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最有名的散文是哪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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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游桓山记》
苏轼
元丰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从二三子游于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遗音曰:“噫嘻! 悲夫,此宋司马桓魋之墓也。”
或曰:“鼓琴于墓,礼欤?”曰:“礼也。季武子之丧,曾点倚其门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为可得而害也。且死为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将吊其藏,而其骨毛爪齿,既以化为飞尘、荡为冷风矣,而况于椁乎? 况于从死之臣妾、饭含之宝玉乎?使魋而无知也,余虽鼓琴而歌可也; 使魋而有知也,闻余鼓琴而歌,知哀乐之不可常,物化之无日也,其愚宜不少廖乎?”二三子喟然而叹,乃歌曰: “桓山之上,维石嵯峨兮! 司马之恶,与石不磨兮! 桓山之下, 维水弥弥兮! 司马之藏, 与水皆逝兮! ”歌阕而去。
从游者八人: 毕仲孙、舒焕、寇昌朝、王适、王遹、王肄、轼之子迈、焕之子彦举。
桓山在今苏北铜山县东北十七里,旧志作“二十七里”,误。《水经注》:“泗水南迳宋大夫桓魋冢 。西山枕泗水西,上尽石凿而为冢,今人谓之石椁也。”“西山”即指桓山。《铜山县志 ·山川考》对桓魋墓作了较详细的描述:“石椁由山顶凿下数十尺,西向有埏道,门高数尺,宽如之。中广二丈,深三四丈,两旁有耳房。上皆版石,四壁凿痕阔二指。入夏,上版滴水不绝,记 (按指苏轼 《游桓山记》) 所谓‘不成’者以此。”据这些文献记载,桓魋墓为桓山石墓群中规模较大的一座。
元丰二年 (1079) 正月,苏东坡与儿子苏迈等人,春游泗水畔桓山上的桓魋墓。桓魋是春秋时宋国的大夫,本姓向,因是桓族,故称桓魋。桓魋曾起意杀害孔子,引起孔子在逃避途中倚树作歌:“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事见 《孔子家语》。苏轼不但使道士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遗音于桓墓 (按,《履霜操》为哀怨之音。韩愈 《琴操序》:“伯奇,尹吉甫子,无罪为后母谮而见逐,自伤作 《履霜操》。”),而且借回答“或曰”的“非礼”责难,大发了一通议论。最后还在石室墓道中放歌凭吊,表现出开放达观的人生态度和非儒学的异端思想。此时期苏轼的人生观、宇宙观已趋成熟。《游桓山记》与同时期的重要作品 《赤壁赋》内涵十分近似,像《赤壁赋》那样借游览展示自己的灵魂,宣示自己的志向和哲学观点。
清 ·刘熙载 《艺概》:“东坡文虽打通墙壁说话,然立脚自在稳处。”苏文直抒胸臆,独特的见解十分深刻,确实给人“打通墙壁说话”的痛快淋漓之感,而所谓“立脚稳处”,就在志向和哲学观点上。《游桓山记》就是一例。
《游桓山记》第二段中答客难一段话,分析了桓魋有知、无知的两种情况,并未肯定或否定其中任何一种,这两种情况统一到假设中的桓魋身上。可见苏轼在生灭、变与不变这类宇宙的根本问题上并不执著拘泥,正是 《前赤壁赋》所说“自其变者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 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观点,——桓魋可以有知,也可以无知。怎么理解?这就是合二而一,把人生的变化摆到自然变化的大背景上,使一瞬的人生和常生常灭的宇宙合为一体。既然有这样的背景,能与宇宙合二而一,那么,被儒家视为恶魔的桓魋简直可以化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江上清风、山间明月,成为造物者“无尽藏”中的一部分了。
人和宇宙的关系,并不只停留在合二而一,还有一分为二的一面。《游桓山记》二段末的“鼓琴而歌”中,“司马之恶,与石不磨; 司马之藏,与水皆逝”的语句,变与不变,分别同时并存,看似矛盾,其实就描写了一分为二,所以“歌阕而去”,作了总结。这正是《后赤壁赋》所描写一鹤化二道士的境界。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相联系的观点,合于易象阴偶阳奇产生宇宙万物之说。这样的宇宙观和对人生本体的认识,与辩证法亦有接近之处。
基于这样的观点,要理解“桓山之上,维石嵯峨兮; 桓山之下,维水弥弥兮”的自然美就比较容易了。“自然美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这样的说法,恰当地形容了自然美与人的主观意识合而分、分而合的真实状况。人类就是在这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中认识宇宙和鉴赏自然美的。
关于《游桓山记》的深层内蕴,还有一点应提及。苏轼于熙宁十年(1077) 四月至元丰二年 (1079) 二月知徐州近二年,在这段时间里,徐州接连发生罕见的大水灾和大旱灾。在对自然灾害作斗争的过程中,苏轼与徐州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与此同时,他还了解到徐州人民独特的剽悍性格:“凶桀之气,积以成俗,……沈鸷勇悍,可以任事。”(《东坡奏议集·上皇帝书》) 他向神宗建议,对这里的人才应“别开仕进之门”,不取文墨而取其武勇。《游桓山记》中对徐州古人——拔树示威敢于对孔子不礼的桓魋流露的同情和怜惜,未始没有因当时的徐州人感发的成份在内。
苏轼
元丰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从二三子游于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遗音曰:“噫嘻! 悲夫,此宋司马桓魋之墓也。”
或曰:“鼓琴于墓,礼欤?”曰:“礼也。季武子之丧,曾点倚其门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为可得而害也。且死为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将吊其藏,而其骨毛爪齿,既以化为飞尘、荡为冷风矣,而况于椁乎? 况于从死之臣妾、饭含之宝玉乎?使魋而无知也,余虽鼓琴而歌可也; 使魋而有知也,闻余鼓琴而歌,知哀乐之不可常,物化之无日也,其愚宜不少廖乎?”二三子喟然而叹,乃歌曰: “桓山之上,维石嵯峨兮! 司马之恶,与石不磨兮! 桓山之下, 维水弥弥兮! 司马之藏, 与水皆逝兮! ”歌阕而去。
从游者八人: 毕仲孙、舒焕、寇昌朝、王适、王遹、王肄、轼之子迈、焕之子彦举。
桓山在今苏北铜山县东北十七里,旧志作“二十七里”,误。《水经注》:“泗水南迳宋大夫桓魋冢 。西山枕泗水西,上尽石凿而为冢,今人谓之石椁也。”“西山”即指桓山。《铜山县志 ·山川考》对桓魋墓作了较详细的描述:“石椁由山顶凿下数十尺,西向有埏道,门高数尺,宽如之。中广二丈,深三四丈,两旁有耳房。上皆版石,四壁凿痕阔二指。入夏,上版滴水不绝,记 (按指苏轼 《游桓山记》) 所谓‘不成’者以此。”据这些文献记载,桓魋墓为桓山石墓群中规模较大的一座。
元丰二年 (1079) 正月,苏东坡与儿子苏迈等人,春游泗水畔桓山上的桓魋墓。桓魋是春秋时宋国的大夫,本姓向,因是桓族,故称桓魋。桓魋曾起意杀害孔子,引起孔子在逃避途中倚树作歌:“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事见 《孔子家语》。苏轼不但使道士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遗音于桓墓 (按,《履霜操》为哀怨之音。韩愈 《琴操序》:“伯奇,尹吉甫子,无罪为后母谮而见逐,自伤作 《履霜操》。”),而且借回答“或曰”的“非礼”责难,大发了一通议论。最后还在石室墓道中放歌凭吊,表现出开放达观的人生态度和非儒学的异端思想。此时期苏轼的人生观、宇宙观已趋成熟。《游桓山记》与同时期的重要作品 《赤壁赋》内涵十分近似,像《赤壁赋》那样借游览展示自己的灵魂,宣示自己的志向和哲学观点。
清 ·刘熙载 《艺概》:“东坡文虽打通墙壁说话,然立脚自在稳处。”苏文直抒胸臆,独特的见解十分深刻,确实给人“打通墙壁说话”的痛快淋漓之感,而所谓“立脚稳处”,就在志向和哲学观点上。《游桓山记》就是一例。
《游桓山记》第二段中答客难一段话,分析了桓魋有知、无知的两种情况,并未肯定或否定其中任何一种,这两种情况统一到假设中的桓魋身上。可见苏轼在生灭、变与不变这类宇宙的根本问题上并不执著拘泥,正是 《前赤壁赋》所说“自其变者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 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观点,——桓魋可以有知,也可以无知。怎么理解?这就是合二而一,把人生的变化摆到自然变化的大背景上,使一瞬的人生和常生常灭的宇宙合为一体。既然有这样的背景,能与宇宙合二而一,那么,被儒家视为恶魔的桓魋简直可以化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江上清风、山间明月,成为造物者“无尽藏”中的一部分了。
人和宇宙的关系,并不只停留在合二而一,还有一分为二的一面。《游桓山记》二段末的“鼓琴而歌”中,“司马之恶,与石不磨; 司马之藏,与水皆逝”的语句,变与不变,分别同时并存,看似矛盾,其实就描写了一分为二,所以“歌阕而去”,作了总结。这正是《后赤壁赋》所描写一鹤化二道士的境界。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相联系的观点,合于易象阴偶阳奇产生宇宙万物之说。这样的宇宙观和对人生本体的认识,与辩证法亦有接近之处。
基于这样的观点,要理解“桓山之上,维石嵯峨兮; 桓山之下,维水弥弥兮”的自然美就比较容易了。“自然美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这样的说法,恰当地形容了自然美与人的主观意识合而分、分而合的真实状况。人类就是在这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中认识宇宙和鉴赏自然美的。
关于《游桓山记》的深层内蕴,还有一点应提及。苏轼于熙宁十年(1077) 四月至元丰二年 (1079) 二月知徐州近二年,在这段时间里,徐州接连发生罕见的大水灾和大旱灾。在对自然灾害作斗争的过程中,苏轼与徐州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与此同时,他还了解到徐州人民独特的剽悍性格:“凶桀之气,积以成俗,……沈鸷勇悍,可以任事。”(《东坡奏议集·上皇帝书》) 他向神宗建议,对这里的人才应“别开仕进之门”,不取文墨而取其武勇。《游桓山记》中对徐州古人——拔树示威敢于对孔子不礼的桓魋流露的同情和怜惜,未始没有因当时的徐州人感发的成份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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