝观念之上,因此既没有创世的神话,也没有包罗万象的神学传统。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西方引起强烈的抗拒,其余波至今未已。但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的流传几乎完全没有遭到阻力。其他物理、化学、天文、医学各方面的知识,中国人更是来者不拒。我们不能完全从当时人要求“船坚炮利”的急迫心情去解释这种现象,因为早在明清之际,士大夫在接受耶稣会所传来的西学时,他们的态度已经是如此了。【按:余先生从思想史角度说的是大传统,如果从小传统角度而言,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接受就不这么顺利。从拆毁铁路到气功盛行,我们无法乐观。当然不能说这些是中国文化的所在,但这是中国问题的一部分。】【另引[日]森岛通夫《透视日本——兴与率的怪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印,天津编译中心译,译者江先安,孙祥澍、吕万和、刘予苇校译)上篇《日本为什么“成功”》(1981年3月剑桥大学讲演整理,1982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198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收入——这是我个人所知道的版本),第二章《明治维新》,第二节《革命力量的积蓄》,第2,页65:“儒教具有排斥神秘主义、巫术、魔法和鬼怪之类的重理智主义、合理主义教义,这对日本是幸运的。欧洲近代科学的发展花了很长的时间。伽里『利』略和哥白尼都曾遭遇到极大的困难『按:哥白尼身前并未受到太大的困难,但他的著作在身后的确遭遇极大困难』,近代科学被广泛认同是后来的事情。被称为近代物理学之父的牛顿除了科学研究之外也研究过炼金术『按:当时化学学科并未诞生,而且炼金术也可作为神秘主义理解,并不能简单认为是纯粹巫术、迷信。对近代科学的起源研究表明,除了希腊哲学传统,中世纪神学传统以外,各种神秘主义在其中也起到了相当作用,尤其在医学、化学等学科早期历史中。』。反观日本,勇敢的科学家中蒙难牺牲的一个也没有,西方科学非常顺利地在日本扎了根,这完全是儒教重理智主义的福荫。『原注:德川时代确实有不少洋学者被残酷处罚、迫害以至死刑,但这类事件与其说是对近代科学所要求的合理主义思考方法的镇压,毋宁说是起因于那些洋学者对封建性幕藩体制和锁国政策的批判。德川末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昭和法西斯时代,神道和道教的超国家主义者曾经攻击合理主义的思考方法,除此以外,日本从未有过宗教和科学之间的激烈抗争。”】……中国文化中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是另一问题,但是它对科学的态度是开放的。……科学的新发现当然也会逼使中国人去重新检讨以至修改传统价值论的成立的根据,但是这一套价值却不至因科学的进步而立刻有全面崩溃的危险。

【西方近代世俗化中】倾向宗教或形而上学一方面的人往往把人的本质扬举的过高;而倾向无神论、唯物论、或科学一方面的人又把人性贬得过低。近来深层心理学流行,有些学者从人的“非理性”的方面去了解人性,以至使传统“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说法都受到了普遍的怀疑。所谓“人文主义”在西方思想界一直都占不到很高的地位。沙【萨】特的人文主义中的“人的尊严”只剩下一个空洞的选择自由,事实上则人生只有空洞与彷徨。……海【德格尔】氏虽极力要把人提高到“存有”——其实即上帝——的一边,最后还是落下尘埃。人的尊严依然无所保证。这是西方在俗世化过程中建立“人的尊严”所无法避免的困难。 中国文化正因为没有这一个俗世化的阶段,人的尊严的观念自孔子以来便巩固地成立了,两千多年来不但很稳定,而且遍及社会各阶层。……圣人固然是“人”,小人也还是“人”,其中的分野便在个人的选择。

亚里斯【士】多德的社会理论中是肯定了奴隶这一阶级的。中国的社会思想自始便否认人应该成为奴隶。其主要根据便是“天地之性人为贵”的观念。两汉禁奴隶的诏令开首常常引用这句话。……中国人的逻辑-知识论的意识向不发达确是事实,但这个问题至少到了今天绝不是逻辑-知识论所能充分解答的;也不是经验科学所能完全证实或否证【证伪】的。所以今天还没有绝对性的科学证据非要求中国人立刻放弃这种信念不可。这里我们再度看到内在超越的价值论的现代意义。

西方的外在超越表现了强大的外在力量。西方人始终感到为这股超越外在的力量所支配、所驱使。亚里斯【士】多德的“最后之因”、“不动的动者”、中古基督教的“神旨”、黑格尔的“精神”或“理性”、马克思的“物”,以至社会科学家所讲的历史或社会发展的规律,都可以看作同一超越观念的不同现形。英人柏林(Isaiah Berlin)把它们统称为“巨大的超个人的力量”(这是借用T.S. Eliot【艾略特】的话)。这种力量要通过人来实现它自己的价值,而人在它的面前则只有感到无可奈何,感到自己的渺小。所以深一层看,西方 近代的俗世化其实亦没有能改变它的价值世界的结构。【按:所谓“within tradition”】【中国文化】内倾的偏向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的确曾显露了不少不合时宜的弊端,但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延续数千年而不断却也是受这种内在的韧力之赐。

一、天和人的关系

西方的科学的突飞猛进虽是近两三百年的事,可是它的源头却必须上溯至希腊时代。中国如果要在这一方面赶上世界水平,只有走“西化”之路。(“科技”这个含混名词,在我的了解中不是指科学和技术,而是指科学性的技术)……培根对待自然的【征服】态度是西方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这应该和基本科学研究分别开来。运用理性以获得真理是西方文化自希腊以来的一贯精神,是外在超越的西方价值体系的一种具体表现。它是超时间的(至少到现在为止),因而不存在所谓“现代化”的问题。中国“五四”以来所向往的西方科学,如果细加分析即可见其中“科学”的成分少而“科技”的成分多,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甚至变本加厉。中国大陆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全是“科技”方面的事。中国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认识到西方“为真理而真理”、“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我们所追求的仍是用“科技”来达到“富强”的目的。……

二、人和人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封建”本是从家庭关系中延伸出来的。现代社会学家往往根据中国重视个人关系这一点二判断中国的社会关系只有“特殊性”而无“普遍性”。这种看法于是又变成了中国社会是传统性而非现代性的论据。我个人对这一论点深为怀疑,……一文化价值言,中国和西方都有最高的普遍原则,适用于一切个人。这在西方可以“公平”为代表,在中国则是“仁”(后来是“理”)的概念。“公平”和“仁”当然有不同,这是由外倾文化与内倾文化的差异而衍生的。我们分析中国传统的社会理论必须着眼于两个基本元素:一是有价值自觉能力的个人,一是基于自然关系而组成的“家”。“家”以外或以上的群体,……都是“家”的扩大。……

三、人对于自我的态度

我们现在要问:中国人对自我的态度能够与现代生活相适应吗?我可以十分肯定地答道:中国人这种“依自不依他”地人生态度至少在方向上是最富于现代性地。……上帝死亡以后的西方人已无法真正从牧师与教堂那里获得自我的解救了。我所要郑重指出的是中国传统的自我观念只要稍加调整仍可适用于现代的中国人。中国人由于深信价值之源内在于人心,对于自我的解剖曾形成了一个长远而深厚的传统:上起孔、孟、老、庄,中经禅宗,下迄宋明理学,都是以自我的认识和控制为努力的主要目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个人比较有心理的平衡和稳定,不能完全以外缘条件来解释。……社会上之要少数具有真实的精神修养,树立道德风范,其影响力是无法低估的。传统的修养论过于重视人性中“高层”的一面,忽略了“底层”与“深层”的一面。而且往往把外在的社会规范和内在的价值之源混而不分。

四、对生死的看法

【略】

由于近百年来知识界在思想上的纷歧,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一直没有机会获得有系统、有意识的现代清理。情绪纠结掩盖了理性的思考:不是主张“西方文化”来打倒“中国传统”,便是“中国传统”来抗拒“西方文化”。中国学术界当然不是没有理性清澈而胸襟开阔之士。只是他们的声音本已十分微弱,在上述两种吼声激荡下更是完全听不见了。所以中国的基本价值虽然存在,却始终出于“日用而不知”的情况之中。价值系统不经过自觉的反省与检讨不可能与时代俱新,获得现代意义亦发挥创造的力量。

中国现代化的困难之一即源于价值观的混乱;而把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笼统地看作两个不相容的对立体,尤其是乱源之所在。以“现代化”等同于“西化”无论在保守派或急进派中都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至于这两派人在攻击或卫护中国文化时,将价值系统与古代某些特殊的制度与习惯牵混不分,但经辗转传播之后也往往发生误解或曲解。从这一角度看,我们便不难了解问题的严重性了。凯因【恩】斯(J.M. Keynes)论及经济问题时曾有一句名言:“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总以为他们完全不受学术思想界的影响,但事实上他们往往是某种一已故经济学家的(学说的)奴隶。”【按:[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宏观经济学》第十六版中译本,第1章,C引此文译作“实干家自以为他们不受理论的羁绊,可他们却常常是某位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就业、利息和通货通论》(重译本),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999年4月第1次版印,高鸿业译,本句作“讲求实际的人自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可是当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文化问题也正是如此。价值系统问题如果长久地不获澄清,会给中国文化招致毁灭性的后果,更不必说什么现代转化的空话了--
http://www.wenyixue.com/html/jingdianwenben/2007/0920/1463.html上这找吧

参考资料: http://www.wenyixue.com/html/jingdianwenben/2007/0920/14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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