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为什么司马昭要杀邓艾、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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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艾一案，其缘由历来归咎于钟会和司马氏的幕后推手。不可置否，“钟会、胡烈、师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以及司马氏“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帝王惯用手段固然对邓艾之死起了决定性作用。然而，考究邓艾本人及其行径，却可发现邓艾亦有自寻死路之嫌。
（一）承制擅封
“成亦萧何，败亦萧何”。邓艾之首功，在于破蜀。而其首罪，亦多源于破蜀。
魏景元三年冬，魏国大将军司马昭立意伐蜀。此番伐蜀大计中，与蜀长期对峙的邓艾“以为未有衅，屡陈异议”。朝堂之上，遂掀起一片反对声潮。
司马昭对此大为不悦，毕竟邓艾为司马氏一手提拔，以屯田掌犊之身跻于朝堂之上，却不想在如此节骨眼上大唱反调。“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如若连伐蜀都腹死胎中，那日后司马昭谈何而来的进爵为公以及称王称霸的资本。权衡之下，渐起疑心的司马昭遂舍弃掉了邓艾这位原定最佳主帅，取而代之将主帅职务扣在了巧妙“迎奉上意”的钟会头上，并又名义上派遣廷尉卫瓘为监军，田续为邓艾护军，实则安排二人上演一初“无间道”，以防不时之需。事至日后，卫、田二人果然不负司马公所托，邓艾命丧三造亭，皆拜其所赐。
四年十一月，邓艾以不满两万之兵，“束马悬车，自投死地”，仗着一股锐气令后主开城纳降。蜀中共计“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米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采绢各二十万匹，余物称此”。自此，刘氏三分基业宣告覆灭。大功告成的邓艾随即入主成都，“检御将士，无所虏略，绥纳降附，使复旧业”。面对如此留名千古成就以及时下“蜀人称焉”的局面，但凡常人，多少都会有有些把持不住、自鸣得意。邓艾虽为名将，但终究难脱凡人之俗，遂亦开始头脑发热。而这一“热”，却促使其昏招迭出。
《三国志;邓艾传》有云：（邓艾）辄依邓禹故事，承制拜禅行骠骑将军，太子奉车、诸王驸马都尉。蜀群司各随高下拜为王官，或领艾官属。以师纂领益州刺史，陇西太守牵弘等领蜀中诸郡。
所谓承制封授，即秉承皇帝旨意而行封授之事。东汉末年，朝纲紊乱，群雄纷争，视汉朝与无物者大有人在，故承制擅封者自然也不在少数，有如袁绍、孙策、公孙度都曾干过此类未经许可的行当。然而，自曹丕草创曹魏来，曹魏自不比汉末颓势，仅有明帝曹睿年间发生过魏兴太守申仪承制擅封案，但此案却堪称“反面教材”。
《晋书•宣帝纪》载曰：初，申仪久在魏兴，专威疆埸，辄承制刻印，多所假授。达既诛，有自疑心。时诸郡守以帝新克捷，奉礼求贺，皆听之。帝使人讽仪，仪至，问承制状，执之，归于京师。
将在外，权忌过重，而承制擅封则更易招惹事端。当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威慑朝纲，故献帝曾于建安二十年九月以曹操“典任于外，临事之赏，或宜速疾”，特许其“承制封拜诸侯守相”。今邓艾破蜀，纵然立有首功，但其终不可比魏武强势，而司马昭也绝非献帝此类凡人善茬儿。邓艾承制擅封一案，表面上以“邓禹故事”为幌大规模封授蜀臣，实则与“专威疆埸”的申仪颇有几分相似，更甚者亦有暗谕曹操之嫌。而邓艾除去封授蜀汉群臣官衔外，竟还大肆委任其部下担任蜀中各郡太守，故邓艾罪更甚于申仪。
“前车之鉴，后车之师”。申仪当年正是栽在了司马懿手中，而如今邓艾面对其子昭，不知吸取前人之训，反倒照猫画虎、依葫芦画瓢。不论邓艾究竟是无心插柳，抑或有意栽花，承制擅封这一路昏招终究将这位破蜀功臣送上了风口浪尖处。彼及日后，承制擅封果然为小人落下口实。素有异志的钟会“因邓艾承制专事，密白艾有反状，于是诏书槛车徵艾。”
（二）得蜀望吴
建安二十三年，曹操大破张鲁，东川悉平。其后司马懿曾向魏武进言，“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可惜魏武不以为然，引用光武帝写给岑彭信中一语：“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司马懿“得陇望蜀”之念遂腹死胎中。然而，世事终有轮回。其后不过四十年间，深的司马懿真传的邓艾却在破蜀之后克隆出一段“得蜀望吴”。
魏景元四年十二月，司马昭以平蜀之功加封邓艾为太尉。伐蜀之时，邓艾官拜征西将军，封邑六千六百户。此次进封太尉，增邑二万户，前后共计二万六千六百户。在魏国的封制中，这样的天文数字绝无仅有。按照常理，人臣已极的邓艾自当效仿汉之张良，急流勇退、明哲保身。然而，邓艾却人心不足蛇吞象，随即又向司马昭提出了“得蜀望吴”之策。
《三国志•邓艾传》载，艾言司马文王曰：“兵有先声而后实者，今因平蜀之势以乘吴，吴人震恐，席卷之时也。然大举之后，将士疲劳，不可便用，且徐缓之；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却盐兴冶，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豫顺流之事，然后发使告以利害，吴必归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刘禅以致孙休，安士民以来远人，若便送禅於京都，吴以为流徙，则於向化之心不劝。宜权停留，须来年秋冬，比尔吴亦足平。以为可封禅为扶风王，锡其资财，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坞，为之宫舍。爵其子为公侯，食郡内县，以显归命之宠。开广陵、城阳以待吴人，则畏威怀德，望风而从矣。”
在收到邓艾洋洋洒洒的伐吴阔论后，司马昭却对此颇为不满。试想当初伐蜀大唱反调的是邓艾，而如今怂恿伐吴的也是邓艾，这红脸黑脸都叫一人扮了，此番若是再成了邓艾之美，那司马公这身为最高决策者的脸面与威信又将何存。思量之下，司马昭遂否决了邓艾“得蜀望吴”之策，只是让监军卫瓘送给了邓艾冰冷冷的八个大字：“事当须报，不宜辄行。”
与此同时，邓艾同样是一肚子窝火。自己苦心筹画的伐吴大计不但被一口否决，更甚至竟连司马昭的一封手书都未换来，敢情从头到尾自己都是井底捞月、瞎子点灯。邓艾心有不甘，于是决意再次上书司马昭。
艾重言曰：“衔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恶既服；至于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谓合权宜。今蜀举众归命，地尽南海，东接吴会，宜早镇定。若待国命，往复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今吴未宾；势与蜀连，不可拘常以失事机。兵法，进不求名，退不避罪，艾虽无古人之节，终不自嫌以损于国也。”
如若说第一次上书司马昭仅仅是颇有微词，那么，对于第二次上书司马昭便可以称得上雷霆震怒。此番上书邓艾非但没有认为自己承制擅封有违常科，反而大言不惭的借“以安初附，谓合权宜”为承制擅封做了辩解。更甚者，竟扬言“若待国命，往复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
汉末以来，自曹操挟天子令诸侯至司马氏三马食槽，曹氏和司马氏的称王称霸无一不是复制了权臣之路。此前，司马昭已明示邓艾“事当须报，不宜辄行”，而邓艾对这八字方针却有如过耳清风、置若罔闻，屡次以社稷国家为幌与司马昭针尖对麦芒，明摆着一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谁又能耐我何”的样子，熟不知自己本是司马氏爪牙而非国之爪牙，宁弃国之利但绝不可犯司马氏之忌。司马昭本不是什么好鸟儿，邓艾如此以身试法安能不被疑有欲做曹操第二而招惹来杀身之祸。
“一棋走错，满盘皆输”。自破蜀之后，邓艾可谓是步步昏招，而此次愚蠢的“得蜀望吴”，更是彻底将这位七旬老翁从拜将坛转送于祭坛之上。
（三）性格决定命运
世间有言：性格决定命运。
泰始三年，时离邓艾已过多年，邓艾老部下段灼在上书追理邓艾时开篇便曰：“艾心怀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灭之诛，臣窃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刚急，轻犯雅俗，不能协同朋类，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状。”三国之时，邓艾的文才武略称得上是出类拔萃者，而其种种性格缺陷，同样可谓是集大成者。
伐蜀之时，邓艾以不满两万之兵使后主震怖，君臣面缚。面对唯唯诺诺的蜀臣以及时下不可复制的破蜀首功，邓艾遂不知天高地厚，谓蜀士大夫曰：“诸君赖遭某，故得有今日耳。若遇吴汉之徒，已殄灭矣。”又曰：“姜维自一时雄儿也，与某相值，故穷耳。”邓艾之狂，由此可见一斑。
邓艾死后不久，司马昭以为其常年身居陇右，必然素得士心，如今一死，边境恐怕要发生骚乱，便派相府铠曹属唐彬去陇右暗访，不料却唐彬回报：“邓艾忌克诡狭，矜能负才，顺从者谓为见事，直言者谓之触迕。虽长史司马，参佐牙门，答对失指，辄见骂辱。处身无礼，大失人心。又好施行事役，数劳众力。陇右甚患苦之，喜闻其祸，不肯为用。今诸军已至，足以镇压内外，愿无以为虑。”
作为一代驰骋沙场的名将，褪去战马上的光鲜，义阳人邓艾的性格及处世却有诸多致命要害。昔蜀汉名将关羽、张飞并称“万人敌”，为世虎臣。但“羽善待卒伍而骄於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邓艾同乡蜀将魏延，虽“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却“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再观邓艾，邓艾不但“轻犯雅俗，不能协同朋类”，同时又“性刚急”、“忌克诡狭，矜能负才”。相较之下，关、张、魏三人的性格缺陷可谓相形见绌、小巫见大巫。而上述三人最终尚用性命为此埋单，邓艾又岂有不亡之理？
卫瓘奉旨收邓艾，邓艾军却“悉来赴瓘，唯艾帐内在焉”；邓艾命丧三造亭，陇右不变，更是“喜闻其祸”。失人心至此，究其根本，邓艾自取。
结语
昔人有云：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一）承制擅封
“成亦萧何，败亦萧何”。邓艾之首功，在于破蜀。而其首罪，亦多源于破蜀。
魏景元三年冬，魏国大将军司马昭立意伐蜀。此番伐蜀大计中，与蜀长期对峙的邓艾“以为未有衅，屡陈异议”。朝堂之上，遂掀起一片反对声潮。
司马昭对此大为不悦，毕竟邓艾为司马氏一手提拔，以屯田掌犊之身跻于朝堂之上，却不想在如此节骨眼上大唱反调。“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如若连伐蜀都腹死胎中，那日后司马昭谈何而来的进爵为公以及称王称霸的资本。权衡之下，渐起疑心的司马昭遂舍弃掉了邓艾这位原定最佳主帅，取而代之将主帅职务扣在了巧妙“迎奉上意”的钟会头上，并又名义上派遣廷尉卫瓘为监军，田续为邓艾护军，实则安排二人上演一初“无间道”，以防不时之需。事至日后，卫、田二人果然不负司马公所托，邓艾命丧三造亭，皆拜其所赐。
四年十一月，邓艾以不满两万之兵，“束马悬车，自投死地”，仗着一股锐气令后主开城纳降。蜀中共计“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米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采绢各二十万匹，余物称此”。自此，刘氏三分基业宣告覆灭。大功告成的邓艾随即入主成都，“检御将士，无所虏略，绥纳降附，使复旧业”。面对如此留名千古成就以及时下“蜀人称焉”的局面，但凡常人，多少都会有有些把持不住、自鸣得意。邓艾虽为名将，但终究难脱凡人之俗，遂亦开始头脑发热。而这一“热”，却促使其昏招迭出。
《三国志;邓艾传》有云：（邓艾）辄依邓禹故事，承制拜禅行骠骑将军，太子奉车、诸王驸马都尉。蜀群司各随高下拜为王官，或领艾官属。以师纂领益州刺史，陇西太守牵弘等领蜀中诸郡。
所谓承制封授，即秉承皇帝旨意而行封授之事。东汉末年，朝纲紊乱，群雄纷争，视汉朝与无物者大有人在，故承制擅封者自然也不在少数，有如袁绍、孙策、公孙度都曾干过此类未经许可的行当。然而，自曹丕草创曹魏来，曹魏自不比汉末颓势，仅有明帝曹睿年间发生过魏兴太守申仪承制擅封案，但此案却堪称“反面教材”。
《晋书•宣帝纪》载曰：初，申仪久在魏兴，专威疆埸，辄承制刻印，多所假授。达既诛，有自疑心。时诸郡守以帝新克捷，奉礼求贺，皆听之。帝使人讽仪，仪至，问承制状，执之，归于京师。
将在外，权忌过重，而承制擅封则更易招惹事端。当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威慑朝纲，故献帝曾于建安二十年九月以曹操“典任于外，临事之赏，或宜速疾”，特许其“承制封拜诸侯守相”。今邓艾破蜀，纵然立有首功，但其终不可比魏武强势，而司马昭也绝非献帝此类凡人善茬儿。邓艾承制擅封一案，表面上以“邓禹故事”为幌大规模封授蜀臣，实则与“专威疆埸”的申仪颇有几分相似，更甚者亦有暗谕曹操之嫌。而邓艾除去封授蜀汉群臣官衔外，竟还大肆委任其部下担任蜀中各郡太守，故邓艾罪更甚于申仪。
“前车之鉴，后车之师”。申仪当年正是栽在了司马懿手中，而如今邓艾面对其子昭，不知吸取前人之训，反倒照猫画虎、依葫芦画瓢。不论邓艾究竟是无心插柳，抑或有意栽花，承制擅封这一路昏招终究将这位破蜀功臣送上了风口浪尖处。彼及日后，承制擅封果然为小人落下口实。素有异志的钟会“因邓艾承制专事，密白艾有反状，于是诏书槛车徵艾。”
（二）得蜀望吴
建安二十三年，曹操大破张鲁，东川悉平。其后司马懿曾向魏武进言，“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可惜魏武不以为然，引用光武帝写给岑彭信中一语：“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司马懿“得陇望蜀”之念遂腹死胎中。然而，世事终有轮回。其后不过四十年间，深的司马懿真传的邓艾却在破蜀之后克隆出一段“得蜀望吴”。
魏景元四年十二月，司马昭以平蜀之功加封邓艾为太尉。伐蜀之时，邓艾官拜征西将军，封邑六千六百户。此次进封太尉，增邑二万户，前后共计二万六千六百户。在魏国的封制中，这样的天文数字绝无仅有。按照常理，人臣已极的邓艾自当效仿汉之张良，急流勇退、明哲保身。然而，邓艾却人心不足蛇吞象，随即又向司马昭提出了“得蜀望吴”之策。
《三国志•邓艾传》载，艾言司马文王曰：“兵有先声而后实者，今因平蜀之势以乘吴，吴人震恐，席卷之时也。然大举之后，将士疲劳，不可便用，且徐缓之；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却盐兴冶，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豫顺流之事，然后发使告以利害，吴必归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刘禅以致孙休，安士民以来远人，若便送禅於京都，吴以为流徙，则於向化之心不劝。宜权停留，须来年秋冬，比尔吴亦足平。以为可封禅为扶风王，锡其资财，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坞，为之宫舍。爵其子为公侯，食郡内县，以显归命之宠。开广陵、城阳以待吴人，则畏威怀德，望风而从矣。”
在收到邓艾洋洋洒洒的伐吴阔论后，司马昭却对此颇为不满。试想当初伐蜀大唱反调的是邓艾，而如今怂恿伐吴的也是邓艾，这红脸黑脸都叫一人扮了，此番若是再成了邓艾之美，那司马公这身为最高决策者的脸面与威信又将何存。思量之下，司马昭遂否决了邓艾“得蜀望吴”之策，只是让监军卫瓘送给了邓艾冰冷冷的八个大字：“事当须报，不宜辄行。”
与此同时，邓艾同样是一肚子窝火。自己苦心筹画的伐吴大计不但被一口否决，更甚至竟连司马昭的一封手书都未换来，敢情从头到尾自己都是井底捞月、瞎子点灯。邓艾心有不甘，于是决意再次上书司马昭。
艾重言曰：“衔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恶既服；至于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谓合权宜。今蜀举众归命，地尽南海，东接吴会，宜早镇定。若待国命，往复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今吴未宾；势与蜀连，不可拘常以失事机。兵法，进不求名，退不避罪，艾虽无古人之节，终不自嫌以损于国也。”
如若说第一次上书司马昭仅仅是颇有微词，那么，对于第二次上书司马昭便可以称得上雷霆震怒。此番上书邓艾非但没有认为自己承制擅封有违常科，反而大言不惭的借“以安初附，谓合权宜”为承制擅封做了辩解。更甚者，竟扬言“若待国命，往复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
汉末以来，自曹操挟天子令诸侯至司马氏三马食槽，曹氏和司马氏的称王称霸无一不是复制了权臣之路。此前，司马昭已明示邓艾“事当须报，不宜辄行”，而邓艾对这八字方针却有如过耳清风、置若罔闻，屡次以社稷国家为幌与司马昭针尖对麦芒，明摆着一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谁又能耐我何”的样子，熟不知自己本是司马氏爪牙而非国之爪牙，宁弃国之利但绝不可犯司马氏之忌。司马昭本不是什么好鸟儿，邓艾如此以身试法安能不被疑有欲做曹操第二而招惹来杀身之祸。
“一棋走错，满盘皆输”。自破蜀之后，邓艾可谓是步步昏招，而此次愚蠢的“得蜀望吴”，更是彻底将这位七旬老翁从拜将坛转送于祭坛之上。
（三）性格决定命运
世间有言：性格决定命运。
泰始三年，时离邓艾已过多年，邓艾老部下段灼在上书追理邓艾时开篇便曰：“艾心怀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灭之诛，臣窃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刚急，轻犯雅俗，不能协同朋类，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状。”三国之时，邓艾的文才武略称得上是出类拔萃者，而其种种性格缺陷，同样可谓是集大成者。
伐蜀之时，邓艾以不满两万之兵使后主震怖，君臣面缚。面对唯唯诺诺的蜀臣以及时下不可复制的破蜀首功，邓艾遂不知天高地厚，谓蜀士大夫曰：“诸君赖遭某，故得有今日耳。若遇吴汉之徒，已殄灭矣。”又曰：“姜维自一时雄儿也，与某相值，故穷耳。”邓艾之狂，由此可见一斑。
邓艾死后不久，司马昭以为其常年身居陇右，必然素得士心，如今一死，边境恐怕要发生骚乱，便派相府铠曹属唐彬去陇右暗访，不料却唐彬回报：“邓艾忌克诡狭，矜能负才，顺从者谓为见事，直言者谓之触迕。虽长史司马，参佐牙门，答对失指，辄见骂辱。处身无礼，大失人心。又好施行事役，数劳众力。陇右甚患苦之，喜闻其祸，不肯为用。今诸军已至，足以镇压内外，愿无以为虑。”
作为一代驰骋沙场的名将，褪去战马上的光鲜，义阳人邓艾的性格及处世却有诸多致命要害。昔蜀汉名将关羽、张飞并称“万人敌”，为世虎臣。但“羽善待卒伍而骄於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邓艾同乡蜀将魏延，虽“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却“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再观邓艾，邓艾不但“轻犯雅俗，不能协同朋类”，同时又“性刚急”、“忌克诡狭，矜能负才”。相较之下，关、张、魏三人的性格缺陷可谓相形见绌、小巫见大巫。而上述三人最终尚用性命为此埋单，邓艾又岂有不亡之理？
卫瓘奉旨收邓艾，邓艾军却“悉来赴瓘，唯艾帐内在焉”；邓艾命丧三造亭，陇右不变，更是“喜闻其祸”。失人心至此，究其根本，邓艾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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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一统后司马昭当然要清理一些战功卓著、手握重权能对其统治产生威胁的人。所谓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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