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求 电影《艾希曼》观后感，要贴近政治法律方面

不要关于电影艺术手法的，不要网上的，要政治法律方面
我主要是要贴近政治法律方面的探讨，而不是对艾希曼个人的评价。

Answer 1

如果你在二战后的街头遇见阿道夫-艾希曼，这个发际线过高，戴着眼镜，看上去温和平静的男人，或许会礼貌地对你微笑，如果他是你的邻居，他大约会跟你家里的小孩子们打成一片，偶尔会从大衣口袋里掏出糖果作为礼物。是的，如果在和平年代，艾希曼会是那种认真工作，爱护妻子儿女，既低调又平凡人，沿着最大众化的人生轨迹前行，过着最符合多数人价值观的生活。
但糟糕的是，艾希曼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光，是在第三帝国度过的，在那里，一条看似最合理的仕途之路，就是宣誓效忠希特勒，或者像艾希曼所说的，成为纳粹机器中的一个零件。不过，他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零件，希特勒总是鼓动他的效忠者们怀抱日耳曼梦想，体现自己之于国家的作用，在自豪的情绪中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对于这些纳粹主流价值观，艾希曼悉数以最大的热情加以实现，他以最大的热情，在把犹太人源源不断的运往死亡集中营，奥斯维辛；他以最大的热情，参与新型毒气室的设计；他以最大的热情，为日薄西山的纳粹政权筹划灭绝犹太人的最终计划。就连纳粹党人间流行的某些恶习，在艾希曼身上也有体现，比如包养情妇和贪污受贿。
在以色列的监狱接受审讯时，艾希曼始终声称，他所有屠杀犹太人的行为，都只是在执行命令，对于某些让人齿冷的事件，他还会表示自己并未参与。这其中，不乏一个纳粹老狐狸油滑的辩解，但从某个角度去看，艾希曼也不算是撒谎，这个角度，充满了邪恶的平庸，充满了对自我的麻醉。如果没有遭遇这样的时代，艾希曼应该不会是一个残暴的人，他在匈牙利任职期间，迷恋过一位男爵夫人，一天晚上，男爵夫人带人从犹太人家中抢走了一个婴儿，她把婴儿带给了艾希曼，并让他射杀这个孩子，起初，艾希曼非常犹豫，但最终他还是在男爵夫人挑衅的眼神面前屈服，扣动了扳机。艾希曼，无论何时何地，面对何种情况，都会让纳粹的价值观，战胜他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或许，每当他被心中的善意折磨时，都会对自己说，我只是在执行命令，我只是在按照纳粹的精神行事，更多时候，他都无须自己动手执行枪决，按下毒气室按钮，这时他可能更会对自己说，我并未真正参与此事。这正是他在以色列对审讯他的人说的，那或许不是他在欺骗审讯人，而是他早就催眠了自己。
在片中扮演艾希曼的托马斯-克莱舒曼，常被喜爱他的观众戏称为“德军专业户”，在演艺生涯中，他还扮演过一个跟艾希曼完全相反的德军，那位不如艾希曼有名的平凡德军，在东线战场的废墟中发现了一位钢琴师，就像我们在和平时期，会做的普通事那样，那位德军被钢琴师的琴声打动，默默地成为了犹太钢琴师的保护者，但这件普通事，在一个长期接受纳粹式教育的德军身上被实现，需要的是勇气、睿智，那是一种伟大。
也许，就像法学教授汉娜-阿伦特说的，做出极端邪恶决定的艾希曼，不是一个极端邪恶的人，甚至，你我当中很多人都同他一样，顺从于陈规，把任何既定事实默认为准则，接受大众认可的习俗，哪怕一开始我们并不认同它们，我们喜欢置身多数派时的安全感，把少数派视作异类。甘于平庸，也许不是我们对别人犯下的罪，甘于平庸，是我们对自己犯下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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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

自己写的？

追答

特地量身为你找的，你再加点儿自己的话就能用了，没问题的，请放心。

追问

但我主要是要贴近政治法律方面的探讨，而不是对艾希曼个人的评价。

追答

　 一部反思历史惨剧的艺术作品，也是一座苦难的丰碑，对于二战中纳粹的犹太人大屠杀，西方在艺术上真的做出了很好的祭奠和反思，我们中华民族也有着八年抗战、十年浩劫那样深重的苦难，能配得上这段苦难的艺术丰碑太少了，什么时候也把苦难祭奠起来，让后人去凭吊！
　　“为什么要提出像艾希曼应为反人类罪，而不是反犹太人罪而受审判这样的问题?这里涉及到一个人的自我认同和世界概念的问题。在地方性认同人类的普遍标准之间，始终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难解的紧张。尤其是我们犹太民族，它的文化和历史遭遇都使它偏重于地方认同。而忽视了有超越种族与国家之上的单一的普遍标准存在。虽然犹太人复仇的呐喊是可理解的，在这个事件中，如果艾希曼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被直接击毙——一个直接的复仇行动，正义可能被更好地满足了。此案审判的合理性不是因为反犹太人罪，而是因为反人类本性罪。着眼点不仅是受害者，还有行为本身。”
　　从阿伦特对艾希曼所犯罪性质的分析不难看出，她认为以色列人并不理解艾希曼所犯罪行独特的新性质，这表现在他们将艾克曼一案看作是调查反犹太人罪行。对以色列人来说，纳粹是在反犹主义传统中所犯的长长的一系列暴行之一。而在阿伦特看来，纳粹的罪行，理性地屠杀整个种族群，是人类历史上新—种可怕的可能性的开始。
但以色列人一开始就试图将艾希曼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个象征来审判。在审判前以色列总理本一古里安就说：“在被告席上受到历史审判的不是一个个人，不只是纳粹政权，而是贯穿历史的反犹主义。”阿伦特敏锐地发现了藏在这个目的后面的几个动机，向世界表明犹太人的命运，以俘获世界各国的良心作为保卫以色列国家的一种手段；向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表明作为少数族群生活的悲惨；向以色列人民表明犹太复国主义对于恢复犹太英雄主义的有效性。这些动机显然是出于以色列国家生存的考虑，与正义并无关系。
“纳粹的罪行不是历史的局部与偶然。史无前例的东西一旦出现，就可以成为未来的先例，所有涉及‘反人类罪’，的审判都应该根据一个仍是一种‘理想’的标准来判决。在大规模屠杀已变为普遍时，法庭再将艾希曼一案作为反犹太人的象征来审判，是以地方的标准来处理普遍的问题，完全误导甚至掩盖了纳粹罪行对于这个时代的真正意义。何况，如果只承认局部标准而无视普遍标准，任何罪行都可找到堂皇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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