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玩偶之家》这部剧？
《玩偶之家》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在这里，我简单分析一下主要人物形象和自己对这部剧的一点认识。
男主人公海尔茂生性怯弱，谨小慎微，在社会上辛苦奋斗，险些拼掉身家性命才博得一点立足之地，他出场后表达的第一个态度是不赞同娜拉胡乱花钱，接着是不赞同娜拉借贷，然后又透过娜拉的言语向读者呈现，他连冷静面对生活意外打击的勇气都没有，陷入磨难时，还需要娇小的娜拉对他施以安慰和援助。海尔茂的所谓强势不过是从社会体系中生硬挪用来的，这恰恰证明了他的不强。就内心的坚强程度而言，海尔茂不过是一个伪男人，连娜拉都不如。
海尔茂与娜拉的真正症结在于爱的缺席，他们之间没有可以化解冲突的爱情，有的只是社会权力式伦理体系下的夫妻名义。在第三幕中，海尔茂问娜拉：那就是你不爱我了？娜拉回答道：不错，我不爱你了。娜拉的阐述无疑是一种事实，用娜拉的说法，这是他们结婚八年来，头一次正正经经的谈话，这不爱不是突如其来的转折，而是拂去假象伪饰后的真相。过去八年里，海尔茂对娜拉没有爱，有的只是真实的圈养和消遣；娜拉对海尔茂也没有爱，但她以为自己有爱，处处都用爱的幻觉蒙蔽自己，当然也用爱的努力拯救自己，但她不过活在一种虚拟的幸福中。
海尔茂对待娜拉的方式，是世俗社会的通常方式，海尔茂不是它的发明者，只是一个普通的使用者和臣服者，但这样的体系对娜拉的损害有多少，对海尔茂的惩罚就有多少。表面看他在自觉充当着权利体系的傀儡，享受着其种种优越的恩赐，但这是以损害他作为男性的阳刚灵魂为代价在进行的，这样的恩赐本质上不过是一种阉割。海尔茂温顺臣服于这样的体系，名义上他是权力的自由拥有者，但在强大的体系中，他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奴隶。看看娜拉离家出走时，海尔茂那副眼泪汪汪的可怜样子吧，再联想楼上那几个熟睡的可怜孩子，对一个男人来说，这是相当重的惩罚。
从这里看，这部剧带有某种悲剧的意味。按照亚里斯多德的理论，悲剧在感情上能带给人恐惧和怜悯。在某种程度上，海尔茂的境遇给我们带来了一丝恐惧和怜悯。海尔茂和娜拉从开幕起，两人的心灵就不在一个维度上，当海尔茂醒悟时，事态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娜拉是映照海尔茂悲怯灵魂的一面美丽而坚韧的镜子，她也比海尔茂多一份生者的鲜活灵性，始终怀着对爱情的天然憧憬，内心拒绝纳入那套生硬冰冷的体系，所以她一直努力用行动激发灵魂已僵死的海尔茂，激发他们的所谓爱情。当海尔茂穷困潦倒，贫病危急，是娜拉勇敢站出来，擅自伪造父亲签名借钱为海尔茂治病，这种独立担当的人格力量是海尔茂根本不具备的，而且对爱情的寻求和努力，娜拉也是真诚而勇敢的，这都是她人格成熟强大的一面。困境最能够见证灵魂，在面对相同的困境时，娜拉表现得执着而果敢，海尔茂则只会逃避和求助谎言，就人格力量来说，海尔茂和娜拉是一个地上，一个天上。
女主人公娜拉最初是作为一个完全没有自我意识的所谓“玩偶”形象出现的，从第一幕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娜拉一直是他人的玩偶，是父亲的“泥娃娃女儿”，是丈夫的“泥娃娃老婆”。但可悲的是，她的丈夫，海尔茂，却是个自私虚伪的资产者形象。在剧情的层层深入下，他的本质也随之显露，他的生活目的就是追求金钱和地位，他不爱，亦不知被爱，妻子只是他的一件私有财产。在这种情景之下，娜拉的反叛也是顺理成章的。即使暂时看不到出路，也必须有这一种姿态。
娜拉的悲剧在于，她的坚持没有结果，她的救赎没有出路，被她憧憬的爱人灵魂已被权力体系压榨掉了萌芽爱情的可能，而出走之前的娜拉并未认识到这一点，所以直到出走之前，她都寄望着“奇迹”的发生，当奇迹没有出现，失望的娜拉从过去对两人的自救，专为对自己一人的自救。在我看来，出走的娜拉也不是一个胜利者。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叫《娜拉出走以后》，探讨娜拉出走后的道路，按照当时的社会形态，要么堕落，要么饿死，要么回来。
娜拉的最好的出路当然是回归，但得到发生奇迹，这个奇迹要海尔茂像一个真正的男人，去关心爱护娜拉。在当时的权利体系下，这种改变就不只是海尔茂一个人的事情，是整个社会的事情。易卜生让娜拉摔门而去，却给了每个看戏的人心头猛然一击。
中国早期曾把《玩偶之家》当作独立运动的利器，撕开旧中国积弊的口子。但易卜生并非只是探讨妇女问题，他是通过妇女问题表现社会环境中人的道德观念，以求实现做人的最高的道德理想。对人生、社会的思考使易卜生思索出一条在道德上自我完善的道路，就是通过精神反叛达到全新的人。这在易卜生前后期的创作中是一脉相承的。
普列汗诺夫说，总而言之，易卜生拥护妇女解放。但是在这里，跟在别的任何地方一样，使他感兴趣的是解放的心理过程，而不是它的社会结果，不是它对妇女的社会地位的影响。《玩偶之家》的第三幕充分围绕着娜拉的心理而展开。
剧作家更加关心的是娜拉从执迷到清醒进而到反叛的心理发展过程。易卜生将这个家庭当作自己的人生试验场。
另外，我认为从阮克大夫的设置上，已经显现出易卜生后期象征戏剧的端倪。他去和娜拉告别，对娜拉说，下次开化妆舞会的时候，我要扮隐身人。海尔茂说，这话真逗人。阮克接着说，我要戴一顶大黑帽子—你们没听说过眼睛瞧不见的帽子吗？帽子一套在头上，人家就看不见你了。
从这段话中，阮克没说自己快要死了。但我们隐约觉得，他明白自己的归宿。观众也明白。他说的话含有某种神秘的意象。这在这出矛盾尖锐的现实主义戏剧里无疑是神来的一笔，富含着诗意和想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