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岚是怎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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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六月十五日，纪晓岚出生于河间府献县崔尔庄。
关于他的出生，长久以来就流传着种种神奇的传说。
据朱为之写的墓志铭说，在他出生的前夕，“水中夜夜有光怪”，并有一道火光闪入其出生地对云楼，后遂被人们认为他是“灵物化身”。
于是“昀”就被作为了他的名字。
“昀”即日光的意思，晓岚是他的字。
这奇异的出生显然是后人编造的传说，但是，纪昀自幼就具有一种特异功能倒是事实。
他本人69岁时在《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中自述：“余四五岁时，夜中能见物，与昼无异。
七八岁后渐昏阍，十岁后遂全无睹。
或半夜睡醒，偶然能见，片刻则如故。
十六七岁以至今，则一两年或一见，如电光石火，弹指即过。
盖嗜欲日增，则神明日减耳”。
垂老之言，大概不会虚妄吧。
纪晓岚从小就有“神童”之称。
关于他少年时非凡的才华，民间有很多故事流传。
据说，纪晓岚一日在街上与同伴们玩球，正好太守经过，不巧球误扔进太守的官轿。
别的孩子早四处逃散，他居然上前拦轿索球。
太守见他憨态可掬，于是说：“我有一联，如果你能对上，就把球还你，否则就归我。
”纪昀同意了。
太守出上联：“童子六七人，唯汝狡”。
纪昀不加思索地答道：“太守二千石，独公……”最后一个字迟迟不说。
太守问他“何以不说出末一字？”他回答说：“太守若将球还我，就是‘廉’字；若不还，便是‘贪’了。
”太守不禁大笑，自然把球还他了。
天资固然重要，但是后天的学习更是纪晓岚成为“一代通儒”的基本要素。
纪昀从小就深受父亲影响，也受到家人严格督促。
当然，他自己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加上他自己的聪颖禀赋，其学问与日俱增。
雍正十二年，纪晓岚随父入京，受业于著名画家董邦达门下。
董邦达是清代皇家画院中继王原祁之后的一代宗匠。
名师自然出高徒。
乾隆五年（1740），纪昀返乡应童子试。
乾隆十二年应乡试，其文章写得词采富丽，才气飞扬，引人入胜。
这次乡试的主考官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阿克敦和刘统勋。
两人不禁为之拍案称绝，被擢为乡试第一。
十九年三月中进士，会试列第22名，殿试中名列二甲第四名。
同年进入翰林院，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
此后他先后担任山西、顺天乡试的主考官，并曾视学福建。
纪昀在奔忙于学官和侍奉皇帝期间，每每君臣之间，同僚之间，多有酬唱应答，妙语佳对，不仅赢得广泛赞誉，而且也颇得乾隆帝嘉奖。
纪晓岚入主翰林后，他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尽情发挥。
有一年乾隆帝东巡泰山，纪昀随驾。
至东岳弥高岩前，乾隆帝突然想起《论语》里的“仰之弥高”之句，欣然集成一幅颇难应对的上联：“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可以弥上也。
”纪晓岚不假思索地念出了下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
”对得自然工巧，无懈可击。
宦途生涯多烟云
乾隆十九年（1754年）至三十三年（1768年），是纪昀在翰林院春风得意、酣酒高歌的日子。
这时与他交游的朋友中有王鸣盛、钱大昕、朱筠、卢文?、王昶等。
乾隆二十年，纪昀在北京歙县会馆拜见了戴震。
两人一见如故，并折节与交。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六月，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两淮盐政卢见曾因有营私贪污行为而被革职查办。
纪昀则因为通风报信而被发配乌鲁木齐。
这件事《清朝野史大观》的记载更为生动有趣：当时纪昀得知消息，想预先通知卢家。
但又怕引火烧身，不敢轻易传话、写信。
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把一点食盐和茶叶封在一个空信封里，里外未写一字，星夜送往卢家。
卢见曾从中终于悟出其中的隐语：“盐案亏空查封”。
后经刘统勋等人的严密侦缉，纪昀终于败露，同年十月，被遣戍乌鲁木齐赎罪。
在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奉召回到京城之前，纪昀在新疆呆了两年多。
在这两年多时间中，其大儿子纪汝佶病亡，爱妾郭彩符在纪昀东归不久也撒手人寰。
在这段日子里，纪晓岚对人生有了更深切的感悟，体会到了君主的无常、官场的险恶与世态的炎凉。
一种人生的空幻感与弥漫感伤的情绪时时萦绕于心际。
在这期间，他曾为自己的一块砚台赋诗：“枯砚无嫌似铁顽，相随曾出玉门关。
龙沙万里交游少，只尔多情共往还。
”他还曾为一幅《八仙对弈图》题诗，图上，韩湘子、何仙姑对局，五仙旁观，铁拐李酣然大睡。
纪昀端详过后，无限感慨涌上心头，信笔写道：
“十八年来阅宦途，此心久似水中凫。
如何才踏青明路，又看仙人对弈图。
局中局外两沉吟，犹是人间胜负心。
哪似顽仙痴不省，春风蝴蝶睡乡深。”
重返翰林院，使纪晓岚的思想为仕与隐的抉择产生过激烈的斗争。
他对人生世事的认识更加清醒，对胜衰荣枯之理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与其争强好胜，还不如酣然“痴不省”而来得快活。
但是，纪昀最终还是选择了继续过那种“水中凫”的生活，火热的经世情怀终于战胜了退隐的念头。
纪昀生活后期，备受恩宠。
他三迁御史，三入礼部，两次执掌兵符，最后竟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管国子监事致仕。
纪昀不仅居高位，享盛名，而且执学术牛耳，为士林所宗仰。
洪亮吉就称他“当代无人可并论”，是名副其实的一代文宗。
虽然如此，他晚年的内心世界却日益封闭。
年轻时一度才华横溢、血气方刚的他，至此，日感疲惫，再“无复著书之志，唯时作杂记，聊以消闲”，其《阅微草堂笔记》正是这一心境的产物。
所以当《阅微草堂笔记》脱稿时，他不无抱憾地吟咏道：“平生心力坐销磨，纸上烟云过眼多。
拟著书仓今老矣，只应说鬼似东坡。”
嘉庆十年（1805）二月十四日，一代鸿儒纪晓岚去世，终年82岁。
嘉庆帝曾亲自前往祭奠，并追谥文达。
立身之道与交游
纪晓岚在清代官场上驰骋近半个世纪，又多次担任乡试、会试的主考官，另外他还主持编纂《四库全书》，是乾嘉时期公认的文坛领袖。
他官位虽大，但为人通达，礼贤下士，人情味很浓，所以交游甚广，其友朋知己、门生故吏不计其数。
从其作品或一些文献里可以查证，当时许多著名汉学家、文人学士都和他有密切的交谊，诸如戴震、王昶、卢文弨、王鸣盛、钱大昕、余集、邵晋涵、孙星衍、王念孙、段玉裁、朱皀、朱筠、阮元、蒋士铨、洪亮吉、黄仲则、罗聘、刘墉等，乾嘉汉学风尚的形成，纪晓岚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乾隆二十年夏，纪昀初识戴震。
当时戴震是来京避难的。
两人情深意笃。
纪昀还曾出资将戴震的《考工记图》付梓，并为之作序。
戴震后来几次到京师都住在纪昀家。
乾隆三十八年，戴震还因纪昀的推荐进入四库馆。
戴震去世后，纪昀曾深情赋诗，说是“披肝露胆两无疑”的朋友。
戴震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等扼杀人性的尖锐抨击，这在纪晓岚纂修的《阅微草堂笔记》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都有相当深刻的反映。
晚年的纪晓岚多次述及他和陆青来的结交经过。
陆青来曾官至湖南巡抚、户部郎中。
治学倡导经世致用。
他与纪晓岚少年时代同受业于董邦达，是非常要好的同学。
纪晓岚说，他小的时候常喜欢戏侮陆青来，但青来并不为忤，称纪晓岚的喜怒变化是真性情的表现。
为此，纪昀颇有知己之感。
纪晓岚的同窗好友还有一个董元度。
董元度，字寄庐，号曲江，山东平原人。
乾隆十七年进士。
二人相识于乾隆十三年，交谊甚笃，有多首酬唱诗传世。
董氏性情洒脱，不喜欢受人约束。
入翰林作官后，仍常乞假外游。
后仕途不顺，穷困而死，所以其诗多清婉而感伤。
纪昀《戏赠曲江》诗中曾说他“疏狂全未减，落拓久无聊”，并称：“爱尔如兄弟，结交三载余。
每怜同寂寞，相与惜居诸。
”《阅微草堂笔记》也多次表示对董元度所禀持的“人到无求品自高”的处世态度推崇备至。
纪昀和刘墉更有着不解之缘。
刘墉的父亲刘统勋正是纪昀的乡试主考官。
对刘统勋的知遇之恩，纪晓岚一直是感激零涕、念念不忘的。
而后来纪昀被发配的案件，又恰是刘统勋负责。
还有更巧的，举荐纪昀担任四库馆总纂官的，也是这位刘大人。
刘墉，字崇石，号石庵，刘统勋长子。
刘墉在民间是个颇具知名度的人物，家喻户晓的《刘公案》就是表彰他的。
刘墉比纪昀年长4岁，都是一代才子。
相传刘墉当年参加殿试时曾有上乘表现。
乾隆皇帝让其以自身驼背为题赋诗，他不无自嘲兼揶揄地写道：“背驼负乾坤，腹内满经纶。
一眼辨忠奸，单腿跃龙门。
丹心扶社稷，涂脑报皇恩。
以貌取人者，岂是圣贤人！”和坤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唯刘墉、纪昀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大臣始终不曾依附。
他们一个善文，一个工书，却都有收藏砚台的癖好。
有时相互赠送，也常为一个心爱之物而互相攘夺，但彼此都恬不为意，并以之为笑谈。
纪昀交游的名单当然远不止这些，还有像钱大昕、卢文弨、王杰、王鸣盛、朱皀、朱筠、王昶、洪亮吉等人，这些都是一代著名大师，是清代乾嘉时期的文化脊梁。
正是这么一批人，为盛世学术文化思潮的形成增添了一道绚丽的色彩。
治学为人“近人情”
纪昀为人宽厚，学识渊博，是乾嘉时期官方学术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
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曾这样评论纪昀：“于书无所不通”。
但他广博的学问与其通达的为人是相辅相成的。
他治学为人皆讲求宽容，表现了一代通儒的博大胸怀。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就说他“其处世贵宽，论人欲恕，故于宋儒之苛察特有违言。
……且于不情之论，世间习而不察者，亦每设疑难，揭其拘迂。”
其《阅微草堂笔记》便每每以是否通情达理作为评论的标准。
《如是我闻》（四）里便说：“圣人通幽明之礼，故能以人情知鬼神之情也；不近人情，又乌知《礼》意哉！”
纪昀论文有一个基本要求，这就是坚持“务取持平”的批评原则，尽量做到客观公正。
诗文作品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活动。
在他看来，“人生境遇不同，寄托务异，心灵浚发，其变无穷”（《瀛奎律髓刊误序》），所以，其是非得失，不可简单处理。
他能比较公允地评价李清、钱谦益等人，对于文学史上各种流派也能够比较客观地加以评价。
比如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纪昀就把他们放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中进行认真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另外，纪昀身为汉学大家，却没有一点门户之见。
他最反对文人结社，而强调学术独立。
他在《耳溪诗集序》中就曾说：“余天性孤峭，雅不喜文社诗坛互相标榜。
第念文章之患，莫大乎门户。
……朋党之见，君子病焉。
”纪昀对出自性灵的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都是充分肯定的。
作为乾隆年间的一名封建正统文人，纪晓岚对文学创作的要求自然也是“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他也说“诗本性情”，但他所说的性情与别人有所不同，他强调的是植根于人之本性基础上的“本天而动”的“至性至情”。
“诗之分葩竞艳，要皆发乎情思，抒乎性灵”（《冰瓯诗草序》）。
他反对充满理气的文章，同时也反对不近人情的道学。
在其《阅微草堂笔记》中，他就曾大力揭露道学家的虚伪和无情。
夙兴夜寐四库馆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在清高宗亲自主持下广泛展开。
经刘统勋举荐，纪昀和陆锡熊出任总纂官。
在纂修《四库全书》期间，纪昀曾得到过乾隆帝的许多赏赐，但也遇到很多麻烦。
一次，乾隆帝发现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中“有引李清、钱谦益诸说未经删削者”，而这部书当初是纪昀亲自校理的。
于是龙颜大怒，专谕诘责纪昀：“何以并未删去？”令其速“删改换篇”，并“自行赔写”。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四库全书》复校完成，后发现大量讹误，乾隆帝又“令纪昀、陆锡熊两人一体分赔”。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六日，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缮告成。
纪昀为此专门写了《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后收入《四库全书》卷首。
全文条分缕析，词采飞扬，富丽精湛，被称为“集中第一篇大文字”。
第二部《四库全书》完成于次年十一月，第三部完成于四十八年十一月，第四部完成于四十九年十一月。
这即是内四阁《四库全书》。
这四部全书当时分藏于大内（紫金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避暑山庄（承德）文津阁及盛京（沈阳）故宫文溯阁。
历史战火把文源阁的那一部化为了灰烬，其他三部现分别见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甘肃省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
南三阁《四库全书》后分藏于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和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
同样由于历史战火的原因，扬州、镇江的那两部皆付之一炬，现仅杭州的那部尚残缺不全地存于浙江省图书馆。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纪昀又殚十年之力，编纂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当时各纂修官每校阅一种书籍，便要撰写一篇提要，最后由纪昀、陆锡熊笔削考校、再三润饰。
陆锡熊死得较早，主要工作是纪昀完成的。
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视为纪昀学术文化思想的代表性文献。
当时的大学者朱?在《纪晓岚墓志铭》中就说：“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知足斋文集》卷六）；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亦云：“公一生精力，萃于《提要》一书”；张维屏《听松庐文钞》亦称：“文达一生精力，具见于《四库全书提要》，又何必更著书！”
纪昀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对保存和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功不可没。
全书共收录各种书籍达3503种，79337卷，存目达6783种。
其中有380多种佚书是经过众多学者长期搜集失而复得的珍品。
还有不少书籍，经过艰苦的考订而恢复了原貌。
郦道元的《水经注》，便是经戴震精心研究而使长期混淆的“经”与“注”得以区别开来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颇有思想学术价值，介绍著录与存目书籍，写明作者名姓、所处时代、该书要旨和基本评价，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目录学著作。
清人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三十二曾这样评价《四库提要》：“窃谓自汉以后薄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是编。
”积平生精力研读《四库提要》的余嘉锡亦全面肯定其应有的学术价值：“嘉（庆）、道（光）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
”（《四库提要辩证·序录》）
但由于《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种官方行为，编纂指导思想受政治目的所左右，所以著录的书籍并非兼收并蓄，而有着严格的取舍标准。
这在《四库全书》卷首的《圣谕》中说得很清楚。
他们在对古代书籍进行辑佚、校勘、考辨等整理的同时，也在干着对不利于清朝的一些书籍进行销毁、删削或改易的不光彩勾当；在钩沉、辑佚、保存古籍的同时，也在破坏、摧残文化。
其结果，不仅使许多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书籍遭到摒弃，而且使收录的一部分书籍尤其是宋元以后的许多具有异端色彩的书籍失去了原貌。
从此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文化浩劫。
如对明代李贽的言论，清 *** 就不仅把他的著作列为焚毁书目，而且直斥李贽“非圣无法，敢为异端”，“为小人无忌惮之尤”。
（《四库提要》卷五十史部·别史类存目《藏书》提要）再如对屈大均等那些强烈抵触清朝人的作品，自然尽在销毁之列；至于偶有一二语伤触清朝而又气节凛然的明代遗民作品，则稍加“酌改”即为我所用。
（《清高宗实录》卷1095）其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据官方上报的数字统计，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销毁、抽毁的书目多达2600多种，其实际情况恐怕还不止这个数字。
阅微草堂度晚年
《阅微草堂笔记》是继《聊斋志异》之后出现的又一部有重要影响的文言小说集。
由于纪昀当时特殊的身份，加之为人通达、学识渊博而诙谐，另外他在叙述故事时采用了“追录见闻、忆及即书”（《滦阳消夏录序》）的写实手法，所以艺术风格独特。
《阅微草堂笔记》共24卷，约40万字。
包括《滦阳消夏录》6卷、《如是我闻》4卷、《槐西杂志》4卷、《姑妄听之》4卷、《滦阳续录》6卷。
该书写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三年（1798）之间。
该书是纪晓岚十年心血的结晶，又是纪晓岚晚年心灵世界的反映，也从某一个侧面显现出清代中期纷繁复杂的时代文化风貌。
该书的取材，一是来自于纪晓岚本人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二是来自于他人提供或转述的材料。
小说涉及的社会生活领域，从文人学士、 *** 乞丐，到三教九流、花妖狐魅，几乎无所不包。
丰富的生活素材，为作家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
书中有些怪异奇谲的故事，虽然充满了因果报应、祸福天定的迷信思想和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但也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清中叶的某些人生实相，并触及到当时某些社会弊端，不仅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而且表现了一定的进步思想倾向。
《阅微草堂笔记》有不少故事章节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场的腐朽和黑暗，道学家的虚伪和卑鄙。
如官吏的营私舞弊、草菅人命；有的貌似正人君子，道貌岸然，其实一肚子男盗女娼，卑鄙下流。
诸如此类，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那个光怪陆离的时代。
如《滦阳消夏录》（六）第十则，作者就借山中“鬼隐士”之口，生动地描绘出幽冥世界亦如人间世道，充满了相互倾轧和追名逐利，揭露了官场的黑暗腐朽。
《滦阳消夏录》卷四则写“有两塾师临村居，皆以道学自任”。
在公开场合，他们“剖析理欲，严词正色，如对圣贤”，暗里却互相勾结，丧尽天良，谋夺寡妇田产。
另外，《阅微草堂笔记》中还有不少篇章揭示了处于社会下层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及悲惨境遇。
作为乾隆皇帝的一个文学侍臣，纪晓岚虽缺乏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但他忠实记录传闻的写作精神及其正义感，在某种程度上也透露了他的是非观念和善恶标准。
《滦阳续录》（五）就讲到一件既令人心酸又使人深思的事情。
河北沧州有个董华，家里穷得无立锥之地，以卖药卜卦为生，“一母一妻，以缝纫浣濯佐之，犹日不举火。
”适逢这年又发生了大饥荒，更使董家雪上加霜，全家人奄奄待毙。
无奈之下，董华只好“鬻妇以求活”。
在这则故事里，作者对那名“万不得已而失身”的女子没有丝毫的指责之意，反添几分同情和理解，真实形象地展现了当时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
《阅微草堂笔记》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有“过于议论”之嫌，“不安于仅为小说，更欲有益人心”，但其中不少形象化的寓言和讽喻性的故事还是颇为生动风趣的，甚至能给人以启发和教益。
《如是我闻》卷三写一“相见辙讲学”的翰林官员，别人也以为他“崖岸高峻”，美名在外。
没想到，他也竟会因没有及时接受来宾的送礼而“怅怅惘惘，若有所失，如是者数刻”——人物表里不一的个性特征和心灵世界，着实让人难以忘怀。
另外诸如《姑妄听之》卷二“河中寻兽”之类富有哲理的小故事，也往往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纪昀虽把《阅微草堂笔记》视为“消遣岁月”（《滦阳消夏录序》）的一部闲书，甚至也很难与《聊斋志异》相媲美，但它不蹈旧辙，自成一家，风格独特，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六月十五日，纪晓岚出生于河间府献县崔尔庄。
关于他的出生，长久以来就流传着种种神奇的传说。
据朱为之写的墓志铭说，在他出生的前夕，“水中夜夜有光怪”，并有一道火光闪入其出生地对云楼，后遂被人们认为他是“灵物化身”。
于是“昀”就被作为了他的名字。
“昀”即日光的意思，晓岚是他的字。
这奇异的出生显然是后人编造的传说，但是，纪昀自幼就具有一种特异功能倒是事实。
他本人69岁时在《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中自述：“余四五岁时，夜中能见物，与昼无异。
七八岁后渐昏阍，十岁后遂全无睹。
或半夜睡醒，偶然能见，片刻则如故。
十六七岁以至今，则一两年或一见，如电光石火，弹指即过。
盖嗜欲日增，则神明日减耳”。
垂老之言，大概不会虚妄吧。
纪晓岚从小就有“神童”之称。
关于他少年时非凡的才华，民间有很多故事流传。
据说，纪晓岚一日在街上与同伴们玩球，正好太守经过，不巧球误扔进太守的官轿。
别的孩子早四处逃散，他居然上前拦轿索球。
太守见他憨态可掬，于是说：“我有一联，如果你能对上，就把球还你，否则就归我。
”纪昀同意了。
太守出上联：“童子六七人，唯汝狡”。
纪昀不加思索地答道：“太守二千石，独公……”最后一个字迟迟不说。
太守问他“何以不说出末一字？”他回答说：“太守若将球还我，就是‘廉’字；若不还，便是‘贪’了。
”太守不禁大笑，自然把球还他了。
天资固然重要，但是后天的学习更是纪晓岚成为“一代通儒”的基本要素。
纪昀从小就深受父亲影响，也受到家人严格督促。
当然，他自己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加上他自己的聪颖禀赋，其学问与日俱增。
雍正十二年，纪晓岚随父入京，受业于著名画家董邦达门下。
董邦达是清代皇家画院中继王原祁之后的一代宗匠。
名师自然出高徒。
乾隆五年（1740），纪昀返乡应童子试。
乾隆十二年应乡试，其文章写得词采富丽，才气飞扬，引人入胜。
这次乡试的主考官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阿克敦和刘统勋。
两人不禁为之拍案称绝，被擢为乡试第一。
十九年三月中进士，会试列第22名，殿试中名列二甲第四名。
同年进入翰林院，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
此后他先后担任山西、顺天乡试的主考官，并曾视学福建。
纪昀在奔忙于学官和侍奉皇帝期间，每每君臣之间，同僚之间，多有酬唱应答，妙语佳对，不仅赢得广泛赞誉，而且也颇得乾隆帝嘉奖。
纪晓岚入主翰林后，他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尽情发挥。
有一年乾隆帝东巡泰山，纪昀随驾。
至东岳弥高岩前，乾隆帝突然想起《论语》里的“仰之弥高”之句，欣然集成一幅颇难应对的上联：“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可以弥上也。
”纪晓岚不假思索地念出了下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
”对得自然工巧，无懈可击。
宦途生涯多烟云
乾隆十九年（1754年）至三十三年（1768年），是纪昀在翰林院春风得意、酣酒高歌的日子。
这时与他交游的朋友中有王鸣盛、钱大昕、朱筠、卢文?、王昶等。
乾隆二十年，纪昀在北京歙县会馆拜见了戴震。
两人一见如故，并折节与交。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六月，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两淮盐政卢见曾因有营私贪污行为而被革职查办。
纪昀则因为通风报信而被发配乌鲁木齐。
这件事《清朝野史大观》的记载更为生动有趣：当时纪昀得知消息，想预先通知卢家。
但又怕引火烧身，不敢轻易传话、写信。
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把一点食盐和茶叶封在一个空信封里，里外未写一字，星夜送往卢家。
卢见曾从中终于悟出其中的隐语：“盐案亏空查封”。
后经刘统勋等人的严密侦缉，纪昀终于败露，同年十月，被遣戍乌鲁木齐赎罪。
在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奉召回到京城之前，纪昀在新疆呆了两年多。
在这两年多时间中，其大儿子纪汝佶病亡，爱妾郭彩符在纪昀东归不久也撒手人寰。
在这段日子里，纪晓岚对人生有了更深切的感悟，体会到了君主的无常、官场的险恶与世态的炎凉。
一种人生的空幻感与弥漫感伤的情绪时时萦绕于心际。
在这期间，他曾为自己的一块砚台赋诗：“枯砚无嫌似铁顽，相随曾出玉门关。
龙沙万里交游少，只尔多情共往还。
”他还曾为一幅《八仙对弈图》题诗，图上，韩湘子、何仙姑对局，五仙旁观，铁拐李酣然大睡。
纪昀端详过后，无限感慨涌上心头，信笔写道：
“十八年来阅宦途，此心久似水中凫。
如何才踏青明路，又看仙人对弈图。
局中局外两沉吟，犹是人间胜负心。
哪似顽仙痴不省，春风蝴蝶睡乡深。”
重返翰林院，使纪晓岚的思想为仕与隐的抉择产生过激烈的斗争。
他对人生世事的认识更加清醒，对胜衰荣枯之理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与其争强好胜，还不如酣然“痴不省”而来得快活。
但是，纪昀最终还是选择了继续过那种“水中凫”的生活，火热的经世情怀终于战胜了退隐的念头。
纪昀生活后期，备受恩宠。
他三迁御史，三入礼部，两次执掌兵符，最后竟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管国子监事致仕。
纪昀不仅居高位，享盛名，而且执学术牛耳，为士林所宗仰。
洪亮吉就称他“当代无人可并论”，是名副其实的一代文宗。
虽然如此，他晚年的内心世界却日益封闭。
年轻时一度才华横溢、血气方刚的他，至此，日感疲惫，再“无复著书之志，唯时作杂记，聊以消闲”，其《阅微草堂笔记》正是这一心境的产物。
所以当《阅微草堂笔记》脱稿时，他不无抱憾地吟咏道：“平生心力坐销磨，纸上烟云过眼多。
拟著书仓今老矣，只应说鬼似东坡。”
嘉庆十年（1805）二月十四日，一代鸿儒纪晓岚去世，终年82岁。
嘉庆帝曾亲自前往祭奠，并追谥文达。
立身之道与交游
纪晓岚在清代官场上驰骋近半个世纪，又多次担任乡试、会试的主考官，另外他还主持编纂《四库全书》，是乾嘉时期公认的文坛领袖。
他官位虽大，但为人通达，礼贤下士，人情味很浓，所以交游甚广，其友朋知己、门生故吏不计其数。
从其作品或一些文献里可以查证，当时许多著名汉学家、文人学士都和他有密切的交谊，诸如戴震、王昶、卢文弨、王鸣盛、钱大昕、余集、邵晋涵、孙星衍、王念孙、段玉裁、朱皀、朱筠、阮元、蒋士铨、洪亮吉、黄仲则、罗聘、刘墉等，乾嘉汉学风尚的形成，纪晓岚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乾隆二十年夏，纪昀初识戴震。
当时戴震是来京避难的。
两人情深意笃。
纪昀还曾出资将戴震的《考工记图》付梓，并为之作序。
戴震后来几次到京师都住在纪昀家。
乾隆三十八年，戴震还因纪昀的推荐进入四库馆。
戴震去世后，纪昀曾深情赋诗，说是“披肝露胆两无疑”的朋友。
戴震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等扼杀人性的尖锐抨击，这在纪晓岚纂修的《阅微草堂笔记》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都有相当深刻的反映。
晚年的纪晓岚多次述及他和陆青来的结交经过。
陆青来曾官至湖南巡抚、户部郎中。
治学倡导经世致用。
他与纪晓岚少年时代同受业于董邦达，是非常要好的同学。
纪晓岚说，他小的时候常喜欢戏侮陆青来，但青来并不为忤，称纪晓岚的喜怒变化是真性情的表现。
为此，纪昀颇有知己之感。
纪晓岚的同窗好友还有一个董元度。
董元度，字寄庐，号曲江，山东平原人。
乾隆十七年进士。
二人相识于乾隆十三年，交谊甚笃，有多首酬唱诗传世。
董氏性情洒脱，不喜欢受人约束。
入翰林作官后，仍常乞假外游。
后仕途不顺，穷困而死，所以其诗多清婉而感伤。
纪昀《戏赠曲江》诗中曾说他“疏狂全未减，落拓久无聊”，并称：“爱尔如兄弟，结交三载余。
每怜同寂寞，相与惜居诸。
”《阅微草堂笔记》也多次表示对董元度所禀持的“人到无求品自高”的处世态度推崇备至。
纪昀和刘墉更有着不解之缘。
刘墉的父亲刘统勋正是纪昀的乡试主考官。
对刘统勋的知遇之恩，纪晓岚一直是感激零涕、念念不忘的。
而后来纪昀被发配的案件，又恰是刘统勋负责。
还有更巧的，举荐纪昀担任四库馆总纂官的，也是这位刘大人。
刘墉，字崇石，号石庵，刘统勋长子。
刘墉在民间是个颇具知名度的人物，家喻户晓的《刘公案》就是表彰他的。
刘墉比纪昀年长4岁，都是一代才子。
相传刘墉当年参加殿试时曾有上乘表现。
乾隆皇帝让其以自身驼背为题赋诗，他不无自嘲兼揶揄地写道：“背驼负乾坤，腹内满经纶。
一眼辨忠奸，单腿跃龙门。
丹心扶社稷，涂脑报皇恩。
以貌取人者，岂是圣贤人！”和坤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唯刘墉、纪昀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大臣始终不曾依附。
他们一个善文，一个工书，却都有收藏砚台的癖好。
有时相互赠送，也常为一个心爱之物而互相攘夺，但彼此都恬不为意，并以之为笑谈。
纪昀交游的名单当然远不止这些，还有像钱大昕、卢文弨、王杰、王鸣盛、朱皀、朱筠、王昶、洪亮吉等人，这些都是一代著名大师，是清代乾嘉时期的文化脊梁。
正是这么一批人，为盛世学术文化思潮的形成增添了一道绚丽的色彩。
治学为人“近人情”
纪昀为人宽厚，学识渊博，是乾嘉时期官方学术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
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曾这样评论纪昀：“于书无所不通”。
但他广博的学问与其通达的为人是相辅相成的。
他治学为人皆讲求宽容，表现了一代通儒的博大胸怀。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就说他“其处世贵宽，论人欲恕，故于宋儒之苛察特有违言。
……且于不情之论，世间习而不察者，亦每设疑难，揭其拘迂。”
其《阅微草堂笔记》便每每以是否通情达理作为评论的标准。
《如是我闻》（四）里便说：“圣人通幽明之礼，故能以人情知鬼神之情也；不近人情，又乌知《礼》意哉！”
纪昀论文有一个基本要求，这就是坚持“务取持平”的批评原则，尽量做到客观公正。
诗文作品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活动。
在他看来，“人生境遇不同，寄托务异，心灵浚发，其变无穷”（《瀛奎律髓刊误序》），所以，其是非得失，不可简单处理。
他能比较公允地评价李清、钱谦益等人，对于文学史上各种流派也能够比较客观地加以评价。
比如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纪昀就把他们放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中进行认真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另外，纪昀身为汉学大家，却没有一点门户之见。
他最反对文人结社，而强调学术独立。
他在《耳溪诗集序》中就曾说：“余天性孤峭，雅不喜文社诗坛互相标榜。
第念文章之患，莫大乎门户。
……朋党之见，君子病焉。
”纪昀对出自性灵的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都是充分肯定的。
作为乾隆年间的一名封建正统文人，纪晓岚对文学创作的要求自然也是“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他也说“诗本性情”，但他所说的性情与别人有所不同，他强调的是植根于人之本性基础上的“本天而动”的“至性至情”。
“诗之分葩竞艳，要皆发乎情思，抒乎性灵”（《冰瓯诗草序》）。
他反对充满理气的文章，同时也反对不近人情的道学。
在其《阅微草堂笔记》中，他就曾大力揭露道学家的虚伪和无情。
夙兴夜寐四库馆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在清高宗亲自主持下广泛展开。
经刘统勋举荐，纪昀和陆锡熊出任总纂官。
在纂修《四库全书》期间，纪昀曾得到过乾隆帝的许多赏赐，但也遇到很多麻烦。
一次，乾隆帝发现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中“有引李清、钱谦益诸说未经删削者”，而这部书当初是纪昀亲自校理的。
于是龙颜大怒，专谕诘责纪昀：“何以并未删去？”令其速“删改换篇”，并“自行赔写”。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四库全书》复校完成，后发现大量讹误，乾隆帝又“令纪昀、陆锡熊两人一体分赔”。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六日，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缮告成。
纪昀为此专门写了《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后收入《四库全书》卷首。
全文条分缕析，词采飞扬，富丽精湛，被称为“集中第一篇大文字”。
第二部《四库全书》完成于次年十一月，第三部完成于四十八年十一月，第四部完成于四十九年十一月。
这即是内四阁《四库全书》。
这四部全书当时分藏于大内（紫金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避暑山庄（承德）文津阁及盛京（沈阳）故宫文溯阁。
历史战火把文源阁的那一部化为了灰烬，其他三部现分别见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甘肃省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
南三阁《四库全书》后分藏于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和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
同样由于历史战火的原因，扬州、镇江的那两部皆付之一炬，现仅杭州的那部尚残缺不全地存于浙江省图书馆。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纪昀又殚十年之力，编纂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当时各纂修官每校阅一种书籍，便要撰写一篇提要，最后由纪昀、陆锡熊笔削考校、再三润饰。
陆锡熊死得较早，主要工作是纪昀完成的。
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视为纪昀学术文化思想的代表性文献。
当时的大学者朱?在《纪晓岚墓志铭》中就说：“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知足斋文集》卷六）；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亦云：“公一生精力，萃于《提要》一书”；张维屏《听松庐文钞》亦称：“文达一生精力，具见于《四库全书提要》，又何必更著书！”
纪昀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对保存和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功不可没。
全书共收录各种书籍达3503种，79337卷，存目达6783种。
其中有380多种佚书是经过众多学者长期搜集失而复得的珍品。
还有不少书籍，经过艰苦的考订而恢复了原貌。
郦道元的《水经注》，便是经戴震精心研究而使长期混淆的“经”与“注”得以区别开来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颇有思想学术价值，介绍著录与存目书籍，写明作者名姓、所处时代、该书要旨和基本评价，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目录学著作。
清人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三十二曾这样评价《四库提要》：“窃谓自汉以后薄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是编。
”积平生精力研读《四库提要》的余嘉锡亦全面肯定其应有的学术价值：“嘉（庆）、道（光）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
”（《四库提要辩证·序录》）
但由于《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种官方行为，编纂指导思想受政治目的所左右，所以著录的书籍并非兼收并蓄，而有着严格的取舍标准。
这在《四库全书》卷首的《圣谕》中说得很清楚。
他们在对古代书籍进行辑佚、校勘、考辨等整理的同时，也在干着对不利于清朝的一些书籍进行销毁、删削或改易的不光彩勾当；在钩沉、辑佚、保存古籍的同时，也在破坏、摧残文化。
其结果，不仅使许多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书籍遭到摒弃，而且使收录的一部分书籍尤其是宋元以后的许多具有异端色彩的书籍失去了原貌。
从此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文化浩劫。
如对明代李贽的言论，清 *** 就不仅把他的著作列为焚毁书目，而且直斥李贽“非圣无法，敢为异端”，“为小人无忌惮之尤”。
（《四库提要》卷五十史部·别史类存目《藏书》提要）再如对屈大均等那些强烈抵触清朝人的作品，自然尽在销毁之列；至于偶有一二语伤触清朝而又气节凛然的明代遗民作品，则稍加“酌改”即为我所用。
（《清高宗实录》卷1095）其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据官方上报的数字统计，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销毁、抽毁的书目多达2600多种，其实际情况恐怕还不止这个数字。
阅微草堂度晚年
《阅微草堂笔记》是继《聊斋志异》之后出现的又一部有重要影响的文言小说集。
由于纪昀当时特殊的身份，加之为人通达、学识渊博而诙谐，另外他在叙述故事时采用了“追录见闻、忆及即书”（《滦阳消夏录序》）的写实手法，所以艺术风格独特。
《阅微草堂笔记》共24卷，约40万字。
包括《滦阳消夏录》6卷、《如是我闻》4卷、《槐西杂志》4卷、《姑妄听之》4卷、《滦阳续录》6卷。
该书写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三年（1798）之间。
该书是纪晓岚十年心血的结晶，又是纪晓岚晚年心灵世界的反映，也从某一个侧面显现出清代中期纷繁复杂的时代文化风貌。
该书的取材，一是来自于纪晓岚本人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二是来自于他人提供或转述的材料。
小说涉及的社会生活领域，从文人学士、 *** 乞丐，到三教九流、花妖狐魅，几乎无所不包。
丰富的生活素材，为作家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
书中有些怪异奇谲的故事，虽然充满了因果报应、祸福天定的迷信思想和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但也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清中叶的某些人生实相，并触及到当时某些社会弊端，不仅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而且表现了一定的进步思想倾向。
《阅微草堂笔记》有不少故事章节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场的腐朽和黑暗，道学家的虚伪和卑鄙。
如官吏的营私舞弊、草菅人命；有的貌似正人君子，道貌岸然，其实一肚子男盗女娼，卑鄙下流。
诸如此类，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那个光怪陆离的时代。
如《滦阳消夏录》（六）第十则，作者就借山中“鬼隐士”之口，生动地描绘出幽冥世界亦如人间世道，充满了相互倾轧和追名逐利，揭露了官场的黑暗腐朽。
《滦阳消夏录》卷四则写“有两塾师临村居，皆以道学自任”。
在公开场合，他们“剖析理欲，严词正色，如对圣贤”，暗里却互相勾结，丧尽天良，谋夺寡妇田产。
另外，《阅微草堂笔记》中还有不少篇章揭示了处于社会下层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及悲惨境遇。
作为乾隆皇帝的一个文学侍臣，纪晓岚虽缺乏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但他忠实记录传闻的写作精神及其正义感，在某种程度上也透露了他的是非观念和善恶标准。
《滦阳续录》（五）就讲到一件既令人心酸又使人深思的事情。
河北沧州有个董华，家里穷得无立锥之地，以卖药卜卦为生，“一母一妻，以缝纫浣濯佐之，犹日不举火。
”适逢这年又发生了大饥荒，更使董家雪上加霜，全家人奄奄待毙。
无奈之下，董华只好“鬻妇以求活”。
在这则故事里，作者对那名“万不得已而失身”的女子没有丝毫的指责之意，反添几分同情和理解，真实形象地展现了当时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
《阅微草堂笔记》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有“过于议论”之嫌，“不安于仅为小说，更欲有益人心”，但其中不少形象化的寓言和讽喻性的故事还是颇为生动风趣的，甚至能给人以启发和教益。
《如是我闻》卷三写一“相见辙讲学”的翰林官员，别人也以为他“崖岸高峻”，美名在外。
没想到，他也竟会因没有及时接受来宾的送礼而“怅怅惘惘，若有所失，如是者数刻”——人物表里不一的个性特征和心灵世界，着实让人难以忘怀。
另外诸如《姑妄听之》卷二“河中寻兽”之类富有哲理的小故事，也往往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纪昀虽把《阅微草堂笔记》视为“消遣岁月”（《滦阳消夏录序》）的一部闲书，甚至也很难与《聊斋志异》相媲美，但它不蹈旧辙，自成一家，风格独特，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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