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武一宗”灭佛有谁？及其原因，影响。
两晋南北朝时，佛道并盛，统治者往往出于自己的需要，对两教或有取舍，或一同提倡，这就使两派开始争夺宗教势力的主动权。这个时期，佛教被官方认可甚至大力提倡。南朝至东晋时期一直到宋齐梁陈各朝代，帝王大多非常崇信佛教。梁武帝对佛教推崇有加，甚至入寺静修。因此，佛教在南朝蓬勃发展。北朝从后赵的石勒、石虎时代开始支持佛教，中间虽然经过北魏太武帝灭佛。但此后佛教再度兴起，更有甚者如北魏孝明帝崇佛仰道，大大推进了北朝佛教的发展。佛教在南北朝由于自身的日趋成熟和统治者的扶持，大大地扩展了势力。因此，佛教在中国站稳了脚跟，而且还渐渐摆脱了对玄学和道教的依附地位，发展成为颇有影响的独立力量。而此时道教刚刚从民间走向上层社会，刚刚向正统化转复，较之佛教，力量相对薄弱。但道教毕竟是中国本土的、传统的宗教。因此，两教为争夺宗教传播阵地和思想文化领导权，逐渐产生了谁是主导的争执。
由此可见，佛道之争其实并非两教教义和宗教哲学的冲突。而是两种不同文化在融合中的冲突，是两教间利益的冲突。这个时期，佛道冲突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三武一宗”灭佛。佛教、道教的争端往往是封建国家采取灭佛措施的一个导火索。因此，“三武一宗”不仅隐藏着佛教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之间的矛盾，也隐藏着佛教势力与政府的经济冲突。其中，隐蔽着更深刻的背景和复杂的原因。
纵观诸帝灭佛因缘，分析“三武一宗”四次法难，原因复杂，各不相同。据史书记载，主要灭佛原因归纳于下。
（一）在[魏书·释老志]中列有北魏太武帝拓跋灭佛原因：
1>.帝虽敬重佛教,但自幼已讽诵老庄。
2>.专念成功。
3>.相信道士寇谦之得仙之术。
4>.信谋臣催浩谄言,以佛教为虚诞。
5>.发现沙门在寺中专横于酒。
6>.发现寺中藏有弓、矢、矛、盾兵器和宝物。
7>.发现寺内藏匿贵族妇女。
8>.沙门众多，影响缩小了国家的税源兵源役源。
（二）据广弘明集]中所载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原因：
1>.寺塔佛像无益治国安民,应当废除。
2>.彻底改革佛教,寓佛教于国法世俗之中。
3>.改变佛教贪婪腐化之风。
4>.财政开支，佞佛已占三分之一。
5>.佛教来自外域，不应供奉。
6>.民众为逃避苛役重赋，相继投入空门。
7>.认为僧尼是崇拜偶像，愚惑人民，自由地滥用公费。
（三）据[旧唐书]中分析唐武宗李炎灭佛原因：
1>.阶级原因：“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言人,无愈此道”。
2>.个人原因：唐武宗迷恋“长生”偏术；颇好道术修摄之事。
3>.经济原因：十分天下财，而佛有其七八。
4>.受道士赵归真煽言：佛教“非中国之教”，属于“异俗”。
5>.道士编造谶言：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登位理国。
（四）据[旧五代史]中所载后周世宗李炎灭佛原因：
1>.周世宗的统治政策：崇儒教为主。
2>.铜钱出现短缺
3>.寺院成了逃避赋税的避身所。
4>.寺僧的泛滥直接影响国家的赋税兵役。
南怀谨在《原本大学微言》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中国过去的历史，尤其在佛教的宗教史上，认为破坏佛教最厉害的，便是‘三武一宗’之难。但并没有说雍正这样做，也是佛教史上的灾难。事实上‘三武一宗’的事件是由历史文化思想的冲突，和佛、道两教的宗教斗争，以及那些昏君的不知正面治理所造成的结果，但也并非是政治上的绝对盲动。至于雍正的整顿佛教禅林，他是以内行对内行，他的本心原在维持佛法的正知正见。当然不能把他作为迫害宗教的事件来论断：雍正这样做，也是佛教史上的灾难。不管是‘昏君’所致，还是外行对内行，还是思想文化冲突。但从四次灭佛事件有一点应明确，宗教不能成为超世俗而独立。
（五）历史的启示
据以上史书记载“三武一宗” 这四次灭佛的主要原因，各帝王动机不一，情况各不相同，但如出一辙。无非是政治原因；思想文化领域的冲突；僧团道风方面的缺陷；僧俗之间的经济利益的矛盾方面等问题。宋代宗颐禅师为此做过检讨：“天生三武祸吾宗，释子回家塔寺空，应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检守真风”。佛陀曾经说过，我佛法非外道天魔能破，而僧人不守戒律，破坏僧团，不守清规，如“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
东晋名僧道安大师说：“不依国主，法事难立”；太虚大师提倡的“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的人生佛教理念……也都是针对其当时代的社会背景下提出的。四次废佛以后，在中国还保留着兴旺的佛教宗派——禅宗。禅宗历史上著名的百丈怀海禅师，制定了一套《百丈清规》。又《百丈清规》云：“道场以无事为兴旺”；除僧人立守戒律外，还提倡，“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理念，这和当时社会背景相契应，故禅宗在灭佛中影响不大。这是契合当时社会因缘之故。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而面对新时代的社会背景下，佛教如何与社会相适应，共建和谐呢？如何做到道场兴旺，海众安和呢？如何发挥佛教在新形势下的积极作用呢？古德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是决定万物之本，只有固本求原，万物才能滋长，海众方能受福。所谓固本即是僧伽队伍的素质建设，是否符合适应当今社会的需要和要求，有没有起到引领社会、人心、和谐、净化的作用！寺院本是选佛场，是否有发挥其应有功能和作用，还是作为一种“文物”或“神庙”来供奉？尤其从四次灭佛中看出经济是灭佛的共因，当今社会经济繁荣，寺院香火、弘法亦“水涨船高”。但规范、如法、利用、管理好……，为社会和谐、佛教发展，不得不“三省”吾身。终归究底，保持佛教僧团的清净庄严是关键，发挥佛教社会价值是维护佛教兴盛的根本。
古代寺庙收留百姓，却背了黑锅。
“正光已后，天下多虞，工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魏书·释老志》。
唐朝均田制失败，之后的两税法又形同虚设，造成部分百姓成了逃户跑到寺庙，唐、宋官方都贩卖过度牒，度牒可以免税，许多百姓包括一些权贵商人买度牒把财产挂靠寺庙，达到“合理避税”的目的，还有的是躲避战乱的。那些百姓到了寺庙别指望他们守什么戒律，人家该赚钱赚钱。
唐朝是继承了隋朝时期的均田制，后来失败了，到唐德宗时期又实行两税法，坚持30多年也等同虚设。先看均田制。
唐律规定，丁男及中男受田百亩，其中20亩为永业田，可传子孙；80亩为口分田，死后还官。老男、残疾者授田40亩；寡妻妾授田30亩，若为户主者再增20亩永业田。凡道士、和尚给田30亩，冠、尼20亩。官户受田等于良丁之半，工商业者和官户相同。有封爵贵族和五品以上官吏可授永业田500—1000亩。因战功受勋者，按勋级授田600—3000亩。各级官吏有职分田2顷至12顷，以为薪俸。
你仔细看上面这些有什么问题吗？
贞观时期官员六百四十三人，到735年发展到一万八千余人，增加三十倍，到玄宗时期，全国各类官员达三十六万八千余人。这些官员有权取得永业田，再以各种名义非法占有公田，加上皇帝的各种赐田，给均田制带来了极大困难。尤其是赐田，危害严重，自唐初就尤甚，后期帝王赐田的次数和规模不断扩大。导致均田制推行百年以后，大量可耕的官田或者荒地，被官僚队伍以各种合法名义转为私田，以至于政府掌握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无法推行下去。
唐德宗时期的两税法
两税法实行不到30年，即被迫多次下令改货币计征为折纳实物。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贪得无厌的封建官吏又在两税定额之外巧立名目敲诈勒索，如“间架税”、“除陌钱”等等。许多官吏为了得到升官提位，在正税之外横征暴敛。沉重的苛捐杂税，使劳苦人民陷入了生不如死的悲惨境地，“两税法”实际上已不再存在了。
两税制下土地合法买卖，土地兼并更加盛行，富人勒逼贫民卖地而不移税，产去税存 ，到后来无法交纳，只有逃亡，土地集中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农民沦为佃户、庄客者更多。
唐朝官方多次贩卖度牒筹款，以缓解财政危机，《资治通鉴》记载有唐中宗时 “钱三万则度为僧尼 ” 的事，说明当时可花钱买来度牒，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躲避赋税。
那些不是以修行为目的百姓，拿着度牒来到寺庙，戒律对他们来说形同虚设，赚钱和繁衍后代都没耽误，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僧人与他们同流合污。
宋朝时期，有唐朝这前车之鉴，赋税的相关律法也相对健全些。虽然宋朝也卖度牒，但在税赋上宋设立了僧道免丁钱，以保障税收，这是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创立了一项专门向释人道士徒征收的人丁税。 到了清朝雍正元年（1723年）开始普遍推行“摊丁入亩”，把固定下来的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不再以人为对象征收丁税，标志着中国实行两千多年人头税（丁税）的废除。因此也就少有人为避税和徭役遁入空门。
三武一宗此类事件佛也早有预言，经文中说：“诸比丘不应畜养奴婢牛羊非法之物。若有比丘畜养如是等不净之物，某甲国王如法治之，驱令还俗。”佛教也有戒律：”不作国贼、不谤国主、不漏国税、不犯国制”，封建统治阶级不收税赋，出了问题又怪寺庙不交税，这是谁的问题？把制度上的不完善导致的问题推给佛教，让佛教背锅，还让佛教自省，这是何道理？
会昌灭佛指唐武宗李炎在位期间（840年-846年），推行一系列“灭佛”政策，以会昌五年（845年）四月颁布的敕令为高峰，佛教徒称为“会昌法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