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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知识
中美贸易交往始于1784年“中国皇后”号通中国，两国的文化交往则始于19世纪30年代美国传教士来华；从这时起，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美国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在西方各国中居领先地位。早在1810年，美国就建立"美国海外宣道理事会”(American Boardof Commiss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ABCFM)，并在1830年首次派遣传教士来中国寻找传播福音的机会。此后浸礼会、圣公会、美以美会等都相继建立海外传教机构，都向中国派传教士。从1830年到1848年，各国新教派到中国的传教士共计98人，其中美国占73人，占西方各国新教传教士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1]这时美国对华贸易远逊于英国，而传教事业仅十余年即跃居首位。对华“精神输出”远远超过对华商品输出，是早期美国对中国关系的一个特点。传教士来华在沟通中美之间的外交、商务、文化联系各方面都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传播西方基督教文化方面具有特殊重要作用。
所谓传教，就是用十字架与圣经和平地征服世界。对于传教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再没有人比19世纪末来华的美国传教士明恩 溥(Arthur smith)讲得简明透彻了。他写道:
我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英语国家的人民所从事的传教事业，所带给他们的效果必定是和平夺征服世界——不是政治上的支配，而是在商业和制造业，在文学、科学、哲学、艺术、教化、道德、宗教上的支配，并在未来的世代里将在这一切生活的领域里取回收益，其发展将比目前的估计更为远大。[2](重点是引者所加)。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西方商人与中国通商的口岸被限制在广州一处。西人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和印刷散发教会宣传品都是被禁止的。美国传教土是依附于英国传教组织在马六甲、新加坡、澳门、广州等地通过办学校的方式来进行传教的。早期教会办学并不是为了传授西方的知识与文化，而是为了使传教披上合法的外衣，其直接任务是教一些中国人学会英文，培训一批土生土长的中国籍助手或传教士，培养西方教会、洋行所需的通译、买办, 说到底，是为了培养和平征服中国的工具和奴才。为了印刷宗教宣传品，教会创办“本色化’’中文印刷所，最早是1817年在马六甲由英国传教士办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11ege)的印刷所.最早的汉译西方书籍《圣经》是在中国境外印刷好偷运入境的.为了吸引贫苦人民信教，办起了慈善事业。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1835年在广州开设的眼科医院就有很大影响，连林则徐都找他看过眼疾。[3]在19世纪封闭的中国，这些传教土成为最早接触普通中国人并传播西方文明的中介。但由于清政府把西人中国传教视为妖言惑众，严加防范，因此，19世纪初西方传教士与华人的接触和传播活动范围，都是极其有限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事实上起双重作用：主要职能是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附带也传播西方的知识与文化。基督教本身就是西方精神文明的体现。早期传教进展极其缓慢，成果可怜。美以美会在华传教十年才在1857年吸收第一名信徒。一位传教士在福州传教九年之后，才在1856年吸收到一名信徒。伯驾在广州办医院，门庭若市，却无一个求医者对宗教感兴趣，直到1847年才有一个中国人信教。[4]
麦金莱总统宣称“传教士是文明的先锋”。老罗斯福总统则认为传教事业可以避免中国发生革命骚乱.威尔逊总统对海外传教的支持更是不遗余力.这样,海外学生宣教运动与美国海外扩张运动相结合，形成了美国在华传教活动的高潮。[11]
美国教会在中国办的学校，中国人称为“洋学堂”，最初规模很小，名称不同，体制混乱，只相当于小学或中学水平。80年以后，办学重点才逐步转向高等学校。在转变之初，教会内部发生过有关政策性的争论。在1877年上海教会会议上，美长老年教士狄考文(Calvin W．Mateer)根据他1864年以来在山东登州办教会学校的经验，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但当时反对传授西方世俗学知识的观点仍占上风，认为这些知识会使中国青年更难接近基督教。到1890年的上海教会会议上，把教育作为在中国传教的合法责任的观点，才获得多数人同意。[12]从70年代末以来，少数教会大学逐步建立：1879年圣公会在上海办约翰书院(即圣约翰大学的前身)；1882年长老会在山东办广文学堂(即后来齐鲁大学的前身);1888年美以美会在北京建立汇文大学，1889年公理会等在河北通州建立华北协和大学(后两学校合并为燕京大学)。这些校一般服都由普通教会学校增添课程设置和设备而试办的高等教育,除英语和宗教课外，还开设有关西方科学与医学方面的课程。尽管最初规模很小，学生人数也很少，大学班一般才十多个人，但它们毕竟是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学塾的西式学堂，是西方文明的传导者，是“鬼谷先生”争夺孔门弟子的地盘。
19世纪末最后几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在华创办教会大学进入鼎盛时期。这绝非偶然。教会大学的兴起是与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急剧变革的过程交织在一起的，是伴随废科举、兴学校的变革而共生的，诸多原先的教会书院合并扩建而为大学，一时如雨后春笋。其中最重要的有：苏州东吴大学（1901）、武昌文华大学(1903年)、广州岭南大学(1904年)、圣约翰大学(1905年)、华北协和女大(1905年)、上海沪江大学(1906年)、南京金陵大学(1909年)、杭州之江大学(1910年)、成都华西协和大学(1910年)、武昌华中大学(l910年)、长沙湘雅医学院(1914年)、福州华南女大(1914年)、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15年)、燕京大学(1919年)、福州协和大学(1918年)、北京协和医学院(1920年)，等等。这些大学遍布中国各沿海大城市并深入武昌、长沙、成都等内地。后来经过改组，凡十四校，共组成“中国基督教教会大学协会”(1919年)。当时中国的国立大学只有三所(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北洋大学)，私立大学也不多，而美国教会大学比中国自己办的大学还多，几乎囊括了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大学十之八九，就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最初也多是聘请美国人主其事。无怪乎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提醒人们：差不多中国全部大学都是由美国人创办与美国人主持的。⒀这是我国在文化上半殖民地化的突出病征之一。
本世纪20年代；随着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在反帝呼声的强大压力下，教会学校势力受到一次沉重打击,迫使教会学校取消强迫学生上宗教课和信教，并向国民世俗化教育方向转变。到30年代初，除圣约翰大学等校外，其他教会学校在表面上都改由中国人任大学校长。由于中国的国立和私立大学数量日增,美国教会大学的势力才相对减弱。在1916年时各教会大学共有注册学生2103人，1927年约4000人(包括一些神学院学生)。1935年时教会大学学生人数增达6475人。⒁据估计，三四十年代，在教会大学念书的中国学生占全国大学生总人数的12～20％。[15]特别是到40年代后期，学生人数大增。1947年秋，各教会大学录取的学生人数几达11000人，而考生则十倍于此数。[16]
教会大学比中国自办的现代新制大学建立时间早，有些大学与美国著名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康乃尔大学等有联系，因此诸如教学体制、院系设置、课程安排、教学方法、教学工具、参考书等，都是直接从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更重要的是它们把一系列西方的新科学介绍到中国。例如，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创设的农学院对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与对水稻小麦等品种的研究; 湘雅医学院、齐鲁大学和华西协和大学的医学院等对西医学人材的培养；北京协和医学院在战前一直是亚洲最大最完备的医学教育中心;一些教会医学校还首先在中国讲授护士学并培养护士；燕京大学是社会学和新闻学领域的先驱；武昌华中大学首先开设图书馆学课程，并在中国小型图书馆中推广了修订的杜威分类法；还有商业、工商管理、西方历史、西方文学、拉丁文等课程大都是教会学校首先设置或具有特色的。燕京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挂勾建立的“哈佛燕京学社"，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也具有一定特色和贡献。教会学校提倡妇女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打破封建门第观念等，算是以洋风易旧俗了。
教会大学是基督教与神学在中国的高级研究机构，是在中国追求、模仿西方生活方式的洋学府；出洋留学盛行之后，更成为公子哥儿们追求出国“镀金"的方便门径。这样，教会大学不但在中国保持洋化的、贵族化的与保守的学风与传统，并且一直是新洋务“人材”——中国买办阶级的培养所。但是，决不能把教会学校的学生与教会学校混为一谈,特别是后期的教会大学在民族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是它的大批学生脱出学校当局的控制，在爱国的学生运动中走向进步，直至参加了反对美国侵略中国的各种运动并投身革命行列。
教会大学是移植到中国文化躯体上的外国异物，这种移植是．在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保护下进行的。因此，这是对中国的一种文化侵略性质的殖民活动，对传统的中国文化起破坏作用.但是，文化不同于政治，其中包括有各民族智慧的结晶，它的这一部分应成为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外来文化的强制输入方式并不排斥本国文化的吸收与借鉴的功能。中国文化在西力冲击下面临严重挑战，本身处在破旧立新的转变时期。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输入的教会教育可说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方式。这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一个主要特点，同时也是它的一个主要弱点。理由简述如下：第一，近代中国首先接触到的西方文明是通过传教士之手输入的宗教文明——基督教文明；这种教会文明是与中国传统儒家文明的伦常哲学根本背道而驰的，它在中国一开始就引起传统文化异常强烈的拒斥反应，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裹在宗教外衣之下传授的西方知识，即使是科学技术知识，与传统的中国封建文化的知识结构与传授方式也是格格不入的，从而中国知识界也一时难以接受。第二、近代西方文明是在基督教的宗教熏冶下发起起来的，但在近几个世纪中,西方新兴资产阶级文化与基督教的关系经历了复杂变化，并在很大程度上脱离教会的束缚而世俗化与自由化，特别是从法国大革命以后，反教会是近代西 方一切激进的、革命的思潮的特征之一。因此，通过传教士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是西方文化中的过时的、落后的、保守的部分。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知识，是经过教会“净化”的思想与知识，而近代西方文明的精华如理性主义、民主思想、自由主义学说等都是传教士所回避和不愿介绍的。因此，中国人按照传教士输入的“西学”去认识和了解近代西方文明，不仅是片面的，歪曲的，而且其中很多是糟粕，这是传教士输入的西方文化的保守的和反动的一面；第三，传教士输入中国的不只是一种新的信仰系统，也是新的知识系统，不管近代西方知识的输入采取什么方式，也不管输入者是什么人，对传统中国文化都是史无前例的挑战，并启发中国人重新认识外部世界。西方的科学技术在最初还不可能引起中国传统知识系统的革命，但至少引起了人们对旧学的时代适应性的怀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吸收西方文化之长以补中国文化之短的折衷主义方案。西学所争得的一席地位，传教士是有功劳的。西谚说：“科学是宗教的婢女”。基督教为在中国扩大自已的要引起深刻的思想变革,也要导致对宗教信仰的削弱(且不说基督教的传播所激起的群众性的反教运动)，这又不利于基督在中国的传播。
中美贸易交往始于1784年“中国皇后”号通中国，两国的文化交往则始于19世纪30年代美国传教士来华；从这时起，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美国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在西方各国中居领先地位。早在1810年，美国就建立"美国海外宣道理事会”(American Boardof Commiss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ABCFM)，并在1830年首次派遣传教士来中国寻找传播福音的机会。此后浸礼会、圣公会、美以美会等都相继建立海外传教机构，都向中国派传教士。从1830年到1848年，各国新教派到中国的传教士共计98人，其中美国占73人，占西方各国新教传教士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1]这时美国对华贸易远逊于英国，而传教事业仅十余年即跃居首位。对华“精神输出”远远超过对华商品输出，是早期美国对中国关系的一个特点。传教士来华在沟通中美之间的外交、商务、文化联系各方面都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传播西方基督教文化方面具有特殊重要作用。
所谓传教，就是用十字架与圣经和平地征服世界。对于传教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再没有人比19世纪末来华的美国传教士明恩 溥(Arthur smith)讲得简明透彻了。他写道:
我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英语国家的人民所从事的传教事业，所带给他们的效果必定是和平夺征服世界——不是政治上的支配，而是在商业和制造业，在文学、科学、哲学、艺术、教化、道德、宗教上的支配，并在未来的世代里将在这一切生活的领域里取回收益，其发展将比目前的估计更为远大。[2](重点是引者所加)。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西方商人与中国通商的口岸被限制在广州一处。西人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和印刷散发教会宣传品都是被禁止的。美国传教土是依附于英国传教组织在马六甲、新加坡、澳门、广州等地通过办学校的方式来进行传教的。早期教会办学并不是为了传授西方的知识与文化，而是为了使传教披上合法的外衣，其直接任务是教一些中国人学会英文，培训一批土生土长的中国籍助手或传教士，培养西方教会、洋行所需的通译、买办, 说到底，是为了培养和平征服中国的工具和奴才。为了印刷宗教宣传品，教会创办“本色化’’中文印刷所，最早是1817年在马六甲由英国传教士办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11ege)的印刷所.最早的汉译西方书籍《圣经》是在中国境外印刷好偷运入境的.为了吸引贫苦人民信教，办起了慈善事业。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1835年在广州开设的眼科医院就有很大影响，连林则徐都找他看过眼疾。[3]在19世纪封闭的中国，这些传教土成为最早接触普通中国人并传播西方文明的中介。但由于清政府把西人中国传教视为妖言惑众，严加防范，因此，19世纪初西方传教士与华人的接触和传播活动范围，都是极其有限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事实上起双重作用：主要职能是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附带也传播西方的知识与文化。基督教本身就是西方精神文明的体现。早期传教进展极其缓慢，成果可怜。美以美会在华传教十年才在1857年吸收第一名信徒。一位传教士在福州传教九年之后，才在1856年吸收到一名信徒。伯驾在广州办医院，门庭若市，却无一个求医者对宗教感兴趣，直到1847年才有一个中国人信教。[4]
麦金莱总统宣称“传教士是文明的先锋”。老罗斯福总统则认为传教事业可以避免中国发生革命骚乱.威尔逊总统对海外传教的支持更是不遗余力.这样,海外学生宣教运动与美国海外扩张运动相结合，形成了美国在华传教活动的高潮。[11]
美国教会在中国办的学校，中国人称为“洋学堂”，最初规模很小，名称不同，体制混乱，只相当于小学或中学水平。80年以后，办学重点才逐步转向高等学校。在转变之初，教会内部发生过有关政策性的争论。在1877年上海教会会议上，美长老年教士狄考文(Calvin W．Mateer)根据他1864年以来在山东登州办教会学校的经验，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但当时反对传授西方世俗学知识的观点仍占上风，认为这些知识会使中国青年更难接近基督教。到1890年的上海教会会议上，把教育作为在中国传教的合法责任的观点，才获得多数人同意。[12]从70年代末以来，少数教会大学逐步建立：1879年圣公会在上海办约翰书院(即圣约翰大学的前身)；1882年长老会在山东办广文学堂(即后来齐鲁大学的前身);1888年美以美会在北京建立汇文大学，1889年公理会等在河北通州建立华北协和大学(后两学校合并为燕京大学)。这些校一般服都由普通教会学校增添课程设置和设备而试办的高等教育,除英语和宗教课外，还开设有关西方科学与医学方面的课程。尽管最初规模很小，学生人数也很少，大学班一般才十多个人，但它们毕竟是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学塾的西式学堂，是西方文明的传导者，是“鬼谷先生”争夺孔门弟子的地盘。
19世纪末最后几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在华创办教会大学进入鼎盛时期。这绝非偶然。教会大学的兴起是与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急剧变革的过程交织在一起的，是伴随废科举、兴学校的变革而共生的，诸多原先的教会书院合并扩建而为大学，一时如雨后春笋。其中最重要的有：苏州东吴大学（1901）、武昌文华大学(1903年)、广州岭南大学(1904年)、圣约翰大学(1905年)、华北协和女大(1905年)、上海沪江大学(1906年)、南京金陵大学(1909年)、杭州之江大学(1910年)、成都华西协和大学(1910年)、武昌华中大学(l910年)、长沙湘雅医学院(1914年)、福州华南女大(1914年)、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15年)、燕京大学(1919年)、福州协和大学(1918年)、北京协和医学院(1920年)，等等。这些大学遍布中国各沿海大城市并深入武昌、长沙、成都等内地。后来经过改组，凡十四校，共组成“中国基督教教会大学协会”(1919年)。当时中国的国立大学只有三所(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北洋大学)，私立大学也不多，而美国教会大学比中国自己办的大学还多，几乎囊括了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大学十之八九，就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最初也多是聘请美国人主其事。无怪乎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提醒人们：差不多中国全部大学都是由美国人创办与美国人主持的。⒀这是我国在文化上半殖民地化的突出病征之一。
本世纪20年代；随着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在反帝呼声的强大压力下，教会学校势力受到一次沉重打击,迫使教会学校取消强迫学生上宗教课和信教，并向国民世俗化教育方向转变。到30年代初，除圣约翰大学等校外，其他教会学校在表面上都改由中国人任大学校长。由于中国的国立和私立大学数量日增,美国教会大学的势力才相对减弱。在1916年时各教会大学共有注册学生2103人，1927年约4000人(包括一些神学院学生)。1935年时教会大学学生人数增达6475人。⒁据估计，三四十年代，在教会大学念书的中国学生占全国大学生总人数的12～20％。[15]特别是到40年代后期，学生人数大增。1947年秋，各教会大学录取的学生人数几达11000人，而考生则十倍于此数。[16]
教会大学比中国自办的现代新制大学建立时间早，有些大学与美国著名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康乃尔大学等有联系，因此诸如教学体制、院系设置、课程安排、教学方法、教学工具、参考书等，都是直接从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更重要的是它们把一系列西方的新科学介绍到中国。例如，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创设的农学院对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与对水稻小麦等品种的研究; 湘雅医学院、齐鲁大学和华西协和大学的医学院等对西医学人材的培养；北京协和医学院在战前一直是亚洲最大最完备的医学教育中心;一些教会医学校还首先在中国讲授护士学并培养护士；燕京大学是社会学和新闻学领域的先驱；武昌华中大学首先开设图书馆学课程，并在中国小型图书馆中推广了修订的杜威分类法；还有商业、工商管理、西方历史、西方文学、拉丁文等课程大都是教会学校首先设置或具有特色的。燕京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挂勾建立的“哈佛燕京学社"，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也具有一定特色和贡献。教会学校提倡妇女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打破封建门第观念等，算是以洋风易旧俗了。
教会大学是基督教与神学在中国的高级研究机构，是在中国追求、模仿西方生活方式的洋学府；出洋留学盛行之后，更成为公子哥儿们追求出国“镀金"的方便门径。这样，教会大学不但在中国保持洋化的、贵族化的与保守的学风与传统，并且一直是新洋务“人材”——中国买办阶级的培养所。但是，决不能把教会学校的学生与教会学校混为一谈,特别是后期的教会大学在民族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是它的大批学生脱出学校当局的控制，在爱国的学生运动中走向进步，直至参加了反对美国侵略中国的各种运动并投身革命行列。
教会大学是移植到中国文化躯体上的外国异物，这种移植是．在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保护下进行的。因此，这是对中国的一种文化侵略性质的殖民活动，对传统的中国文化起破坏作用.但是，文化不同于政治，其中包括有各民族智慧的结晶，它的这一部分应成为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外来文化的强制输入方式并不排斥本国文化的吸收与借鉴的功能。中国文化在西力冲击下面临严重挑战，本身处在破旧立新的转变时期。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输入的教会教育可说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方式。这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一个主要特点，同时也是它的一个主要弱点。理由简述如下：第一，近代中国首先接触到的西方文明是通过传教士之手输入的宗教文明——基督教文明；这种教会文明是与中国传统儒家文明的伦常哲学根本背道而驰的，它在中国一开始就引起传统文化异常强烈的拒斥反应，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裹在宗教外衣之下传授的西方知识，即使是科学技术知识，与传统的中国封建文化的知识结构与传授方式也是格格不入的，从而中国知识界也一时难以接受。第二、近代西方文明是在基督教的宗教熏冶下发起起来的，但在近几个世纪中,西方新兴资产阶级文化与基督教的关系经历了复杂变化，并在很大程度上脱离教会的束缚而世俗化与自由化，特别是从法国大革命以后，反教会是近代西 方一切激进的、革命的思潮的特征之一。因此，通过传教士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是西方文化中的过时的、落后的、保守的部分。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知识，是经过教会“净化”的思想与知识，而近代西方文明的精华如理性主义、民主思想、自由主义学说等都是传教士所回避和不愿介绍的。因此，中国人按照传教士输入的“西学”去认识和了解近代西方文明，不仅是片面的，歪曲的，而且其中很多是糟粕，这是传教士输入的西方文化的保守的和反动的一面；第三，传教士输入中国的不只是一种新的信仰系统，也是新的知识系统，不管近代西方知识的输入采取什么方式，也不管输入者是什么人，对传统中国文化都是史无前例的挑战，并启发中国人重新认识外部世界。西方的科学技术在最初还不可能引起中国传统知识系统的革命，但至少引起了人们对旧学的时代适应性的怀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吸收西方文化之长以补中国文化之短的折衷主义方案。西学所争得的一席地位，传教士是有功劳的。西谚说：“科学是宗教的婢女”。基督教为在中国扩大自已的要引起深刻的思想变革,也要导致对宗教信仰的削弱(且不说基督教的传播所激起的群众性的反教运动)，这又不利于基督在中国的传播。
参考资料： http://tieba.baidu.com/f?kz=3957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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