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柳永对词史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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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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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苏轼对词的贡献
柳永为后人所重视的,是他在宋词方面的贡献。其在词史上的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他是长调(慢词)的倡导者,并且是创作词调最多的词人。宋初词宗《花间》,多唱小令。由柳永大力开拓新局面。试看北宋初年直到徽宗时代,几个大名家的词集几乎全是小令:例如晏殊的〔珠玉洞〕,全部130多首中,除了卷末5首应酬的寿词〔拂霓裳〕、〔连理枝〕是中调外,几乎全部是小令。欧阳修的《六一词》,也绝大部分是小令,而且有些调子用得特别多,如〔渔家傲〕30调,〔玉楼春〕29调,〔蝶恋花〕17调,〔采桑子〕13调。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在宋代所用八百八十多个词调中,有一百多调是刘永首创或首次使用。因而才有“词至柳永,体制始备”的说法。 其二,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柳永的词面向市民大众,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并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着力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人物、所关注的情事。柳永一改往日文人在描写深闺女性的自怨自艾,逆来顺受的情节,表现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并且第一次将笔端伸向平民妇女的内心世界,表现被遗弃的或失恋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柳永的词也真切地反映了下层妓女的不幸和她们从良的愿望,贴近市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欣赏趣味。在表达方式上,柳永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来表现。 其三,柳永为适应慢词长调体式的需要和市民大众欣赏趣味的需求,创造性地运用了铺叙和白描的手法,使得柳永大部分的词都有即事言情,情由事生,抒情中含有叙事性和隐约情节性的特点。在叙述中,柳永善于巧妙利用时空的转换来叙事、布景、言情,并且创出其独特的结构方式,即从现在回想过去而念及现在,又设想将来再回到现在的回环往复式时间结构,一改往常过去和现在或加上将来的二重或三重时空构成的单线结构。柳永还大量使用白描手法,写景状物,不用假借替代;言情叙事,不需烘托渲染,而直抒胸臆。 其四,柳永的词注意表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即抒情自我化。柳永一生宦游沉浮、浪迹江湖,正如南宋陈振孙所说的柳永“尤工于羁旅行役”,由于“未名未禄”,必须去“奔名竞利”,于是“游宦成羁旅”,“谙尽宦游滋味”,柳永的词全面展现出柳永一生的追求、挫折、矛盾、苦闷、辛酸、失意等复杂心态,读词如读其人。其后,大多名人志士都效仿这一风格。
柳永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对后来词人影响甚大,其在词调的创用、章法的铺叙、景物的描写、意向的组合和题材的开拓上都给苏轼以其实,故苏轼作词,一方面力求在“柳七郎风味”之外,自成一家;另一方面,又充分吸取了柳词的表现方法和革新精神。从而开创出词的一代新风。但也不能否认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的非凡的成就:其一,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他在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且苏轼主张词须“自成一家”,即“其文我如其为人”,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达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向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 其二,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面。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的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苏词中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此类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在他的词中不仅想内心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苏轼在词中不仅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现居读书及躬耕、涉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阔达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中心的殿堂。 其三,“以诗为词”的手法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苏轼把词变为缘事而发、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体,并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增强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从本质上,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
柳永为后人所重视的,是他在宋词方面的贡献。其在词史上的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他是长调(慢词)的倡导者,并且是创作词调最多的词人。宋初词宗《花间》,多唱小令。由柳永大力开拓新局面。试看北宋初年直到徽宗时代,几个大名家的词集几乎全是小令:例如晏殊的〔珠玉洞〕,全部130多首中,除了卷末5首应酬的寿词〔拂霓裳〕、〔连理枝〕是中调外,几乎全部是小令。欧阳修的《六一词》,也绝大部分是小令,而且有些调子用得特别多,如〔渔家傲〕30调,〔玉楼春〕29调,〔蝶恋花〕17调,〔采桑子〕13调。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在宋代所用八百八十多个词调中,有一百多调是刘永首创或首次使用。因而才有“词至柳永,体制始备”的说法。 其二,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柳永的词面向市民大众,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并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言、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着力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人物、所关注的情事。柳永一改往日文人在描写深闺女性的自怨自艾,逆来顺受的情节,表现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并且第一次将笔端伸向平民妇女的内心世界,表现被遗弃的或失恋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柳永的词也真切地反映了下层妓女的不幸和她们从良的愿望,贴近市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欣赏趣味。在表达方式上,柳永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来表现。 其三,柳永为适应慢词长调体式的需要和市民大众欣赏趣味的需求,创造性地运用了铺叙和白描的手法,使得柳永大部分的词都有即事言情,情由事生,抒情中含有叙事性和隐约情节性的特点。在叙述中,柳永善于巧妙利用时空的转换来叙事、布景、言情,并且创出其独特的结构方式,即从现在回想过去而念及现在,又设想将来再回到现在的回环往复式时间结构,一改往常过去和现在或加上将来的二重或三重时空构成的单线结构。柳永还大量使用白描手法,写景状物,不用假借替代;言情叙事,不需烘托渲染,而直抒胸臆。 其四,柳永的词注意表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即抒情自我化。柳永一生宦游沉浮、浪迹江湖,正如南宋陈振孙所说的柳永“尤工于羁旅行役”,由于“未名未禄”,必须去“奔名竞利”,于是“游宦成羁旅”,“谙尽宦游滋味”,柳永的词全面展现出柳永一生的追求、挫折、矛盾、苦闷、辛酸、失意等复杂心态,读词如读其人。其后,大多名人志士都效仿这一风格。
柳永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对后来词人影响甚大,其在词调的创用、章法的铺叙、景物的描写、意向的组合和题材的开拓上都给苏轼以其实,故苏轼作词,一方面力求在“柳七郎风味”之外,自成一家;另一方面,又充分吸取了柳词的表现方法和革新精神。从而开创出词的一代新风。但也不能否认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的非凡的成就:其一,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他在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且苏轼主张词须“自成一家”,即“其文我如其为人”,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达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向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 其二,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面。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的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苏词中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此类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在他的词中不仅想内心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苏轼在词中不仅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现居读书及躬耕、涉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阔达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中心的殿堂。 其三,“以诗为词”的手法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苏轼把词变为缘事而发、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之体,并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增强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从本质上,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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