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国说》讴歌了祖国未来的英姿及其光辉灿烂的前程，对肩负着建设少年中国重任的中国少年寄予无限希望，鼓励他们奋然而起，投入到改造中国的战斗中去。
文字语言特点是高度凝练、概括，气势宏大，感情饱满。文章多为四字一句，而且押韵，处运用反复、对偶、比喻、排比等修辞方法，大量地引用了典故，使文章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读起来铿锵有力，朗朗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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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国说是清朝末年 梁启超（1873—1929）所作的散文，写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900年，文中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指出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是“老大帝国”，热切希望出现“少年中国”，振奋人民的精神。
文章不拘格式，多用比喻，具有强烈的鼓励性。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寄托了作者对少年中国的热爱和期望。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少年中国说
古人说了几百年的“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感慨光阴飞逝，物是人非。曾经的少年都流逝在岁月的长河里，大家只能感慨世事无常和对青春的呼喊。
1898年戊戌变法失利，百日维新被废止，维新派匆匆走下政坛，成为当时人人得而诛之的阶下囚。戊戌六君子从容就义，“去留肝胆两昆仑”，向世人宣称革命和鲜血并行的决心和毅力。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流亡日本，再筹谋中国之大计。
《少年中国说》
可在公元1900年（庚子年），也就是一百二十年前的中国。可谓是，风雪交加的一年。这一年的春天，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反洋反外侵的呼声越来越高。随后，五月清廷慈禧太后向全世界开战，八国联军占着自由文明的口号炮打中国，八月北京城彻底沦陷，清廷权贵仓皇逃往西安。
《少年中国说》
序言：
此时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梁启超远在日本，感痛于中国命运之多舛，革命路途之渺茫，时世人民之多难，中国封建制度之腐败落后。于1900年的五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一篇震惊时政的文章——《少年中国说》。
该文一出，便以热烈激昂的情感和志气向中国之少年发出邀请和鼓舞，告诉世界，中国少年和少年中国身上所孕育的活力和希望。
一、花有重开日？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文明古国，我们的历史上从三皇五帝，中至汉唐辉煌，下至明清繁华。其中，积蓄了五千年的厚重和沉稳，人们在这样的文明里生根发芽，繁衍生息，在华夏这片大地上书写自己的传奇和未来。
唐代诗人张若虚曾在《春江花月夜》中写道：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我们一代一代的更替和发展，如同历史长河中的过江之鲫，不可枚举。只是花依旧，只是月依旧，只是这片文明大地依旧。
他们的依旧写着古老和沉默，亦如五千年来的岁月。可这五千年也不只是在单调地复制和粘贴，他们的辉煌如同在人类历史群星闪耀的夜空下，绽放出异样灿烂光辉的瞬间。时间是永恒的，光也是永恒的，那是不朽的辉煌。
《少年中国说》
那么，这样的辉煌会在此绽放吗？
这就像问道：花有重开日？这样的迷惑却又迷人——
近代的中国是苦难而沉重的，那一代人背负了太多时代给予的使命和信念——中国之不朽，且永远年轻，永远少年。就像一百多年前，那些印在泛黄照片上，拯救中国从容就义的年轻面孔一样，他们也是时代的少年，也是永远的少年。
《少年中国说》的另一特点是其形象的丰富性。形象性是中国古代政论文的优良传统，在历史上早就有贾谊《过秦论》那样的传诵千古的名篇。梁启超的散文则把传统散文创造出的意象体系，大大地扩展了、丰富了。其写“老”则不仅用“夕照”，用“瘠牛”、用“秋柳”、用“陨石”，用浔阳江头的琵琶妇，西宫南内的白发女等等民族的、传统的、为人熟知的形象，作多侧面的揭示，而且大量地运用了新时代、新生活、新知识、新事物提供的丰富形象。诸如“死海”“金字塔”“西伯利亚大铁路”，拿破仑的流放，阿剌飞（或译阿拉比帕沙）的幽囚，玛志尼的革命等等，自然而然地把读者的目光引向中华帝国之外的广阔世界。让人在不知不觉中领悟到要使古老的民族恢复青春，就必须以欧洲为师。更值得赞赏的是，梁启超使用丰富的形象，不仅围绕着一个思想中心，而且在众多的形象之中也是有主有从，突出了中心形象。这个中心形象就是手“握国权”的“老朽之人”。如果没有这个中心形象，前面的形象虽然丰富，但难免杂乱，有了这个中心形象，前面丰富的形象就与之共同构成了有机的整体，集中地为批判、揭露腐败的清廷服务了。
“笔锋常带情感”是梁启超“新文体”的又一特色。而他写政论文，也往往以抒情之笔出之。《少年中国说》通篇就不是用冷静的分析、严密的逻辑逐层论证，而似乎是顺着情感的奔流，纵笔而成。一落笔，“欲言国之老少，请言人之老少”。就像久遭禁锢的情感的火山，突然爆发，一气用了十个排句，将“老年人”与“少年人”的两种生理状况，心理特征，精神状态，思想方法，反复地进行对比分析。开头是两个长句，长句中又包括几个短句，分述相关相异的几层意思，气势稍缓；但越往后，句式越短，节奏越快，奔腾直泻，一发难收。开头好像是火山的熔岩滚滚外溢，而往后则是短促的、猛烈的、势不可挡的连续喷发了。以后的几大段情感的节奏渐趋平缓，而情感的力度却伴随着论题的开展而加强、而深化了。最后以一段四言韵语作结，把情感再次推向高潮。但这不同于开头那久遭禁锢后的情感爆发，而像江水出峡后的汪洋恣肆，其中充满了对“少年中国”的未来的热切追求，美好向往，让人觉得天空海阔前程无量，文虽终而情未尽，悠远绵长，耐人回味。
《少年中国说》文学语言上的独创性，在梁启超的散文作品中也很有代表性。就词汇来说，这里有“俚语”如“赎我一条老命”，“走无常当医生”之类；有韵语如末段“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有外国语法，如“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一段。这三者，细辨似有不同，但又共同构成一篇文章的有机整体，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传统的文学语言的重大改革。中国传统的文学语言在西汉以前基本上是口语型的，也就是说当时的书面语基本上是规范化的口语，“言”与“文”大体一致。两汉以后，书面语脱离了口语，而逐渐变成一种人为的文字型的文学语言了。它的极端形态就是骈俪文。唐宋古文运动使接近自然语势的单行散体，恢复了在叙事、议论、写景、抒情之文中的统治地位，但在公私文翰，科场应制等领域，依然为骈体留下生存的空隙，而且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言”“文”一致的问题。宋、元以后，白话文学虽然越来越兴旺发达，但却只能占领“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剧领域，而作为文学正宗的“古文”的写作，还是继续排斥口语。待到梁启超的“新文体”出世，古典散文中的千年禁地就被一举攻克了。在他使用的散文语言中，不仅大量地吸取了口语的精华，而且还融进了外来词语和外国语法。这无疑是对中国古代散文使用的词汇系统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变革。而梁氏的文章之所以能够做到“平易畅达”，挟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也正同他所创造的新的词汇系统的表现力不可分割。这个新的词汇系统，虽然还没有实现“言”“文”一致的历史要求，还保持着旧有的文字型文学语言的基本形态，因而对文学创造使用的词汇系统进行的变革，还很不彻底；但是，在中国散文和中国文学语言演化更革的历史上，它无疑是从文言文转变为白话文，从文字型文学语言复归于口语型文学语言的过渡形态。它适应了历史本身对文学语言变革提出的要求，所以难怪梁启超的“新文体”一出现，学者竞相仿效，而使“文界革命”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了。由此可见，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梁启超不仅是传播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文化的卓越的宣传家，而且是赋予新的资产阶级思想以新的语言文字形式的杰出的文学家。这篇《少年中国说》，不妨作为鼎中一脔，推荐给当代读者去细细品味。
以少年为喻,论述了作者以上中的“少年中国”的理想,即由中国少年所制出的“未来之国”,表达了作者改革现实,建立富强进步国家的改良主义思想.
全文是少有的长篇大论,气势奔放、滔滔不绝,具体可分为五段.第一针对日本及欧西人称中国为“老大帝国”的谬论,提出全文的论点：“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第二段“先言人之老少”,以生动形象的比喻,说明二者的区别,归结到“国亦宜然”.
第三段具体描述了老大堪伤之处.
第四段从近代国家的概念,论中国在今日为“少年之中国”,“此前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
第五段论少年中国被日本及欧西人称为“老大帝国”的原因,在于“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而“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希望经过少年努力,使中国富强进步,胜于欧洲,雄于地球.
全文立论精辟,条理明晰,善用比喻、对比、排比句式等修辞手法,激情奔涌,形象真切,层层递进,极富感染力和鼓动性.这种文章在当时发表于报纸,是“别有一种魔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