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佛教的发展作出了哪些贡献?
3个回答
2015-05-20 · 知道合伙人金融证券行家
关注
展开全部
在文学方面:由于佛典的翻译,刺激了中国文学的革命,从诗文的意境到文体的演变,在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就已有了新的气象。六朝时代,由于梵文的拼音──华严字母的翻译,启悟了中国文字的反切,由反切产生四声,由四声而把五言与七言诗改进为律绝。中国人向来作文,都主张多读多看,所谓‘读破万卷书,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因为中国是没有文法可言的国家,但在唐朝时代,却由印度佛典的大量翻译,也将印度的文法输入了中国,比如‘八啭声’,即是名词、代名词、动词、助词等,又如佛典中的‘六离合释’,就是梵文文法的一种,现代人多以马氏文通是中国文法学的鼻祖,其实唐朝时代,中国就已有了文法学,只是未能普遍地为民间运用而已;再如‘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史上文体及作法──文学批评论的不朽名著,但它的著者刘勰(法名慧地),却是在佛教寺院中成长的,晚年也出了家,他的作品,颇受佛教文学的暗示及鼓励(注十五)。到了唐代以后的文体,多能近于写实而顺畅,乃是受了佛教文学的感染;经隋唐而至宋代,‘弹词小说’或‘平话’的出现,那是受了佛教所用‘变文’的影响;近乎语体的唐宋诗,如白乐天及苏东坡等的诗,是因禅宗的‘颂古’以及寒山、拾得所作深入浅出的新诗而来,乃至梁启超先生要说:中国古诗中的第一长诗‘孔雀东南飞’,是受马鸣大师所作‘佛所行赞’的影响。唐代的禅宗诸大师,创用白话的语录体,说明佛法的要义,因此而有宋明理学家的语录出现,完全是学的禅宗的笔法。明清的小说是由平话及拟平话而来,小说中‘有诗为证’的风格,散文之后以韵文作结的形式,以及弹词里的说白与唱文夹杂并用,明明白白是受佛经中‘长行’与‘偈颂’并用的暗示。由于佛典的翻译,也为中国增加了三万五千多个新语。
在艺术方面:魏晋的佛教建筑,一直影响著中国的建筑形态,佛教的建筑,虽不如近世西洋的实用,但却由于佛经中叙述天宫及佛国净土的施设,力求艺术化,建筑物的布置、点缀、庄严、雄伟,都是原始印度佛教的特色;又如佛教输入的佛塔建筑,也为中国的建筑史,带进了一步,开拓了新的里程。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也给中国带来了塑像的艺术,在此以前的中国,尚没有塑像的技艺,唐朝的佛教塑像,美丽尽致,曾极一时之盛,数十年前有日本人曾在苏州某寺发现了唐人的塑壁,后得蔡元培申请政府保存。洛阳的龙门,大同的云岗,那些伟大的佛像雕刻,浩大的工程,精湛的技巧,均有飘飘欲仙,栩栩如生之势,那不唯是中国的艺术宝库,也是世界性的艺术伟构。在绘画方面,如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也享誉世界。正如莫大元先生所说:‘云岗石室与敦煌石室、龙门石室,不啻中国北方之三大佛教美术陈列馆’。又说:‘后汉以降,佛教输入,中国之美术,遂由贵族美术一变而成为宗教美术,建筑则从宫殿楼台而变为寺院塔婆,绘画雕塑则从君臣肖像而变为佛菩萨像,工艺则从器皿服饰而变为宗教之佛物法器。此种美术形态之延续,自后汉以迄于今……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占有极重要之地位’(见‘中国佛教美术’)。由于佛教的许多碑碣的保存,也为中国的书法,储蓄了无价的财富,许多名家的字迹,多由佛教的流传而得遍及民间。‘鱼山梵呗’,是受了佛教梵音而来的中国音乐。从敦煌石室的发现,知道在冯道的印刷术之前,佛教于隋唐时代,就已有了通俗宣传的刻板印刷品。
在科学方面:佛教入汉以前中国虽已有了邓析、惠施、墨子及荀子等类似论理学(名学)的提出,中国之有完整的论理学,却自佛教输入以后的因明学开始。中国从唐朝至明朝,皆是用的一行禅师所定的历法,那是根据印度的天文学而来。
在哲学宗教方面:佛教初入中国时,道教的排斥很大,但到了魏晋时代,讲佛学的引用了老庄,讲老庄的也引用了佛经,从此之后,道教典籍的日益完备,在许多方面都是取材于佛教,比如地狱及阎罗的观念,道教便欣然地接受了也运用了,在佛教未来之前,中国没有阎罗的印象,到了宋时的全真教,根本就是佛化的道教。由于禅宗的启发,宋元明的儒家──理学的出现,根本就是禅化的儒教,虽由于偏执他们的门户之见而反来评击佛教,他们却是‘坐在禅床上骂禅’;禅宗仅是佛教的一支,宋明的理学家却连对于禅宗的法门也只浅尝半口而不敢深入,唯恐在深入之后,会迷失了他们自己的立场,朱熹看的佛典较多,朱熹就有这样的体验。近世以来的中国思想家中,比如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梁启超、胡适、梁敕溟等,虽然未必信仰佛教,他们却都受了佛教思想的启发。最近(西元一九六四年六月至八月)在夏威夷召开的第四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中,中国的方东美,也强调大乘佛教的精神以及佛教所要建立的宗教世界。史家钱穆,对佛教有极高的敬意。哲学家唐君毅,自称受到圆觉经等的启发很多。可见佛教对于中国的贡献,过去有了那许多,现在仍然有,未来也将必定有了。其实,佛教不唯对中国是如此,对全人类也是如此啊!
在民间的风俗方面:中国原有的儒家信仰,是著重于现实人生的建设,无暇推究生前与死后的问题,所以孔子要说:‘未知生焉知死’?对于生前死后以及形而上的宇宙本体,都是存而不论,所以要说:‘祭神如神在’。纵然讲到善恶的补偿及惩罚问题,也只寄望于各人的后代子孙,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易经),就是说的这样的观念;其实,从现实的史实上看,寄望于子孙的果报是不可靠的。因此,自从佛教传入之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观,为中国的民间,带来了新兴而有力的希望,佛教给我们指出了生死轮回的问题,以及善恶报应的问题,告诉了我们,一切行为,均由各自负责,善报属于自己,恶果也属于自己,现生不报,来生必报。这一点,鼓励了人们要积极地去恶;这一观念,对于千百年来的中国民心社会的安定与影响之大而且深,实在无法估计。
注十五:通事舍人刘勰雅为(昭明)太子所重,凡寺塔碑碣,皆其所述(石城石像碑见存),深大同四年求出家,武帝赐名慧地──佛祖统纪卷三十七(大正藏四十九册三五一页)
在艺术方面:魏晋的佛教建筑,一直影响著中国的建筑形态,佛教的建筑,虽不如近世西洋的实用,但却由于佛经中叙述天宫及佛国净土的施设,力求艺术化,建筑物的布置、点缀、庄严、雄伟,都是原始印度佛教的特色;又如佛教输入的佛塔建筑,也为中国的建筑史,带进了一步,开拓了新的里程。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也给中国带来了塑像的艺术,在此以前的中国,尚没有塑像的技艺,唐朝的佛教塑像,美丽尽致,曾极一时之盛,数十年前有日本人曾在苏州某寺发现了唐人的塑壁,后得蔡元培申请政府保存。洛阳的龙门,大同的云岗,那些伟大的佛像雕刻,浩大的工程,精湛的技巧,均有飘飘欲仙,栩栩如生之势,那不唯是中国的艺术宝库,也是世界性的艺术伟构。在绘画方面,如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也享誉世界。正如莫大元先生所说:‘云岗石室与敦煌石室、龙门石室,不啻中国北方之三大佛教美术陈列馆’。又说:‘后汉以降,佛教输入,中国之美术,遂由贵族美术一变而成为宗教美术,建筑则从宫殿楼台而变为寺院塔婆,绘画雕塑则从君臣肖像而变为佛菩萨像,工艺则从器皿服饰而变为宗教之佛物法器。此种美术形态之延续,自后汉以迄于今……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占有极重要之地位’(见‘中国佛教美术’)。由于佛教的许多碑碣的保存,也为中国的书法,储蓄了无价的财富,许多名家的字迹,多由佛教的流传而得遍及民间。‘鱼山梵呗’,是受了佛教梵音而来的中国音乐。从敦煌石室的发现,知道在冯道的印刷术之前,佛教于隋唐时代,就已有了通俗宣传的刻板印刷品。
在科学方面:佛教入汉以前中国虽已有了邓析、惠施、墨子及荀子等类似论理学(名学)的提出,中国之有完整的论理学,却自佛教输入以后的因明学开始。中国从唐朝至明朝,皆是用的一行禅师所定的历法,那是根据印度的天文学而来。
在哲学宗教方面:佛教初入中国时,道教的排斥很大,但到了魏晋时代,讲佛学的引用了老庄,讲老庄的也引用了佛经,从此之后,道教典籍的日益完备,在许多方面都是取材于佛教,比如地狱及阎罗的观念,道教便欣然地接受了也运用了,在佛教未来之前,中国没有阎罗的印象,到了宋时的全真教,根本就是佛化的道教。由于禅宗的启发,宋元明的儒家──理学的出现,根本就是禅化的儒教,虽由于偏执他们的门户之见而反来评击佛教,他们却是‘坐在禅床上骂禅’;禅宗仅是佛教的一支,宋明的理学家却连对于禅宗的法门也只浅尝半口而不敢深入,唯恐在深入之后,会迷失了他们自己的立场,朱熹看的佛典较多,朱熹就有这样的体验。近世以来的中国思想家中,比如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梁启超、胡适、梁敕溟等,虽然未必信仰佛教,他们却都受了佛教思想的启发。最近(西元一九六四年六月至八月)在夏威夷召开的第四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中,中国的方东美,也强调大乘佛教的精神以及佛教所要建立的宗教世界。史家钱穆,对佛教有极高的敬意。哲学家唐君毅,自称受到圆觉经等的启发很多。可见佛教对于中国的贡献,过去有了那许多,现在仍然有,未来也将必定有了。其实,佛教不唯对中国是如此,对全人类也是如此啊!
在民间的风俗方面:中国原有的儒家信仰,是著重于现实人生的建设,无暇推究生前与死后的问题,所以孔子要说:‘未知生焉知死’?对于生前死后以及形而上的宇宙本体,都是存而不论,所以要说:‘祭神如神在’。纵然讲到善恶的补偿及惩罚问题,也只寄望于各人的后代子孙,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易经),就是说的这样的观念;其实,从现实的史实上看,寄望于子孙的果报是不可靠的。因此,自从佛教传入之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观,为中国的民间,带来了新兴而有力的希望,佛教给我们指出了生死轮回的问题,以及善恶报应的问题,告诉了我们,一切行为,均由各自负责,善报属于自己,恶果也属于自己,现生不报,来生必报。这一点,鼓励了人们要积极地去恶;这一观念,对于千百年来的中国民心社会的安定与影响之大而且深,实在无法估计。
注十五:通事舍人刘勰雅为(昭明)太子所重,凡寺塔碑碣,皆其所述(石城石像碑见存),深大同四年求出家,武帝赐名慧地──佛祖统纪卷三十七(大正藏四十九册三五一页)
2013-07-16
展开全部
转来的,可以参考一下季羡林先生认为,中印文化交流历史久远,尤其“佛教于公元前传入中国后,也由于同样的原因站稳了脚跟,并逐渐扩大其影响,不但在群众中流行开来,而且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传统思想核心之中,如果不是佛教传入中国,中国的哲学的发展将会迥然不同,这一点我们很难想象。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博大精深的印度哲学、文学和艺术等也随之传入进来。所以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现象,十分突出,令人难以忽视。”。因此,季先生认为:“不研究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这些话说得非常精辟和中肯。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落后,为改变这种状况,季先生多年来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几部重要著作,如《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等。但是,文化交流是相互的,双向的。因此,季先生认为,“如果中印两国之间没有相互学习和交流,两国文化的发展就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他就中国文化对印度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发表不少著作,诸如《中印文化交流史》、《交光互影的中外文化交流》等,填补了这个研究领域的空白。季羡林治学六、七十年,涉及的领域之广之深之杂之多,在国内外实属罕见,很难用一两句话所能包容,涉及到印度、中印文化交流等学科的就有很多。概括地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印度学研究,2.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3.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4.翻译著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5.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6.散文创作等。在印度学研究方面,季先生卓有建树,贡献巨大,首屈一指,是他几十年来用力最甚、花时间和精力最多的领域。所谓印度学,包括印度的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等等。他不仅精通英语、德语、梵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还能阅读法语、俄语等书籍,这为他从事语言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方面,他突出的贡献是发现并证明了古代印度语言各种形态变化特点,他的论文为判定佛教经典产生的年代、地点、流传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他把佛教梵语的研究同印度佛教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解决了印度佛教史上的许多问题,发现了佛教梵语的发展规律,为丰富和发展语言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对印度语言发展史的研究意义重大。他通过对语言学的研究,还促进了自己对其它学科的研究。他把语言研究与佛教史实的探索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探讨古代佛教语言时,并不严格限于语言的形态变化,而是努力探究隐蔽在形态变化后面的东西。季先生的大量细致研究获得了丰硕成果,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为世界各国学者所敬重,在世界梵语学界和语言学界受到高度重视。他的代表作《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原始佛教语言问题》等。在印度文化学方面,季羡林先生继往开来,功勋同样卓著。他对印度文化的形成、其特征、优点与长处、缺点与不足,以及它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与中国文化的区别等,都有明确地阐述,对印度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突出地位和重大影响,也有科学地说明。他指出:“中印两大文化圈之间,相互学习和影响,又促进了彼此文化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也是现实”。这话千真万确,一针见血。他身体力行,不仅介绍了印度文化,而且还做了大量研究,大大推动了中国对印度文化的研究,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和彼此了解。他代表作有《季羡林论印度文化》、《古代印度的文化》、《中印文化交流论文集》等。在他的垂范和积极倡导下,我国一批又一批学术著作相继问世。 在历史学方面,季先生高屋建瓴,辨伪辟谬,新义迭出,发前人之未发,这是他的研究特点之一,诸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与途径问题等,就是例证之一。季羡林先生主张,研究历史要有“史德”,实事求实,注重考证。“考证的目的在于求真求实,而真实又是历史研究的精髓。对史料不做考证求实的工作而妄加引用,或歪曲原意,或削足适履,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是不道德的行为,为真正有良心的学者所深恶痛绝。”他还主张,研究历史切忌教条主义,他强调指出,“历史研究,贵在求真,决不容许歪曲历史事实,削足适履,以求得适合某种教条主义的‘论’”。他不仅对中国历史研究提出了看法,更对印度历史研究发表了高见。关于印度历史,季先生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印度历史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他主张要历史唯物主义地划分历史时期和确定社会性质、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的比较方法来研究等,他身体力行,为中国学者做出了光辉示范。他除了发表过《印度简史》、《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等著作外,还写了许多涉及印度历史的重要学术著作,如《罗摩衍那初探》、《中印文化交流史》、《糖史》等,在这些著作中,他对许多前人未注意到或没有解决的有关印度历史问题,做了科学探讨,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填补了印度历史研究的空缺,起到了开拓印度历史研究的作用,获得了国内外学者的盛赞。在佛教学方面,季羡林先生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够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的学者。他用大量的梵文、巴利文、佛教梵文、印度古代俗语及汉译佛典等原始资料进行研究,就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与一些国际学者进行研讨、辩论,最后匡正了一些国际知名学者的错误结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代表作有《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佛教》(季羡林文集第7卷)等;在吐火罗语言研究方面,他填补了我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为中国争得了荣誉。代表作有《吐火罗文研究》、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见季羡林文集第7、11卷)。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但佛教曾又“倒流印度”。这一反馈现象鲜为人知。这在印度佛教史上,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甚至在世界宗教史上,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为什么在佛教中出现这种现象,对研究佛教史、对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对研究世界宗教史,都有深刻的意义。但至今还没有哪一部佛教史或有关书籍,认真地谈到这个问题。季先生通过研究和分析大量史料,对佛教倒流的现象、原因等做了精辟阐述,对倒流印度的史实做了科学结论,解释了这一特异现象,从而为佛教学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新贡献。可参阅《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集》等。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已赞过
已踩过<
评论
收起
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
2013-07-16
展开全部
中国是印度传来的不过现在印度没有了 ,佛法驻中国有一千多年了距佛在世2500年左右。佛法分三个阶段,正法.像法.和末法现在是属于末法时期
已赞过
已踩过<
评论
收起
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
推荐律师服务:
若未解决您的问题,请您详细描述您的问题,通过百度律临进行免费专业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