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不情愿，但是，我们必须艰难地承认，我们的数学能力距离世界顶尖水平还有非常巨大的鸿沟。我们可以来一起简单审视一下：
第一，中国的数学解题能力很强，但解决问题能力不强。
诚然，我们有全世界最厉害的计算能力，但是，在人工智能时代，能够通过记忆和反复训练习得的能力已经不那么重要。
解题能力VS解决问题能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解决问题重在发现未知问题，提出模型，解决随机不确定的任务；而解题只是学会已知基础数学知识点，所以解题是个没有创造性的工作，那些题解与不解、解得快与慢，已知答案千百年来早已经等在那里。
竞赛的风向标也越来越趋向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因此中国今年罗马尼亚大师赛全军覆没也就不显意外了。近几年奥林匹克国际竞赛的第一也都是美国队。
第二，中国的数学教育体系过于僵化，不注重创造性数学思维的培养。
数学能力重要的是思维能力、决策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我们当前的填鸭式教育正好背道而驰。有人说中国只重视基础教育，不重视高等教育，但其实，从基础教育开始，我们的方向就是错的。我们从小到大的训练都是如何把题做准确、做快，缺少启发性、创造性教学。
这种体制下培养出的学生缺少独立思考的训练，只会按照老师的指定路线向前。因此，中国想要在数学领域领先、处于领导地位，还有很遥远的路要走。
曾有一个留学剑桥的学生，悔恨地和妈妈提起：妈妈，我现在才知道我最热爱的是数学啊！我和学习数学的同学聊天，才发现数学真的很美！但我过去所受到的枯燥训练扼杀了我对数学的兴趣，让我讨厌数学，现在我才发现这是多么错误的！
也许我们也可以有很多很伟大的数学家，但都被这样的原因耽误了。
第三，只听说中国的数学家到美国等国家留学，但鲜有听说国外数学家到中国留学。
中国有很多著名的华人数学家,华罗庚、陈景润、苏步青、陈省身、丘成桐、张益唐等，但只有陈景润没有留过学。国外数学家来中国学习却无异于天方夜谭。
中国两千年来都没有出现过类似高斯、黎曼等这样千年一遇的数学家。中国教授和科研工作者的终极目标是成为“院士”，获得学术和行政权益。真正醉心纯粹学术研究的老师少之又少，普遍以应用为主，基础为辅。但中国的应用数学还未达到世界水平，基础数学就更不用说了。
第四，中国缺少对数学真心热爱的学生，往往抱着功利的态度。
中国学生对数学往往缺少真心热爱，缺乏激情，缺少好奇心，以及揭秘数学奥秘的行动力，更多是将数学视为获取体面工作、舒适生活的手段，曾有国外教授，她最得意、最有天赋的学生毕业后告诉她要放弃学术，投身投行，因为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她气愤表示从此再不收中国学生。
第五，即便华为引领了5G标准，但发挥核心作用的也是以国外科学家为主。
5G的缘起是因为一位土耳其毕尔肯大学（bilkent）教授Erdal Arikan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关于极化码（polar code）的论文。华为的主要科学家也主要来自俄罗斯、以色列等西方国家，我们不能被眼前的成果掩盖自身的问题。我们的数学发展一直踩着国外的脚印，缺少自主发明，更不用谈引领数学科学走向。
数学是科学的起点和终点，其方法贯穿科学研究的始终，并起着关键作用。不管人工智能、大数据、软件无线电……几乎所有的技术底层都会指向数学，相关博士研究也都会回归数学。
著名数学家丘成桐说，中国数学经过八十年的努力，也还没有达到日本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的盛况。更遑论美国。
但我们也不是全然没有机会：中美贸易战是一个让中国重视数学教育的契机，每年有越来越多的留学学者归国，而美国方面也正在面临行政干预科研、科学家倚老卖老等问题，中国数学把握机遇，还是很有希望缩短差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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