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药使用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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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农药专家陈万义教授谈农药利弊
农药就像汽车一样,也是人类的工具。汽车驾驶要遵守交通规则,如果违规驾驶,出了事故,责任在人不在车。农药的使用也有规则,不按规则使用,造成事故,责亦在人不在药。”
从事农药研究与教学工作几十年,中国农业大学的陈万义教授谈起农药与常人有不同的情感。“虽然农药在农业增产、保质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现在在一般人心目中,‘农药’已经成了‘污染’的代名词,有欠公允!”说到这一点,陈万义有点激动。
在前不久举行的第188次香山学术会议上,陈万义作了题为“近30年农药的发展”的学术报告。他告诉科学时报记者,20世纪40年代前后,农药结束了无机化合物,进入有机化合物时代,70年代农药又开始全面进入高效化。与30年前(40-60年代)相比,现代农药可以说已是“面貌全非”了。1962年,卡尔森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唤醒了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1970年美国成立EPA(环保局),开始对包括农药在内的产品进行全面的环境监测,这就标志着农业与农药的两极关系逐渐演变为农业-农药-环境的三极关系,农药不但要促进农业的发展,还必须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这就是他选择“近30年农药的发展”为报告题目的背景。
陈万义告诉记者,农药的品种是不断更新的。根据英国著名的农药手册(The Pesticide Manual)收录的商品农药品种统计,1974年为520种,2000年为812种,但净增品种为514种,与1974年的520种相近,发展是迅速的。而且新增品种多为新功能、新作用机理、新化学结构(或活性物)、低毒、高活性的,其活性强度比30年前的品种高1-2个数量级,亩用量低于10g甚至1g,大大降低了农药的使用量。
他还向记者展示了30年来农药登记所需通过的安全评价、代谢与残留检测及生态环境评价项目内容逐渐增加的情况,一批老农药因毒性和环境原因也相继被禁用(如DDT, 666, 2,4,5-T,除草醚等)。因此,他认为农药在与环境相容性方面已有了长足的进展。
目前,一谈到农药,人们就自然地想到“污染”。对这种“谈农药而色变”的现象,陈万义认为这是一种对农药的误导所产生的误解。“农药与汽车一样,也是人类的工具,一种与农业有害生物作斗争的工具。汽车驾驶要遵守交通规则,违章驾驶,出了事故,责任在人,不在车。农药使用也有规则,违规使用造成的事故,责亦在人而不在药。”他进一步解释说,高毒农药是不允许在蔬菜上使用的;各种农药在作物收获之前,都有一段不允许施药的间隔期,以避免收获的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量超标。我国的绿色食品分AA和A级两档。按规则使用,农药残留不超标的农产品即为A级绿色食品。如不按“游戏规则”办,在禁用期内施用农药,并将残留量超标的农产品上市,危害消费者,是生产者的职业道德与素质问题。他说,最近我国出口的农产品遭进口国拒绝的事例,报端时有披露,如,出口日本的蔬菜,因农药超标被拒。其实这也是一个未按贸易“游戏规则”办的结果。因为首先出口商应该知道进口国的农药监控指标;其次,在出口之前应该做相应的检测。
谈到“生物农药”,陈万义认为近30年来,生物农药确实有了发展,但仍有商榷之处。他说,首先,生物农药的概念不清。农药分类的核心是活性物。把植物农药、抗生素等活性物为化学物质的农药列入“生物农药”中欠妥。生物农药应该是以生物活体为活性物的农药,如微生物活体农药,天敌等。另外,不少文章称“生物农药源于生物,是安全,无公害的”。陈万义认为这个论点站不住脚。他举例说,中国的有毒植物就有1000余种之多;烟草是著名的植物农药,其活性成分烟草碱是剧毒的;鱼滕酮对鱼的毒性是很高的;而令美国发生恐慌的炭疽粉末,就是微生物制剂。他认为任何一种农药是否低毒,对环境安全,是经过严格的评价所得到的结论,不能泛指。
根据陈万义提供的资料显示:1998年世界农药销售额约为320亿美元,而生物农药仅为3.5亿美元,占1.1%。究其原因,他认为生物农药目前还没有解决一些问题。由于生物农药的活性物是生物活体,其产品的贮存条件苛刻,对温度要求较严,药效缓慢而且药效受环境(温度、湿度)的影响,难以稳定。更重要的是,其货架寿命(shelf life)不足。就1998年英国出版的“生物农药手册”(The Biopesticide Manual)中收录的60种商品微生物活体农药统计,其货架寿命达2年的仅15%,30%低于3个月,其中要货到尽快使用的占10%。而天敌农药商品是不能贮存的,只能到时就用。
最后,记者请陈万义展望生物农药与化学农药各自的前景,他引用国外一位生物农药专家Copping的话说:今后20年生物农药取代化学农药是不可能的。记者问他,那么在更长一些的时间,生物农药是否会取代化学农药?他说这取决于它们各自的进一步发展和其产品在市场上的认可度,目前还看不到生物农药将占主体的有力依据。无论是化学农药或生物农药,其研发都要刻意创新,根据农业的需求,利用现代科学新技术寻求具有新功能、新作用机制的新活性物,或者是已知活性物的新用途,但各类农药都应该根据自身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如化学农药应侧重寻求低毒、高分解、环境相容性更好的化合物,微生物活体农药要致力解决制剂的稳定性问题。
在陈万义看来,目前全世界约有8亿人口处于饥饿状态,每天有2万人死于饥饿,人口在增长,耕地在减少,环境在恶化,农药在农业单位耕地持续增产中是不可缺少的。人们应该像对待汽车一样善待农药,用其利,抑其弊。
农药就像汽车一样,也是人类的工具。汽车驾驶要遵守交通规则,如果违规驾驶,出了事故,责任在人不在车。农药的使用也有规则,不按规则使用,造成事故,责亦在人不在药。”
从事农药研究与教学工作几十年,中国农业大学的陈万义教授谈起农药与常人有不同的情感。“虽然农药在农业增产、保质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现在在一般人心目中,‘农药’已经成了‘污染’的代名词,有欠公允!”说到这一点,陈万义有点激动。
在前不久举行的第188次香山学术会议上,陈万义作了题为“近30年农药的发展”的学术报告。他告诉科学时报记者,20世纪40年代前后,农药结束了无机化合物,进入有机化合物时代,70年代农药又开始全面进入高效化。与30年前(40-60年代)相比,现代农药可以说已是“面貌全非”了。1962年,卡尔森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唤醒了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1970年美国成立EPA(环保局),开始对包括农药在内的产品进行全面的环境监测,这就标志着农业与农药的两极关系逐渐演变为农业-农药-环境的三极关系,农药不但要促进农业的发展,还必须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这就是他选择“近30年农药的发展”为报告题目的背景。
陈万义告诉记者,农药的品种是不断更新的。根据英国著名的农药手册(The Pesticide Manual)收录的商品农药品种统计,1974年为520种,2000年为812种,但净增品种为514种,与1974年的520种相近,发展是迅速的。而且新增品种多为新功能、新作用机理、新化学结构(或活性物)、低毒、高活性的,其活性强度比30年前的品种高1-2个数量级,亩用量低于10g甚至1g,大大降低了农药的使用量。
他还向记者展示了30年来农药登记所需通过的安全评价、代谢与残留检测及生态环境评价项目内容逐渐增加的情况,一批老农药因毒性和环境原因也相继被禁用(如DDT, 666, 2,4,5-T,除草醚等)。因此,他认为农药在与环境相容性方面已有了长足的进展。
目前,一谈到农药,人们就自然地想到“污染”。对这种“谈农药而色变”的现象,陈万义认为这是一种对农药的误导所产生的误解。“农药与汽车一样,也是人类的工具,一种与农业有害生物作斗争的工具。汽车驾驶要遵守交通规则,违章驾驶,出了事故,责任在人,不在车。农药使用也有规则,违规使用造成的事故,责亦在人而不在药。”他进一步解释说,高毒农药是不允许在蔬菜上使用的;各种农药在作物收获之前,都有一段不允许施药的间隔期,以避免收获的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量超标。我国的绿色食品分AA和A级两档。按规则使用,农药残留不超标的农产品即为A级绿色食品。如不按“游戏规则”办,在禁用期内施用农药,并将残留量超标的农产品上市,危害消费者,是生产者的职业道德与素质问题。他说,最近我国出口的农产品遭进口国拒绝的事例,报端时有披露,如,出口日本的蔬菜,因农药超标被拒。其实这也是一个未按贸易“游戏规则”办的结果。因为首先出口商应该知道进口国的农药监控指标;其次,在出口之前应该做相应的检测。
谈到“生物农药”,陈万义认为近30年来,生物农药确实有了发展,但仍有商榷之处。他说,首先,生物农药的概念不清。农药分类的核心是活性物。把植物农药、抗生素等活性物为化学物质的农药列入“生物农药”中欠妥。生物农药应该是以生物活体为活性物的农药,如微生物活体农药,天敌等。另外,不少文章称“生物农药源于生物,是安全,无公害的”。陈万义认为这个论点站不住脚。他举例说,中国的有毒植物就有1000余种之多;烟草是著名的植物农药,其活性成分烟草碱是剧毒的;鱼滕酮对鱼的毒性是很高的;而令美国发生恐慌的炭疽粉末,就是微生物制剂。他认为任何一种农药是否低毒,对环境安全,是经过严格的评价所得到的结论,不能泛指。
根据陈万义提供的资料显示:1998年世界农药销售额约为320亿美元,而生物农药仅为3.5亿美元,占1.1%。究其原因,他认为生物农药目前还没有解决一些问题。由于生物农药的活性物是生物活体,其产品的贮存条件苛刻,对温度要求较严,药效缓慢而且药效受环境(温度、湿度)的影响,难以稳定。更重要的是,其货架寿命(shelf life)不足。就1998年英国出版的“生物农药手册”(The Biopesticide Manual)中收录的60种商品微生物活体农药统计,其货架寿命达2年的仅15%,30%低于3个月,其中要货到尽快使用的占10%。而天敌农药商品是不能贮存的,只能到时就用。
最后,记者请陈万义展望生物农药与化学农药各自的前景,他引用国外一位生物农药专家Copping的话说:今后20年生物农药取代化学农药是不可能的。记者问他,那么在更长一些的时间,生物农药是否会取代化学农药?他说这取决于它们各自的进一步发展和其产品在市场上的认可度,目前还看不到生物农药将占主体的有力依据。无论是化学农药或生物农药,其研发都要刻意创新,根据农业的需求,利用现代科学新技术寻求具有新功能、新作用机制的新活性物,或者是已知活性物的新用途,但各类农药都应该根据自身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如化学农药应侧重寻求低毒、高分解、环境相容性更好的化合物,微生物活体农药要致力解决制剂的稳定性问题。
在陈万义看来,目前全世界约有8亿人口处于饥饿状态,每天有2万人死于饥饿,人口在增长,耕地在减少,环境在恶化,农药在农业单位耕地持续增产中是不可缺少的。人们应该像对待汽车一样善待农药,用其利,抑其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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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种类不同,作用不同。农药按主用途不同,分杀虫剂、杀螨剂、杀鼠剂、杀软体动物剂、杀菌剂、杀线虫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等。杀虫剂防治各种害虫,有的还可以杀害螨虫。杀螨剂专门防治螨类(即红蜘蛛)。杀鼠剂用来专门杀害田鼠。还有杀软体动物剂、杀菌剂、杀线虫剂、除草剂等都是杀害对庄稼等农作物构成危害的物种的化学物质;而植物生长调节剂是从正面调节植物的激素含量,影响植物的生长过程,达到提高产量的目的。所以,综上可知,农药使用的利为可减少劳动量,从正反两方面提高或保持产量。
弊:在使用农药的同时,第一破坏了土壤结构,造成土壤污染不利于作物生长;第二,污染水资源。第三,使病虫有抗药性,降低农药的效果;第四,由于农药不被降解或很难被降解,会在处于生物链比较高级的生物体内富集,人类的健康受到了威胁。
弊:在使用农药的同时,第一破坏了土壤结构,造成土壤污染不利于作物生长;第二,污染水资源。第三,使病虫有抗药性,降低农药的效果;第四,由于农药不被降解或很难被降解,会在处于生物链比较高级的生物体内富集,人类的健康受到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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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和农药有哪些利与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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