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政治学与近代政治学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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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政治学作为研究以国家为核心的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是一门极为古老的科学。早在古代希腊的城邦时代和古代中国的先秦时期,就产生了中西方不同历史条件之下各具特色的政治学。纵观人类社会政治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诞生于古代希腊城邦政治而生存、发展于欧美文化传统中的西方政治学,与产生在华夏大地而植根于中国东方文化传统中的中国政治学,当它们从远古时代刚刚向人类走来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了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异,由此也就产生出了古代中西政治学各自不同的特点。
正是基于中国和西方古代政治学研究各自赖以产生、存在的条件的巨大差异,本文将循着中西政治学从古代到近代的历史发展轨迹,拟对古代政治学研究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中西之间的不同特点,进行一番简略的比较和研究,从而进一步推动和深化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理论研究及其发展。
一
政治学起源于古希腊城邦制时代,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其发端之作,而以亚里士多德所著的影响更为深远的《政治学》为其基本标志。
西方政治学之所以最初发轫于古希腊,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极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公元前8-6世纪,古希腊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出现了私有制,随之产生了阶级分化,形成了奴隶制的城邦国家,由此则产生了大规模的以国家(即城邦)权力为核心的政治活动,因而也就必然地产生出以社会政治为其对象的研究活动,从而也相应地涌现出了象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的一代又一代有很大影响的政治思想家,产生出了以《理想国》、《政治学》为代表的一系列名传千古的政治学著作。
柏拉图《理想国》的副标题为"国家或正义论",而正义论也是柏拉图建立其理想国家的出发点。在《理想图》一书中,柏拉图从"正义"的理念出发,采用抽象的推理法和演绎法,描绘了一个以社会分工为基础,没有私有制和家庭,人人同悲欢、彼此共甘苦的充满友爱平等的理想国家。柏拉图所设计的这个"理想国",只不过是把当时斯巴达的某些制度理想化了,这种主张在当时的奴隶制社会里,显然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一种美妙幻想。因此,《理想国》无论在当时或对后世的影响,都远不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所著的《政治学》一书。
《政治学》作为古希腊奴隶主阶级政治学的拓荒之作,是亚里士多德在花费了大量心血,详尽考察和深入研究了当时古希腊的158个城邦国家的基础之上写的。《政治学》一书广泛涉及并详尽地讨论了国家、政府、法律、公民、权利、教育、伦理等一系列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尤其是着重探讨了人类政治价值追求和国家的目标取向以及国家统治形式即政体问题,提出了作为天生政治动物的人类其政治生活的价值在于公正和正义;建立政治国家的目标在于为了实现公正、正义而体现出一种最高的"善业"和人民的"福祉";而政体问题则包括政体标准、政体分类以及亚氏所推崇的政体形式,等等。亚里士多德在对当时古希腊各个城邦国家的政体形式进行了详尽考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划分国家政体的两个标准,即:一是最高统治权力执掌者的人数。如权力操于一人之手的政体是君主政体,权力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的为贵族政体,权力由大多数人共同执掌的则称共和政体;二是最高统治权力执掌者实行统治所追求的目的。如权力执掌者实行统治追逐私利的政体就是"变态政体"、若权力执掌者实行统治谋求公共福利的政体则为"常态政体"。亚氏将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称为"常态政体",而把暴君政体、寡头政体(僭主政体)和民主政体视为"变态政体"。亚里士多德则极力推崇和无限向往建立一种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共和政体。亚里士多德的这些理论和思想,对于西方政治学乃至全世界政治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
近代政治学体系的建立同宗教改革运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宗教改革者们的理论无论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理论建构上对近代政治学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由于更进一步地区分了信仰与理性,从而使理性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恢复了地位。在理论建构上,民族教会和民族国家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民族国家意识奠定了近代民族国家政治理论的出发点;由于宗教改革促进了“个人精神”的兴起,又为近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的成长提供了价值观,从而影响了近代政治学理论的核心内容。
正是基于中国和西方古代政治学研究各自赖以产生、存在的条件的巨大差异,本文将循着中西政治学从古代到近代的历史发展轨迹,拟对古代政治学研究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中西之间的不同特点,进行一番简略的比较和研究,从而进一步推动和深化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的理论研究及其发展。
一
政治学起源于古希腊城邦制时代,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其发端之作,而以亚里士多德所著的影响更为深远的《政治学》为其基本标志。
西方政治学之所以最初发轫于古希腊,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极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公元前8-6世纪,古希腊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出现了私有制,随之产生了阶级分化,形成了奴隶制的城邦国家,由此则产生了大规模的以国家(即城邦)权力为核心的政治活动,因而也就必然地产生出以社会政治为其对象的研究活动,从而也相应地涌现出了象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的一代又一代有很大影响的政治思想家,产生出了以《理想国》、《政治学》为代表的一系列名传千古的政治学著作。
柏拉图《理想国》的副标题为"国家或正义论",而正义论也是柏拉图建立其理想国家的出发点。在《理想图》一书中,柏拉图从"正义"的理念出发,采用抽象的推理法和演绎法,描绘了一个以社会分工为基础,没有私有制和家庭,人人同悲欢、彼此共甘苦的充满友爱平等的理想国家。柏拉图所设计的这个"理想国",只不过是把当时斯巴达的某些制度理想化了,这种主张在当时的奴隶制社会里,显然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一种美妙幻想。因此,《理想国》无论在当时或对后世的影响,都远不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所著的《政治学》一书。
《政治学》作为古希腊奴隶主阶级政治学的拓荒之作,是亚里士多德在花费了大量心血,详尽考察和深入研究了当时古希腊的158个城邦国家的基础之上写的。《政治学》一书广泛涉及并详尽地讨论了国家、政府、法律、公民、权利、教育、伦理等一系列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尤其是着重探讨了人类政治价值追求和国家的目标取向以及国家统治形式即政体问题,提出了作为天生政治动物的人类其政治生活的价值在于公正和正义;建立政治国家的目标在于为了实现公正、正义而体现出一种最高的"善业"和人民的"福祉";而政体问题则包括政体标准、政体分类以及亚氏所推崇的政体形式,等等。亚里士多德在对当时古希腊各个城邦国家的政体形式进行了详尽考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划分国家政体的两个标准,即:一是最高统治权力执掌者的人数。如权力操于一人之手的政体是君主政体,权力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的为贵族政体,权力由大多数人共同执掌的则称共和政体;二是最高统治权力执掌者实行统治所追求的目的。如权力执掌者实行统治追逐私利的政体就是"变态政体"、若权力执掌者实行统治谋求公共福利的政体则为"常态政体"。亚氏将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称为"常态政体",而把暴君政体、寡头政体(僭主政体)和民主政体视为"变态政体"。亚里士多德则极力推崇和无限向往建立一种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共和政体。亚里士多德的这些理论和思想,对于西方政治学乃至全世界政治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
近代政治学体系的建立同宗教改革运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宗教改革者们的理论无论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理论建构上对近代政治学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由于更进一步地区分了信仰与理性,从而使理性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恢复了地位。在理论建构上,民族教会和民族国家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民族国家意识奠定了近代民族国家政治理论的出发点;由于宗教改革促进了“个人精神”的兴起,又为近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的成长提供了价值观,从而影响了近代政治学理论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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