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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与《水浒传》[/font]
古耜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通俗小说的巨匠，张恨水与中国古典小说关系密切。这并非单指由一百一十多部长篇作品、近三千万言构成的张恨水的小说世界，同中国古典小说之间存在无法切割的文化血缘，是中国小说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赓续与嬗变；同时张恨水笔下的不少作品，都从特定的古典小说著作里，获得了题材、意趣、构思与写法上的启示与滋养，从而呈现出文本意义上的取精用弘和推陈出新。譬如，以言情为经、以社会为纬的《春明外史》，就把《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相关元素嫁接到了一起，用作家自己的话说，就是“用作《红楼梦》的办法，来作《儒林外史》。”洋洋洒洒九十万言的《金粉世家》，则全面继承了《红楼梦》的精神与格局，难怪它甫一问世，就被研究者称之为“民国《红楼梦》”。而流传甚广的《啼笑因缘》，若干描写让人联想到《好逑传》《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就是书名也自觉融进了同《醒世姻缘传》相映照和相区别的意思。至于《八十一梦》借鉴《西游记》和《镜花肢物凯缘》的手法，来揭露“雾重庆”的社会丑态；《我是孙悟空》戏仿《西游记》的情节，表现对邪恶势力的斗争和反抗，更是多为文学史家所称赏。
在张恨水与中国古典小说异常密切的联系中，《水浒新传》一书，值得人们格外留心和瞩目。这不仅因为张恨水对《水浒传》情有独钟，从14岁起，就反复阅读研究，这种浸入骨髓的热爱和烂熟于心的把握，使得一部《水浒传》在作家那里，很自然地由研读对象转化为写作资源，从而直接催生了两部奇特的文学作品：艺术随笔《水浒人物论赞》和长篇小说《水浒新传》。
《水浒人物论赞》收文凡90篇，其中论“天罡”者33篇（外二篇），论“地煞”者23篇，另有“外篇”32篇，专论王进、武大、郓哥、西门庆、潘金莲直至施耐庵、金圣叹等梁山好汉之外，但与《水浒新传》相关联的人物。这些文字陆续成稿于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前后相距十多年。这期间，张恨水“对水浒观感，自不无出入处，但态度始终客观，并持正义感，则相信始终如一。”正因为如此，他笔下的文章裒然成集，依旧个性昭彰，精妙屡见。首先，张氏谈《水浒》》人物，立足于社会学和伦理道德的角度，能够尽脱窠臼，独具只眼。譬如，他以王进作比来谈林冲，指出林冲在顶撞了高衙内之后，之所以不能像王进那样远走高飞，说到底还蚂脊是因为丢不下眼前的晋升阶梯和安逸生活，其中包含的卑躬屈膝、认贼作父的教训，发人深省。当然，张氏也有鲁莽灭裂之处，譬如他对宋江的一再挞伐，全盘否定，就显得理念先行，分析不足，掺进了过多的个人好恶，以致简单、绝对。其次，张氏分析《水浒》人物，善于从小处着眼，从细节入手，每每以简驭繁，见微知著。此外，全书用生动畅达的文言写成，其遣词造句，典雅、隽永，饶历唤有趣味，这对于汉语言在经历“五四”之后，如何扬弃修正，重新强化审美功能，自是一种积极有益的尝试。
《水浒新传》创作于1940年，当时，张恨水在大后方重庆，作品则以连载的方式发表于上海的《新闻报》。1941年底，因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完全沦陷，该书的写作和连载一度中断，至1942年夏天，全书六十八回方续写完毕。张恨水借“水浒”故事作小说，出于鼓舞民族精神、配合抗日战争的目的。他说：“我要描写中国男儿在反侵略战争中奋勇抗战的英雄形象。这样对于上海读者，也许略有影响，并且可以逃避敌伪的麻烦。”从这样的目的出发，《水浒新传》上接七十回本《水浒传》的情节，着重写宋江率部投降海州知州张叔夜后，梁山英雄全力抗击金兵入侵的故事。其中董平雄州拒敌，壮烈牺牲；白胜、郁保四面对利诱，以死相拒；顾大嫂、时迁、杨雄隐身燕山，毒死金国元帅，最终宁死不屈；宋江、李逵顽强抗争，自杀殉国等章节，都堪称血气沛然、慷慨悲壮，读后令人回肠荡气。与此同时，作品以锋利泼辣的描写，无情鞭挞了胆小懦弱、明哲保身，甚至寡廉鲜耻、卖国求荣的张邦昌、范琼之流，不少地方直接用“汉奸”一词，来斥责他们的投降主义行径，这可谓义愤填膺，力透纸背。难怪连史学大家陈寅恪在读罢《水浒新传》后，都要留下“梦华一录难重读，莫遣遗民说汴京”的诗句。在艺术表现上，一部《水浒新传》较之它接续的原书，亦有明显的特点。譬如，它删去了《水浒传》中那些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情节和因素，使书中人物更贴近现实生活；它革新了《水浒传》的叙事方式，强化了细节描写和景物描写，让作品平添了现代意味；它在战争场面的再现上煞费苦心，既巧妙地照应着《水浒传》的风格，又融进了更为真实也更为合理的历史场景，为同类文字的进步提供了有效的借鉴。关于这些袁进先生曾有系统的评说，笔者不再赘述。
转自:中国作家网
古耜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通俗小说的巨匠，张恨水与中国古典小说关系密切。这并非单指由一百一十多部长篇作品、近三千万言构成的张恨水的小说世界，同中国古典小说之间存在无法切割的文化血缘，是中国小说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赓续与嬗变；同时张恨水笔下的不少作品，都从特定的古典小说著作里，获得了题材、意趣、构思与写法上的启示与滋养，从而呈现出文本意义上的取精用弘和推陈出新。譬如，以言情为经、以社会为纬的《春明外史》，就把《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相关元素嫁接到了一起，用作家自己的话说，就是“用作《红楼梦》的办法，来作《儒林外史》。”洋洋洒洒九十万言的《金粉世家》，则全面继承了《红楼梦》的精神与格局，难怪它甫一问世，就被研究者称之为“民国《红楼梦》”。而流传甚广的《啼笑因缘》，若干描写让人联想到《好逑传》《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就是书名也自觉融进了同《醒世姻缘传》相映照和相区别的意思。至于《八十一梦》借鉴《西游记》和《镜花肢物凯缘》的手法，来揭露“雾重庆”的社会丑态；《我是孙悟空》戏仿《西游记》的情节，表现对邪恶势力的斗争和反抗，更是多为文学史家所称赏。
在张恨水与中国古典小说异常密切的联系中，《水浒新传》一书，值得人们格外留心和瞩目。这不仅因为张恨水对《水浒传》情有独钟，从14岁起，就反复阅读研究，这种浸入骨髓的热爱和烂熟于心的把握，使得一部《水浒传》在作家那里，很自然地由研读对象转化为写作资源，从而直接催生了两部奇特的文学作品：艺术随笔《水浒人物论赞》和长篇小说《水浒新传》。
《水浒人物论赞》收文凡90篇，其中论“天罡”者33篇（外二篇），论“地煞”者23篇，另有“外篇”32篇，专论王进、武大、郓哥、西门庆、潘金莲直至施耐庵、金圣叹等梁山好汉之外，但与《水浒新传》相关联的人物。这些文字陆续成稿于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前后相距十多年。这期间，张恨水“对水浒观感，自不无出入处，但态度始终客观，并持正义感，则相信始终如一。”正因为如此，他笔下的文章裒然成集，依旧个性昭彰，精妙屡见。首先，张氏谈《水浒》》人物，立足于社会学和伦理道德的角度，能够尽脱窠臼，独具只眼。譬如，他以王进作比来谈林冲，指出林冲在顶撞了高衙内之后，之所以不能像王进那样远走高飞，说到底还蚂脊是因为丢不下眼前的晋升阶梯和安逸生活，其中包含的卑躬屈膝、认贼作父的教训，发人深省。当然，张氏也有鲁莽灭裂之处，譬如他对宋江的一再挞伐，全盘否定，就显得理念先行，分析不足，掺进了过多的个人好恶，以致简单、绝对。其次，张氏分析《水浒》人物，善于从小处着眼，从细节入手，每每以简驭繁，见微知著。此外，全书用生动畅达的文言写成，其遣词造句，典雅、隽永，饶历唤有趣味，这对于汉语言在经历“五四”之后，如何扬弃修正，重新强化审美功能，自是一种积极有益的尝试。
《水浒新传》创作于1940年，当时，张恨水在大后方重庆，作品则以连载的方式发表于上海的《新闻报》。1941年底，因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完全沦陷，该书的写作和连载一度中断，至1942年夏天，全书六十八回方续写完毕。张恨水借“水浒”故事作小说，出于鼓舞民族精神、配合抗日战争的目的。他说：“我要描写中国男儿在反侵略战争中奋勇抗战的英雄形象。这样对于上海读者，也许略有影响，并且可以逃避敌伪的麻烦。”从这样的目的出发，《水浒新传》上接七十回本《水浒传》的情节，着重写宋江率部投降海州知州张叔夜后，梁山英雄全力抗击金兵入侵的故事。其中董平雄州拒敌，壮烈牺牲；白胜、郁保四面对利诱，以死相拒；顾大嫂、时迁、杨雄隐身燕山，毒死金国元帅，最终宁死不屈；宋江、李逵顽强抗争，自杀殉国等章节，都堪称血气沛然、慷慨悲壮，读后令人回肠荡气。与此同时，作品以锋利泼辣的描写，无情鞭挞了胆小懦弱、明哲保身，甚至寡廉鲜耻、卖国求荣的张邦昌、范琼之流，不少地方直接用“汉奸”一词，来斥责他们的投降主义行径，这可谓义愤填膺，力透纸背。难怪连史学大家陈寅恪在读罢《水浒新传》后，都要留下“梦华一录难重读，莫遣遗民说汴京”的诗句。在艺术表现上，一部《水浒新传》较之它接续的原书，亦有明显的特点。譬如，它删去了《水浒传》中那些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情节和因素，使书中人物更贴近现实生活；它革新了《水浒传》的叙事方式，强化了细节描写和景物描写，让作品平添了现代意味；它在战争场面的再现上煞费苦心，既巧妙地照应着《水浒传》的风格，又融进了更为真实也更为合理的历史场景，为同类文字的进步提供了有效的借鉴。关于这些袁进先生曾有系统的评说，笔者不再赘述。
转自:中国作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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