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关于阿城《棋王》的结局

在现在的文学作品选中，阿城的《棋王》作为乡土小说的代表性作品之一，都有相同的版本，但是这不是全本，在正文结尾后，应该还有段写“我”告别知青生活，王一生留在乡中棋队的故事，谁能给我个？？？

Answer 1

没有精致的刀叉来牵扯视力，没有82年的红酒来清扫肠胃，更没有大鱼大肉来填充桌面，但是这小小的一碗蛇宴，如多年后娓娓道来的场景，由肚子里饥饿的驱使变成精神上愉快的升华，怎不可以说是一场艺术上的盛宴。

看完阿城的《棋王》，口内生津，食指大动，不为下棋，只为了那顿简陋而让人充满向往的蛇宴。这感觉却不是未曾有过，若干年前的徐克曾导演了一部〈满汉全席〉，看完后吃白米饭，竟觉得嚼出了不一样的味道，"食色性也"，想来饕餮之欲，却最是引人神往之道。
说起吃来，小，可以引出由麦当劳肯德基引来的"垃圾食物危机"，大，却可以牵扯出整整一个时代人饥肠辘辘的回忆。仅就吃而言，最有发言权的，应该不是高高在上的老佛爷或者中南海的大厨，前者：饱汉不知饿汉饥，锦衣玉食伺候着惯了，到了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给个大眼窝窝头都啃得特香；后者终日嗅着五味油烟，掌中走着香辣灶火，至于吃，却精确到了几分酱油兑几分姜末的程度上。在电影《喜宴》中的老爷子，更是因为终日里咂巴这纷纭的真味，最后搞得吃什么都味同嚼蜡，可见这种技术性吃法在吃的艺术上是实在要不得的。
说到会吃的，还有两个故事，评点《水浒》的大才子金圣叹被砍头前，因为怕刽子手下手不麻利而让自己平添苦楚，贿赂给了刽子手一方手帕，刽子手一掂量，估计包裹着金条，果然卖力，下手得又快又狠，回家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却乃是一块砖头绑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道：好快刀也。另一个故事说的也是金圣叹，金圣叹行刑之前要求和自己的儿子说两句遗言，儿子附耳上去，金圣叹低声道：花生与豆干一起嚼有牛肉味。若家贫买不起牛肉，可以此法暂时解馋，切记，切记。从这两则故事看，金圣叹是幽默的，而且其幽默来自于识"器"也识"物"，估计也是个厨房里的好手，吃货里的行家，按现在流行的说法，也算是以身实践了关于吃的行为艺术。从这里也能看出，吃在解决温饱的时候，只能说是一种办法，吃在炫耀财富的时候，只能说是一种宣泄，而只有吃在成为趣的时候，才能成为艺术。
掩卷而思《棋王》之吃，给人印象深刻，其一便是大篇的章节描写王一生吃饭的动作，甚至吃完饭涮碗的水面上的油花都被他小心地吸尽，"然后带着安全到达彼岸的神色小口小口地呷。""棋呆子"的形象跃出纸面而生动无比：在棋盘上竭力的将对手将死、对能吃到嘴里的东西巨细无遗……王一生的母亲说道：要能吃饱饭才能下棋。据说上海科研所做过调查，一场围棋比赛一般需要七八个小时，所消耗的能量比足球大得多，所以围棋运动员要吃得很好才行。而结尾一段那波澜壮阔的车轮大战，若没有先前的对吃的烘托，想来王一生的棋力再高，最后也得喷血棋场，看似不相关的笔墨，却其实是最大的伏笔。按实用性来讲，待到那碗蒸好的蛇肉亮晶晶地端到文字里的时候，阿城对吃的艺术更可以说做了最好的解释，《棋王》里，主人公对生活的不满，是因为吃菜没有油，"脚卵"有路子，最开始的抖搂就是祖上是雇人来清洗"燕窝"的，而他自己也吃过。无一不是通过吃，来勾引出各路线索，不蔓不枝的编织于一处的。在作料上，就算是实在没有醋精，却也可以找到草酸来代替。在讲究上，蛇肉碰不得铁，碰铁就腥，所以不切，用筷子撕着蘸料吃，所谓吃有吃法，想来不识如何吃得，上来便是胡造一气，连腥带素的吃了，还有何乐趣可言？最后把蛇骨放进去熬汤。待到茄子也吃净，蛇骨已经煮散，再把野茴香，揪在汤里，想来舀了汤在碗里，热热的小口呷，此时吃的，就真是味了。这等快事，想来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如此将吃法描述出来，自然是字字勾人肠胃，首先是有朋自远方来的"乐"，然后是捕得两条大蛇的"妙"，调料未因陋就简，反而因陋就补，妙也就妙在一个"适"字，最后连骨带肉一并打发，直吃得酣畅淋漓，再点上了一棵烟来吸，也可以还原成一个"畅"字。没有精致的刀叉来牵扯视力，没有82年的红酒来清扫肠胃，更没有大鱼大肉来填充桌面，但是这小小的一碗蛇宴，如多年后娓娓道来的场景，由肚子里饥饿的驱使变成精神上愉快的升华，怎不可以说是一场艺术上的盛宴。
在精神与物质之间，早先就有一种时髦的说法曰"食粮"，精神也可谓"食粮"，物质也可谓"食粮"。曹操赋诗曰，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阿城的《棋王》里说，何以解忧，唯有象棋，可见两者搭界的途径，算是殊途同归。

Answer 2

《棋王》的结局：主人公虽然没参加比赛，但为了提高棋艺，以个人形式同比赛冠亚季军等九人比赛，并取得胜利。

《棋王》是当代作家阿城的一部短篇小说。小说被视作是新时期“寻根文学”的发韧之作。故事讲述了在文革时代，知青“棋呆子”王一生四处寻找对手下棋、拼棋的故事。小说语言抛弃了20世纪80年代惯有的语言逻辑转而回归宋明小说的语境之中，朴实而飘逸俊美。
《棋王》是阿城的处女作，1984年发表于《上海文学》。小说发表后，王蒙撰文高度赞赏了这篇小说，指出这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对人的智慧、注意力、精力和潜力的一种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