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什么是京派？京派小说有什么特点？老舍属不属于京派？为什么？试结合京派和老舍的具体作品加以说明？

Answer 1

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文学的中心南移到上海，继续留在京、津地区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的作家群，当时也称“北方作家”派。“京派”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是一种名称的沿用。“京派”作家创作的小说被称为“京派小说”。京派小说文风淳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浪漫主义的、表现主观个性的多种艺术手法。主要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芦焚等。沈从文的小说《边城》、《萧萧》、《长河》等是其中较为出色的作品。
　　梦幻乡土。
　　对乡土的梦幻般的描摹是京派小说的一大特点。京派作家是在视艺术即梦、情感即真，也就是在朱光潜所谓“理想界”与“现实界”二元对立的观念中建构着他们的乡土梦幻的。基于此，他们对宗法制乡风民俗多取宁静认同的态度，努力从中开掘纯朴的人情美、道德美，奇特的风俗美，静穆的自然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鄂东山野，芦焚的河南果园城，老向的河北农村，汪曾棋的苏北乡镇，萧乾的京华贫民区等无不表现了这一特色。两部《新编》同样继承了这一风格，比如潭柘寺、戒台寺的描写；母矮脚虎回乡的描写；保定府的描写；客栈的描写；青楼的描写；批八字的描写，母矮脚虎出嫁的描写，颠轿的描写等等。总之，不论是对强悍生命力的描摹，还是表现女性的温婉纯美、儿童的纯洁稚嫩，都突出地牵动着作者的一种梦幻之情，用沈从文在《旧作选集·代序》中的话来说就是对“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神往。
　　悲悯人生 。
　　京派小说多表现出对人类的悲悯情怀。京派作家在历史文化的观照中既由衷地赞美那未蒙教化的原始文明的淳厚朴实，又看到了礼教、宗法制的野蛮和人生不幸的一面。同时，京派浓厚的学院背景又使作家们在理论上对社会对人类有一种悲剧意识。沈从文和废名都十分郑重地把自己作品中悲剧的美学特质的一面指出来，在他们看来，人的神性存在与悲剧性存在有着必然性的联系，由此决定了京派小说的悲剧性往往是人性的悲剧；另一方面，京派作家对人性的单纯信仰又使得他们的悲剧是“明快的”，又带着“悲悯的微笑”的情怀。这样，他们的表现方式就是在所写的人事上不为故事中卑微人事失去明快，总能保持一个作家的平静，淡淡的讽刺里常常有一个悲悯的微笑影子。沈从文的《月下小景》中的少男少女在月光中走向美丽的死亡，并借此使情爱升华到崇高境界。这些作品在对爱、美遭罹毁灭的无可奈何的叹息、悲悯中，表现出京派作家“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的努力。京派小说中尚有一类表现美丑、善恶对立较为强烈的社会批判倾向和鲜明的爱憎取舍的人生悲剧，如沈从文的《菜园》、《丈夫》等；萧乾的作品这种特点更明显，他崇尚虽败尤荣的人与命运的搏战，因此，他的悲剧中具有一些英雄主义的因素，这在《邓山东》、《小蒋》、《印子车的命运》中都可以看到。
　　诗意抒写 。
　　京派作家的文体都带有一种抒情性。他们小说的文体形态是与他们的叙事态度、价值选择、文化情致相联结而存在的。在叙述中融入诗性的追求，在写实中弥漫着浪漫的气息是京派小说文体的突出特征。沈从文喜欢用“诗的抒情”方式作小说，如《边城》有现实的忧伤，也有桃园般的浪漫，还有水的恬静蕴藉，清丽隽永的诗意扑面而来。废名善用“写绝句的方法”写小说，还常把诗的象征手法移用在其小说中。京派作家往往都有着意境营造的自觉。他们的小说或以景结情，或以象寓意，用空白和空灵构成立体的艺术空间，给读者以极大的想象空间。两部《新编》很多处运用诗歌、歌曲、散文、舞蹈，其中“母矮脚虎与老马聊斋的爱情、婚事”“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这一情节从多个视角描摹了西柏坡的自然风光和人性之美，从而为主人公“母矮脚虎与老马聊斋” 设置了一个“恰当”、“和谐”的生活背景，于是古朴宁静的自然脱化出了西柏坡人的达观自如与世无争的生存观念，这样母矮脚虎就成为了整篇小说的核心，而且作者还把禅境中的静观、顿悟等引入到小说中，进一步推动了小说的意境化。伴随诗性意境而来的是京派作品结构上的疏朗和散文化倾向。京派小说往往取一种形散而神聚的结构，而这正是典范的散文体结构，人们称京派作家都是遗像文体家，主要就是指这一方面而言。

Answer 2

老舍是“京派”文学的经典代表，是北京文化精神的守望者。北京文化不仅是老舍真切的人生记忆，而且是他热切追求的生命理想；他从对人的态度、满人的秉性及市民的宗教精神诸方面揭示了北京文化深刻而丰富的底蕴；老舍作品对北京文化的准确阐释确立了“京味”文学的价值和地位．并以此见出北京文化及其发展对老舍小说及“京味”文学的影响和制约。然而，“京派”并不等于“京味”，“京派”有着更为宽厚与深刻的文化意蕴，认识这一点对当今北京文化与文学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可京派事实上到今天为止，一直难于界定，究竟什么是京派，哪些人是京派？比如说在文学作品中，大量的用北京作背景，写北京的人，写北京故事的张恨水，从来就没有被认做是京派作家。在学术界，老舍也没有被当做是京派的首领，一般讲老舍是京味作家，京味作家和京派作家是不同的。那谁是京派作家？我告诉你，全是一帮外乡人。
　　京派作家的首领代表是谁，第一个是周作人，浙江人；第二个是废名，湖北人，然后是沈从文，湖南湘西人。朱光潜，安徽人。林徽因，福建人，这些都不是北京人。个别的北京人有萧乾，他作品的主要反映也不是北京，是南方。那就是说京派不是以京人、京事、京味为标志来界定的，并不看你跟北京的关系有多密切，刚才我讲的那些外乡人，他的作品也不写北京呀。京派不是以北京画线以什么画线呢？京味的标准是什么？　　
其实，从历史到今天，北京乡土的气息还是很浓厚的，这一点和海派很不同，复旦大学有一个复旦论坛，海派对自己的总结是什么呢？非常有意思。第一条跟京派竟然一模一样，就是海纳百川，他觉得比北京还正宗，你北京海纳百川，海在哪儿呀？然后海派的特点就是求新、求异、求变，讲究新奇的东西。京派和海派有太多的不同，有太多各自鲜明的风格。比如讲，你不能说北京人不注重实际，你如果说上海人不重实际那就更错，上海人是最讲实际的，但是，两者讲究实际的方式不同、路径不同。
　　北京不一样，我无数次从首都机场打车回来，每次我跟那个出租司机讲，先到北师大把我放下来，再把我的那个助手送到德外大街，不止一次司机理都不理，一脚就直接到了德外大街，我说，不是说好先把我放在北师大吗？他说这样我方便，他方便，所以北京人直截了当，我想怎么方便就告诉你，都很实际，只不过是思路不同，方式不同。
　　另外，北京和上海两种文化，都有一个主体，这就是市民文化，但两个是完全不同的版本。北京市民在皇城根前、天子脚下，好家伙也透着一种大气，有的时候还多少有点霸气，所以叫北京大爷。
　　上海市民不同，透着一种所谓的小资情调，天塌下来也跟他没什么关系。在座的各位有看过根据张爱玲《色戒》改编的电影吗？《色戒》这个电影里边比较充分地把上海文化这些特点展露出来。我的感觉是这里边最具张爱玲特色的镜头，不是旗袍，也不是打麻将，最重要、最有张爱玲特色的镜头是电影里女主人公王佳芝放走了一些人以后，从珠宝店出来，招手要三轮车，三轮车夫特别飒地蹬着车，简直比开宝马还要牛。再一个就是停到那个戒严的地方，那群上海市民对话，都戒严了，但还是那么轻松，这就是最张爱玲的镜头。
　　当然，上海人也往往有一种看不起外人的傲慢，这特别体现在经常把外地人看做是乡下人上。我在上海开会，复旦大学著名教授吴中杰先生是杭州人，他自己讲在上海，人家跟他见面，总是问一句话，你们家乡住在什么地方？吴教授告诉他，我家是杭州的，那人记住了，第二次见面，人家还问他住哪？问了几十年，吴教授最后才悟过来，杭州不就是乡下？在上海人心中除了上海，其他都是乡下。
　　北京人艺能演好海派剧吗？
　　此外，北京和上海文化还有一些自己特殊的影响力，比如说北京文化，北京文化有一种神奇的同化力和亲和力。什么是同化力，举一个例子，老舍的作品《正红旗下》里边写了一个山东的王掌柜。王掌柜到北京来以后，对什么事儿都看不惯，特别看不惯那些闲人，那些提笼架鸟，在那儿闲谈养鸟。可不到半年，这个王掌柜对鸟的兴趣，比原来养鸟的人还要厉害，养鸟的人想走，他都不让你走，你得跟他谈鸟，这就是北京文化的化力。
　　北京文化的特点就是，你什么都得跟着北京变，我北京不跟你变，你得跟我变，日本的快餐吉野家在日本只有牛肉饭，在北京不但有牛肉还有鸡肉，再加上东坡肉饭。北京人光吃牛肉行吗，还要吃鸡还要吃东坡肉，都得有。老上海城隍庙小吃在北京，小笼包谁吃？还要加上几样北京的炒菜才行。
　　北京的馄饨侯，我肯定不爱吃，没有多少肉，主要是虾米皮、紫菜。那上海的菜肉馄饨、新鲜的荠菜，那么多的肉，菜肉大馄饨特别好，所以有一家菜肉馄饨就开在馄饨侯旁边。我的一个朋友，也是上海人特别高兴，可不到半年竟倒闭了。馄饨侯还是馄饨侯，虾米皮、紫菜就够了，因为你那个还贵几块钱，要那么多肉、那么多菜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