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漆器有什么特点？
战国时期，漆器工艺继承了商周时期的技术，生产规模日趋扩大，成为历史上重要成长时期，漆器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漆器的制作已社会化，漆器的使用得到社会的认可，其轻便、无异味、耐腐蚀、保暖隔热的特性已被人们普遍认知。
这时，漆器制品已经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阶层。从墓葬发现的遗物来看，显示统治者地位的陪葬品中，漆器逐渐增多，而青铜器逐渐减少，这说明当时漆器工艺已相当成熟。
战国时期漆器最常见的是日常生活用品，如奁、盒、匣、匜、鉴、枕、床、案、几、俎、箱、屏风、天秤等。
其次是兵器和乐器，如编钟架、钟锤、编磬架、大鼓、小鼓、虎座双鸟鼓、瑟、琴、笙、竽、排箫、笛、甲、弓、弩、矛柲、戈柲、箭、箭箙、剑鞘、盾等。有些漆器是模仿铜器和陶器制作的，也有模仿动物造型的。
这些作品器表多髹黑漆作为底色，上面用漆或油彩绘出各色图案，花纹精细流畅，绮丽无比。花纹图案除菱形纹、方块纹、三角纹等几何纹之外，更多的是用点纹、目纹、涡云纹、圈点纹、夔纹和龙凤纹。
战国漆器多与铜器结合，而商代镶嵌绿松石、蚌片的手法基本不见；楚国漆器的装饰大量运用了漆画，并出现了金银描绘技法和针刻等工艺。
这个时期装饰纹样用色较多，主要有红、黑、黄、蓝、翠绿、褐、金、银、银灰等九种颜色，但以红、黑色最多，金银色最少。
漆器的底色与装饰纹样的用色搭配和谐、讲究对比色的应用。绝大多数漆器都以黑色为地，以红色描绘花纹。
战国漆器以木胎为主，并有陶胎、铜胎、皮胎、夹纻胎、竹胎、骨角胎，其中以厚重的木胎为多，中期出现了夹纻胎和薄木胎的雏形，晚期加嵌金属的漆器增多，即扣器，成为战国漆器中的珍品。
皮胎漆器主要有漆盾和漆甲，竹胎漆器主要有漆卮。
在制作工艺方面，因质料与器形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制作方法。铜、陶、骨、角等胎骨的漆器，是在器物上髹漆，有的再漆绘花纹。木胎漆器的制作过程，往往是3种方法并存的。
战国中期的漆器与金工相结合，即多在木胎制成后安上铜环、铜蹄足、铜铺首衔环等青铜构件，然后髹上漆，再描绘各种花纹图案。
战国晚期，又出现了铜扣器的新工艺，即在樽、卮等漆器外，用青铜制作的箍加固。木胎制漆主要有斫制、挖制、卷制和雕刻四种，有的一件器物同时使用几种方法。有的漆器上还发现了一些刀刻、烙印的文字，是工业作坊、漆工艺或者漆工匠姓名的标志，是战国漆器制造业发达的标志。
楚国漆器是战国这一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楚国漆器高度发达的原因，除了战国时期大的社会因素影响外，还有一些楚国自身的原因。
首先，楚国处于长江汉水流域，这里生长着大片漆树，有丰富竹木资源。
其次，楚国漆器工艺的发展与楚国疆域的开拓、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楚人不仅接受了北方中原漆器装饰技术的影响，还与秦、巴、蜀等国广泛接触，使漆工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也继承了当地早期漆器的优秀成果。
再次，细致的分工和程序较高的标准化生产，也是楚国漆器在战国时期独占鳌头的重要原因。楚国漆器有制胎、涂漆、描绘、打磨等不同分工，并注意与金工的结合，注意规格和形体的相近。
楚国漆器成为繁荣的战国漆器的代表，除了不仅对当时中原地区和巴蜀地区的漆器生产工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对后来秦汉漆器有启迪作用。
因此，战国漆器中，以楚国漆器最为重要，其发现地点最多，品种最丰富，数量最大。楚国漆器的发现地点遍及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其中以湖北发现漆器的地点为最多。
湖北省鄂城一共发掘了战国时期的楚国墓葬30座，漆器大多为木胎，器内多为红色，器外为黑色，少数内外均用黑色，部分器物在黑地上用红色、褐色绘几何纹、云气纹、点纹等图案，器形有耳杯、杯、尊、豆等。
江陵县沙冢、望山墓地发现了大量漆器，多为实用器，也有明器，其中以在望山墓地发现的一件彩绘木雕小座屏风最有代表性，用透雕和浮雕相结合的方法雕刻了多种动物形象，座屏以黑漆为地，漆绘朱红、灰绿、金银等多种色彩。
江陵沙冢一座墓中发现的战国鸟兽纹扁壶形矢箙面板，高23.5厘米，上宽22厘米，下宽18厘米，木胎。矢箙为上大下小的扁盒，由面板、背板、底板和侧板黏合而成。
面板透雕鸟一只，凤和豹各两只；并在黑漆地上用红漆绘鸟，凤的羽毛纹和豹的花纹。边框上部浮雕两条小蛇，在黑漆地上用红漆绘蛇的鳞甲。边框的其余三边在黑漆地上用红漆绘几何纹样。
沙冢这座墓的彩绘木雕小座屏长51.8厘米，屏宽3厘米，座宽12厘米，通高15厘米。木胎，雕制。屏座两端着地，中部悬空；屏座上竖嵌长方形雕屏。
屏内由透雕的鹿、凤、鸟各4只，蛙2只，小蛇11条，并以双凤争蛇为中心组成二方连续性图案，屏框上有浮雕小蛇8条，屏座上也有浮雕相互缠绕盘结的大蟒22条。
该座屏通体髹黑漆，用红、黄、蓝色彩绘凤、鸟的羽毛纹，鹿的梅花斑纹，蛇和蟒的鳞纹等纹样。在外框两侧用红、蓝、银色彩绘变形鸟纹。
楚国工匠巧妙地将55个动物交错穿插，相互争斗，变化复杂而有规律；并以鸟尾、小蛇将外框与雕屏相连，又以蟒头或尾相交于座上，将屏座与雕屏相连，其丰富的想象力和漆绘、木雕的卓越成就，使这件小座屏成为我国古代木雕与漆工艺术的代表作之一。
江陵纪城楚墓彩绘鸟云纹耳杯，口长17.5厘米，通宽16.5厘米，高4.2厘米。木胎，挖制辅以斫制。杯口椭圆形，有对称的双耳，平底。通体髹黑漆，耳面和杯口两端用红、黄漆绘鸟云纹，线条流畅。
这件云纹耳杯双耳成羽状，古称之为“羽觞”，《楚辞》中曾有“瑶浆密勺，实羽觞些”，是当时的饮酒器。这件器物做得轻便灵巧，黑红两色对比明显，云纹流动，龙飞凤舞其中。
李家台发现了20多件漆器，其中以彩绘漆木盾为最有特色的楚国漆器。在江陵县雨台山发现近千件漆器，其中彩绘鸳鸯形漆豆和彩绘蟠螭纹漆卮最具有代表性，是楚国漆器的代表作。
江陵枣林铺一座墓中发现的彩绘虎座鸟架悬鼓，鼓径38.4厘米，通高86厘米，木胎，雕制，由两虎、两鸟、一鼓组成。
两虎背向作昂首伏卧状，两鸟昂首分立于虎背上，鸟腿插于虎背的榫眼中，鸟尾以榫卯相连，圆形扁鼓由3个铜环用丝线连接于两鸟之间。通体黑漆，并用红、黄漆彩绘花纹，两虎身绘斑纹，鸟绘羽毛纹，鼓框绘斜三角云纹等图案。
另外，天星观也发现了100多件漆器，其中以彩绘漆透雕座屏最有代表性，其高13.2厘米，宽49厘米。木胎，由凸形座和长方形屏两部分组成。
屏中间用立木分隔，两侧各透雕一龙，龙相背，尾相连，瞪目，吐舌，屈身，蜷爪，作欲腾状。座屏通体髹饰黑漆。底座正、背斜面阴刻云纹，座两端侧面及立木饰三角云纹。所有纹饰均用红、黄、金三色彩绘。
曾侯乙墓的发掘是楚国漆器的又一重要发现，发现有5000多件漆器，胎骨基本上是用一整块木板斫制或剜凿而成，纹饰主要有浮雕或透雕及彩绘，多是黑地朱漆或黑地金漆，其中以二十八宿衣箱和鸳鸯形盒最具有代表性。
曾侯乙彩绘二十八宿图衣箱，长71厘米，宽47厘米，通高40.5厘米，木胎，挖制辅以斫制。由盖、器身组成，器身为长方体，盖顶拱起。器内髹红漆，器表髹黑漆，并用红漆书写二十八宿名称等文字及其他花纹。
衣箱盖面正中书一篆文大“斗”字，环绕“斗”字按顺时针方向排列二十八宿名称，与《史记•天官书》的二十八宿名称基本相同。盖顶两端分别绘出青龙、白虎。在阮宿之下有“甲寅三日”4个字。
衣箱两端面，一面绘蟾蜍纹和星点纹；另一面绘大蘑菇云纹、星点纹。两侧面，一面绘两兽对峙、卷云纹、星点纹；另一面无花纹。
这件衣箱是我国发现记有二十八宿全部名称、并以之与北斗和四象相配的最早的天文实物资料，说明我国至少在战国早期就已形成二十八宿体系。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与常规二十八宿星图不同，此图中二十八宿名称是按顺时针方向排列成一个椭圆形，且只出现了代表东宫的青龙和西宫的白虎，却没有代表南宫的朱雀和北宫的龟蛇。
而如果将整个漆箱的各个面展开，发现南立面的图案正是代表南宫的鸟，而北立面全部涂黑代表玄武，也就是龟蛇。
这一反方向排列的二十八宿，是一个刻意的设计。设计者是以拱形箱盖象征圆形的苍穹，长方形箱底象征大地，当人们站在大地上仰望苍穹时，则此二十八宿就成为逆时针排列。
由此，这个绘有星象图的漆箱，就构成一个以盖面为天穹、4个侧面为天边，箱底为大地的一个宇宙完整的模型。
曾侯乙墓乐舞纹鸳鸯盒长10.3厘米，宽6.4厘米，高8.6厘米，木胎。鸳鸯身为两半分别制作再黏合而成。其盒里髹红漆，盒外髹黑漆，用红漆与金色绘鸳鸯的眼、嘴及羽毛等纹样。
并在鸳鸯盒两侧绘图：一幅龙形双层架座，上层悬两个甬钟，下层挂两件石磬，一乐师手持长棒背向撞钟；另一幅是乐师捶击建鼓，并有戴冠佩剑的舞人伴舞。
曾侯乙墓龙凤纹盖豆通高24.3厘米，口长20.8厘米，宽18厘米，木胎，雕制。分盖、身两部，盖与器身的盘耳柄座又分别雕成。盖顶中心浮雕三条盘绕的龙，由里向外的第一、三圈阴刻云纹，第二圈在网纹中阴刻云纹，网纹上绘勾连纹。
在方耳内、外侧、顶面及两旁五面浮雕形态各异的龙纹。柄圆形，座大底平。盘内与盖内髹红漆，余髹黑漆，并用红、金色绘花纹。座上绘菱形纹、三角形纹和变形凤纹。
另有一件龙纹盖豆，通高28.3厘米，口长12.6厘米，宽17.3厘米，木胎，雕制。分盖、身两部，盖与器身的盘耳柄座又分别雕成。盖顶中心浮雕两条盘绕的龙，周边饰变形云纹，两端各有五组浮雕的龙首或龙身纹样。方耳的五面亦浮雕龙纹。
器身的盘为椭圆形，两侧附加浮雕方形大耳。柄圆形。盘内与盖内髹红漆，余髹黑漆，并用红、金色绘花纹；盘外侧上部施云雷纹，下部在网纹上施蟠螭纹，柄与座施蛮形云纹。
曾侯乙墓发现的内外棺是已知最大的漆器，外棺长3.20米，宽2.10米、高2.19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