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庄子作为哲人道人,其小说真是非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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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庄子作为哲人道人,其小说真是非同凡响

哲人道人的小说,与一般文学家的小说有着明显的不同。哲学家观察事物、体验生活,比较深刻,富有哲理性。道家思想微妙玄通,虚无缥缈。正是此种原因,庄子小说就与先秦两汉和魏晋南北朝其他作家之作有很大的不同。其不同之处,我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意境不同;二是艺术风格不同。先秦两汉小说与魏晋南北朝小说之间出现的一些反差现象,也就更能显示出庄子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庄子小说意境深厚,味浓意郁,蕴涵悠深,具有丰富的哲理性和虚无缥缈的神秘色彩。先秦两汉和魏晋南北朝其他小说,虽然也不乏佳作,一般说来,都显得意境浅显,蕴涵匪深,没有庄子小说那种特殊怪味。把庄子小说与《左传》《战国策》《晏子春秋》《新序》《说苑》《吴越春秋》《搜神记》《世说新语》等著作中的小说相比较,就很容易看到此种情况。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还是研讨一些具体作品,便可从中窥视到此种情趣。庄子“轮扁斫轮”(《庄子·天道》)的小说,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但对其中的字句,可能并不会记得很清楚。为了便于比较,现将小说的原文援引如下: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得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所谓“糟魄”,即糟粕也。与庄子此篇小说同样内容,西汉韩婴也写了一篇小说。韩婴此篇小说与庄子小说对照阅读,它们的优劣工拙,便会不言而喻。韩婴此篇小说如下:

楚成王读书于殿上,而伦扁在下,作而问曰:“不审主君所读何书也?”成王曰:“先圣之书。”伦扁曰:“以臣轮言之。夫以规为圆,矩为方,此其可传乎子孙者也。若夫合三木而为一,应乎心,动乎体,其不可得而传者也。则凡所传真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考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诗》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孰能及之?

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把“桓公”改成“楚成王”,“轮扁”改为“伦扁”,其中的意境亦与庄子小说大不相同。庄子小说是在说明轮扁斫轮的技艺甚为微妙,只可意会,不能言传,意境浑厚,音韵天成,耐人寻味。韩婴此篇,亦想说明伦扁斫轮的技艺,只能存乎人心,不得言传于人。然而,作者通过伦扁斫轮的故事,并不能说明这种旨趣。其中小说的关键文字写道:“夫以规为圆、矩为方,此其可传乎子孙者也。若夫合三木而为一,应乎心,动乎体,其不可得而传者也。”显然,据此并不能说伦扁有什么不可言传的技艺可言。小说最后又加上“唐虞之法”“《诗》曰”的议论文字,也与伦扁斫轮的故事风马牛不相及。可见,此篇小说主题混乱,缺乏意境,令人索然乏味。

庄子“桓公田于泽”而见鬼的小说,看来是根据《管子》中的小说改写而成。《风俗通义》引《管子》说:“齐公出于泽,见衣紫衣,大如毂,长如辕,拱手而立。还归,寝疾,数月不出。有皇士者,见公语,惊曰:‘物恶能伤公!公自伤也。此所谓泽神委蛇者,唯霸主乃得见之。’于是桓公欣然笑,不终日而病愈。”此篇小说写得比较粗糙呆笃,意境浅显,故事情节不够完整。经过庄子改写,便大大丰富了小说的故事情节,蕴涵更加深邃,人物形象刻画得更加鲜明。较之原故事,庄子增加了管仲为御,桓公抚管仲手,二人对话的情节;增加了齐士皇子告敖告诉桓公:“公则自伤,鬼恶能伤公”,公是仇滀之气“不上不下,中身当心,则为病”的情节;增加了委蛇捧首而立,“见之者殆乎霸”,桓公冁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见者也。”于是正衣冠与之坐,“不终日而不知病之去也”的情节。经过庄子如此改写,就赋予小说一种新的内涵和崭新的面貌,把齐桓公急于称霸,利令智昏,丑态百出的形象,和盘托出。由于小说旨在说明守气全神的养生之道,使得小说更加具有出神入化的灵境。真可谓点铁成金也!

同后代小说相比,也能看出优劣。庄子有一篇“惠子相梁”的小说,刘向也有一篇“惠子欲相梁”的小说,虽然二者在内容上不尽相同,但从作品意境上去分析,还是能够鉴别出它们的高低工拙的。庄子此篇小说全文是:“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子知之乎?夫鹓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吓我邪?”(《庄子·秋水》)此篇是寓言小说,表现庄子“无以得殉名”的思想。作者把相位比作腐鼠,意境顿然生辉,表现了庄子高尚的情操。刘向此篇小说的境界如何呢?小说全文是:“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堕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无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间而困,无我则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子居船楫之间,则吾不如子,至于安国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见之狗耳。’”不难看出,此篇小说写得虽生动形象,但格调不高,意境浅陋,与庄子小说相比,大相径庭。

庄子小说的深远意境,言有尽而意无穷,犹如苍茫大海,无边无际,望不到尽头。这与庄子小说宣扬虚无缥缈的道义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这是其一。

其二,哲人道人之作在艺术风格上较之一般作家的作品,亦有着显著的不同。庄子小说大都表现出恣肆汪洋、雄奇怪诞、虚无缥缈的特色,字里行间洋溢着浪漫主义精神。先秦两汉和魏晋南北朝其他作家的小说,相对而言,就显得有些朴实无华、板滞呆笃。庄子小说的此种艺术风格,在其许多小说中都有所表现。如“孔子观于吕梁”(《庄子·达生》)此篇小说,写吕梁丈夫水性超常,蹈水有术。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不敢游,吕梁丈夫却跳水而游。此人游数百步而出,披发行歌,游于塘下。孔子观看此等情景,目瞪口呆,以为是“鬼”。再如,“任公子为大钩巨缁”的浪漫主义手法,“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的精辟奇险镜头,“盗跖教训孔子”那戏弄“圣人”、出奇制胜的惊人场面,“庄子梦见空髑髅”(《庄子·至乐》)对人间之劳的感慨万千,凡此等等,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庄子小说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风貌。其他小说,如《晏子春秋》这部古典小说集,虽然具有鲜明的政治思想色彩,有些篇章亦不乏讽刺趣味,但总的看来,大都写得平实质朴,缺乏气势。再如《左传》中“介子推不言禄”“蹇叔哭师”,《战国策》中“齐人有冯谖者”“赵太后新用事”,《孟子》中“齐人有一妻一妾”,《列女传》中“齐相御妻”“鲁漆室女”,《风俗通义》中“李君神”等,其中对许多人物形象的刻画描写,大都栩栩如生,有声有色。《吴越春秋》中“吴女紫玉传”,亦写得波澜起伏,曲折动人,颇有戏剧性。有些小说并不能说它们没有什么艺术风格,但它们都不像庄子小说那样雄奇瑰丽,幽默诙谐,形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风貌。庄子小说具有的此种奇趣怪味,其中就浸透着丰富的哲理情思和微妙玄通、虚无缥缈的道义。简而言之,庄子小说与其他作家小说在艺术风格上的不同,也可以说就在奇与正的不同。

如果我们对先秦两汉和魏晋南北朝的小说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先秦小说和魏晋南北朝小说之间,出现了一种反差现象。先秦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属于早期的婴儿,因而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稚气,即有些小说叙事较少,对话较多。如“庄子说服赵文王停止斗剑取乐”(《庄子·说剑》)、“渔父教训孔子”(《庄子·渔父》)等即是,但亦仍不失为上品。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庄子有的小说叙事性就较强,有些小说叙事与对话间半,如“宋元君画图”“任公子为大钩巨缁”“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郑有神巫曰季咸”“孔子观于吕梁”“宋元君夜半梦人被发窥阿门”等小说,在艺术上都是属于比较优秀的作品。逮至两汉,尤其到后汉,小说的形式便逐渐臻于成熟,如应劭的《风俗通义》、赵晔的《吴赵春秋》等著作中的有些小说,已经克服了先秦小说乃至汉初小说那种对话过多的弊端,在形式上更加完美。尽管不像唐传奇、宋代话本小说篇幅那样可观。

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应当更加臻于完美。但是,这个时期的有些小说,如干宝的志怪小说《搜神记》、刘义庆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等,其中有许多小说,无论在艺术形式还是在思想内容上,不但没有什么高言妙句,也没有什么审美价值,反而不如先秦两汉小说那样令人爱读,能给人一种审美享受。如《战国策》“齐人有冯谖者”“赵太后新用事”,《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庄子的“轮扁斫轮”“桓公田于泽”“任公子为大钩巨缁”“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等小说,与魏晋南北朝有些小说相比,显得更完美些。因此,我们应当承认先秦小说是中国小说的源头,承认庄子是中国小说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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