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与恶的辩证关系
须知善恶制衡，人类方能长久存在。
善恶，是人们就对特定实体造成利害影响的所作所为，在道德层面产生的主观印象。所作所为：有利于特定实体，则其性质为善；有害于特定实体，则其性质为恶。
善恶的核心，无非利益。而这利益，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人类的存在时间。所作所为：越可延长人类的存在时间，便越善；越可缩短人类的存在时间，越越恶。
其次是世间（包括物与外人）。所作所为：越有利于世，便越善；越有害于世，便越恶。
最后是自我。所作所为：越有利于己，便越善；越有害于己，便越恶。
当然，上文谈的是善恶之事，善恶之心则不同。
若因善意而成恶事（即好心办坏事），则事为恶，心为善；若因恶意（别有所图，如谋求回报）而行善事，则事为善，心为恶。
此外，善恶还牵涉到个人能力：越是尽力行善，或努力减恶，心便越善；越是肆意作恶，或有意远善，心便越恶。
机术
一切可提升维持自身稳定的能力的人类所作所为的统称，是为升术；一切可降低维持自身稳定的能力的人类所作所为的统称，是为降术。升术与降术，合称机术。
任何生物，都有维持自身稳定的本性；且在其由生而亡的衍化历程中，必先后依次历经（衍）生、（增）长、衰（减）、（消）亡四象。而长之末、衰之初，是为（壮）盛。
生物整体的稳定程度（个体的稳定程度与此不同），有两种评估方法：先看存在时间，后论种群数量。生物的存在时间越长（短），稳定程度越高（低）；种群数量越大（小），稳定程度越高（低）。
须知存在时间对生物稳定程度的影响，远高于种群数量。所以，若某因素使生物的种群数量增大（减小），但存在时间缩短（延长），综合所得的稳定程度将会降低（增高）。
处于壮盛阶段，便是生物最稳定的状态——此时，其种群数量，达到整个衍化历程中的最大值。
升术有助于人类提升维持自身稳定的能力，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而促进人类种群数量的增长。所以，升术的发展越快，人类由生而盛的历时便越短——人类由生而亡的总历时，也相应越短。
凡事有利必有弊。升术最大的益处，在于增加人类的种群数量；最大的弊端，在于缩短人类的生存时间。
能洞彻升术的利弊，便可化解诸多疑问。譬如老聃、庄周为何“拉历史的倒车”？世人为何以平庸居多？圣人为何出于平庸却混于平庸？天下为何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善恶
人之善者，必推动升术的进展，提升人类的稳定能力，而缩短人类的生存时间；人之恶者，必推动降术的进展，降低人类的稳定能力，而延长人类的生存时间。
故功在当代，则祸在未来；祸在当代，则功在未来。因而利人类越大者，害人类反深；害人类越大者，利人类反深。是以庄周云：“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按：“天之君子，人之小人”，《庄子·大宗师》原作“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吾依据文义改之。）
若人皆为善，必无以久存；若人皆行恶，必不得长生。故世人必有善恶之分，且必善恶得以制衡，人类方能长久。
世间万物均有维持自身稳定的本性。善恶不分，实人类维持自身稳定的本性，在不同个体中的反映。是以善恶贤愚，圣人皆浑之。故庄周云：“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
一、关于善与恶的争论
关于善与恶的本质认识，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1、通情达理论。这种观点认为：善指顺理，恶指违理，即善指通情达理者为善，违背常理制度者为恶。然而，这种观点并不能说明“理”的本质是什么？“情”的本质是什么？显然，“理”有“善理”与“恶理”之分，“情”也有“善情”与“恶情”之分，说明“理”与“情”本身并不能作为判断善与恶的最终标准，更不能作为善与恶的本质定义。
2、顺其自然论。这种观点认为：顺应自然规律是善；违背自然规律的就是恶。春天是万物生长的时期，随顺自然就是要爱惜万物，不要去伤害它，它还在生长期，处处要保护它、爱护它；夏天是成长期，还是要保护它；秋天是收获期，果实就可以采摘了。这此就是善，反之就是恶。然而，善与恶的根本目的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属于社会的范畴，而不是属于自然的范畴，它虽然受到自然规律的影响，但本质上并不取决于自然规律。因此，自然规律本身并不能作为判断善与恶的最终标准，更不能作为善与恶的本质定义。
3、良心决定论（或性德决定论）。这种观点认为，性德是我们自性本具的德行，就是平常老百姓说的“良心”。人的行为只要顺着性德来，就会觉得舒服；人的行为只要逆着性德来的，心里就会不安。在一个家庭中，父慈子孝就是随顺自然，就是性德，就是善；如果父亲不慈爱儿女，儿女不孝敬父母，这就是违背性德，就是恶。然而，虽然，“善与恶”的判断标准与核心内容是由主体的基本状态来决定的，但是“善与恶”的判断标准与核心客观一定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显然，“良心”与“性德”都是一种主观反映的范畴，既不能作为判断“善与恶”的客观标准，也不能作为定义“善与恶”的客观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