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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洞庭一角的句子赏析(至少3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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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的典型性就颇能突出“贬官文化”。公元805年柳宗元被贬至永州任司马,心情极为抑郁,面对永州那荒凉无人赏识的山水时,柳却把自己的痛苦心情融入其中,化做了美妙绝伦的文章,自然山水对于他,不是一种冷漠的存在,而是变成了灵气四溢的知己:“佳目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细细品味,柳宗元似乎忘记了被贬,而是以主人的态度审视自然的灵动。其实不然,我们既可以读到他“独钓寒江雪”的大孤独,旷凄凉,也可以感受到他“欲采萍花不自由”的悲凉含义。那《永州八记》正是贬官们的灵魂。跋涉艰难的真实写照。实际上如果没有他不被贬的经历,那也许我们也看不到他身处逆境的绝世佳作,也许他的后半生就在殿书院里为皇帝效力致死了。显然这份灾难使他宁静,使得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本来,被贬后他可以心满意足,不再顾虑仕途枯荣了,可他偏偏就是个中国人,一个中国文人,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他早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永州归还给他一颗比较完整的灵魂,但灵魂的薄壳外还隐伏着无数诱惑……”(余秋雨)十年之后,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虽平时对被贬的事情颇有微词,但他听到消息后还是按奈不住,欣喜万状急忙赶去。从永州到长安,经过了汩罗江,这时屈原的灵魂便像是“附身”在了柳大师身上。大师立马触景伤情,道“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汩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看此诗不知是叹服屈原的悲壮境遇还是对自己回长安的怀疑,柳宗元还是没料到迎接他的不是什么春风而是寒风阵阵。兴高采烈的柳宗元回到长安后,皇帝一盆冷水泼了过去,并告诉他,诏你回来是为了让你听朕的圣旨,把你贬到比永州更远的柳州!柳宗元当头一棒,凄楚南回,这时与他同路的还有刘禹锡,刘被贬至连州。两位大文豪有着同样的命运,自然感同身受。当柳宗元与刘禹锡同路走到衡阳时,二人分道扬镳。柳含泪题诗赠别刘禹锡:“今朝不同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这年他已是四十三岁,正当盛年。他料到朝廷也许再也不会让他会长安,万里之遥,心想既来之则安之吧。于是凭着一腔热血和一肚子墨水,利用赏赐下来的官职,为百姓造福办实事,放到现在,他可是一位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动摇的好干部啊。柳宗元挖了井,办了学,种了树,修了寺庙,还放了许多奴婢。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这段时间内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篇。真正的好文学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可能由于过度劳累,年仅四十七岁就客死在了柳州。因柳建设开拓了柳州这片荒蛮之地,所以日后各等官员均受大师影响,自强不息,继续发扬老革命分子的光荣风格。而那些被贬的文人官员们在南下的路途中,每次一想到大文豪柳宗元,心情就会舒适一些。他因为自己独有的人格和文化魅力影响着日后各代官员。有人在他修建的罗池庙上改造成为“柳侯祠”,供奉千年之久。正是他被贬,才会有人光临和关注柳州,影响着柳州人民!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采访了当时的柳州副市长,说这两年柳州的开放和崛起,还得感谢柳宗元和其他南下的贬官。他们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从他这句话就可以知道“贬官文化”的影响力之大,范围之广,思想之深了。
除了柳宗元,还有一位“贬官文化”的继承者,那就是范仲淹。1046年范仲淹因倡导变革被贬,恰逢另一位贬在岳阳的朋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腾要求范仲淹写一篇楼记,他便借楼写湖,凭湖抒怀,结果写出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有好多中国人从这篇文章中知道了这座名胜,的确是功不可没。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可谓妇孺皆知,深入人心。早已是一般人能随口吐出的熟语,更何况文章本身整体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不知哪年哪月,岳阳楼因文章而重新构建。文章开头曾称颂此楼“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于是,人们在楼的南北两方各立一个门坊,上刻这两句话。进得楼内,巨幅木刻显中堂,即刻的是这篇文章。洞庭湖因它出名,岳阳楼因它荣耀,凡是有些名气的文人墨客,无不对《岳阳楼记》顶礼膜拜,并时不时赋诗一首。于是渐渐参观的多了,膜拜的人多了,冷清之地也就自然变成了供奉热地。
根据上述我们了解到“贬官文化”的特点,“先是景观被写入了文章,在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汉语,或许可以说成是文化和自然的相互生成罢。”
看柳宗元与范仲淹的事例后,难免会发现是否文人贬官都是因贬而抑郁做些牢骚文章,亲亲山水,悲愤朝廷之余才会有所成就。但只能说大多数,其中也有些异类分子。譬如说宋代大文豪—苏轼。柳宗元如果说被贬经历很惨,那他与苏轼比较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柳被贬两次,最远贬至柳州,而苏轼就像个皮球,被皇帝赦了贬,贬了赦,反反复复可谓是一生坎坷。但他就被贬之事不是很绝望悲愤,而是“得意时淡然,失意时泰然”真可谓一代文学宗师,“贬官文化”的集大成者。
苏轼第一次被贬就是因为耿直的性格得罪了权臣,写了些与新法有关的诗文,被何正臣等人弹劾为“保藏窝心”,在湖州任上突然逮捕,送交御使台论罪。在狱中备受诟辱,几置死地。在被贬至黄州五年时,一面把继续关心国家大事,一面闭门思过寻求出路。但这几年却是苏轼创作上的丰收时期,雄伟的江山,淳厚的民风,温暖的友情,不能忘却现实的壮心,促使他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诗文。初贬黄州,他就写下了“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初到黄州》)的诗句,借此开解自我封闭的境地。而在黄州,苏轼写下了光耀中国文化史的辞章,将“贬官文化”演绎到大气磅礴。在《前赤壁赋》中,我们看到的是“渔樵江渚之上,侣鱼虾友麋鹿”的苏轼,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苏轼。是“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苏轼。在被贬惠州时,如果要是常人早已撕心裂肺,终日郁闷不已。而苏大学士则不然,他且是“非常得意”,并作诗到“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而更为吃惊的是苏轼在被贬到中国当时最南端的海南岛后,还是那么豪迈豁达,时年已六十有余阿。可想苏轼是怎样一个心胸豁达之人。当时海南岛地处天涯海角,境况极其荒凉,生活艰苦,有诗为证:“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与程天俟书》)。但苏轼不戚于个人忧患,积极为当地土族人民做好事,奖励农业生产,传播文化知识,破除陋习,培养人才,一直工作到赦还。这时他不但没有被困难压倒,而且表现出一种大家风范,思想旷达,随遇而安。苏轼越是危难之际越能看到他的魅力所在,“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试问天下,这样的豪迈气概何人之有?
苏轼一生都在积极入世,却因封建朝廷的黑暗总是让他与政治无缘,可悲可叹。但一路被贬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创作高峰。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豪迈的思想,丰硕的文学果实,还有造福百姓的地方资源。也就是说文学化作了景观。比如西湖有著名的苏堤,海南也在他的励精图治下不再荒蛮,而《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文章更是让赤壁之地长久辉煌!后人每到他被贬之处便会被他的故事他的精神所感染鼓舞。在这里“贬官文化”就代表着一种豁达与宽容了,使之内涵延伸。
三、深层挖掘,浅谈分析
“贬官文化”之所以称其为一种文化,必定其中有一定内涵,深层次挖掘必定有其“宝藏”,透过现象看出其中本质是我的论文根本所在。我就上述事例从各方面浅谈分析一下。
(一)“贬官文化”产生的原因
一是外因,即当时的整个社会所造成的。如果没有封建社会长期的黑暗统治,怎么会把个文弱书生搞得那么狼狈不堪。中央集权的作用就是要镇压人民,不让人民起来反抗,让其安于现状,不管是从武力还是从思想上镇压,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是不让任何人有反动思想的,所以要不择手段。人们也许看到的是一种假象,盛事太平真地可以让百姓衣食无忧吗?正像张养浩《潼关怀古》所说“峰峦如怒,波涛入聚,山河表里通关路。望西都,意踯躅,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而在这众多的手段里,针对知识分子就要用一定智慧的攻击策略了,书生文人进入官场后往往是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在封建社会官场的惨无人性的斗争中,充斥着机诈、残忍、嫉妒、仇恨和愚昧,一味正直前行的书生们往往会在这台恶魔般的机器里被碾成粉末。这里面没有刀光剑影血雨仇杀,但却比这些更加残酷,折磨的都是精神!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清朝“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官僚文人的迫害始终没有停止过,不管是宦官外戚还是正统的皇权势力,大多对文人是没什么好感的,所以不仅思想上抵触而且还要进行人身迫害。方法有时露骨残忍有时却设计的“巧妙”,比如风行两千多年的文字狱。只要你读书人为“朕”服务,就保住了一条性命。所以中国文人如果其人格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话,那么只有失意于仕途,一路被贬了。于是与山水亲近与自然齐舞了,把自己一肚子墨水洒向了它们,流传千古。正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形成的外部原因,促使了“贬官文化”的产生。
二是内因,即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独有的心态所决定。中国的文化是被认为“伦理型”的文化,是与西方“科学型”的文化相对应的。我们一直过的是“晨起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可以每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是愿意“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总有些消极的思想。所以时间长了自然就安于现状,忠君忠国的思想也便牢牢扎根于中国文人的意识中。真正的读书人永远成不了到家的权谋家,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总有一丝正义和善良不绝如缕,就是这一丝善良和正义,就足以使他们从封建官场上败退下来。文人本是一个道德形象,传统的社会心理对着这种道德给予了过多地希望和要求,仿佛社会上的一切事情都应该由他们去包揽,一旦有做不到的地方,社会就会不满,文人自己也会有强烈的失落感。人们把文人当作了为整个社会抱打不平的侠客了,文人的使命如此之大,几千年来被压得喘不过来气,要么感叹,要么退缩,要么改行,所谓真正以“文”为职业的文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其实,“文人的作用仅限于‘吏之师’而已,说得好听一点是‘帝王师’,至于老师说的话学生听不听,无权无钱的老师实在是无能为力。这一点与侠客相比,实在大有的不如之处。侠客一怒之下,可以取人首级,如果老师惹怒了学生,不仅没有饭碗,甚恐有性命之虞。所以文人往往一肚子美政理想,却总是无所施其计……”(《读史有学问》冷成金)即使做了官,也往往不得志,更别说实现理想了,那只有把这些理想抱负寄托在了字里行间。正因为如此,作为“帝之师”的中国文人,几千年下来,这种独有的心态决定着他们必定要受封建社会的制约,有了这层内因才导致了“贬官文化”的产生。
内外因的结合,致使“贬官文化” 产生并存在。二者谁也离不开谁,相互影响相互碰撞,产生火花。
(二)“贬官文化”所折射出的问题
1.“贬官文化”所暴露出中国文人的缺陷
(1)文人的自作聪明。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到西湖时似乎看出了贬官们的心态,:“……这种自卫和自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了,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对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要安全而宁静。于是寒窗十年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峰前,与社会交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埋进一座座孤山。”这话实际上在说中国文人耍的小聪明。为什么他们总斗不过政客呢?原因就在这。留下了几篇反动政府的诗篇剧作,又影响了几代人怎么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因不得宠,被贬了官职,为了面皮上那点虚荣而发点牢骚。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性烈刚强,像一匹野马蹬了政治一蹄子,撒花一样拥抱大自然了,号称“天人合一”。隐居起来再也不向往什么狗屁仕途了,开垦两块田自食其力,自产自销。可怎么就写出了“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许多文人睁着眼睛说要与政治划清界线,却要“心系百姓”,用文人特有的笔舌与朝廷拼命。儒家哲学告诉他们,不要动不动就拿笔杆子反 政 府,我们都是天子的臣民,是有文化有教养的好臣民,所以要忠君爱国。
(2)中国文人独立人格的缺失。一位学者就其“贬官文化”谈了一下自己的感想“……有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学所开启的对个体人格自足性——人格的完善毋需外求而自足于内,所谓‘反身而诚’是也——他们的遭遇正是这种心态的最终根据,无论外部条件如何,都不影响人格的自我完善,所以一旦在社会历史领域受挫,顺脚一滑便走向自然山水——即个体人格不能与社会、历史统一,那就与非社会、非历史的自然同一,因为那是一种在容易不过的自我实现;何况山水也早已被先贤加以道德人格化:‘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山水岂不是就是一条早已铺好的修身养性的退路。”这里谈到了文人的人格问题,对于中国文人人格的理解到底是趋向“大义凛然”还是“小家碧玉”,相信一百个人中有不同的答案。受外界刺激,文人的虚荣心才渐渐浮出水面。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可还是被皇帝一指弹翻在地。皇帝说给你们个机会从政吧,于是科举制度上市了,它使中国知识分子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瓜葛,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有些不牢实,两头都难落地。这到底是文人还是官吏呢,很难定位,都无所谓政治品格和文化良知。所以皇帝老儿的招数管用了,一下子就把文人的个性给弄糊涂了,没有了纯粹的独立人格。余秋雨曾说:“本该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的互渗和耗散。互渗于空间便成了一种社会性的认同,互渗于时间变成一种传承性定势。个体人格在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中步履维艰,生命的发射多多少少屈从于群体惰性的熏染,刚直的灵魂被华丽的重担渐渐压弯……”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传统中的文人们的独立人格的缺失,没有独立人格,无论为官还是为文人,都只是“依附在社会政治这张皮上的毛,毛与皮的关系决定了毛必须以皮的需要为需要。”说到底就是文人得活下去,他们也是人。而如苟活着,勉强活着,那么必定人格尽失。所以联系到贬官文化时,想想那些被贬的官僚文人们,大多已被朝廷“折磨”的没有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像苏轼这样的伟大人物也有时难逃此劫。这等缺失完全是当时的社会造就的。
2、文人与政治的关系
为什么贬官中有许多精彩的文章?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都与政治有一定关系。一旦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的要求得到满足,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一方面,政治始终在影响着他们的创作、人生、前途,甚至生死。有学者称中国的文化人大抵可分为以下五种:入仕途而发济者(比如各代状元)、入仕途而困惑着(所谓的隐士们)、入仕途而遭贬者(柳宗元等人)、入仕途而遁入空门者(比如骆宾王)、不入仕途者。从以上分类可以看出“仕途”是一条主线,没有它中国文人难以划分,想是参照物,文人寸步不离政治的影子。另一方面,文人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着政治,虽然文人们经常也调侃政治,但也不是还曾说过“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万言不值一杯水”、“百无一用是书生”,看来他们还是想投笔从戎的。当权者看在眼里,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维护统治。如汉武帝派司马迁编写《史记》,康熙下令修《明史》,乾隆下令编撰《四库全书》,明朝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等等,几乎历代都有一部自己朝代的史记,而这些都得让博览通史的文人巨匠去干。当权者想通过借鉴之书把自己的统治达到不败之地,而后代子民还得感谢他们留给世上这么多的鸿篇巨制,却忘记了劳心疾苦呕心沥血的编写者们,可怜的文人们结尾总是很惨。也就是说文人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包括今天也是一样,文人们拿着笔杆子为政治服务,政治又影响着他们的创作。
四、归纳总结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就是对“贬官文化”的总体解释。面对过去的光荣和冤屈,悠然情上,被贬之后对清远山水感叹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综上所述,现总结归纳如下:
(一)明白什么是“贬官文化”。通过余秋雨先生的解释和所归纳的几个要点,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贬官文化”。提出从这种文化现象去研究深层次的内涵,挖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或者直接地说批判他们的缺憾。
(二)“贬官文化”的特点。通过柳宗元、范仲淹和苏轼的典型事例来引出“贬官文化”的特点。特点即“先是景观被写入了文章,在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汉语,或许可以说成是文化和自然的相互生成罢。”
(三)“贬官文化”的深层含义。首先分析并交待了“贬官文化”产生的原因,由内外两个因素构成。当在挖掘内因时,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文人的缺陷,二是文人与政治的关系。
以上就是本人对“贬官文化”的愚见,当一步步论述趋向明朗时,我们也许不难发现,“贬官文化”并不是什么有趣的文化现象,而是一种既有深度又沉重的文化。表面说来道去挺轻松,可揭开盖子往里看才知是一口颇有深度的老井。
最后用一首词来结束本论文,希望本人的愚见能够起到警世之用。
“美人自刎乌江岸,烽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灵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卖花声怀古》张可久)。
除了柳宗元,还有一位“贬官文化”的继承者,那就是范仲淹。1046年范仲淹因倡导变革被贬,恰逢另一位贬在岳阳的朋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腾要求范仲淹写一篇楼记,他便借楼写湖,凭湖抒怀,结果写出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有好多中国人从这篇文章中知道了这座名胜,的确是功不可没。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可谓妇孺皆知,深入人心。早已是一般人能随口吐出的熟语,更何况文章本身整体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不知哪年哪月,岳阳楼因文章而重新构建。文章开头曾称颂此楼“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于是,人们在楼的南北两方各立一个门坊,上刻这两句话。进得楼内,巨幅木刻显中堂,即刻的是这篇文章。洞庭湖因它出名,岳阳楼因它荣耀,凡是有些名气的文人墨客,无不对《岳阳楼记》顶礼膜拜,并时不时赋诗一首。于是渐渐参观的多了,膜拜的人多了,冷清之地也就自然变成了供奉热地。
根据上述我们了解到“贬官文化”的特点,“先是景观被写入了文章,在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汉语,或许可以说成是文化和自然的相互生成罢。”
看柳宗元与范仲淹的事例后,难免会发现是否文人贬官都是因贬而抑郁做些牢骚文章,亲亲山水,悲愤朝廷之余才会有所成就。但只能说大多数,其中也有些异类分子。譬如说宋代大文豪—苏轼。柳宗元如果说被贬经历很惨,那他与苏轼比较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柳被贬两次,最远贬至柳州,而苏轼就像个皮球,被皇帝赦了贬,贬了赦,反反复复可谓是一生坎坷。但他就被贬之事不是很绝望悲愤,而是“得意时淡然,失意时泰然”真可谓一代文学宗师,“贬官文化”的集大成者。
苏轼第一次被贬就是因为耿直的性格得罪了权臣,写了些与新法有关的诗文,被何正臣等人弹劾为“保藏窝心”,在湖州任上突然逮捕,送交御使台论罪。在狱中备受诟辱,几置死地。在被贬至黄州五年时,一面把继续关心国家大事,一面闭门思过寻求出路。但这几年却是苏轼创作上的丰收时期,雄伟的江山,淳厚的民风,温暖的友情,不能忘却现实的壮心,促使他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诗文。初贬黄州,他就写下了“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初到黄州》)的诗句,借此开解自我封闭的境地。而在黄州,苏轼写下了光耀中国文化史的辞章,将“贬官文化”演绎到大气磅礴。在《前赤壁赋》中,我们看到的是“渔樵江渚之上,侣鱼虾友麋鹿”的苏轼,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苏轼。是“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苏轼。在被贬惠州时,如果要是常人早已撕心裂肺,终日郁闷不已。而苏大学士则不然,他且是“非常得意”,并作诗到“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而更为吃惊的是苏轼在被贬到中国当时最南端的海南岛后,还是那么豪迈豁达,时年已六十有余阿。可想苏轼是怎样一个心胸豁达之人。当时海南岛地处天涯海角,境况极其荒凉,生活艰苦,有诗为证:“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与程天俟书》)。但苏轼不戚于个人忧患,积极为当地土族人民做好事,奖励农业生产,传播文化知识,破除陋习,培养人才,一直工作到赦还。这时他不但没有被困难压倒,而且表现出一种大家风范,思想旷达,随遇而安。苏轼越是危难之际越能看到他的魅力所在,“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试问天下,这样的豪迈气概何人之有?
苏轼一生都在积极入世,却因封建朝廷的黑暗总是让他与政治无缘,可悲可叹。但一路被贬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创作高峰。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豪迈的思想,丰硕的文学果实,还有造福百姓的地方资源。也就是说文学化作了景观。比如西湖有著名的苏堤,海南也在他的励精图治下不再荒蛮,而《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文章更是让赤壁之地长久辉煌!后人每到他被贬之处便会被他的故事他的精神所感染鼓舞。在这里“贬官文化”就代表着一种豁达与宽容了,使之内涵延伸。
三、深层挖掘,浅谈分析
“贬官文化”之所以称其为一种文化,必定其中有一定内涵,深层次挖掘必定有其“宝藏”,透过现象看出其中本质是我的论文根本所在。我就上述事例从各方面浅谈分析一下。
(一)“贬官文化”产生的原因
一是外因,即当时的整个社会所造成的。如果没有封建社会长期的黑暗统治,怎么会把个文弱书生搞得那么狼狈不堪。中央集权的作用就是要镇压人民,不让人民起来反抗,让其安于现状,不管是从武力还是从思想上镇压,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是不让任何人有反动思想的,所以要不择手段。人们也许看到的是一种假象,盛事太平真地可以让百姓衣食无忧吗?正像张养浩《潼关怀古》所说“峰峦如怒,波涛入聚,山河表里通关路。望西都,意踯躅,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而在这众多的手段里,针对知识分子就要用一定智慧的攻击策略了,书生文人进入官场后往往是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在封建社会官场的惨无人性的斗争中,充斥着机诈、残忍、嫉妒、仇恨和愚昧,一味正直前行的书生们往往会在这台恶魔般的机器里被碾成粉末。这里面没有刀光剑影血雨仇杀,但却比这些更加残酷,折磨的都是精神!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清朝“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官僚文人的迫害始终没有停止过,不管是宦官外戚还是正统的皇权势力,大多对文人是没什么好感的,所以不仅思想上抵触而且还要进行人身迫害。方法有时露骨残忍有时却设计的“巧妙”,比如风行两千多年的文字狱。只要你读书人为“朕”服务,就保住了一条性命。所以中国文人如果其人格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话,那么只有失意于仕途,一路被贬了。于是与山水亲近与自然齐舞了,把自己一肚子墨水洒向了它们,流传千古。正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形成的外部原因,促使了“贬官文化”的产生。
二是内因,即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独有的心态所决定。中国的文化是被认为“伦理型”的文化,是与西方“科学型”的文化相对应的。我们一直过的是“晨起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可以每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是愿意“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总有些消极的思想。所以时间长了自然就安于现状,忠君忠国的思想也便牢牢扎根于中国文人的意识中。真正的读书人永远成不了到家的权谋家,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总有一丝正义和善良不绝如缕,就是这一丝善良和正义,就足以使他们从封建官场上败退下来。文人本是一个道德形象,传统的社会心理对着这种道德给予了过多地希望和要求,仿佛社会上的一切事情都应该由他们去包揽,一旦有做不到的地方,社会就会不满,文人自己也会有强烈的失落感。人们把文人当作了为整个社会抱打不平的侠客了,文人的使命如此之大,几千年来被压得喘不过来气,要么感叹,要么退缩,要么改行,所谓真正以“文”为职业的文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其实,“文人的作用仅限于‘吏之师’而已,说得好听一点是‘帝王师’,至于老师说的话学生听不听,无权无钱的老师实在是无能为力。这一点与侠客相比,实在大有的不如之处。侠客一怒之下,可以取人首级,如果老师惹怒了学生,不仅没有饭碗,甚恐有性命之虞。所以文人往往一肚子美政理想,却总是无所施其计……”(《读史有学问》冷成金)即使做了官,也往往不得志,更别说实现理想了,那只有把这些理想抱负寄托在了字里行间。正因为如此,作为“帝之师”的中国文人,几千年下来,这种独有的心态决定着他们必定要受封建社会的制约,有了这层内因才导致了“贬官文化”的产生。
内外因的结合,致使“贬官文化” 产生并存在。二者谁也离不开谁,相互影响相互碰撞,产生火花。
(二)“贬官文化”所折射出的问题
1.“贬官文化”所暴露出中国文人的缺陷
(1)文人的自作聪明。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到西湖时似乎看出了贬官们的心态,:“……这种自卫和自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了,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对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要安全而宁静。于是寒窗十年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峰前,与社会交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埋进一座座孤山。”这话实际上在说中国文人耍的小聪明。为什么他们总斗不过政客呢?原因就在这。留下了几篇反动政府的诗篇剧作,又影响了几代人怎么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因不得宠,被贬了官职,为了面皮上那点虚荣而发点牢骚。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性烈刚强,像一匹野马蹬了政治一蹄子,撒花一样拥抱大自然了,号称“天人合一”。隐居起来再也不向往什么狗屁仕途了,开垦两块田自食其力,自产自销。可怎么就写出了“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许多文人睁着眼睛说要与政治划清界线,却要“心系百姓”,用文人特有的笔舌与朝廷拼命。儒家哲学告诉他们,不要动不动就拿笔杆子反 政 府,我们都是天子的臣民,是有文化有教养的好臣民,所以要忠君爱国。
(2)中国文人独立人格的缺失。一位学者就其“贬官文化”谈了一下自己的感想“……有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学所开启的对个体人格自足性——人格的完善毋需外求而自足于内,所谓‘反身而诚’是也——他们的遭遇正是这种心态的最终根据,无论外部条件如何,都不影响人格的自我完善,所以一旦在社会历史领域受挫,顺脚一滑便走向自然山水——即个体人格不能与社会、历史统一,那就与非社会、非历史的自然同一,因为那是一种在容易不过的自我实现;何况山水也早已被先贤加以道德人格化:‘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山水岂不是就是一条早已铺好的修身养性的退路。”这里谈到了文人的人格问题,对于中国文人人格的理解到底是趋向“大义凛然”还是“小家碧玉”,相信一百个人中有不同的答案。受外界刺激,文人的虚荣心才渐渐浮出水面。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可还是被皇帝一指弹翻在地。皇帝说给你们个机会从政吧,于是科举制度上市了,它使中国知识分子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瓜葛,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有些不牢实,两头都难落地。这到底是文人还是官吏呢,很难定位,都无所谓政治品格和文化良知。所以皇帝老儿的招数管用了,一下子就把文人的个性给弄糊涂了,没有了纯粹的独立人格。余秋雨曾说:“本该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的互渗和耗散。互渗于空间便成了一种社会性的认同,互渗于时间变成一种传承性定势。个体人格在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中步履维艰,生命的发射多多少少屈从于群体惰性的熏染,刚直的灵魂被华丽的重担渐渐压弯……”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传统中的文人们的独立人格的缺失,没有独立人格,无论为官还是为文人,都只是“依附在社会政治这张皮上的毛,毛与皮的关系决定了毛必须以皮的需要为需要。”说到底就是文人得活下去,他们也是人。而如苟活着,勉强活着,那么必定人格尽失。所以联系到贬官文化时,想想那些被贬的官僚文人们,大多已被朝廷“折磨”的没有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像苏轼这样的伟大人物也有时难逃此劫。这等缺失完全是当时的社会造就的。
2、文人与政治的关系
为什么贬官中有许多精彩的文章?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都与政治有一定关系。一旦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的要求得到满足,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一方面,政治始终在影响着他们的创作、人生、前途,甚至生死。有学者称中国的文化人大抵可分为以下五种:入仕途而发济者(比如各代状元)、入仕途而困惑着(所谓的隐士们)、入仕途而遭贬者(柳宗元等人)、入仕途而遁入空门者(比如骆宾王)、不入仕途者。从以上分类可以看出“仕途”是一条主线,没有它中国文人难以划分,想是参照物,文人寸步不离政治的影子。另一方面,文人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着政治,虽然文人们经常也调侃政治,但也不是还曾说过“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万言不值一杯水”、“百无一用是书生”,看来他们还是想投笔从戎的。当权者看在眼里,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维护统治。如汉武帝派司马迁编写《史记》,康熙下令修《明史》,乾隆下令编撰《四库全书》,明朝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等等,几乎历代都有一部自己朝代的史记,而这些都得让博览通史的文人巨匠去干。当权者想通过借鉴之书把自己的统治达到不败之地,而后代子民还得感谢他们留给世上这么多的鸿篇巨制,却忘记了劳心疾苦呕心沥血的编写者们,可怜的文人们结尾总是很惨。也就是说文人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包括今天也是一样,文人们拿着笔杆子为政治服务,政治又影响着他们的创作。
四、归纳总结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就是对“贬官文化”的总体解释。面对过去的光荣和冤屈,悠然情上,被贬之后对清远山水感叹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综上所述,现总结归纳如下:
(一)明白什么是“贬官文化”。通过余秋雨先生的解释和所归纳的几个要点,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贬官文化”。提出从这种文化现象去研究深层次的内涵,挖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或者直接地说批判他们的缺憾。
(二)“贬官文化”的特点。通过柳宗元、范仲淹和苏轼的典型事例来引出“贬官文化”的特点。特点即“先是景观被写入了文章,在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汉语,或许可以说成是文化和自然的相互生成罢。”
(三)“贬官文化”的深层含义。首先分析并交待了“贬官文化”产生的原因,由内外两个因素构成。当在挖掘内因时,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文人的缺陷,二是文人与政治的关系。
以上就是本人对“贬官文化”的愚见,当一步步论述趋向明朗时,我们也许不难发现,“贬官文化”并不是什么有趣的文化现象,而是一种既有深度又沉重的文化。表面说来道去挺轻松,可揭开盖子往里看才知是一口颇有深度的老井。
最后用一首词来结束本论文,希望本人的愚见能够起到警世之用。
“美人自刎乌江岸,烽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灵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卖花声怀古》张可久)。
追问
里面有句子的赏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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