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音乐是怎样发展的,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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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乐发展的三个时期
1.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成期(约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3世纪)
这时期包括从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奏汉。在音乐体裁方面,经历了由原始乐舞到宫廷乐舞的进化。在旋律音调、音阶形式方面,经历了由原始间乐重视小三度音程的音调,到春秋战国强调宫、商、徵、羽的上下方大3度的"(甫页)、曾"体系,以"三分损益法"相生五音、七声、十二律,初步确立了中国传统音乐旋法的五声性特点。在音乐美学思想方面,先秦诸子百家的论争,奠定了此后各自学说的理论端点。这一时期中,最具代表性意义的音乐艺术形式是钟鼓乐队。
2.中国传统音乐的新生期(约公元4世纪至10世纪)
这一时期包括了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动荡和北方人民南迁、少数民族的内移,构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冲击:一是玄学对儒学的冲击,引起音乐思想的变化;二是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的传入,引进乐器、乐律、乐曲和音乐理论方面的新因素。其冲击的结果,是使中国的传统音乐为之一变,开创了音乐国际化的一代新乐风。一方面是世界音乐的中国化,包括外来乐曲的中国化,外来乐器的运用,外来乐调的传入,外来乐队的民族化,以及外来乐人为发展中国音乐所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是中国音乐的世界化,即:中国音乐以其辉煌的成就给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周边各国,如朝鲜、日本等)以重要的影响。
3.中国传统音乐整理期(约公元10世纪至19世纪)
包括辽、宋、金、明、清。其政治上的特点是:从纷乱和分裂到相对的统一,又从南北对立到多民族国家统一政权的建立,及其在相当长时期内的相对稳定。音乐文化方面则具有世俗性和社会性的特点。所谓世俗性,就是与普通的平民阶层保持着密切的关联。此时期的传统音乐,无论在演出人员和观众、听众对象方面,都已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在音乐理论方面,表现出对前一时期的继承和清理的倾向。音乐形态特点已逐渐趋于凝固定型化。其代表性音乐艺术形式是戏曲艺术及其音乐。这一艺术形式,上承前代,下接后世,并广泛吸收当代音乐新成果,成为集古今音乐大成的音乐宝库。
中国民乐的发展
先秦:编钟改写先秦的音乐历史
李教授认为,在我国湖北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曾侯乙编钟是先秦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乐器。它的出土改变了一段时间内在民族音乐领域内所认为的先秦音乐只有五声音阶的观点,彻底改写了整个先秦的音乐历史。
据了解,曾侯乙墓被发掘以后,其中有陪葬的64枚编钟。从编钟以及钟上的铭文反映出的内容看,中国早在2000多年以前,就能制造出七声12律齐全,还可以旋宫转调的编钟,因此这些编钟被视为考古界和民族音乐一个历史性的符号。编钟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多种社会功能,既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又是乞求平安的祭祀用品。
唐朝:以弹拨音乐为主体的华丽浪漫民乐时代
伴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的提高,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乐器的制造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唐朝音乐的特点是以弹拨音乐为主,李教授认为,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时期,经济水平相比于秦朝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与此相应的,在民族音乐领域内,先秦那种在室外演奏的、相对粗糙的编钟渐渐衰落,而具有浪漫和华丽色彩的弹拨音乐、歌舞乐队迅速发展起来。另外,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包括高丽、胡人、西域等地音乐开始传至中原,极大丰富中国民族乐器的品种。
进入宋朝后,弹拨音乐开始走上了下坡路,管弦乐得到了了发展,这也是同当时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的,这种趋势和宋朝的战争不断的局势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音乐其实是经济、文化、社会的一个缩影。” 李教授得出了如上结论。
元朝:文人推动下繁盛的元曲时代
元朝没有科举制度,于是大批的文人都转入了民间艺术的创作之中。元曲因此具有很强的故事情节性,吸引了众多的观众,进一步促进了它的繁盛。在这个问题上,李教授特别强调了中国的元曲同外国歌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的元曲重要形成了一系列的曲牌名,每一个新的创作都是利用已经形成的曲牌名。而外国的歌剧就没有这样的“格式”可以套,所有的创作结构都是全新的。
到清朝以后,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乐器繁盛的时代,以明末清初出现的二胡就是这个时代民族乐器发展的一个缩影。汉人的音乐一直都是以“单字”居多,比如我们所熟知的萧、笛、琴、钟等。通常在乐器中出现的两个字的乐器多是外国传入中国民族音乐之中的,比如我们熟悉的唢呐、二胡等。
近代:民族音乐发展艰难
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为大部分观众所耳熟能详,但是李教授认为在中国近代的发展时期,民族音乐的发展进入一个步履蹒跚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两个标志性人物就是阿炳和刘天华。
刘天华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家,北京大学教授,诗人刘半农的弟弟,他是与瞎子阿炳同时代的一位著名的二胡演奏家、作曲家,经典代表作有《月夜》、《空山鸟语》、《良宵》、《光明行》等。李教授特别强调这位民族音乐的宗师对中国民族音乐的贡献,认为他是中国民族音乐发展的第一人。从他开始,中国民族音乐进入了学堂化的发展时期,这使中国民族音乐发生了质的变化。
建国后:民族音乐得到了快速的成长
建国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中国建设战天斗地的气氛使社会各阶层群情激昂,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也由此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以及农业生产的广泛开展,出现了大批具有时代特色的民族乐曲,如很多人熟悉的《赛马》、《喜看麦田千层浪》等作品就是这一时期有代表的作品。在这一时期,民族音乐的一些旧的观念得到了剔除,很多西洋乐曲中的一些新的元素被借鉴。
2005年春节,天津歌舞剧院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鸡年中国民族音乐会"取得巨大成功, 音 乐会不但通过卫星直播传送到国内,而且由美国休斯敦音像公司无偿提供音乐会的录音, 将制作成CD在全世界发行。
自1998年中央民族乐团代表中国民乐第一次登上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八年来,在“金色大厅”举办的“中国春节民族音乐会”已经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著名品牌。
从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的一曲《茉莉花》和二胡表演,以及现代民乐组合如《女子十二乐坊》在东南亚的如潮好评,到中国各地民族乐团在国际国内演出市场的日益活跃,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力量的积累正逐渐地转化为民族自信,也带来民族音乐的回归——中国民乐正在交流与创新中走向复兴。
1.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成期(约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3世纪)
这时期包括从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奏汉。在音乐体裁方面,经历了由原始乐舞到宫廷乐舞的进化。在旋律音调、音阶形式方面,经历了由原始间乐重视小三度音程的音调,到春秋战国强调宫、商、徵、羽的上下方大3度的"(甫页)、曾"体系,以"三分损益法"相生五音、七声、十二律,初步确立了中国传统音乐旋法的五声性特点。在音乐美学思想方面,先秦诸子百家的论争,奠定了此后各自学说的理论端点。这一时期中,最具代表性意义的音乐艺术形式是钟鼓乐队。
2.中国传统音乐的新生期(约公元4世纪至10世纪)
这一时期包括了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动荡和北方人民南迁、少数民族的内移,构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冲击:一是玄学对儒学的冲击,引起音乐思想的变化;二是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的传入,引进乐器、乐律、乐曲和音乐理论方面的新因素。其冲击的结果,是使中国的传统音乐为之一变,开创了音乐国际化的一代新乐风。一方面是世界音乐的中国化,包括外来乐曲的中国化,外来乐器的运用,外来乐调的传入,外来乐队的民族化,以及外来乐人为发展中国音乐所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是中国音乐的世界化,即:中国音乐以其辉煌的成就给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周边各国,如朝鲜、日本等)以重要的影响。
3.中国传统音乐整理期(约公元10世纪至19世纪)
包括辽、宋、金、明、清。其政治上的特点是:从纷乱和分裂到相对的统一,又从南北对立到多民族国家统一政权的建立,及其在相当长时期内的相对稳定。音乐文化方面则具有世俗性和社会性的特点。所谓世俗性,就是与普通的平民阶层保持着密切的关联。此时期的传统音乐,无论在演出人员和观众、听众对象方面,都已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在音乐理论方面,表现出对前一时期的继承和清理的倾向。音乐形态特点已逐渐趋于凝固定型化。其代表性音乐艺术形式是戏曲艺术及其音乐。这一艺术形式,上承前代,下接后世,并广泛吸收当代音乐新成果,成为集古今音乐大成的音乐宝库。
中国民乐的发展
先秦:编钟改写先秦的音乐历史
李教授认为,在我国湖北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曾侯乙编钟是先秦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乐器。它的出土改变了一段时间内在民族音乐领域内所认为的先秦音乐只有五声音阶的观点,彻底改写了整个先秦的音乐历史。
据了解,曾侯乙墓被发掘以后,其中有陪葬的64枚编钟。从编钟以及钟上的铭文反映出的内容看,中国早在2000多年以前,就能制造出七声12律齐全,还可以旋宫转调的编钟,因此这些编钟被视为考古界和民族音乐一个历史性的符号。编钟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多种社会功能,既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又是乞求平安的祭祀用品。
唐朝:以弹拨音乐为主体的华丽浪漫民乐时代
伴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的提高,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乐器的制造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唐朝音乐的特点是以弹拨音乐为主,李教授认为,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时期,经济水平相比于秦朝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与此相应的,在民族音乐领域内,先秦那种在室外演奏的、相对粗糙的编钟渐渐衰落,而具有浪漫和华丽色彩的弹拨音乐、歌舞乐队迅速发展起来。另外,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包括高丽、胡人、西域等地音乐开始传至中原,极大丰富中国民族乐器的品种。
进入宋朝后,弹拨音乐开始走上了下坡路,管弦乐得到了了发展,这也是同当时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的,这种趋势和宋朝的战争不断的局势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音乐其实是经济、文化、社会的一个缩影。” 李教授得出了如上结论。
元朝:文人推动下繁盛的元曲时代
元朝没有科举制度,于是大批的文人都转入了民间艺术的创作之中。元曲因此具有很强的故事情节性,吸引了众多的观众,进一步促进了它的繁盛。在这个问题上,李教授特别强调了中国的元曲同外国歌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的元曲重要形成了一系列的曲牌名,每一个新的创作都是利用已经形成的曲牌名。而外国的歌剧就没有这样的“格式”可以套,所有的创作结构都是全新的。
到清朝以后,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乐器繁盛的时代,以明末清初出现的二胡就是这个时代民族乐器发展的一个缩影。汉人的音乐一直都是以“单字”居多,比如我们所熟知的萧、笛、琴、钟等。通常在乐器中出现的两个字的乐器多是外国传入中国民族音乐之中的,比如我们熟悉的唢呐、二胡等。
近代:民族音乐发展艰难
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为大部分观众所耳熟能详,但是李教授认为在中国近代的发展时期,民族音乐的发展进入一个步履蹒跚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两个标志性人物就是阿炳和刘天华。
刘天华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家,北京大学教授,诗人刘半农的弟弟,他是与瞎子阿炳同时代的一位著名的二胡演奏家、作曲家,经典代表作有《月夜》、《空山鸟语》、《良宵》、《光明行》等。李教授特别强调这位民族音乐的宗师对中国民族音乐的贡献,认为他是中国民族音乐发展的第一人。从他开始,中国民族音乐进入了学堂化的发展时期,这使中国民族音乐发生了质的变化。
建国后:民族音乐得到了快速的成长
建国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中国建设战天斗地的气氛使社会各阶层群情激昂,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也由此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以及农业生产的广泛开展,出现了大批具有时代特色的民族乐曲,如很多人熟悉的《赛马》、《喜看麦田千层浪》等作品就是这一时期有代表的作品。在这一时期,民族音乐的一些旧的观念得到了剔除,很多西洋乐曲中的一些新的元素被借鉴。
2005年春节,天津歌舞剧院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鸡年中国民族音乐会"取得巨大成功, 音 乐会不但通过卫星直播传送到国内,而且由美国休斯敦音像公司无偿提供音乐会的录音, 将制作成CD在全世界发行。
自1998年中央民族乐团代表中国民乐第一次登上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八年来,在“金色大厅”举办的“中国春节民族音乐会”已经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著名品牌。
从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的一曲《茉莉花》和二胡表演,以及现代民乐组合如《女子十二乐坊》在东南亚的如潮好评,到中国各地民族乐团在国际国内演出市场的日益活跃,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力量的积累正逐渐地转化为民族自信,也带来民族音乐的回归——中国民乐正在交流与创新中走向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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