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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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初看这本书,仅仅将其作为消遣,未必要全部看完。然于后发觉此书多有牵扯财政知识,则上升至必读之行列。所谓: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看此书则重在抽取其中的财政史,其他知识则可谓意外收获了。大历史者,如作者所言,乃宏观历史,用350页文字粗粗带过我华夏五千年之文明,虽显得简陋而无所适从,但有利于读者在阅读中整体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作者别具匠心地将之与世界史联系起来,则又提供了另一番视角。
总体上,我在阅读此书时有三大收获,现简述如下:
第一, 对历史的整体认识有所提升。
一般传统历史家将中国史看做帝王之家史,以为皇帝君王者,号令天下,无所不从。然则在此书中,作者向读者传达出鲜明的观点是,中国古代历史,是在一种道德的指引下运行。帝王要有所作为,也必须依着道德轨迹,或者成为道德之代言人,否则便不能收到万民的支持。
作者在书中屡次用到“中国是一只大型的潜水艇夹肉面包”,此比喻虽生硬而令人费解,却还是充满想象力的。历史发展乃上下两重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要维持整个国家之稳定,上下必须达到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的引子,在古代正是道德。
作为古代经济之基础者,正是“农业之系统”,其与“商业之系统”相对。凡古代之昌盛时期,必有解决土地问题之暂时良策,并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待到每个朝代后期,由于小自耕农的衰落,农业凋敝,国家自然混乱了。
第二, 对一些具体历史细节的纠正认识。
在对人方面,比如,我从书中知道,慈禧是在光绪帝死后不到24小时去世的,而洪秀全则是在运动失败前服毒自杀(对这点我尚且有所怀疑);宋朝皇帝赵琐以及明朝最后一任皇帝崇祯,都有一番雄心壮志,专于政事,却无力回天。
在对事方面,我知道王安石的新政,使中国在当时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广度和深度不曾在那时世界里任何地方提出。元朝两次征日,未能取胜的原因,乃是“神风”帮助,看来战无不胜的蒙古骑兵到了海上战斗力就减弱了。辽东半岛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的坎坷命运,之前在历史教科书中却只字未提。“文化大革命”虽说是十年离乱,却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改组机会。
第三, 财政对于中国古时朝代的兴衰有重要影响。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对于每个朝代,都会专门分析其财税制度。若财税制度符合当时小自耕农的实际情况,则国家能够得到充足的财源;而如果该朝代未能建立合理的财税体系,则灭亡不远矣。历史界甚至公认明朝之覆灭由于财政的破产,黄老也曾提出民国时期各军阀未能成为实际之强人,他们缺乏效能的主因在财政。两税法、王安石的变法、一条鞭法等等都是各朝代为了挽救颓势对于财税制度的改革。但这些改革之所以要么未能实行,要么未能取得实际效果,正是因为他们要么脱离小自耕农的实际,要么由于改革主持者失势,其所倡导的政策,也被反对派否定。小自耕农的破产与国家之衰落往往构成因果关系。结果国家税收不能按时按量征收,君主只好提高税率,或者变换着方式增加附加税。军人不能按时获得足够军饷,则军队素质下降,遇到各种天灾人祸,国家也无足够能力应付。真是成也财政,败也财政。这甚至让我有些怀疑,是否中国古之朝代更替,无非是“财政周期”?
如此看来,财政之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那么由此及彼,现今中国财政制度的设置,对于国家之强盛必定也是举足轻重的。然目前国家财税制度所受之诟病,已经愈加明显。学财政的人应该以完善这一整套制度为己任。
书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除非下层有法制上的保护,上端无限制收税的权利并非执政者之福。因为全国财政并无实际上之结构,各级人员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责。目前我国对于下层之法律保护已算有所进展,但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尚不到位。如此,要想到达作者提出的真正“数目字管理”,尚有一段距离吧。比如目前增值税的征收就常常遇到逃税偷税的现象,而要想实现如美国之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实在任重道远。
总体上,我在阅读此书时有三大收获,现简述如下:
第一, 对历史的整体认识有所提升。
一般传统历史家将中国史看做帝王之家史,以为皇帝君王者,号令天下,无所不从。然则在此书中,作者向读者传达出鲜明的观点是,中国古代历史,是在一种道德的指引下运行。帝王要有所作为,也必须依着道德轨迹,或者成为道德之代言人,否则便不能收到万民的支持。
作者在书中屡次用到“中国是一只大型的潜水艇夹肉面包”,此比喻虽生硬而令人费解,却还是充满想象力的。历史发展乃上下两重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要维持整个国家之稳定,上下必须达到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的引子,在古代正是道德。
作为古代经济之基础者,正是“农业之系统”,其与“商业之系统”相对。凡古代之昌盛时期,必有解决土地问题之暂时良策,并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待到每个朝代后期,由于小自耕农的衰落,农业凋敝,国家自然混乱了。
第二, 对一些具体历史细节的纠正认识。
在对人方面,比如,我从书中知道,慈禧是在光绪帝死后不到24小时去世的,而洪秀全则是在运动失败前服毒自杀(对这点我尚且有所怀疑);宋朝皇帝赵琐以及明朝最后一任皇帝崇祯,都有一番雄心壮志,专于政事,却无力回天。
在对事方面,我知道王安石的新政,使中国在当时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广度和深度不曾在那时世界里任何地方提出。元朝两次征日,未能取胜的原因,乃是“神风”帮助,看来战无不胜的蒙古骑兵到了海上战斗力就减弱了。辽东半岛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的坎坷命运,之前在历史教科书中却只字未提。“文化大革命”虽说是十年离乱,却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改组机会。
第三, 财政对于中国古时朝代的兴衰有重要影响。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对于每个朝代,都会专门分析其财税制度。若财税制度符合当时小自耕农的实际情况,则国家能够得到充足的财源;而如果该朝代未能建立合理的财税体系,则灭亡不远矣。历史界甚至公认明朝之覆灭由于财政的破产,黄老也曾提出民国时期各军阀未能成为实际之强人,他们缺乏效能的主因在财政。两税法、王安石的变法、一条鞭法等等都是各朝代为了挽救颓势对于财税制度的改革。但这些改革之所以要么未能实行,要么未能取得实际效果,正是因为他们要么脱离小自耕农的实际,要么由于改革主持者失势,其所倡导的政策,也被反对派否定。小自耕农的破产与国家之衰落往往构成因果关系。结果国家税收不能按时按量征收,君主只好提高税率,或者变换着方式增加附加税。军人不能按时获得足够军饷,则军队素质下降,遇到各种天灾人祸,国家也无足够能力应付。真是成也财政,败也财政。这甚至让我有些怀疑,是否中国古之朝代更替,无非是“财政周期”?
如此看来,财政之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那么由此及彼,现今中国财政制度的设置,对于国家之强盛必定也是举足轻重的。然目前国家财税制度所受之诟病,已经愈加明显。学财政的人应该以完善这一整套制度为己任。
书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除非下层有法制上的保护,上端无限制收税的权利并非执政者之福。因为全国财政并无实际上之结构,各级人员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责。目前我国对于下层之法律保护已算有所进展,但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尚不到位。如此,要想到达作者提出的真正“数目字管理”,尚有一段距离吧。比如目前增值税的征收就常常遇到逃税偷税的现象,而要想实现如美国之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实在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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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初看这本书,仅仅将其作为消遣,未必要全部看完。然于后发觉此书多有牵扯财政知识,则上升至必读之行列。所谓: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看此书则重在抽取其中的财政史,其他知识则可谓意外收获了。大历史者,如作者所言,乃宏观历史,用350页文字粗粗带过我华夏五千年之文明,虽显得简陋而无所适从,但有利于读者在阅读中整体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作者别具匠心地将之与世界史联系起来,则又提供了另一番视角。
总体上,我在阅读此书时有三大收获,现简述如下:
第一, 对历史的整体认识有所提升。
一般传统历史家将中国史看做帝王之家史,以为皇帝君王者,号令天下,无所不从。然则在此书中,作者向读者传达出鲜明的观点是,中国古代历史,是在一种道德的指引下运行。帝王要有所作为,也必须依着道德轨迹,或者成为道德之代言人,否则便不能收到万民的支持。
作者在书中屡次用到“中国是一只大型的潜水艇夹肉面包”,此比喻虽生硬而令人费解,却还是充满想象力的。历史发展乃上下两重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要维持整个国家之稳定,上下必须达到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的引子,在古代正是道德。
作为古代经济之基础者,正是“农业之系统”,其与“商业之系统”相对。凡古代之昌盛时期,必有解决土地问题之暂时良策,并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待到每个朝代后期,由于小自耕农的衰落,农业凋敝,国家自然混乱了。
第二, 对一些具体历史细节的纠正认识。
在对人方面,比如,我从书中知道,慈禧是在光绪帝死后不到24小时去世的,而洪秀全则是在运动失败前服毒自杀(对这点我尚且有所怀疑);宋朝皇帝赵琐以及明朝最后一任皇帝崇祯,都有一番雄心壮志,专于政事,却无力回天。
在对事方面,我知道王安石的新政,使中国在当时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广度和深度不曾在那时世界里任何地方提出。元朝两次征日,未能取胜的原因,乃是“神风”帮助,看来战无不胜的蒙古骑兵到了海上战斗力就减弱了。辽东半岛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的坎坷命运,之前在历史教科书中却只字未提。“文化大革命”虽说是十年离乱,却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改组机会。
第三, 财政对于中国古时朝代的兴衰有重要影响。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对于每个朝代,都会专门分析其财税制度。若财税制度符合当时小自耕农的实际情况,则国家能够得到充足的财源;而如果该朝代未能建立合理的财税体系,则灭亡不远矣。历史界甚至公认明朝之覆灭由于财政的破产,黄老也曾提出民国时期各军阀未能成为实际之强人,他们缺乏效能的主因在财政。两税法、王安石的变法、一条鞭法等等都是各朝代为了挽救颓势对于财税制度的改革。但这些改革之所以要么未能实行,要么未能取得实际效果,正是因为他们要么脱离小自耕农的实际,要么由于改革主持者失势,其所倡导的政策,也被反对派否定。小自耕农的破产与国家之衰落往往构成因果关系。结果国家税收不能按时按量征收,君主只好提高税率,或者变换着方式增加附加税。军人不能按时获得足够军饷,则军队素质下降,遇到各种天灾人祸,国家也无足够能力应付。真是成也财政,败也财政。这甚至让我有些怀疑,是否中国古之朝代更替,无非是“财政周期”?
如此看来,财政之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那么由此及彼,现今中国财政制度的设置,对于国家之强盛必定也是举足轻重的。然目前国家财税制度所受之诟病,已经愈加明显。学财政的人应该以完善这一整套制度为己任。
书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除非下层有法制上的保护,上端无限制收税的权利并非执政者之福。因为全国财政并无实际上之结构,各级人员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责。目前我国对于下层之法律保护已算有所进展,但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尚不到位。如此,要想到达作者提出的真正“数目字管理”,尚有一段距离吧。比如目前增值税的征收就常常遇到逃税偷税的现象,而要想实现如美国之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实在任重道远。
总体上,我在阅读此书时有三大收获,现简述如下:
第一, 对历史的整体认识有所提升。
一般传统历史家将中国史看做帝王之家史,以为皇帝君王者,号令天下,无所不从。然则在此书中,作者向读者传达出鲜明的观点是,中国古代历史,是在一种道德的指引下运行。帝王要有所作为,也必须依着道德轨迹,或者成为道德之代言人,否则便不能收到万民的支持。
作者在书中屡次用到“中国是一只大型的潜水艇夹肉面包”,此比喻虽生硬而令人费解,却还是充满想象力的。历史发展乃上下两重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要维持整个国家之稳定,上下必须达到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的引子,在古代正是道德。
作为古代经济之基础者,正是“农业之系统”,其与“商业之系统”相对。凡古代之昌盛时期,必有解决土地问题之暂时良策,并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待到每个朝代后期,由于小自耕农的衰落,农业凋敝,国家自然混乱了。
第二, 对一些具体历史细节的纠正认识。
在对人方面,比如,我从书中知道,慈禧是在光绪帝死后不到24小时去世的,而洪秀全则是在运动失败前服毒自杀(对这点我尚且有所怀疑);宋朝皇帝赵琐以及明朝最后一任皇帝崇祯,都有一番雄心壮志,专于政事,却无力回天。
在对事方面,我知道王安石的新政,使中国在当时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广度和深度不曾在那时世界里任何地方提出。元朝两次征日,未能取胜的原因,乃是“神风”帮助,看来战无不胜的蒙古骑兵到了海上战斗力就减弱了。辽东半岛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的坎坷命运,之前在历史教科书中却只字未提。“文化大革命”虽说是十年离乱,却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改组机会。
第三, 财政对于中国古时朝代的兴衰有重要影响。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对于每个朝代,都会专门分析其财税制度。若财税制度符合当时小自耕农的实际情况,则国家能够得到充足的财源;而如果该朝代未能建立合理的财税体系,则灭亡不远矣。历史界甚至公认明朝之覆灭由于财政的破产,黄老也曾提出民国时期各军阀未能成为实际之强人,他们缺乏效能的主因在财政。两税法、王安石的变法、一条鞭法等等都是各朝代为了挽救颓势对于财税制度的改革。但这些改革之所以要么未能实行,要么未能取得实际效果,正是因为他们要么脱离小自耕农的实际,要么由于改革主持者失势,其所倡导的政策,也被反对派否定。小自耕农的破产与国家之衰落往往构成因果关系。结果国家税收不能按时按量征收,君主只好提高税率,或者变换着方式增加附加税。军人不能按时获得足够军饷,则军队素质下降,遇到各种天灾人祸,国家也无足够能力应付。真是成也财政,败也财政。这甚至让我有些怀疑,是否中国古之朝代更替,无非是“财政周期”?
如此看来,财政之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那么由此及彼,现今中国财政制度的设置,对于国家之强盛必定也是举足轻重的。然目前国家财税制度所受之诟病,已经愈加明显。学财政的人应该以完善这一整套制度为己任。
书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除非下层有法制上的保护,上端无限制收税的权利并非执政者之福。因为全国财政并无实际上之结构,各级人员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责。目前我国对于下层之法律保护已算有所进展,但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尚不到位。如此,要想到达作者提出的真正“数目字管理”,尚有一段距离吧。比如目前增值税的征收就常常遇到逃税偷税的现象,而要想实现如美国之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实在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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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我在阅读此书时有三大收获,现简述如下:
第一, 对历史的整体认识有所提升。
一般传统历史家将中国史看做帝王之家史,以为皇帝君王者,号令天下,无所不从。然则在此书中,作者向读者传达出鲜明的观点是,中国古代历史,是在一种道德的指引下运行。帝王要有所作为,也必须依着道德轨迹,或者成为道德之代言人,否则便不能收到万民的支持。
作者在书中屡次用到“中国是一只大型的潜水艇夹肉面包”,此比喻虽生硬而令人费解,却还是充满想象力的。历史发展乃上下两重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要维持整个国家之稳定,上下必须达到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的引子,在古代正是道德。
作为古代经济之基础者,正是“农业之系统”,其与“商业之系统”相对。凡古代之昌盛时期,必有解决土地问题之暂时良策,并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待到每个朝代后期,由于小自耕农的衰落,农业凋敝,国家自然混乱了。
第二, 对一些具体历史细节的纠正认识。
在对人方面,比如,我从书中知道,慈禧是在光绪帝死后不到24小时去世的,而洪秀全则是在运动失败前服毒自杀(对这点我尚且有所怀疑);宋朝皇帝赵琐以及明朝最后一任皇帝崇祯,都有一番雄心壮志,专于政事,却无力回天。
在对事方面,我知道王安石的新政,使中国在当时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广度和深度不曾在那时世界里任何地方提出。元朝两次征日,未能取胜的原因,乃是“神风”帮助,看来战无不胜的蒙古骑兵到了海上战斗力就减弱了。辽东半岛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的坎坷命运,之前在历史教科书中却只字未提。“文化大革命”虽说是十年离乱,却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改组机会。
第三, 财政对于中国古时朝代的兴衰有重要影响。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对于每个朝代,都会专门分析其财税制度。若财税制度符合当时小自耕农的实际情况,则国家能够得到充足的财源;而如果该朝代未能建立合理的财税体系,则灭亡不远矣。历史界甚至公认明朝之覆灭由于财政的破产,黄老也曾提出民国时期各军阀未能成为实际之强人,他们缺乏效能的主因在财政。两税法、王安石的变法、一条鞭法等等都是各朝代为了挽救颓势对于财税制度的改革。但这些改革之所以要么未能实行,要么未能取得实际效果,正是因为他们要么脱离小自耕农的实际,要么由于改革主持者失势,其所倡导的政策,也被反对派否定。小自耕农的破产与国家之衰落往往构成因果关系。结果国家税收不能按时按量征收,君主只好提高税率,或者变换着方式增加附加税。军人不能按时获得足够军饷,则军队素质下降,遇到各种天灾人祸,国家也无足够能力应付。真是成也财政,败也财政。这甚至让我有些怀疑,是否中国古之朝代更替,无非是“财政周期”?
如此看来,财政之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那么由此及彼,现今中国财政制度的设置,对于国家之强盛必定也是举足轻重的。然目前国家财税制度所受之诟病,已经愈加明显。学财政的人应该以完善这一整套制度为己任。
书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除非下层有法制上的保护,上端无限制收税的权利并非执政者之福。因为全国财政并无实际上之结构,各级人员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责。目前我国对于下层之法律保护已算有所进展,但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尚不到位。如此,要想到达作者提出的真正“数目字管理”,尚有一段距离吧。比如目前增值税的征收就常常遇到逃税偷税的现象,而要想实现如美国之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实在任重道远。
总体上,我在阅读此书时有三大收获,现简述如下:
第一, 对历史的整体认识有所提升。
一般传统历史家将中国史看做帝王之家史,以为皇帝君王者,号令天下,无所不从。然则在此书中,作者向读者传达出鲜明的观点是,中国古代历史,是在一种道德的指引下运行。帝王要有所作为,也必须依着道德轨迹,或者成为道德之代言人,否则便不能收到万民的支持。
作者在书中屡次用到“中国是一只大型的潜水艇夹肉面包”,此比喻虽生硬而令人费解,却还是充满想象力的。历史发展乃上下两重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要维持整个国家之稳定,上下必须达到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的引子,在古代正是道德。
作为古代经济之基础者,正是“农业之系统”,其与“商业之系统”相对。凡古代之昌盛时期,必有解决土地问题之暂时良策,并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待到每个朝代后期,由于小自耕农的衰落,农业凋敝,国家自然混乱了。
第二, 对一些具体历史细节的纠正认识。
在对人方面,比如,我从书中知道,慈禧是在光绪帝死后不到24小时去世的,而洪秀全则是在运动失败前服毒自杀(对这点我尚且有所怀疑);宋朝皇帝赵琐以及明朝最后一任皇帝崇祯,都有一番雄心壮志,专于政事,却无力回天。
在对事方面,我知道王安石的新政,使中国在当时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广度和深度不曾在那时世界里任何地方提出。元朝两次征日,未能取胜的原因,乃是“神风”帮助,看来战无不胜的蒙古骑兵到了海上战斗力就减弱了。辽东半岛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的坎坷命运,之前在历史教科书中却只字未提。“文化大革命”虽说是十年离乱,却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改组机会。
第三, 财政对于中国古时朝代的兴衰有重要影响。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对于每个朝代,都会专门分析其财税制度。若财税制度符合当时小自耕农的实际情况,则国家能够得到充足的财源;而如果该朝代未能建立合理的财税体系,则灭亡不远矣。历史界甚至公认明朝之覆灭由于财政的破产,黄老也曾提出民国时期各军阀未能成为实际之强人,他们缺乏效能的主因在财政。两税法、王安石的变法、一条鞭法等等都是各朝代为了挽救颓势对于财税制度的改革。但这些改革之所以要么未能实行,要么未能取得实际效果,正是因为他们要么脱离小自耕农的实际,要么由于改革主持者失势,其所倡导的政策,也被反对派否定。小自耕农的破产与国家之衰落往往构成因果关系。结果国家税收不能按时按量征收,君主只好提高税率,或者变换着方式增加附加税。军人不能按时获得足够军饷,则军队素质下降,遇到各种天灾人祸,国家也无足够能力应付。真是成也财政,败也财政。这甚至让我有些怀疑,是否中国古之朝代更替,无非是“财政周期”?
如此看来,财政之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那么由此及彼,现今中国财政制度的设置,对于国家之强盛必定也是举足轻重的。然目前国家财税制度所受之诟病,已经愈加明显。学财政的人应该以完善这一整套制度为己任。
书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除非下层有法制上的保护,上端无限制收税的权利并非执政者之福。因为全国财政并无实际上之结构,各级人员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责。目前我国对于下层之法律保护已算有所进展,但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尚不到位。如此,要想到达作者提出的真正“数目字管理”,尚有一段距离吧。比如目前增值税的征收就常常遇到逃税偷税的现象,而要想实现如美国之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实在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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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历史》读后感 《中国大历史》是历史学家黄仁宇体现其“大历史观”的一部专著,它旁引了不少研究内容,分析中国历朝发展的问题,从欧洲的历史,以至经济学都有利用。 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作者倡导“大历史”(macro-history),主张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纳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
不以道德论史,不以考据为文,纵横捭阖梳理千年历史,三言两语点破王朝利弊,尺度拿捏之处尢见黄仁宇独到的史家眼光。
黄仁宇这部书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对于历史的人物与事件细细地加以描述来显示其“大历史”的特点的。大历史之为“大”历史的理由在于,作者一改以往中国历史学家的著述进路,不以史料的堆砌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为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能事。在著作的意图上,首先确立起一个大意向,“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然后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可见,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沿成型(即汤因比所说的文明类型,或斯宾格勒所说的文化形态)的状描,并且是在区域历史的相互比较中凸现其历史特质。这种历史著述,固然没有引经据典满篇考证那样的学理感,没有继承传统史学用以佐政或臧否人物的用途,但是却可以使我们免除习史的价值负累。因此,我们不必将历史读作“资治通鉴”,不必将历史认作弘扬某种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历史“应当如是”的价值旋流,满足今天人们习史对历史“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的好奇心。 所以是,《中国大历史》分析中国历朝发展的问题,也可以从欧洲的历史看中国历史,以至于经济学都可以利用她。
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
不以道德论史,不以考据为文,纵横捭阖梳理千年历史,三言两语点破王朝利弊,尺度拿捏之处尢见黄仁宇独到的史家眼光。
黄仁宇这部书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对于历史的人物与事件细细地加以描述来显示其“大历史”的特点的。大历史之为“大”历史的理由在于,作者一改以往中国历史学家的著述进路,不以史料的堆砌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为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能事。在著作的意图上,首先确立起一个大意向,“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然后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可见,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沿成型(即汤因比所说的文明类型,或斯宾格勒所说的文化形态)的状描,并且是在区域历史的相互比较中凸现其历史特质。这种历史著述,固然没有引经据典满篇考证那样的学理感,没有继承传统史学用以佐政或臧否人物的用途,但是却可以使我们免除习史的价值负累。因此,我们不必将历史读作“资治通鉴”,不必将历史认作弘扬某种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历史“应当如是”的价值旋流,满足今天人们习史对历史“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的好奇心。 所以是,《中国大历史》分析中国历朝发展的问题,也可以从欧洲的历史看中国历史,以至于经济学都可以利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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