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是个什么样的人？
胡汉民是一个极其复杂多变的矛盾集合体，集中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诸多二重性，交织着中国近现代尖锐、复杂、多变的社会矛盾，凝聚着时代风云变幻的投影。胡汉民，光绪五年（1879年）十二月九日生于广东番禺县，祖籍江西庐陵县延福乡青山村人，累世务农，他祖父来粤做官遂落籍番禺（即广州），父亲靠当师爷（县官幕僚）为生。随父亲到过博罗、高州等地，八岁那年，全家迁回广州，在仓边街（今仓边路）附近租屋住下。胡汉民天资聪颖，十一二岁时，就已读过《十三经》、《史记》等古籍，且“文俱斐然可观”。十一岁时，其父去世，两年后其母也病逝。
胡汉民从小能文能诗，十三岁时写下种竹诗：“种竹北窗前，潇潇清香发。本以招凉风，反教蔽明月。”可惜在以后的几年里，一个哥哥及两弟一妹也因疾病无钱就医而早逝。这接连而至的不幸，使年幼的胡汉民倍感忧伤，以致成年后一直体弱多病。这一时期，胡汉民的人生观发生很大变化，“从友爱的家庭中心的人生观，一变而为冷酷的厌世观”。为了维持生计，胡汉民十六岁便开始教书生涯。胡汉民边教书边自修，先后肄业于学海堂、菊坡、越华、粤秀等书院。认识了史坚如、左斗山等青年朋友，对康有为、孙中山有自己的见解，留下“早知康乐非山贼，漫信孙登是水仙”二诗句。
胡汉民936年一月，自欧洲返国，留在广州。1936年五月九日，胡汉民与其妻兄、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在广州下围棋，因构思过度，突患溢血，于五月十二日晚上7时40分逝世。胡汉民墓位于广州市天河区龙眼洞。建于1936年。原墓被毁，其上建了房子。
1985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在原墓东面三百米处另建新墓。胡汉民在广州去世后，原计划安葬在南京中山陵，但其妻子以不方便为由不同意，于是国民政府就在龙眼洞(龙洞)拨了800亩地来安葬他。当时墓地在银屏岭狮山半山腰中兴建，建于1936年，混凝土结构，后来抗日战争爆发，接着又是国共内战，墓地并没有正式竣工，还剩下很多石料在该处。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后，墓地被广东省林业学校霸占，修墓石料均都占用。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墓被毁，上面建成一房子，把胡的墓穴压着。1981年，胡汉民女儿胡木兰托人嘱咐妹妹胡绮霞向当局提议重建。中共中央审查三年后断定胡汉民没有杀害廖仲恺，重建计划方获批准。当时是广东省人民政府拨款七万多元人民币，由广州市人民政府承建，在原墓东面300米处另建新墓，1985年八月七日竣工。其女不同意将其父棺木迁至新墓，故新墓实为空冢。新墓为外饰水洗石米的墓，坐东南向西北。当中高3米，一级护岭。墓碑镌刻“胡汉民先生之墓”七字。左前方建有“不匮亭”。右侧为胡汉民夫人墓，墓碑中刻“先妣，陈太夫人墓”，下款署“民国三十五年”。整个墓园占地约1800平方米。墓砌有拱手及祭台，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
胡汉民字展堂，这是个很有趣的巧合，不同于武林外传里那位的随性自如、潇洒放荡，咱们这位展堂是个颇有书生气的固守原则的理想主义者，他对国民党的期盼几乎就是他一生的奋斗心血所在。
“非游学，无以与革命党人谋，即个人学业，亦皆不足充所怀之志愿”。
上面这段引用，是在史坚如死的那年，1900，胡汉民悄然立下的一个志向，这是他一生的某个力量源泉所在。简单的说，即是他的悲剧性所在。
“抱道独能坚，险阻半生完大命；救亡空有愿，归来万里负初心”。这段话是胡汉民自我的一个评价。我不得不说，展堂同志虽然偏颇于理想，偏执于党统，但他始终所秉持的这样一个身份，却始终是最强大乃至永远需要后辈国人所尊敬崇仰的—40%的真书生，60%的真实干悲剧英雄。
我清楚地记得展堂死的那年，是1936，和鲁迅老爷子却是同一年而死，这两个几乎是同样程度的英雄理想主义的斗士，在黄泉路上大概有很多可以聊的东西，真好，真好。
但我记着个年份很清楚的另一个原因是，蒋公死于1975，汪公死于1944。
展堂啊，和国民党的某个时期，至少是26年以前，是有着共同的实干劲头与奋斗热血的。历史的滚烫尸骨告诉人们，当一个组织和某个人的理想在方向上相一致时，这两方的力量的和谐将很容易引起他人采取分崩离析的毁灭手段以达到某种可悲的平衡。蒋公和胡汉民是不合的，本质上是不合的，所谓的旧年的革命情谊与党性共鸣，我个人提出一个谨慎的观点：应该是扯淡无耻而且自欺欺人的虚妄之谈。蒋公很愿意利用胡的党统领袖地位以及他的号召力、影响力，所以他早期很愿意在胡面前做孙子，也很愿意让别人在胡面前做孙子。但蒋介石将近在表面的社会舆论中摘掉了“只是军事人物而非政治人物”的帽子之后，他就不只愿意将对展堂“书生愚见”的评价藏于日记而要公开“弃”胡了，这很正常。展堂一直都知道他的被囚命运是必然的，也知道蒋的强大和影响力所在，但他并不愿放弃。
他只是很想要一个有党统的国民党而已，有党性的组织，有血气神儿的“中华民国”。因为孙中山，因为史坚如，因为廖仲恺，因为千千万万的冥魂，也因为他的命运。
展堂，大概是少有朋友的，汪精卫不算是他的真正朋友，因为真正的友谊不至于因为政见的不合而终生变质改面为仇敌了，像列宁和高尔基，像威尔逊和顾维钧，罗斯福和丘吉尔，甚至虚构的如李云龙与楚云飞。
或许汪胡二人都有这个意识，都有这个挽救的心，但已经回不去了，那个时代不允许有这么美妙的东西一直存在。正如朋友在之前对我说过的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是要烧人的血肉作为燃料的。
1928年到1932的国民党史应该算是研究胡汉民性格变化的一个很有价值的时期，尤其是从31年二月展堂被囚到32年三月四届全会，蒋的面目全露，手段复杂，反而突显胡的偏执单纯，书生意气。约法问题，非常会议，宁粤问题，四全大会，无一不能彰显展堂之性情。展堂骂蒋介石，骂汪精卫，骂社会愚众，骂帝国主义，甚至有时候骂他自己。
书生意气是个好东西，能让人清楚认识自己的悲剧性的同时又接受自己存在的必然性。
“胡汉民先生为人，兄弟知之最深，昔与同谋革命事业已七八年，其学问道德均所深信，不独广东难得其人，即他省亦所罕见也。迹其平生之大力量、大才干，不独可胜都督之任，即位以总统，亦绰绰有余。”“余与汉民论事，往往多所争持，然余从汉民者十之八九，汉民必须从余者十之一二。”孙中山如此评价展堂。
逸仙此人，虚之又虚，但从他对展堂的一番肺腑性情言中，我很感动地发现，是有兄弟的真实情感在里面，也有革命的真实诺言，他们之间，或许是，真正触碰过对方面具下那张可爱而坚毅的真面目的人的。
汉民此生为人，但求一痛快，不图成不成，先干他娘再说，做个快活人。鲁迅老爷子的横眉冷对千夫指，展堂学不来，展堂只会怒斥得蒋介石几乎有段时间每晚日记都有写道“展堂书生意气误国！”
胡汉民摒弃“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知识分子的“正途”，任广州《岭海报》记者，决心投身于改造社会的洪流之中。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好友史坚如的殉难对胡汉民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他以为“非游学，无以与革命党人谋，即个人学业，亦皆不足充所怀之志愿”。这前后，胡汉民的人生观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消极厌世观”变化为“积极的救世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他中了举人，次年与陈融之妹陈淑子结婚，住在德宣东路（今东风东路）太华坊莘桂里1号。是年胡汉民为人“操刀”（替人考试），得到六千多两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