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之争对北宋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
儒家常说“君子群而不党”。但事实上历朝历代的朋党之争都是儒生们所造成的恶果。所谓“朋党”指的是臣子们为了争权夺利，从原本的个体组成集团、派系来相互争斗。朋党不仅对于宋朝来说是一个危险。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于朋党都是深恶痛绝。因为臣子天生就是和皇帝对立的。皇权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臣子进行限制。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平衡点。但如果臣子结成朋党，那么所产生的影响足以威胁到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况且臣子之间的相互竞争是良性循环的。但如果形成朋党之争，那可就变成了为了反对而反对。其后果自然不言而喻。
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少朋党之争。比如东汉时期的党锢之祸，其直接影响就是文臣、士大夫两次反宦官集团的党锢之祸都以失败而告终。的党锢之争又影响了汉朝的根本。为黄巾之乱和汉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再比如唐朝的牛李党争。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和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斗的不可开交。在长达四十年的牛李党争之中。直接影响了唐朝的统治根本。而明朝东林党案更是直接摧毁了孱弱的明朝政权。中国历史上的“朋党之争”直接暴露了封建专制的阴暗一面。
而宋朝的党争之乱也不弱于以上几个朝代。典型例子就是宋仁宗时期，当时出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主张改革，也就是后来范仲淹发起的“庆历新政”。但是以吕夷简、夏竦为首的保守派官员却极力反对改革，反对新政。因为新政有宋仁宗的支持，所以他们不敢名目张的攻击新政。而是迂回绕开了新政，直接攻击范仲淹和欧阳修、尹洙、余靖等人结为“朋党”。他们很清楚打蛇要打七寸，只要搞掉了力主新政的范仲淹等人。那么新政就成了镜中花水中月了。而朋党又是一个极好的手段。因为不管你是不是朋党，但要是戴上了朋党的帽子。那就完蛋了。马上就会成为别人针对的对象。果不其然，不久后，新政受挫，范仲淹也被贬出京。轰轰烈烈的改革戛然而止。
后来到了宋徽宗时期，崇宁元年的元祐党案。当时宋徽宗任命蔡京为宰相。以崇奉熙宁新法为名，命令蔡京登记所有元祐旧党姓名。蔡京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一百二十人尽皆列入册上。新党的陆佃亦也被蔡京登记在册。而这些人的都被刻在端礼门及各地官厅之前，并且称呼他们为“奸党”。三年之后蔡京又重新裁定奸党名单。此时奸党人数以高达三百零九人。之后蔡京手书“元祐党籍”， 刻石于天下。凡是名字在党籍册者皆锢其子孙，不能官京师及近甸。史称“元祐党案”。
我们可以看出，宋朝官员针对政敌的时候，惯用手段就是诬陷对方为朋党。他们多认为，“动则争竞，争竞则朋党，朋党则诬誷，诬誷则臧否失实，真伪相冒。”而皇权统治者也被他们搞得杯弓蛇影。往往为了防患于未然，所以一经有人被诬陷朋党便立马着手解决掉对方。结果呢？必然就是正士远离权力中心，抱道君子齿冷心寒，朝纲日渐紊乱，朝政日渐腐败。长此以往下去就会导致“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君子遭殃小人得志”。最终结果就是社稷崩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