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什么叫“艳科”，需要比较专业的名词解释，急！

Answer 1

《花间集》是五代后蜀赵崇祚编选的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词总集。欧阳炯在《花间集叙》中说:“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肋妖娆之态。”正如他说云,花间词多为描写闺阁生活的作品,它基本上是围绕着人的情爱、与两性有关的生活情形和风花雪月的文化氛围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具有绮靡侧艳的色彩。人们称词的这种性质为“艳科”。同时,收入《花间集》中作品最多的温庭筠以富丽香艳的措词,婉媚细腻的笔致,描摹女性的容貌体态、抒发闺情离愁,被奉为“花间鼻祖”、“词为艳科”的始作俑者,领导了五代词的发展趋向。

《花间集》收辑温庭筠、韦庄等18家共500首词。其中巴蜀词人（或在蜀任官,或在蜀生活）的作品占大部分（305首）,再加温庭筠等选入《花间集》的词作,共达380余首,它们很自然地形成了花间词的主流。因此,要探讨花间词“词为艳科”局面形成的原因,就有必要对晚唐五代时的巴蜀文化进行分析研究。

1、巴蜀城市经济的繁荣是“艳词”产生发展的基础

中唐以后,中国社会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城市经济的畸形繁荣,尤其是南方城市的快速发展,甚至出现了以扬州和成都为代表的一大批非常繁荣富庶的大都市。其中,成都不管是农业还是纺织业、造纸业、产盐业、冶铁业,都在全国出于领先的地位。所以陈子昂说:“国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给,商旅莫不取于蜀。”及至唐末动荡,中原、江南等地经济均遭破坏,扬州的繁华更是一去不复返;而西蜀经济却能在天然屏障的庇佑下得以持续的发展,其经济地位愈显突出。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物质基础,也正是因为有了西蜀等地的经济保障,才使花间词的存在成为可能,并形成“词为艳科”这道独特的风景线。首先,蜀地城市经济的繁华促使蜀人养成了耽于享乐的习性,注重审美的直觉感受和天马行空的奇情异思。同时又由于性情的毕露,又使蜀地文化和文学带上了技巧化、装饰性、炫才性的特点。其次,蜀地城市经济的繁荣助长了整个社会游乐风气的兴盛,也给广大文人的社会生活和人生追求打上了世俗化,享乐化的烙印。据记载,当时“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户,合筵社会,昼夜相接”（《蜀木寿杌》后蜀广政十三年下）,以娱乐消遣为中心的俗文化盛行。再次,蜀地城市经济的繁荣,为整个上层社会和文人阶层奢华风气的兴盛提供了物质基础。总之,城市的繁荣,市民意识的渲染,使得广大文人不可避免的沾染上了城市文化生活所特有的那种世俗气息和享乐倾向。而商业文化下文人世俗的利欲观念主要体现为对物欲和情欲等的追求,于是文人的创作就自然地加重“艳情”成分。乃至最终以“艳情”为其最重要的内容。

众所周知,词是一种合乐而歌的文学样式,所以词的传播主要靠演唱者来完成,而歌妓作为最主要的传播者,在词的发展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歌妓是商业文化的产物,她们的出现完全是为了满足市民阶层的文化娱乐和肉体需要,她们的传播方式也是最具有商业性的,其唱词的目的就是为了谋生,“只要千金酬一笑”（柳永《木兰花》）,由此决定了词之难脱“艳曲”之特。

2、巴蜀城市文化的繁荣对文人创作“艳词”的推动和鼓励

成都是一个极宜于新兴曲子词生存繁衍的文化都市。此地古来就有喜好游乐宴集、征歌选舞的风气。早在唐代全盛时期,成都就与长安、洛阳、扬州一起并列为全国四大经济文化繁荣中心。中晚唐时,长安、洛阳三京因战乱而衰落,扬、益（成都）跃居前二名,以致当时民谚称“扬一益二”;蜀人卢求对成都屈居第二不服气,甚至还夸示说:成都之繁华“扬（州）不足以侔其半”（见其《成都记序》）。成都的繁盛在文化风俗上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全民性的喜好歌舞游乐,全民性的“少愁苦而轻易淫佚”（杜佑《通典?州郡门》）。以成都地区优厚的管弦歌舞的基础,一旦由韦庄等移民词人来撒播歌词文学种子,必然盛开满园花朵。试看西蜀进入唐末五代割据时期之后,前后蜀君主多东满足于偏安一隅的享乐生活,对声妓和歌词有特殊嗜好,如前蜀后主王衍就十分典型:“自童年即能属文,甚有才思,尤能为艳歌。”（《册府元龟》卷二三八《僭伪部?好文》）以“酒色”、“游戏”、“享乐”为自我人生内容,“惟宫苑是务,惟宴游是好。”（《蜀木寿杌》）这种嗜好与宫苑风尚无疑是加剧文化享乐主义的催化剂,对社会有重要的示范效应。成都的歌舞娱乐之风愈煽愈烈,官绅士庶本就禀赋的“轻易淫佚”的音乐艺术习性得以发挥到了极致。不但成都城内和近郊风景名胜区盛行奏曲唱词,甚而“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声,合筵社会,昼夜相接”（《蜀木寿杌》卷下）。宫廷、官府、市井坊曲、风景胜地及村落闾巷等各种场合的歌舞筵席就成为文人创作及词传播的环境,在这种场合,词人的作词与歌妓的唱词,往往是同步进行的。这就使词的传播可以由歌妓直接从词人的词笺,通过歌唱传播给在场的听众。这样就形成了文人为歌妓写词,歌妓为文人唱词的双向交流渠道。也正因为如此,词一旦进入青楼,也就是说一旦被歌妓所选择并传唱,就会迅速流播开来。于是从歌妓口中唱出的“淫词艳曲”成为词传播中的主体,并对词性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巴蜀独特的自然环境对词人审美情趣的熏染

巴蜀之地的四川为一完美之盆地,冬季寒风不易侵入,故水绿山青,气候特为和暖,四川又是富饶的天府之国,有平原、高原、匠陵、山地、草地等地理景观及不可胜数的物产资源,这些极有利于各种具有审美观赏价值的花木的滋生成长,而词人萃集的成都更是繁花如海,古有锦城的美誉。成都是花的世界,“繁华似锦”是古来文人骚客公认的成都自然景观的主要特征。据《漫叟诗话》载:“蜀主孟昶令罗城（指成都）上尽种芙蓉,盛开四十里,语左右曰:‘自古以蜀为锦城,今观之,真锦城也。’”当代有的研究者据此情况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说:赵崇祚当年编选《花间集》之所以命名“花间”,是为了突显“以锦城为选词主要范围的地域特征”（肖鹏:《群体的选择:唐宋人选词与词选通论》）。西蜀词人（无论是移民还是本土人）长期生活于这种五彩迷目的艳丽环境之中,其审美情趣自然会受到熏染,从而嗜艳成风,群体性地倾向于艳丽一路。西蜀词人言情述事造境时几乎无一人例外地都要写花,翻开《花间集》,触目皆是。比如张泌共有十首《浣溪沙》,其中八首都是以花来衬托人的心境,这就使他的词从总体上呈现一种绮艳的风格。花间派本就以艳情为主要题材,词中所写的女子服饰和闺阁摆设加上以花卉为背景,遂使西蜀词形成了艳丽绮靡的主导风格。

4、巴蜀具有的高层次文化修养的创作主体对“艳词”的延续

古人云:自古文人多入蜀。时至五代,更多文人入蜀,使得西蜀的文学、艺术、宗教、科技,均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这种文化态势既是唐以来中原、关中文化逐渐转移的结果,也与西蜀君主优遇文士的态度不无关联。据《十国春秋?前蜀高祖本纪》:“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唐代玄宗、僖宗的临幸,李德裕的节镇以及豪门贵族们的网罗,北方的文人雅士也随之至蜀,这些文化人的到来,既为巴蜀文化艺术的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带来了晚唐词坛的流风余韵,随着词创作群体在前蜀逐渐形成,使当时的文人能够沿着晚唐词雅化、艳化的轨道继续大步前进,从面创作出浓艳香软、精美绝伦的花间词来。

5、巴蜀独特的文学传统对“艳词”的潜在影响

蜀中文学发达甚早,且从汉代蜀籍辞赋家开始,就以辞藻艳丽见长。成都人司马相如的名著如《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美人赋》等等,皆以辞藻艳丽、善于铺陈夸饰取胜,他自己就主张作赋应该是“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他的同乡后代文学家扬雄也评论相如赋的特色是“靡丽”。扬雄自己作赋,也以司马相如为式,其传世名篇多模拟后者,以华丽铺张为美,实为相如传统的接续者,故后人将“扬马”并称。后人看到蜀地文学家的这一共同点,就总结说蜀人“多斑彩文章”（见晋代蜀人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蜀中既有如此久远的以“斑彩”为尚的文学传统,则大多数五代蜀词人作词时为何都以辞藻华丽、镂金错彩的温庭筠词为宗,其原因就好解释了。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在蜀人“集体无意识”的暗中作用下,地域文学传统与中原地区输入的新兴歌词潮流的“一拍即合”。

6、巴蜀浓厚的道教文化氛围对词体的影响

正所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蜀道难》）,巴蜀崇山峻岭,地势险要,因此巴蜀文化自始至终被内部封闭的盆地意识所牵引,很少受到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规范影响。相反,巴蜀之地鬼道盛行,本是道教的策源地之一,具有浓厚的道教文化氛围。在道教境界中,人不仅能够超越生理的制约而羽化长生,而且还可以超越伦理的限制而满足个性的生活欲望,这对于久遭人性禁锢的世人来说,自然不失为一个美妙的彼岸。文人们更是受到此种氛围的影响并通过文学创作体现出来。首先,出现《女冠子》《天仙子》等词牌。其中《女冠子》中的“女冠”是道教中练就房中术的角色。女冠队伍的成份是复杂的,有嫔妃宫女,贵妇乐妓,还有下层民女。她们一方面可以受授“合气之术”,另一方面可以演奏道曲以娱信徒。她们自言自语浓妆艳抹,端丽动人,再加上道曲的清雅悠扬,优美动听,既然迎合士大夫文人的审美趣味,又可满足他他们的灵与肉的欲求。花间词人中,温庭筠、韦庄、薛道蕴、张泌、张光宪、李、魏承斑、毛熙震、牛峤等人都用过这一词调,达19首之多。而词牌《天仙子》来源于《神仙传》（载于《太平广记》卷六十一）中所记载的富有浪漫气息的刘晨、阮阮肇遇仙的人神相恋的香艳故事。这一故事,在世风日下的非正统思想不断上升的唐一代时期,不仅被人们反复吟唱,而且将糨作为恋人之间的生离死别来加以渲染,往往写得缠绵悱恻,哀艳动人。花间词人皇甫松、韦庄、和凝等人都曾用此调作词。其次,文人们借用神仙故事意象来烘托闺阁氛围,描画情爱生活,是花间词艺术表现特点之一。其中有15位花间词人的35首词借用了巫山神女故事意象、刘晨、阮肇故事意象、嫦娥、牛女故事意象。以上三类意象共涉及这些神仙故事意象和仙化意象,无疑包含着道教文化意蕴。

黑格尔曾经说过:“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花间词的合理性在于:它既是晚唐五代国家崩裂、战乱不断、人命危浅、乃至醉生梦死、追欢逐欲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反映物,又是中唐以后,随着巴蜀城市经济的畸形繁荣,市民阶层悄然崛起,以儒雅为宗旨的传统士大夫文化开始向艳俗文化为宗旨的市民文化这一社会文化转型的必然结果。它既是文人品格的一次“堕落”,又是人性性情的一次张扬,这种张扬更因蜀地独特的文化的兴盛而显活跃。因此,作为“倚声填词之祖”的花间词,在千年词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