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搿犋的散文

Answer 1

　　父亲在壮年的时候养过几头驴，一次是灰驴，一次是黑驴。灰驴时间长，黑驴时间短。灰驴绵善，黑驴跋扈。

　　父亲的驴拉粮食和柴草没有问题，但带驴出去耕地，只有一头是是不行的，驴的力量有限，需要找个伴儿。驴找搭档叫“搿犋”。驴的搿犋，要求驴的主人的合作。父亲带着他的驴有过两次搿犋的经历。

　　一次是房前的三肉老汉。后来三肉老汉老了，驴也老了。人和驴均体力不支，两头驴一头快一头慢，很不和谐，于是换了一头搿犋的对象，母亲的一个表叔，我叫姥爷。和父亲合作的人都是大他二十来岁的人，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大约二三十岁的父亲，没有了爹娘，一直是当自己四五十岁来创业持家的，就比别的农民更为成熟些吧。

　　搿犋后，两家轮着使用牲口，一家用两天，和我们现在有的单位上班需要倒班、值班一样，紧张而有序。遇到突发事件，也可以临时调整。轮到谁家使用，自己家的驴就负责驾车，另外一家的驴用缰绳拴了，跟在车后面，双双下地干活。

　　并不是每个农户都有牲口，估计至少有一半的家庭是没有的。那时候的驴和后来的播种、收割机一样，是少数人拥有的生产资料。一头小驴驹要花八九百，上千元购买，在八十年代初期，相当昂贵吧。于是到了春天，耕地、播种的季节，父亲就忙碌起来。

　　早上，我上完早读回来，准备吃早饭的时间，就看到三肉老汉带着搿犋的小黑驴来了。他的黑驴很好看，全身墨黑，只有嘴唇是白的。头型俊朗，嘴唇丰满，属于“型驴”一类。相形之下，我家的驴通体灰色，低眉顺眼，没有一点亮丽之处。

　　但爸爸却很喜欢这头小灰驴。尤其每次出门卖菜，回来都会夸奖他。“卖菜路上遇到半人深的河水，其他驴车都不敢过，就咱家的驴，哗——哗就过去了。”哗哗，这个拟声词，一般用来形容下雨和水的声音吧，我们老家用它代替大步流星的样子，场面的形象感却一点不输。父亲说：“人不可貌相，其他骡子和马都不敢过，咱家的驴就敢，勇敢得很。”父亲是经常用这种书面化的词语，如“勇敢”“经济”“分析”“形势”“中央委员”“共产党”“国家干部”等。

　　这头毛驴的确老实，不惜力，我经常看到他大口大口呼吸着，脑袋上汗津津的，就会上去摸一摸，或者赶紧端一盆水来给他喝。这时候母亲会断喝：“不敢，等一等，让他歇一歇。”母亲总说人太乏的时候突然喝大量的水对身体不好，也推及驴。

　　轮父亲耕地的日子，父亲总是早早就吃过早饭，在大门口安顿。每每是我上早读放学吃早饭的时候，大门口驴、需要耕地或播种的人、驴车、农具、化肥、种子等等，已经各就各位。那情形就像现在城里的孩子要去上学，一家人送到门口，书包、水杯、彩笔、乐器、雨具、红领巾、各种叮嘱，好不繁忙热闹。

　　又总要忘记一些配件，父亲或母亲就急匆匆回来取，或者喊我帮忙。“妞妞，给咱取出小鞍来。”父亲一边忙碌着安顿要带的东西，一边喊哦。就像现在的白领去上班，需要披挂齐整。驴驾车的时候，驴背上有鞍，类似马鞍，叫“小鞍”。驴脖子要戴一个U形的“套缨”。“套缨”用棉布缝制，里面装着荞麦皮，为的`是缓解他拉车时与车辕之间的压力。类似我们在办公室桌子午休时，用的U形枕。

　　父亲有个小红旗本，上面记着需要耕地的人家，父亲是按照每户人家打招呼的顺序，兼顾耕地所在地段，采取就近合并作业的原则，给乡亲们耕地的。

　　耕地的费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变化，一亩要几元，十几元或者二十元，除此，还要管饭。但到了二十元的时代，吃饭已经不是问题，就结束了管饭的传统。

　　我几乎没有见过父亲耕地，偶然跟着去过一次，只记得父亲来来回回，跟着毛驴后面，吆喝指挥。父亲穿着黄色解放鞋，或者母亲亲手做的布鞋。山西的风大，鞭子和父亲的吆喝声响彻云霄。而两头毛驴，只管往前走。

　　父亲耕了一天地，傍晚才能回来。这时候，母亲让我帮父亲倒水吸收洗脸，或者给父亲倒水喝。母亲一边做晚饭，一边总要问他，在哪里耕地了。

　　父亲会说，火烧地，或者跌儿上，段上，或者二段，或者三块，或者东坡，或者四家地，或者赵家坪，或者菜园，其他还有孙家围、渚头汇、石封街、疙陀卫……这些耕地都是有名字的，按片儿划分命名。名字千奇百怪，又各有来头，就如乔家大院、皇城相府，耕地因为被命名而显得历史悠久和尊贵，当然更便于农人们记忆和区分。

　　母亲更关心中午谁谁家给吃了什么饭。

　　父亲有时候累了，或者手头还忙着，说得简单：喝面。

　　老家说吃面条，叫喝面，大约因为吃的大多是汤面，烩面一类，有汤水。父亲们饿了，是连吃带喝的，热乎，滑溜。

　　有时候说：鱼鱼。

　　鱼鱼是高粱面做的一种面食。高寒作物，粗粮，耐饥。要把面用开水和起，搅开快速揉到一起，慢了一点，做出来就会失去劲道。和好面，揪成十个红枣大的面基子，摆放在面板上，一只手五个，两只手十个，同时上下搓动，就可以搓成十条两尺多长的鱼鱼。鱼鱼后来吃得越来越少，前几年母亲在西安给我做了吃，我和老公要吃到撑。但孩子对它没有感情，叫它“灰色的面条”，他一点都不爱吃。

　　父亲有时候很累，不多说话，就躺着了。

　　大部分时候父亲是心情愉悦的，晚饭的时候，给我们详细地说起一天的经历，尤其是吃饭的经历——

　　今天在人家谁谁家吃饭；这人家，可是拔俗人家。鱼鱼搓得细丝丝，锅盖擦得照人影子。拔俗就是特别干净的意思。拔俗人就是女人里面干净整洁麻利的人。

　　那谁谁呀老婆，邋遢，搌布黑得铁一样。

　　有时候父亲还会将一些具体的技巧引进回来：人家可不是你们一般人，做完了事情才收拾场面，人家是边做饭边收拾，锅台、案板，炕沿随时看着都是干净的。

　　爸爸观察了他吃过饭的人家，又通过简单的一两句品评，给我树立了一个一个好的标杆和坏的榜样。母亲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要精进自己做主妇的水平。

　　父亲是个爱观察和思考的人，叙述也极为生动。我与村里的乡亲几乎没有什么接触，通过父亲的叙述，便可记忆犹新。

　　父亲也是个对生活极度认真的人，干活不惜力，年轻时候，被称为村里力气最大的人，后来却得了胸膜炎，又因为保养失当，转成了肺结核。肺结核几次治疗，数次复发，越来越严重，以致到了我上初一的时候，父亲就再也不能跟着牲口给人们耕地了。

　　但驴还是要养。与此同时，左脚有些残疾的母亲也开始学着赶驴车了。母亲赶着驴车，拉粮食，拉柴草，拉粪，让村里的人们看了唏嘘不已，赞叹不已。但带着驴耕地的这样的超苦力的活，母亲实在干不了。只能靠出借自家的驴，换取别人的帮助。就这样，度过了十年最为艰苦的日子。

　　家里没有了壮劳力，但农活要干，地要种。人担当不起这些繁重的劳动，这时候，驴就成了和人交换劳力的资本。驴出力，人就可以少出力，别人借用几天驴，就会在农忙的时候，折算为相应数量的劳动来回报。这也是乡邻的互助和担待。此时的驴，为了给主人减轻点负担，就变得更加忙碌了，常常是干活还没有回来，第二天要用驴的事情已经在等着了，一天都不得休息。

　　有一天傍晚，我看到母亲牵着别人还回来的驴，留着眼泪叹口气说：“牲口苦太重，你看走路都慢了，毕竟不是自己的牲口，人家们借出去，不知道心疼，也不知道咋用的。”而我也几次看到毛驴回家不吃不喝，要站立着发会儿呆。

　　我看到过驴眼睛里有泪。我那时候便知道牲畜也是有感情的，也是知道苦的。只是说不出来。

　　我长大后，在城市里工作，听很多朋友说过，辛苦工作一天后，下班回家，坐着不想吃饭，不想说话，只想安静地坐一会。我自己也常是如此，因此就更理解我家毛驴的心情。

　　我家的小毛驴作为我们这户人家中的一员，代替父亲行使着养家糊口的责任，我们全家仰仗驴的劳动来更好的生存，自然更要照顾好它。农忙的时候，不仅是草料，还要添加一些玉米和稻谷喂养他。有一次，我家的灰驴生病了，两天不好好吃草料，臀部的骨头日益暴露。父亲说是累得上火了，就让我去把自己家的鸡下的蛋取两个来，打开放在碗里，让驴吃。父亲说鸡蛋败火，给驴补养身体。记不清当时驴是不是好了，好像是好了的。吃惯了草料的驴，吃两个鸡蛋居然就可以恢复身体吗？关于这件事情，我想要找人问问，父亲却已经走了，无从问起。

　　用拖拉机的人越来越多，拖拉机耕地很快，喂养毛驴显得麻烦，粮食和草料要花去很多金钱和精力。后来父亲常年住院，不知道哪一天，家里就把驴卖掉了。

　　现在一些偏僻的农村，依然养毛驴。我的一个朋友说他的老家，依然有搿犋的传统。他爷爷养驴的时候，和村里一个光棍的驴搿犋。驴的主人脾气古怪但人不坏，全村人都是视他为异类，但只有他的爷爷和父亲可以和他相处。

　　没错，搿犋不仅是人和人要脾气相投，还有牲口和牲口之间投缘。我经常见我家的驴和他搿犋搭档的驴在一起耳鬓厮磨，好像在说着悄悄话。而三肉老汉在农闲的时候，或者干活回家吃过晚饭，也大多在我家串门。有些年甚至整个冬天的夜晚，就坐在我家的小板凳上，和父亲聊天或者看电视。他当过兵，听他闲聊，才知道他在部队叫“三友”，也有过不少或有趣或壮烈的经历。父亲却说，老人一到晚上就坐在我家，也是为了省电。他一个人，开一盏灯，总觉得太奢侈了。父亲说老人一个月只用一度电，我以为是玩笑，不信有这么节俭的人，在我们眼里，父母已经够节俭的了。父亲说，多少年了，我最了解他。想抽烟的时候，他总要等其他抽烟的人过来，两支烟对接，或者你点燃火柴的片刻，他凑过来要火，生怕费了那一根火柴。三肉老汉比父亲大二十来岁，属于更上一个时代，自然是比父亲更为节俭。其实这些不不足为奇，我们现在淘宝网购，也常为了节省运费，凑单购买。异曲同工吧。

　　除了养驴，父亲后来还买过脱粒机给村里人脱高粱，机器贵重，他也是和怀喜姥爷合伙买，合作经营。父亲弥留之际，三肉老汉已去世多年，很多乡亲，包括怀喜姥爷来看他。父亲让我去取烟，怀喜姥爷摆摆手说，早就不抽了，身上很多种病。父亲六十多岁，怀喜姥爷有八十多岁了。父亲还能勉强做起来，怀喜姥爷拉过一个小凳子，和父亲靠得很近，说着话。作为两个在村里精明强干的男人，他们也只互相问着还能不能吃一碗面之类的话。

　　我们村里现在只有一个人养着毛驴。父亲弥留之际，身上起了褥疮，我给他网上订购了气垫床寄回去，缓解了一些。但随着身体的消瘦和无法自主翻身，褥疮增加了他的痛苦。我听人说驴粪晾干，烧成灰可以让褥疮痊愈，和哥哥说了。哥哥说那就找老吉应吧。老吉应就那个村里唯一的养驴人了。我回老家，经常看到他和他的驴车慢慢地走在乡村的土路上，他的小毛驴和他一样温和慈善。只是现在的驴只负责运送少量的粮食，也是老人代步的工具，不需要也不会有搿犋的对象了。那个夜晚，哥哥忙碌一天后，用塑料袋装回三四个驴粪球。我俩把驴粪烤干，在一个小勺子里点燃。母亲怪我们瞎鼓捣，但很快烟雾散尽，我们得到了一勺燃烧后的深黑色灰烬。

　　我将少量粪灰敷在父亲的褥疮上，片刻之后，伤口便干燥了，次日凌晨居然基本结痂了。我惊叹于民间的智慧。

　　今天，我想起了我家的小毛驴，想起了父亲和母亲经营这个家的种种辛劳，以及与人为善、与邻里合作的过往。决定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在同村读小学的同学们中间征集类似的记忆。毕竟关于毛驴的故事，也只是我十来岁的印象，不够丰富。但我的同学们都对此没有太多记忆，有的家里没有养驴的经验，而大多数人，即便我土生土长的农村小学的同学，也是没有听过“搿犋”这个词语的。

　　我突然有了恍惚之感，过去的事情，本该就过去了。但为何我却要记录他们。我为自己的固执感到费解，却又骄傲着自己因记录产生的身心愉悦。回忆起这些，如同在大霾西安的冬天，呼吸到一口清新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