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时期的两任宰相合称”房谋杜断“。
唐太宗李世民有两个得力的宰相，一个是“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一个是“尚书右仆射”杜如晦。那时，唐朝开国未久，许多规章典法，都是他们两人商量制订的。人们把他们两人并称为“房、杜”。 《旧唐书·房玄龄杜如晦传》说：唐太宗同房玄龄研究国事的时候，房玄龄总是能够提出精辟的意见和具体的办法，但是往往不能作决定。这时候，唐太宗就必须把杜如晦请来。而杜如晦一来，将问题略加分析，就立刻肯定了房玄龄的意见和办法。房、杜二人，就是这样一个善于出计谋，一个善于作决断，所以叫做“房谋杜断”，形容他们各具专长而又各有特色。在当时看来，房、杜二人同心辅政，是合作得非常协调的，所以人们称赞他们“笙磬同音，惟房与杜”。
李世民还是秦王时，杜如晦任秦王府兵曹参军，不久调任陕州长史。当时王府的幕僚很多被调任地方官，李世民十分担忧。房玄龄说：“其他人没有什么可惜的，杜如晦是辅佐帝王的人才，大王想经营四方，一定要有他才行。”于是李世民立刻上奏请求让杜如晦做自己王府的属官。杜如晦与房玄龄经常跟随李世民征伐，出谋划策，运筹帷幄。军队里的事务很多，杜如晦拿到手上，即刻分析决断，非常迅速。李世民常派房玄龄入宫奏事，高祖感叹说：“玄龄为我儿奏事，虽然远隔千里，却好像与世民面谈一样。”玄武门之变，房玄龄和杜如晦也都参与了谋划。他们秘密出入秦王府，帮李世民拿定主意，出谋划策，诛杀了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最终让李世民当上了皇帝。公元629年，唐太宗李世民任命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对他们说：“你们身为仆射，应当广泛搜求贤才，按照才能授予官职，这是宰相的职责。最近听说你们受理辞讼，每天的时间都不够用，还怎么能帮助朕寻求贤才呢?”于是下令：“尚书省具体事务由尚书左右丞负责，只有需要上奏的大事，才由左右仆射处理。”房玄龄通晓政事，又有文才，日夜操劳，惟恐有一点差错。他运用律法宽厚公平。他与杜如晦一起选拔士人，不遗余力，甚至尚书省的制度架构，都是二人商量决定的。太宗每次与房玄龄议事，总是说：“一定要杜如晦决定。”等到杜如晦来了，最后还是采用房玄龄的计策，这都是因为房玄龄善于谋划，杜如晦善于决断的缘故。房玄龄和杜如晦十分投合，齐心协力为国家效力。所以唐朝的贤德宰相，首推房、杜二人。公元630年3月，杜如晦病重，太宗派太子前去问候，随后又亲自去探病。19日，杜如晦去世。太宗每次得到好东西，总是会想起杜如晦，派人赐给他的家人。过了很久，说起杜如晦，总是忍不住流泪。太宗对房玄龄说：“你与如晦一起辅佐我，如今只能看到你，看不到如晦了。”公元648年，房玄龄病重，太宗征召他去玉华宫，让他坐着轿子入殿，到皇帝御座旁再下来。君臣二人见了面，相对流泪。太宗将他留在宫中疗养，听说他病情略有好转，则喜形于色；听说病情加重，则忧虑憔悴。房玄龄上表，劝太宗停止征讨高丽。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娶了太宗的女儿高阳公主为妻，太宗对公主说：“你公公病得那么重，还在为国事操心。”于是，太宗亲自前去探望，握着房玄龄的手，与他分别，悲伤得不能自已。7月24日，房玄龄因病去世。唐太宗的“房谋杜断”用人搭配体系是非常高明的。用人不仅表现在人才的多少，而且还在于人才的合理搭配。在一个人才众多的群体中，不仅要有个体的优势，更需要有最佳的群体结构。“全才”是极少有的，“偏才”是绝大多数，但“偏才”组合得好，就可以构成更大的“全才”。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闇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闇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62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