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 陈寅恪的学术地位到底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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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再到后来的整个二十世纪，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发展和取得成绩的时期。
所谓现代学术，主要是同传统学术相区别而言的。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辟人物之一，他是介绍外来学术思想的先行者，是用西方哲学美学思想诠释中国古典的躬行者。他对中国 现代学术所起的奠基作用，表现在他坚实地立于传统学术的根基，旧学新知完美结合，以及追求学术独立。王国维对现代学术思想的贡献， 还表现在他特别注重学术分类。
陈寅恪把王国维的死，看作是一个学者追求和保持自己的“独立自由之意志”。
陈寅恪的一个特点亦是始终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把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和治学方法概括为“三证”的方法。
第一，是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因为上一个百年地下发掘的东西非常多，如果不研究地下考古新发现，光是念古书，那 么学问还不能到家，所以他主张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
第二，把异族的故书和本国的旧籍互相补正。
第三，外来观念和固有材料互相参证。
陈寅恪先生非常重视学问的工具，熟悉多种文字。在研究中非常重视新材料和发现新问题是陈寅恪研究方法的特点。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辟人物之一，他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奠立所起的作用，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他是介绍外来学术思想的先行者。晚清时期有一个思潮，就是大规模的介绍西方的学说、思想、著作，包括翻译文学作品。许多人他们从小留学国外，掌握了外文，然后就把国外的思想介绍过来。在这一方面，王国维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他很早就介绍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译述了他们的很多著作，介绍他们的学术经历。英国伦理学家西季维克的《西洋伦理学史要》，也是王国维于1903年翻译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连托尔斯泰的小说，也是王国维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这篇小说的名字叫《枕戈记》，发表在当时他主编的《教育世界》上。还有18世纪感伤主义小说家哥尔德斯密的《姊妹花》(今译《威克菲克牧师传》)，也是王国维介到中国来的。1903至1904年左右的《教育世界》杂志，成了发表他的翻译作品的园地。
(二)他是用西方哲学、美学思想诠释中国古典的躬行者。最具代表性的是《红楼梦评论》，发表在1904年，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西方的哲学和美学思想，来解释中国古典小说的尝试。他指出《红楼梦》是“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作品是一个大悲剧，是彻头彻尾的悲剧、悲剧的悲剧。以前的《红楼梦》研究，要么是“评点”，要么是索隐本事。《红楼梦评论》问世以后，哲学的美学的小说研究开始了，所以这篇论著开了红学小说批评的先河，成了红学研究的经典。具体说，他是用叔本华的思想来解释《红楼梦》的，因此比较注重解脱的哲学。他解释过程的成败得失是另外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是第一次用西方的哲学美学思想来解释中国古典，指出《红楼梦》的悲剧意义，其基本理论架构是完全正确的。
除《红楼梦评论》之外，他还比较多地用西方的哲学思想来重新解释中国的一些重要的思想资源。在这方面，他有三篇最著名的著作。一篇著作叫《论性》，作于1904年；另一篇是《释理》，也是1904年所写，发表在《教育世界》上；还有一篇叫《原命》，作于1906年。这三篇主要论著，是王国维参照西方哲学观点解释中国哲学的几个核心概念，在学术上颇多创造性。
(三)他对中国现代学术所起的奠基作用，还表现在他坚实地立于传统学术的根基，将旧学新知完美结合。因为中国的20世纪学术，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西学问的结合。这方面，王国维作出了典范。可以讲，他是20世纪最有学问的人之一。他在西学方面了解的颇多，而在传统的学问方面更有坚实的基础。这虽是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学术大家的共同特征，但王国维尤有不可企及之处。
(四)还有一点能说明王国维对现代学术所作的贡献，就是他很早就追求学术独立。所以我要着重地说，王国维学术思想的现代意涵，特别表现在他对学术独立的诉求上。他明确提出，学术本身应该作为目的，也就是要为学术而学术。他反对学术有另外的目的。他甚至提出：“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我说现代学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学术独立，是因为在传统社会里面，学术是不独立的，政教合一是传统社会的特点。而现代学术开始以后，学术界、学人有了追求学术独立的自觉性。
(五)最后一点，王国维对现代学术思想的贡献，还表现在他特别注重学术分类。他在给张之洞的信里(1906年写的)，题目叫《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针对学部大臣张之洞的一个主张提出批评。张之洞在晚清政坛上是极重要的人物，他主张改革，但反对激进的改革，为此他发表《劝学篇》，提出有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主学部期间，对经学科大学和文学科大学的课程设置，提出了一个改革方案。但这个方案的最大问题，是缺少哲学一科。王国维针对这一点提出尖锐批评，说：“其根本之误何在?曰在缺哲学一科而已。”他主张把经学科大学与文学科大学合并，然后分为五科，包括经学科、理学科、史学科、中国文学科、外国文学科，每一科都设置哲学课程。他在信中列出一长表，详列各科应该讲授的课程，分类非常详细。所以，王国维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分类，是有很大贡献的。
他还说过：“现代的世界，分类的世界也。”看出他对学术的演变始终保持着难得的学术敏感。大家知道，传统的学术分类，大类项是四部之学，即经、史、子、集；现代学术的一个标志，则是把传统的四部之学分解为世界公认的不同学科。胡适曾经提过整理国故的思想，而整理国故的一项内容，就是文学的归文学，哲学的归哲学，史学的归史学，也就是实施现代学术的分类方法。重分类、重专家之学，是现代学术的特点。王国维这方面的论述，大家可以翻读他的《静安文集》和《静安文集续编》，里面的很多文章，都讲得很详细。
以上是王国维对现代学术的奠立所作的贡献，
王国维和陈寅恪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陈寅恪在挽词里讲：“风义平生师友间”，既是与师长之间的关系，又是朋友之间的关系。当时王国维与陈寅恪都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王国维在他的遗书中说，“书籍一项，请陈吴料理。”陈就是陈寅恪，吴是吴宓。吴宓是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主任，与陈寅恪有极深的友情，也是近年来讨论得比较热的一个人物。吴宓的日记，三联书店出版了10厚册，基中有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王国维说请陈吴料理书籍，我觉得无疑是王国维向陈寅恪的文化托命。所以王国维的死对陈寅恪的震撼是非常大的，同时也只有陈寅恪真正理解他的死因。
王国维的盖棺论定，也是由陈寅恪来作的。我刚才讲了，王国维死后，他作了挽词，还作了挽诗，另外还有挽联。陈寅恪的挽联写的是：“十七年家国久消魂，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触手，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下联的“谬承遗命”就是指整理书籍的事。王国维的遗著整理出版，也是陈寅恪写的序。后来清华大学师生为王国维立纪念碑，碑铭也出自陈寅恪的手笔。这一系列文字都涉及到对王国维的评价，是迄今我们看到的最正确的评价。所以我说对王国维的整个生平学术的盖棺论定，也是由陈寅恪来作的。这些相关的文字极端重要，如果是对上一个百年学术掌故感兴趣的朋友，不可能不读这些东西。
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说：“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这里又在探究王国维的死因，他把王国维的死，看作是一个学者追求和保持自己的“独立自由之意志”。接下去又说：“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些评价，是评价王的著作，对陈寅恪自己完全适用。
陈寅恪特别强调学者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也是陈寅恪一生所坚持的思想精神。陈寅恪早先曾留学日本、美国、德国等，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作导师。后来清华国学研究院不办了，他就在清华大学文史两系作教授。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了，北京的几个大学迁到云南昆明，成立联合大学，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学校合成西南联合大学，陈寅恪又成为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1941年左右，他去了香港，作了香港大学的教授。后来又到广西大学以及迁到四川的燕京大学当教授。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了，陈寅恪回到北京，继续作清华大学的教授。1948年底，大概解放军要打到北京来了，有一部分人就跑到台湾去。他和胡适一起坐飞机到上海，但胡适去了台湾，陈寅恪没有去。他又从上海到广州，任教于广州的岭南大学。岭南大学后来在高校的改革中，改为中山大学。他就一直作中山大学的教授，一直到1979年死去。
陈寅恪的一生当中，就是始终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所谓现代学术，主要是同传统学术相区别而言的。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辟人物之一，他是介绍外来学术思想的先行者，是用西方哲学美学思想诠释中国古典的躬行者。他对中国 现代学术所起的奠基作用，表现在他坚实地立于传统学术的根基，旧学新知完美结合，以及追求学术独立。王国维对现代学术思想的贡献， 还表现在他特别注重学术分类。
陈寅恪把王国维的死，看作是一个学者追求和保持自己的“独立自由之意志”。
陈寅恪的一个特点亦是始终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把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和治学方法概括为“三证”的方法。
第一，是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因为上一个百年地下发掘的东西非常多，如果不研究地下考古新发现，光是念古书，那 么学问还不能到家，所以他主张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
第二，把异族的故书和本国的旧籍互相补正。
第三，外来观念和固有材料互相参证。
陈寅恪先生非常重视学问的工具，熟悉多种文字。在研究中非常重视新材料和发现新问题是陈寅恪研究方法的特点。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辟人物之一，他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奠立所起的作用，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他是介绍外来学术思想的先行者。晚清时期有一个思潮，就是大规模的介绍西方的学说、思想、著作，包括翻译文学作品。许多人他们从小留学国外，掌握了外文，然后就把国外的思想介绍过来。在这一方面，王国维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他很早就介绍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译述了他们的很多著作，介绍他们的学术经历。英国伦理学家西季维克的《西洋伦理学史要》，也是王国维于1903年翻译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连托尔斯泰的小说，也是王国维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这篇小说的名字叫《枕戈记》，发表在当时他主编的《教育世界》上。还有18世纪感伤主义小说家哥尔德斯密的《姊妹花》(今译《威克菲克牧师传》)，也是王国维介到中国来的。1903至1904年左右的《教育世界》杂志，成了发表他的翻译作品的园地。
(二)他是用西方哲学、美学思想诠释中国古典的躬行者。最具代表性的是《红楼梦评论》，发表在1904年，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西方的哲学和美学思想，来解释中国古典小说的尝试。他指出《红楼梦》是“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作品是一个大悲剧，是彻头彻尾的悲剧、悲剧的悲剧。以前的《红楼梦》研究，要么是“评点”，要么是索隐本事。《红楼梦评论》问世以后，哲学的美学的小说研究开始了，所以这篇论著开了红学小说批评的先河，成了红学研究的经典。具体说，他是用叔本华的思想来解释《红楼梦》的，因此比较注重解脱的哲学。他解释过程的成败得失是另外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是第一次用西方的哲学美学思想来解释中国古典，指出《红楼梦》的悲剧意义，其基本理论架构是完全正确的。
除《红楼梦评论》之外，他还比较多地用西方的哲学思想来重新解释中国的一些重要的思想资源。在这方面，他有三篇最著名的著作。一篇著作叫《论性》，作于1904年；另一篇是《释理》，也是1904年所写，发表在《教育世界》上；还有一篇叫《原命》，作于1906年。这三篇主要论著，是王国维参照西方哲学观点解释中国哲学的几个核心概念，在学术上颇多创造性。
(三)他对中国现代学术所起的奠基作用，还表现在他坚实地立于传统学术的根基，将旧学新知完美结合。因为中国的20世纪学术，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西学问的结合。这方面，王国维作出了典范。可以讲，他是20世纪最有学问的人之一。他在西学方面了解的颇多，而在传统的学问方面更有坚实的基础。这虽是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学术大家的共同特征，但王国维尤有不可企及之处。
(四)还有一点能说明王国维对现代学术所作的贡献，就是他很早就追求学术独立。所以我要着重地说，王国维学术思想的现代意涵，特别表现在他对学术独立的诉求上。他明确提出，学术本身应该作为目的，也就是要为学术而学术。他反对学术有另外的目的。他甚至提出：“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我说现代学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学术独立，是因为在传统社会里面，学术是不独立的，政教合一是传统社会的特点。而现代学术开始以后，学术界、学人有了追求学术独立的自觉性。
(五)最后一点，王国维对现代学术思想的贡献，还表现在他特别注重学术分类。他在给张之洞的信里(1906年写的)，题目叫《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针对学部大臣张之洞的一个主张提出批评。张之洞在晚清政坛上是极重要的人物，他主张改革，但反对激进的改革，为此他发表《劝学篇》，提出有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主学部期间，对经学科大学和文学科大学的课程设置，提出了一个改革方案。但这个方案的最大问题，是缺少哲学一科。王国维针对这一点提出尖锐批评，说：“其根本之误何在?曰在缺哲学一科而已。”他主张把经学科大学与文学科大学合并，然后分为五科，包括经学科、理学科、史学科、中国文学科、外国文学科，每一科都设置哲学课程。他在信中列出一长表，详列各科应该讲授的课程，分类非常详细。所以，王国维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分类，是有很大贡献的。
他还说过：“现代的世界，分类的世界也。”看出他对学术的演变始终保持着难得的学术敏感。大家知道，传统的学术分类，大类项是四部之学，即经、史、子、集；现代学术的一个标志，则是把传统的四部之学分解为世界公认的不同学科。胡适曾经提过整理国故的思想，而整理国故的一项内容，就是文学的归文学，哲学的归哲学，史学的归史学，也就是实施现代学术的分类方法。重分类、重专家之学，是现代学术的特点。王国维这方面的论述，大家可以翻读他的《静安文集》和《静安文集续编》，里面的很多文章，都讲得很详细。
以上是王国维对现代学术的奠立所作的贡献，
王国维和陈寅恪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陈寅恪在挽词里讲：“风义平生师友间”，既是与师长之间的关系，又是朋友之间的关系。当时王国维与陈寅恪都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王国维在他的遗书中说，“书籍一项，请陈吴料理。”陈就是陈寅恪，吴是吴宓。吴宓是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主任，与陈寅恪有极深的友情，也是近年来讨论得比较热的一个人物。吴宓的日记，三联书店出版了10厚册，基中有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王国维说请陈吴料理书籍，我觉得无疑是王国维向陈寅恪的文化托命。所以王国维的死对陈寅恪的震撼是非常大的，同时也只有陈寅恪真正理解他的死因。
王国维的盖棺论定，也是由陈寅恪来作的。我刚才讲了，王国维死后，他作了挽词，还作了挽诗，另外还有挽联。陈寅恪的挽联写的是：“十七年家国久消魂，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触手，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下联的“谬承遗命”就是指整理书籍的事。王国维的遗著整理出版，也是陈寅恪写的序。后来清华大学师生为王国维立纪念碑，碑铭也出自陈寅恪的手笔。这一系列文字都涉及到对王国维的评价，是迄今我们看到的最正确的评价。所以我说对王国维的整个生平学术的盖棺论定，也是由陈寅恪来作的。这些相关的文字极端重要，如果是对上一个百年学术掌故感兴趣的朋友，不可能不读这些东西。
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说：“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这里又在探究王国维的死因，他把王国维的死，看作是一个学者追求和保持自己的“独立自由之意志”。接下去又说：“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些评价，是评价王的著作，对陈寅恪自己完全适用。
陈寅恪特别强调学者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也是陈寅恪一生所坚持的思想精神。陈寅恪早先曾留学日本、美国、德国等，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作导师。后来清华国学研究院不办了，他就在清华大学文史两系作教授。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了，北京的几个大学迁到云南昆明，成立联合大学，北大、清华、南开三个学校合成西南联合大学，陈寅恪又成为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1941年左右，他去了香港，作了香港大学的教授。后来又到广西大学以及迁到四川的燕京大学当教授。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了，陈寅恪回到北京，继续作清华大学的教授。1948年底，大概解放军要打到北京来了，有一部分人就跑到台湾去。他和胡适一起坐飞机到上海，但胡适去了台湾，陈寅恪没有去。他又从上海到广州，任教于广州的岭南大学。岭南大学后来在高校的改革中，改为中山大学。他就一直作中山大学的教授，一直到1979年死去。
陈寅恪的一生当中，就是始终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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