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庙有什么意义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融合中，孔庙的功能已经远远超出了纪念性建筑的本身含义，成为中华多民族文化的象征。
孔庙的存在，体现了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
孔庙建筑群时间久远，集历史、建筑、雕刻、绘画、书法等成就于一体，是古老的博物馆。
它不仅是历代统治者尊儒祭孔活动的历史见证，也是综合体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载体，更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孔庙自始建以来，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文化传承与教化功能。
从孔庙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文化传承的轨迹。
孔庙之始，儒学的传播尚处于萌芽状态。
汉初虽然已确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但由于本土宗教道教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对儒家文化的争战，以及其后三国、魏晋、南北朝绵延数百年社会分裂动荡所引起的思想混乱，使儒家学术很难取得“独尊”的地位。
但在这一时期，儒学吸收其他学派的成分，以适应社会的需要。
至隋唐时期，天下一统的局面形成，孔子及其创建的儒家学派所阐发的精神与学术思想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儒家文化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从而使大规模兴建孔庙与长期传播儒家文化成为可能。
宋元明清各朝沿袭“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不断以尊崇的谥号封赠孔子，对孔庙建筑的规格一再提高，都表明了对儒家思想文化价值的肯定。
除曲阜孔庙外，自北朝开始在全国有关郡县设立文庙学宫，文庙学宫从此有了“学校”的功能。
这一重要功能对隋唐以降的科举制度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尤其从唐代至清末，庙学不分，规制有前庙后学、左庙右学、左学右庙，还有中庙左右学、中庙周学等。
庙学合一的体制使历代儒士文人在这里接受了儒学的熏陶，尊经读经即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为各个时期培养了不同层次的学人。
自隋唐以后，儒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逐渐发展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孔庙则是这一文化的重要载体。
孔庙祭祀操纵于国家，其目的在于厉行教化，即“庙以崇先圣，学以明人伦”〔8〕。
祀孔表明，国家厉行教化的根本内涵是孔子之道，追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想化的礼制秩序。
“仁义礼乐”是儒家之道，政治对儒道的汲取是为了建立有序社会，实现专制统治。
“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9〕。
所以，祭祀孔子，也就是推崇他所创立的思想学说。
2.促进中华民族的融合与统一。
各地孔庙的建立，对于推动中华民族的融合与统一功不可没。
在封建国家政令的要求下，无论是中原内地，还是边陲地区，都曾设有孔庙。
“自唐以来，州县莫不有学，则凡学莫不有先圣之庙”〔10〕。
辽代的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西京（今山西省大同），都设有国子监，其旁建有孔子庙，按时祭祀先圣先师〔11〕。
其各州、县学也都有孔子庙。
金朝沿袭前朝，除上京国子监有孔子庙而外，州县也建有庙学。
章宗泰和四年(1204)，“诏刺史，州郡无宣圣庙学者并增修之” 〔12〕。
元朝在云南建立行省后，于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在昆明建孔子庙。
此后，大理、建水、通海、石屏等地也纷纷建立孔庙并使之制度化。
到清末时，云南全省除个别极边远的地方外，差不多所有州县都有孔庙了。
被誉为“海南第一庙”的文昌孔庙始建于北宋庆历年间，明洪武八年（1375）迁址于文城镇。
台湾孔庙首建于今台南市，建成于清康熙五年（1666）。
台湾地区兴建孔庙较早者尚有彰化县学（雍正年间）、凤山（今高雄市）县学（康熙年间）、及台北府学（光绪年间）等。
边远地区孔庙的建立，大大改善了当地教育落后的状况。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而非仅被汉族所垄断。
这从孔庙建筑者的族别上很容易看出来：南北朝时期鲜卑族的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是史载最早在曲阜以外的城镇修建“先圣庙”祭祀孔子的皇帝；女真族在进入中原、建立金朝后，代代皇帝尊孔祀孔，修建孔庙，如山西平遥文庙至今仍保留有金朝建筑的格局；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不仅首在大都（今北京）修建孔子庙，奠定了北京孔庙的规格，还将孔子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为历代帝王封赠孔子的最高谥号；满族则在建立清朝而未入主中原之前已奉行祭孔大典，并在东北地区建立了孔庙。
中华五十六个民族共奉孔子为“先圣先师”，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它缓和了民族矛盾，促进了各民族的不断统一。
儒家文化规范了中华民族各阶层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并成为一种理念，是促进中华各民族加强团结携手并进的精神纽带。
3.艺术价值。
孔庙是东方建筑风格的具体体现，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曲阜孔庙是中国现存三大古建筑群之一。
孔庙的建筑遵从了我国传统建筑群中贯轴线，左右对称的原则，布局严谨。
孔庙作为祭祀性建筑，其特殊性表现在它的标志建筑：其主建筑大成殿大多采用抬梁斗拱；泮池具有悠久的历史，为孔庙所独有；棂星门除用于个别高规格的祭祀建筑以外，主要用于孔庙建筑中；孔庙前的牌坊之多是其它类型的建筑无法相比的。
在孔庙里的雕刻是中国石雕艺术的上品，尤其是大成殿的石柱雕龙，更是石雕艺术的佳作。
如山东巨野县现存的明代文庙大成殿，殿四周有24根大型石柱支擎，前檐下8根石柱以及后檐端柱为高浮雕二龙戏珠，上缀浮云，下着波涛，造型生动雕琢精工；其它石柱为浅浮雕缠枝花卉，构图繁缛，技艺精湛〔13〕。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朝代的更替，各地孔庙在建立、修缮、祭祀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碑刻和匾额，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据统计，曲阜孔庙内共有碑碣1000多幢，包括祀孔碑、谒孔碑、修建孔庙碑、功德碑等，这些碑碣除了大量的用汉文刻成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文字，如满文、蒙古文字等。
无论从年代跨度上，数量上，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都是价值极高的宝库。
从碑刻和匾额的书法艺术看，各种字体兼备，风格不同，各具特色，也同样是难得的珍品。
地方文庙碑刻也不乏精品，如唐代著名书法家虞世南撰文并以正楷书写的“孔子庙堂碑”，现存摹刻有二：一在西安碑林，称“陕本”或“西庙堂碑”；一在山东成武，称“成武本”或 “东庙堂碑”，现由县文物室收藏，历来为书家所喜爱。
在祭祀孔子的历史过程中，还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乐舞艺术。
祭孔乐舞的内容以颂扬孔子生前的业绩为主，是乐、歌、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
其乐源于孔子所推崇的“韶”；舞因自“夏”；诗来自隋代牛弘、蔡徽的创作。
乐曲八音齐全，古朴纯正、典雅悠扬、金声玉振。
舞生以龠为舞具，舞姿刚劲舒展，具有雕塑之美。
乐生演奏的乐器有古筝、笙、笛、箫、编钟、编磬等。
祭孔礼仪场面宏大，古朴娴静，而庄严肃穆的祭孔气氛与金碧辉煌的大成殿，更形成了完美的艺术统一。
祭孔乐舞以其平和的曲调，适中的节奏，典雅的歌词，谦恭的舞步，凸现出中国古代雅乐博大精深的思想意蕴，庄严恢宏的感人气势，以及中正和谐的艺术风格，集中展示了孔子及儒家倡导的“仁”、“和谐”、“礼让”的人文价值。
另外，孔庙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
孔庙见证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发展的历程。
在各地孔庙的发展史上，留下了丰富的遗存和资料，通过对有关孔庙历史的研究，可以了解孔庙建筑与祭孔活动的兴衰，透视中国封建时代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对儒家乃至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演变进行深入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