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对新疆地区进行了有效的管辖、两汉时期是如何治理新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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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世纪后，中国史籍对西域的记载越来越多，也较为翔实。公元前139年和公元前118年，西汉武帝为了抗击北边的强敌匈奴，两次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乌孙，共抗匈奴。张骞出使结果之一，是正式开辟了与西域的交通，即后世所称的“丝绸之路”。同时，汉武帝还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兵，从匈奴手中夺取了河西走廊，设置河西四郡。公元前104年，武帝又遣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此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但是，当时西域诸国仍在匈奴的统治之下。在漠北草原建国的匈奴，自公元前207年冒顿单于即位后，日益强大，不断攻掠汉朝北边。公元前177年左右，匈奴击走了在敦煌、祁连间的大月氏，西域的“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以后，“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因此，当汉朝开通西域交通、据河西走廊后，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斗争更为激烈。双方经过60多年的反复较量，终于在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汉，罢僮仆都尉；汉以郑吉为都护，设立都护治下一整套治理机构，诸国“自译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几三百七十六人”。在西汉的有效治理下，西域的开发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下面我们先从中国史籍《汉书》、《后汉书》的《西域传》所记西域诸国情况，看两汉时期新疆开发总的概况。班固撰《汉书·西域传》大致所记是在“自宣、平”后，西域“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的情况。下面就《汉书·西域传》的记载顺序将西域诸国人口、城镇、经济等方面情况，列表如下：上表所列凡46国，内大月氏、乌孙为天山以北“行国”，而大月氏后为匈奴、乌孙所逼，迁至今中亚阿姆河北一带，征服大夏而居之。其余均为天山南城郭国，内也有所谓的“氐羌行国”，如若羌、西夜、休循、捐毒等。以上46国皆为当时汉西域都护管辖，或在今新疆境内者，其余所记在今中亚诸国，未列入表内。从上表中可看出，《汉书》撰者所记西域诸城郭国的顺序基本上是以汉内地通西域的道路而排列，而通西域的道路又是与各城郭国的地理位置基本一致，且均与今新疆的地理环境，即沿沙漠边缘绿洲密切相关。也即是说，从公元前2世纪后，非凡是在西汉经营西域60余年后，在今天新疆沙漠绿洲及山谷间，出现了许多大小不等的城郭国。这些城郭国的人口差别较大，有如鄯善、扜弥、于阗、莎车、疏勒、姑墨、龟兹、焉耆那样人口上万的大国，也有许多仅有数百人的小国。其中以“田畜”为主的城郭国有：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扜弥、渠勒、于阗、皮山、乌秅、莎车、疏勒、尉头、姑墨、温宿、龟兹、乌垒、渠犁、尉犁、危须、焉耆、车师前国、车师后国、车师都尉国、车师后城长国等25国；其余多为以游牧为主的“行国”。这一情况与公元前2世纪前新疆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文化遗址所反映的畜牧兼农业的主要经济特征，是一脉相承的。假如将上述城郭国的经济类型与人口数联系起来，则可发现，以“田畜”为主的城郭国人口，比以畜牧为主的行国要多，说明在西域面积不大的绿洲上经营农牧业，要养活上万的人口，其经济发展已达到一定的水平。非凡是且末以西诸国，“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即是说，其经济发展水平与内地已相差无几。又《汉书·西域传》中记：若羌、鄯善，“山有铁，自作兵”；莎车、龟兹、山国、姑墨等国，有铁山或山出铁、铜。说明当时有的城郭国采矿、冶炼手工业也较为发达。此外，上述46国中，共记有24座城镇，占诸国总数的52%左右；有城镇说明其国居民主要过着农业定居的生活，交通、商业较为发达。而这些城镇大多为其国都城，是政治和经济的中心。而有的国家的国都称为之“谷”，应主要是以游牧为主的诸国。在人类文明史上，城镇的出现与发展是文明发展的标志之一，它集中体现了当地居民的经济发展已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也即是说标志着当地的开发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二西汉末年，由于王莽施行错误的民族政策，西域诸国怨叛，复属于匈奴。东汉建立后，西域诸国不堪匈奴的压榨，纷纷遣使要求内属。范晔撰《后汉书·西域传》对之记载颇详。后东汉经营西域，重新设置都护、戊己校尉等，“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按《后汉书·西域传》所记西域情况，“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因此，笔者将《后汉书·西域传》所记西域诸国情况与大约60余年前《汉书·西域传》所记情况对比如下。《后汉书·西域传》仅记载了西域一些国家的人口数，且自西汉末年以来，西域各国相互兼并，因此对各国人口的比较有些困难，但对其中一些城郭国的人口变化，还是可以有大致的了解。比如于阗，西汉时人口有3300户，19300人；《后汉书》记于阗人口猛增至户32000，口83000，人数增长3。3倍，其中应包括于阗兼并邻近皮山、渠勒及部分抒弥的人口。既便如此，于阗这60余年中人口的增长也是可观的。又如疏勒国，西汉时有户1510，口18647，《后汉书》仅记其户有21000，仅户数增长约12。9倍；焉耆国西汉有户4000，口32100，《后汉书》记其有户15000，口52000，人口增长62%，其中可能包括焉耆兼并邻近尉犁、危须、山国的部分人口。无论怎样，东汉城郭国人口比西汉时有较大的增长，这是毫无疑问的，它标志着在这60多年内，西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在城镇建设方面，《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了一些新的城镇名，如疏勒的桢中城，焉耆的南河城，车师后国的候城、金满城、且屯城，伊吾的屯城等。《后汉书·班超传》还记有疏勒的槃橐城、乌即城，姑墨的石城，龟兹的它乾城等。城镇的增加，也是西域进一步开发的标志之一。《后汉书·西域传》于诸国经济状况记载不多，可能是因为撰者范晔因“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的原故。但是，《后汉书》也有一些新的内容，如记伊吾卢“地宜五谷、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又记蒲类国、东且弥国“庐帐而居，逐水草，颇知田作”。即是说此两国在东汉时已开始有了农业。又上引《后汉书·班超传》记班超攻焉耆国，“因纵兵钞掠，斩首五千余级，获生口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内记“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可能有些夸大，但也反映出焉耆牲畜数量之多，畜牧业之发达。从上述两汉时期文献所记西域城郭国的人口、城镇、经济状况及其发展变化，可以大致了解两汉时西域开发的概貌。而开发西域的主要应是原居于该地的各族，包括塞人、吐火罗人等欧洲人种；也有从今天内蒙古、甘青一带迁入的以游牧为主的匈奴、羌人等蒙古人种。羌人的居地从东边的若羌，沿昆仑山直到帕米尔高原皆有。在今新疆沙雅县于什格提遗址曾发现一枚东汉时的“汉归义羌长”铜印，说明羌人对新疆南部的开发有一定的贡献。此外，还有曾统治过西域的匈奴人，天山以北的乌孙、月氏、塞人，东汉末以来由中亚阿姆河一带迁入的贵霜人等，均对西域的开发起过重大的作用。三两汉时期西域的开发是直接与两汉中心政府治理和实施的边疆民族政策相关的。两汉中心政府在西域设官置守，采取一系列稳定西域局势、保持各城郭国原有制度等羁縻、怀柔政策，有利于西域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此，两汉中心政府还采取了一些开发西域的直接措施，主要是屯田和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两汉于西域的屯田，始于公元前104年李广利伐大宛之后。据《汉书·西域传》记，汉武帝时，汉朝“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此后两处屯田废止。到昭帝时，汉廷依从前桑弘羊提出扩大轮台屯田的建议，于公元前78年遣扦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复屯田轮台、渠犁。到汉地节二年，渠犁一带屯田士卒达1500人。此外，汉朝还在元凤四年更楼兰国名鄯善后，“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其后更置都尉”。公元前60年，汉朝设置西域都护后，屯田的重点转至车师前部。车师屯田大约始于宣帝地节中，时郑吉曾使“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公元前60年，又徙车师屯田于北胥鞬等地。到汉初元元年，汉廷置戊己校尉主管西域屯田事务，初治交河城，后移置高昌壁。车师屯田一直继续到西汉末年。东汉明帝开始经营西域时就十分重视屯田。永平十五年（72），汉朝取匈奴伊吾卢地，于此置宜禾都尉以屯田。过了两年，汉击车师，始复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以耿恭为戊己校尉，屯田金满城；另一戊己校尉关宠则屯田柳中城，“屯各置数百人”。明帝时，汉还于楼兰屯田，田卒达千人。此后，西域三绝三通，在“三通”时，汉皆于上述地区屯田。此外，在民丰北尼雅遗址曾发现一枚东汉时炭精制的“司禾府印”印范，证实汉在精绝也曾设置屯田机构，实行屯田。可见两汉在西域屯田之地有轮台、渠犁、楼兰、车师前部、伊吾、交河、高昌壁、金满城、柳中、精绝等，有的地区屯田士卒达千人以上。两汉在西域的屯田是一种军事建设和生产建设相结合的措施，目的是供给戍守西域将士军需。但是，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了原来屯田的目的。汉在西域的屯田首先是直接促进了西域边疆的经济开发，因为士卒屯田就要建筑房舍，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等。农田的开发，逐渐改变了西域一些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使传统农业的比重上升。而兴修沟渠在干旱的西域是不可或缺的，屯卒引进了内地先进的水利设施，扩大了屯田的范围。上世纪我国闻名考古学家黄文弼曾多次到新疆考察，在沙雅南、轮台南、罗布泊北和吐鲁番等地均发现了汉代水渠遗址，当地有的人称之为“汉人渠”。屯田的士卒还将内地先进的农业技术和铁制农具传入了西域。西域铁器的使用虽然早于内地，但作为农业工具的铁器几乎没有，说明西域诸国铁器制造、冶炼手工业已落后于内地。《汉书·陈汤传》曾记：西域胡人“兵刃朴纯，弓弩不利。今闻颇汉巧……”由于汉朝屯田而传入西域的铁制农具及冶炼技术，促进了当地冶铁手工业的发展。在近代新疆考古调查和发掘中，曾在民丰尼雅遗址、洛浦南的阿其克山等地发现汉代冶铁遗址，在库车北阿艾山发现汉代冶炼钳锅、矿石和废渣等。两汉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对西域开发的意义也十分巨大。自西汉开通至西域的交通之后，汉朝即从京师长安起，沿途设置亭、障、烽燧、驿置等，以维护交通的畅通，甚至西域的屯田，也有维护和供给往来使臣、商人的意义在内。丝绸之路的畅通不仅加强了中西方经济、文化的交往，而且促进了西域地区经济的发展。上述西域诸国人口的增加、城镇的兴起，与丝绸之路就有着密切关系。关于此，前人论述颇多，不赘。下面仅就丝绸之路的畅通对西域商业发展所起的作用，略加叙述。从西汉武帝时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之后，首先是每岁遣使西域的使者“相望于道”，内有不少使者即是商人，《史记·大宛列传》称“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即指此。而西域诸国也以“朝贡”、“贡献”为名，不断遣使长安，除了政治上有依附汉朝的意义之外，其实质也是为了贸易，获取厚利。《汉书·西域传》记罽宾遣使，有时“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即为一例。由于西域与汉朝双方使臣及商人往来日益增多，西方、西域的珍奇异宝大量出现于京师长安，而内地的纺织品、漆器、铁器等也传入西域。到东汉时，西域的商业因中西方贸易的繁荣而更为发展。正如《后汉书·西域传》所记：“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作为中西方贸易的通道和中转站的西域诸国，其商业也随之日益发展。近代以来，在新疆的考古发现中，汉代内地的纺织品、漆器、铁器等物品的数量、质量均十分惊人，而内地对西域的产物如良马、葡萄、毛织品、玉器、珠宝等的渴求，反过来又促进了西域商业甚至毛纺织业、玉器等手工业的发展。综上所述，两汉时期，在汉朝中心政府的经营之下，西域各族人民，包括进入西域的内地汉族士卒等，积极开发和建设西域，使西域的经济开发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成为历史上新疆地区经济开发的第一次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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