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西蜀词坛的发展状况

Answer 1

五代时之西蜀(含前蜀、后蜀),有国共计不到四十年.其文学成就可堪称道者,仅词一种而已.千百年来,以《花间集》为标志的西蜀词,却一直受到不公正的评价,被视为"颓靡"之音.比如游国恩等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即谓花间词人是：
奉温庭筠为鼻祖,绝大多数作品都只能堆砌华艳的词藻来形容妇女的服饰和体态,题材比温词更狭窄,内容也更空虚.在艺术上他们片面发展了温词雕琢字句的一面,而缺乏意境的创造,花间词人这种作风在词的发展史上形成了一股浊流,一直影响到清代的常州词派.
似乎西蜀词毫无可取,在词史上无地位可言.
人们对西蜀词抨击得最厉者是其内容之"颓靡",但西蜀词中"颓靡"者又到底有几首呢?如果我们把西蜀词中"颓靡"者,同北宋欧阳修、柳永等人所写之"颓靡"者相比较,谁个又更颓靡一些呢?可以这样说,西蜀词中除极少数作品,表现了作者病态的心理外,绝大多数词应属表现健康的至少是无害的情爱.
即便西蜀词在内容上一无可取,又是否意味着西蜀词在词的发展史上毫无地位可言呢?恐怕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如果我们把西蜀词放在词的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察,就可以发现,西蜀词在词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本文拟就西蜀词在词史上的地位问题,略陈一管之见,以就正于专家学者.
一、西蜀词完成了由乐工词向文人词的转变
文人词,欧阳炯《花间集序》又称之为"诗客曲子词".从词的初创期唐代来看,词的作者多为乐工,士大夫只是偶而为之.尽管今天所能见到的乐工词不多,但可以肯定,在唐代,乐工当是词的主要作者,敦煌曲子词的发现即为明证.
文人词今见于《全唐五代词》(张璋、黄畲编,下同)者共计956首,但所收之作,不少都是齐言体,很难说就一定是词.如果除去这部分齐言体的作品,以及易静以《望江南》词调写成的兵书《兵部望江南》五百首,则唐代真正可视为文人词者,也不过二、三百首.有唐几三百年,仅有文人词二、三百首,可见词在唐代,还未被文人所重视.文人只是偶而兴之所到,才涉足词的创作,这同唐诗的繁荣兴盛,恰成鲜明的对照,反差十分强烈.故整个唐代,文人词的创作呈现出一种冷落的状况,当然更说不上形成所谓流派.
温庭筠在词的发展史上是个十分关键的人物.他的词作,既可视为由乐工词向文人词的转变的过渡期,也可视为词由初创期向成熟期转变的过渡期.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温庭筠时代,并没有形成众多的成熟的文人词作者繁星满天的局面.
词发展到西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完成了由乐工词向文人词的转变.由唐代为数不多的文人零星的创作,向西蜀大量制作"诗客曲子词",的转变.
西蜀词,应包括西蜀人,流寓西蜀之人和成名于西蜀,后流寓他乡者这三部分人所写的词.
《全唐五代词》列入前蜀之词人有王衍、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牛希济、尹鹗：李殉、毛文锡、庾传素、魏承班十一人,列入后蜀之词人有顾复、韩琮、鹿虔戾、阎选、毛熙震、孟昶、花蕊夫人、欧阳炯、欧阳彬、刘保又、许岷、文珏十二人,合计二十三家.
笔者以为,除以上二十三家外,还应将列入荆南之孙光宪,视为西蜀词人.孙光宪属于成名于西蜀后流寓他乡者.孙光宪为陵州仁寿郡贵平(今四川省仁寿县)人.据庄学君《孙光宪生平及其著述》(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一文考证,孙光宪生年大约在公元895年略晚,三十岁前,曾任前蜀陵州判官,约于前蜀灭亡之公元925年出川为荆州高季兴之掌书记.素以才学自负的孙光宪离蜀之前,即应是词家里手,并广有影响,故结书于后蜀广政三年(940年)的《花间集》,才将其词作收入六十二首,其数量之多,仅次于占第一位的温庭筠的六十六首.孙光宪为西蜀词的繁荣作出了贡献,如果将其摒斥于西蜀词人之外,既是对其本人的不公,也不符合历史的客观事实.
这样,西蜀词人共计二十四家,现存词合计515首.及花蕊夫人《采桑子》半阕,李殉失调名词之断句一句,西蜀文人词创作之丰,远非唐代文人词所能比.
以上所述是把西蜀文人词,从纵向同唐文人词比较,现在再从横向把西蜀文人词,同五代时其他文人词加以比较.
西蜀词在五代词中又具有特殊的地位.据《全唐五代词》,整个五代,今存词共803首(《全唐五代词》漏收《花间集》张泌《浣溪沙》[枕障熏炉]一首).北方之梁、唐、晋、汉、周和南方的吴、荆南、吴越八国,共存词不过73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故整个五代,实际上只是西蜀和南唐才形成两个文人词的创作集团.西蜀词今存词515首.南唐词却仅有214首,数量不及西蜀词之半.尽管总体上南唐词的成就略高于西蜀,但其创作数量却无法同西蜀词抗衡.
更为重要的是,西蜀词的创作年代要早于南唐词.今之西蜀词,大半都收入我国最早的词集,赵崇祚编的《花间集》.《花间集》收入西蜀词人词作共305首,约占西蜀词总数515首的三分之二.据欧阳炯《花间集序》,《花间集》结书于后蜀广政三年,当前、后蜀的词作者已经形成一个创作集团时,南唐方建国三年,而南唐词作成就最高的李煜年方三岁,冯延巳也未成名.此诚如陈匪石《声执》卷下所云：
《花间集》为最古之总集,皆唐五代词.……所录诸家,与前、后蜀不相关者,唐惟温庭筠、皇甫松,五代惟和凝、张泌、孙光宪.其外十有三人,非仕于蜀,即生于蜀.……考花问结集,依欧阳炯序,为后蜀广政三年,即南唐升元四年,冯(延巳)方为李■齐王府书记,其名未著.
这样,西蜀词人在温庭筠的影响下,在短短的不到四十年的历史中,即以词人众多、词作丰赡的崭新面貌出现于词坛.从西蜀词人开始,文人词取代了乐工词,占据了词作的舞台,文人作词已不再是偶而涉足,而是把词这一歌曲形式,变为一种文学形式自觉地加以运用,为词在文学的百花园中占据了不可动摇的一席.
二、使词这一文体完成了由初创期向成熟期的转变
词在温庭筠以前,属于词的初创期.这一时期,无论是词体的确立,词调的稳定,词的艺术表现等,都不成熟.
所谓词体问题,实际上是说到底什么才叫词呢?这们问题直到今天仍未解决.按照郑振铎先生的说法：
词和诗并不是子母的关系.词是唐代可歌的新声的总称.这新声中,也有可以五、七言诗体来歌唱的,但五、七言的固定的句法,万难控御一切的新声,故崭新的长短句便不得不应运而生.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三十一章
在郑先生看来,凡是可歌的新声均可视为词.依据这一观点,则《竹枝》、《杨柳枝》一类五、七言的作品,均可视为词.
但王力先生在《汉语诗律说》中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一种律化的,长短句的,固定字数的诗.
根据王力先生对词的解释,则《竹枝》、《杨柳枝》一类五、七言齐言体的作品,则不能算是词.这种在词的定义上的歧见,是由于词在其初创期不成熟性所造成的.
词在其初创期以及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具有一个很重要的属性,即可歌.但在唐代,可歌者不一定都是词,乐府、绝句、舞曲、民歌均可歌.是时可歌者,齐言与长短句并存,诗、词之分疆并不严密.故此,任半塘先生于《唐声诗》一著中,主张以"声诗"这一概念,来概括这类可歌之作品.他于《唐声诗》上编之《弁言》中,曾指出唐圭璋先生等编辑的《全宋词》收词之不当,云：
两宋接近唐、五代,文化启承繁密,诗、词虽因乐分,而总体关系难割.审其"严辨"结果,有体异而并未辨者,有虽辨而并不严者,有辨则严而行则不严者.全集之中,不但诗、词、曲三体同见,仍然丛脞不纯.其虽取唐代诗调以为准则者,亦或明或昧,自相刺谬,显然便是问题.
半塘先生这一见解,实属精到公允之见.今以《全唐五代词》为例,所收唐人作品中,就有《织锦曲》、《踏歌词》、《杨柳枝》、《绿珠怨》、《水调歌》、《桃花行》、《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苏摩遮》、《乐世词》、《山鹧鸪》、《阿那曲》、《一斛珠》、《丽人曲》、《阳关曲》、《清平调》、《结袜子》、《六州歌头》、《■乃曲》、《拜新月》、《竹枝》、《桃花曲》、《状江南》、《步虚词》、《还京乐》、《江南春》、《宛转曲》、《古钗叹》、《纥那曲》、《浪淘沙》、《抛球乐》、《急乐世》、《柘枝词》、《离别难》、《风归云》、《南歌子》、《剑器词》、《白鼻骗》、《难忘曲》、《罗■曲》、《忆汉月》、《甘州歌》、《金缕曲》、《何满子》、《氐州第一》、《雨淋铃》、《胡渭州》、《春莺啭》、《怨回纥》、《玉楼春》、《水调词》等五十调为五、七言齐言体.此外,又有若干首六言齐言体,无论是这些齐言体,或是余下的长短句,都很难断定其是否真正为词.故视为词者,收入词集；视其为乐府者,收入乐府集；视其为诗者,又收入诗集.这种情况,完全是词在其初创期这一特殊条件下所决定的.
词至晚唐之温庭筠,由于他具有"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的能力,遂对词体的确立奠定了一个坚定的基础.温庭筠现存词六十六首(此依施蛰存说,见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室所编《词学研究论文集》施蛰存之《读温飞卿词扎记》一文),共用十八个曲调,仅《杨柳枝》一个调为七言齐言体.
词至西蜀,大不同于其初创期.今仍以《全唐五代词》所收为准,在西蜀二十四家词人中,共使用了《浣溪沙》等七十七调,其中仅《木兰花》、《杨柳枝》、《玉楼春》、《醉公子》四调四体为五、七言齐言体.这种状况说明,词的一个重要属性在西蜀时已基本形成,即词为长短句,而非齐言体.西蜀词人以后,极少有人再写五、七言齐言体.
从词调来看,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的格律,也大体上于西蜀即确定了下来.当然,词调格律的最终定型应是北宋大晟词人周邦彦.
从词的艺术表现来看,其成熟的最重要的标志是词的文学语言.在词的初创期,出自乐工之手的词作,语言粗糙无文,诚如欧阳炯《花间集序》所云："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言之不文",即指乐工词缺乏文采,俚俗气特重.例如敦煌曲子词《望江南》中的两首：
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
天上月,遥望似一团银.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
这类作品,有如顺口溜,显得鄙俚无华.
同时,乐工词在下语用字上也往往欠准确.沈义父于《乐府指迷》曾指出乐工词这一缺陷,云：
前辈好词甚多,往往不协律腔,所以无人唱.如秦楼楚馆所歌之词,多是教坊乐工及市井做赚人所作,只缘音律不差,故多唱之.求其下语用字全不可读,甚至咏月却说雨,咏春却说秋.
西蜀词则不然,词作者已由乐工,变成了在社会上具有一定或较高地位,在文学上有较高修养的文人.欧阳炯把西蜀词称之为"诗客曲子词",用以区别乐工之曲子词.西蜀词人吸收乐工词和温庭筠词的语言优点,把词之初创期接近口语的乐工词,改造成以书面语言为主,并吸收民间有表现力的俗语,读起来既不艰深,又不粗俗,基本准确生动,雅俗并重的文学语言.
此外,西蜀词在谋篇布局,设色选声、情景交融等技法上,也已成熟.
这样,"上不似诗,下不类曲","别是一家"的词这种文学形式,便是西蜀时已经成熟.从此,这种成熟的文学形式经南唐词人的进一步拓展,至两宋即形成中天丽日下群芳吐艳的鼎盛局面.西蜀词在这方面对词的贡献,实在不容抹杀.
三、树立了婉约词派的正宗地位．
把词分为婉约词与豪放词,最早可追溯到明人张■.张■在《诗余图谱·凡例》中说："词体大约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籍,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张■所说的"体",指的是风格,他把词分为婉约与豪放两种风格.
所谓风格,是指成熟的作家所具有的区别于他人的独特的艺术风貌.我国学者对风格及风格的基本类型早有研究.最早对基本风格类型分类的是刘勰,他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把文学的基本风格类型分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种.唐之皎然在《诗式》中,则把诗的基本风格类型分为"高"、"逸"等十九种.稍后于皎然之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又把诗的基本风格类型分为雄浑、冲淡等二十四种.到了清代,桐城派的代表作家之一的姚鼐,则化繁为简,把文学的基本风格类型只分为两种,曰"阳刚",曰"阴柔".张■把词分为婉约与豪放两种基本风格类型.婉约者相当于姚鼐所云之阴柔,豪放者相当于姚鼐所云之阳刚.把风格分为两种基本类型的两分法,能使读者对最为典型的作品看得很清楚.何为阴柔阳刚,何为婉约,何为豪放.但对一些刚柔相济的作品,则无法将其风格归类,这是两分法的局限.但这种两分法施之于词,大体上能把绝大多数词作归入两大基本类型.
既然词可划分为婉约和豪放两大基本风格类型,则又有婉约词派和豪放词派之说.所谓流派,是指文学见解和创作风格相近的作家群.把词分为婉约词与豪放词派两大流派者,当是清初之王士祯.王士祯在《花草蒙拾》中说："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二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自王士祯作是论后,遂为学界所接受.鲜有持异议者,故词分婉约与豪放两派遂成定论.时至今世,吴世昌先生在《文史知识》1983年第9期上著文,一反众说,完全否定有豪放词派与婉约词派之分,说："笼统说来,北宋各家,凡是填得好词的都源于"花间",……所以我们如果说,五代北宋没有词派,比硬指某人属于某派,更符合历史事实"(《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此论一出,影响极大.然追随者似不多,直至1988年,才有李家欣之《论宋词无婉约、豪放两派》一文(见《江汉论坛》1988年第2期),力排"词学界以婉约、豪放两派论词"之谬说,力主"几乎所有的词人都是婉约词的作者"这一新论.
到底有无婉约词派和豪放词派之分,这本是无须论证的客观存在.从苏轼始,到南宋初期之张元干、岳飞、赵鼎、李纲、张孝祥,一再到南宋中期之辛弃疾、陈亮、刘过、陆游等,其作品风貌之不同于花间、尊前、晏、欧、柳、秦,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如果我们承认苏、辛等人的词作中确有一种不同于花间、尊前、晏、欧、柳、秦等人的风貌,那我们有什么理由否定苏、辛豪放词派的存在呢?
由于本文论述婉约词为词之正宗,而豪放词非词之正宗,其前提是承认有婉约与豪放两派.如果这一前提不能成立,则所论都是建立在半空中之楼阁.故此偏离正题,略陈己见,然非本文所论主旨,在此略为表态,而未作深入论述,若以后时有闲暇,当另文论述.
词既有婉约与豪放两派之别,遂生正、变之争.但通观历代学者,谈正、变并不都同婉约、豪放两派有关,其内涵不尽相同.比如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谈正、变时就这样写道：
花间以小语致巧,世说靡也.草堂以丽字取艳,六朝■也.即词号称诗余,然而诗人不为也.……言其业,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险,长公丽而壮,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
王世贞区别词之正、变的标准,是他在《艺苑卮言》说的另一段话：
词须婉转绵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烟花于闺■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
王世贞区别正、变的标准是"婉转绵丽,浅至儇俏"八个字,合于这八个字,则为词之正宗,不合此八个字,则为变体.所以,他将花间词派的代表作家温庭筠、韦庄的词作视为变体,由此可见．王世贞论词之正、变,是同婉约、豪放二者无关.
把词分为婉约、豪放两种风格,并以婉约为正宗者,仍是明人张■.他说："大约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诗余图谱·凡例》).到了清代,王士祯正式把婉约词派视为正,而把豪放词派视为变,说：
诗余者,古诗之苗裔也.语其正则■、煜为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极盛,高、史其大成也；语其变,则眉山导其源,至稼轩、放翁而尽变,陈、刘其余波也.
--《倚声前集序》
很明显,王士祯分词之正、变,是就两个流派而言他把从李碌、李煜,到李清照、秦观、高观国、史达祖一派婉约词人,视为词之正宗,把从苏轼到辛弃疾、陆游、陈亮、刘过一派豪放词人,视为词之变体.
须指出的是,古人论词之正、变,带有严重的倾向色彩.尊为正宗者,则视为词之典范、楷模.本文论词之正、变,非为褒此贬彼,扬婉约而抑豪放,目的是要指出婉约、豪放两种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作品,到底是那种风格那个流派更代表词的发展主流.所谓正宗与变体,虽同词这种文学形式的内在特质有关,但更取决于词在其发展过程中,谁个更代表词的发展主流.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到底是婉约词还是豪放词是词的发展主流,结论是不言而喻的.
前已言及,词在其初创期,基本上为乐工所专有,文人只是偶而涉足.大量作词的文人当属温庭筠.温庭筠首先在男女情爱、相思离别这类题材作深入的开拓.温庭筠的词作,是文人婉约词泛起的第一朵浪花.文入婉约词掀起的第一个浪潮,即为西属词人作家群.西蜀词的出现,标志着婉约风格的正式形成.文人婉约词掀起的第二个浪潮,应属南唐二主、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人作家群.词至两宋,即形成婉约词的汪洋浩渺的大海奇观,带来了文人婉约词的全面繁荣.二百年来,西蜀词所形成的婉约词风,始终是词的主流.晏、欧、柳、秦、李、姜、高、史诸公,无不受西蜀词的影响.尽管宋代的婉约词人在意蕴、题材、艺术技巧等方面较之西蜀词有新的开拓,但其风貌仍未能脱离西蜀词所确立的"词为艳科"这一轨迹.只是到了苏轼,婉约词的一统天下才发生变化,豪放词才逐步在词苑里占据了一席之地.对此,陈廷焯于《白雨斋词话》卷一曾指出,"北宋词,沿五代之旧".于卷八又指出,"唐五代小词,皆以婉约为宗".即以否定宋词有豪放派的吴世昌先生也认为西蜀词所形成的"花间作风"为词之"标准"、"正宗"、"正则"、"尺度"云：
在北宋人看来,《花问集》是这一文学新体裁的总集和范本．是填词家的标准与正宗.……词家以能上逮花间为正则,花间作风成为衡量北秉词人作品的尺度,大家如欧、范、二晏、张、贺、秦、赵令畴、周,其词作莫不如此.
--《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
吴世昌先生既以"花间作风"为"正宗"、"正则",则说明有"非正宗"、"非正则"的什么词的存在.
反过来,我们从评论豪放词的论者话中,也可以看出,婉约词是词的发展主流.比如胡寅在《题酒边词》中就说："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所谓"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宛转之度",均指婉约词的风格.从前蜀建国之公元907年,到苏轼创作第一首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之公元1075年,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则应为婉约词的一统天下才是.只是到了苏轼,才使词出现了新的风貌.陈师道在批评苏轼词时说："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夭下之工,要非本色"(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十一引《后山诗话》).所谓"本色",意同"正宗".陈师道以为苏轼之豪放词"非本色",其意当然指其词为非正宗.
今之一些学者,根据敦煌曲子词的发现,不承认婉约词为词之正宗.诚然,反映晚唐五代社会生活的敦煌曲子词在题材上比较广阔,举凡游子思归、官场失意、高山大川、边塞景色、帝王气象、林下情趣、文韬武功、羽化登仙等题材均可入词,"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尚不及半"(王重民《敦煌曲子词·叙录》).但据此即得出婉约词非词之正宗这一结论,却十分失当.
盛唐以后,为满足士大夫娱乐的需要,达官贵人之家广蓄声伎之习十分普遍,即以中唐以倡导道统著名的韩愈而言,也有二侍女,"合弹琵琶筝"(张籍《祭退之》).而民间的秦楼楚馆,更是鳞次栉比.对这种状况欧阳炯之《花间集序》说得十分清楚："有唐以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我们很难想象,歌妓舍弃相思离别、伤春悲秋这类题材,而去高歌帝王渴慕良将,方士企求登仙这类曲子,会受到寄情声色的人们的普遍欢迎.我们只能认为,敦煌曲子词只是保存下来的唐五代词的一小部份,并不是唐五代词的全部.即便是在唐代,以男女风情为主的所谓艳科的词作,仍是词的主流、正宗.
退一步说,即便西蜀以前词作题材的确十分广阔,各种题材平分秋色,婉约词并非词之正宗、主流,但词发展到西蜀,"诗客曲子词"的文人作者已崛起于词坛,并专在婉约方面着力,使男女艳情、相思离别这类题材得以充分表现,并在深度上又加以开拓,从而树立了婉约词的正宗地位,并影响到词全部历史,这难道不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西蜀词在词史上的地位是比较突出的：西蜀词完成了由乐工词向文人词的转变,使词这一文体由初创期进入成熟期,并树立了婉约词在词史上的正宗地位.这种地位,非晏、欧、柳、秦辈所能比,开创豪放词派之苏轼庶几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