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这时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理论，如风骨、风韵、形象，以及言意关系、形神关系等，并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
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互相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就是在这种新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展开的，同时它也为这种文艺思潮提供了赖以产生的实践依据。
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赋，从汉代的大赋演化。
其中有些政治抒情诗，抒写政治生活中的愤懑不平，也并不带有政治教化的目的。至于梁陈宫体诗，虽然出自宫廷文人之手，也只是供宫廷娱乐之用而已。诗人们努力的方向在于诗歌的形式美，即声律、对偶、用事等语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
正是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的古诗得以完善，新体诗得以形成，并为近体诗的出现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唐诗就是在此基础上达到了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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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作家们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代，一人前后属于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
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以及作为悲剧性基调之补偿的放达，后者往往表现为及时行乐或沉迷声色。
这种悲剧性的基调又因文人的政治处境而带上了政治的色彩。许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如孔融、杨修、祢衡。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时期的诗词风格：
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出现了咏怀诗、咏史诗、游仙诗、玄言诗、宫体诗以及陶渊明创造的田园诗，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等。
诗体方面五古更加丰富多采，七古也有明显进步，还出现了作为律诗开端的“永明体”,中国古代诗歌的几种基本形式如五律、五绝、七律、七绝等在这一时期都有了雏形。辞藻方面，追求华美的风气愈来愈甚.藻饰、骈偶、声律、用典,成为普遍使用的手段。
魏晋诗人从老庄那里继承了“逍遥”“隐逸”的风格。但同时，在排斥儒家出世的修齐治平以外，不得不承认，魏晋田园诗人的确是一帮在政治上的失意者，他们或许不用担心自己的官职或者前途，但是这帮人往往自认胸怀王佐之才。
可是又在宫廷斗争中郁郁不得志。这些魏晋诗人逃避到自然山水之间，用老庄哲学充当护身符，不得不承认他们中的有些人是政治上的受排挤者，他们虽寄情于山水却难以改变政治上失意的本性。
魏晋时代是一个充满死亡焦虑的时代，文人们甘愿忍受服药行散后身体上的艰苦折磨，是为了忘却自我的存在，宣泄内心的焦虑。一些文人本有济世之志，却不得已退隐山林，从而“身为硕学大儒，口诵圣人经典，却不愿为儒节所拘，离经叛道，举止放荡，奢乐恣性。
这正是摆脱束缚，尽情享受人生的表现”。这时的文人已经只剩空谈，只谈虚无，而清谈已经失去了政治评议的功能。对于诗人来说，进不能退不舍之后便寄情于山水，从叙事到写景最后转为说理。这也就是山水诗的开篇往往很有气势，而中篇又转而唯美，在结束的时候则开始阐发感情。
山水诗另一个特点就是“解脱”。作者一般靠解脱来弥补政治上的失意。魏晋诗人在道儒之外，崇信佛教也成了一种思潮。他们虚心礼佛，追求禅悟；游历山川，创作诗歌。很多诗歌都看似平淡的山水写意，其实是贯穿了禅理。
景中有理，理中有景。佛教的“空”“慈悲”恰恰和儒道所交融的玄学要义相一致。东晋的山水诗中的理趣，大多是玄佛结合。 魏晋时期佛学与玄学合流，名士与名僧的思想玄佛兼而有之。南朝佛教虽然摆脱了魏晋佛教对玄学的依附，却仍然深受“清谈”之风的影响。
这些诗人出身名门望族，哲学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但他们又有着浓厚的佛教意识和老庄思想，在仕途受挫之后，玄佛思想上升为主导思想，因而他的山水诗渗透玄佛意识。如《过白亭岸》，这首诗前面写景，融情理于景，后四句承上说理。诗中景物“交交止栩黄，呦呦食萍鹿”内含哲理。
在对现实和个人境况书写的诗中，融合了儒家的不甘，道家的逍遥，佛家的无边空虚；他们在山水间需求短暂的安逸，但又发泄，郁郁不得志的内心积闷；他们在字里行间充斥着一种自然的欣欣向荣，揭示着一个崭新的时期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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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诗人代表及简介
1、陶渊明（约365年—427年），字元亮，（又一说名潜，字渊明）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
2、王羲之（303年—361年，一作321年—379年），字逸少，汉族，东晋时期著名书法家，有“书圣”之称。祖籍琅琊（今属山东临沂），后迁无锡，晚年隐居剡县金庭（今属浙江）。历任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
3、曹魏高祖文皇帝曹丕（187年冬－226年6月29日），字子桓，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曹魏的开国皇帝，公元220－226年在位。他在位期间，平定边患。击退鲜卑，和匈奴、氐、羌等外夷修好，恢复汉朝在西域的设置。除军政以外，曹丕自幼好文学。
4、陈寿（233－297），字承祚，西晋史学家，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他小时候好学，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
5、李密（224年-287年），字令伯，一名虔，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人。幼年丧父，母何氏改嫁，由祖母抚养成人。后李密以对祖母孝敬甚笃而名扬于乡里。师事当时著名学者谯周，博览五经，尤精《春秋左传》。
6、阮籍(210～263)，三国魏诗人。字嗣宗。陈留（今属河南）尉氏人。竹林七贤之一，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著有《咏怀》、《大人先生传》等。
7、嵇康（224－263，一说223－262），字叔夜，汉族，三国时期魏国谯郡铚县（今安徽省宿州市西）人。著名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正始末年与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
8、左思（约250～305）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人。西晋著名文学家，其《三都赋》颇被当时称颂，造成“洛阳纸贵”。左思自幼其貌不扬却才华出众。晋武帝时，因妹左棻被选入宫，举家迁居洛阳，任秘书郎。晋惠帝时，依附权贵贾谧，为文人集团“二十四友”的重要成员。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魏晋文化
诗歌的地位仍然是最重要的。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魏晋之交，随着世风的变易，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西晋太康时期诗歌繁荣，诗人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但多数作品流于华采繁缛，唯左思的诗歌骨力遒劲，承传建安文学的精神。其〈咏史〉诗开启了咏史和咏怀结合的新路子。东晋在玄学的影响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泛滥一时，能够超越流俗的大诗人便是陶渊明。陶渊明的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因贫而出仕，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也表现了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喜悦和辛劳。创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归园田居》、《饮酒》是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陶诗的风格自然冲淡为主流，但《读山海经》(“精卫填微木”)、《咏荆轲》等也显示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并不静穆，他没有忘怀世事。陶渊明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受其直接影响。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辞赋，数量虽不多，却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等。
南北朝时期，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南朝诗歌在谢灵运手上山水诗大放光芒，其后谢眺的山水诗写得清新圆熟，世称“大小谢”。诗人鲍照出身寒微，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北方文苑稍嫌荒寂，但散文方面也不乏名篇，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最有成就的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他的诗赋集南北文学之大成，将南方精美圆熟的艺术技巧和北方刚健爽朗的精神融合，成为唐代诗风的先声。这一时期骈文统治着整个文坛，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是非常优秀的作品。总的来说，南朝作家们对形式声律的追求，为唐代文学、尤其是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和成熟，作了充分的准备。
此外，南北朝乐府民歌也足以与汉乐府诗前后辉映。南朝的吴歌、西曲明丽柔婉，北朝少数民族歌曲则多刚健亢爽，风格各异，但都情意真切。
从我国古代小说体裁的形成和发展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阶段．出现了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其中晋干宝的《搜神记》和南朝刘宋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最值得重视。《世说新语》记载了自汉至晋不少上层士族人物的轶事言谈，写人气韵生动，记言简约精妙，实开后世笔记小说之先声。
由于文学意识的渐趋自觉，这一时期出现了探讨文学观念、分析创作过程、批评作家作品的文学论著，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蝾《诗品》。后两部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堪称划时代的巨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