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回答
展开全部
马克斯·韦伯：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转载) 摘要：韦伯被公认为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韦伯认为现代化的核心或者说最能体现现代化的指标是理性化。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运动，实质上是一场西方式的社会理性化运动。现代西方科学无疑是这场理性化运动的产物。科学是系统化和理性化的知识，在前现代就已经存在。而现代西方科学则是现代西方式理性化的科学。韦伯认为这场理性化运动与西方独有的理性主义思潮有内在关联。理性主义具有多面性和相对性，不同的理性主义有不同的建设指向。中西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差异就与不同的理性主义思潮及其建设指向有深切的相互制约和连锁的关系。西方理性主义或者说新教理性主义是以“入世而不属世”为救赎特征的，因此它与现实世界保持着一种高度紧张的对抗和征服型的关系，对现实世界是一种“理性的征服”。而儒教理性主义是“入世而属世”的，以实现现实世界的和谐发展为特征的，它对现实世界是一种“理性地适应”。两种不同的理性主义，其建设指向是两种不同的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道路。在现代化困境重重的今天，韦伯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理性主义进行的思考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德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被公认为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奠基人，韦伯认为现代化的核心或者说最能体现现代化的指标是理性化。其实韦伯基本上把现代化等同于一种西方方式的理性化。16世纪以来日益向全球推进的现代化运动，是一场西方式的社会理性化运动。韦伯认为这场理性化运动不是全球都可能走的道路，而是一条独特的西方道路，与西方独有的理性主义思潮有内在关联。理性主义具有多面性和相对性，不同的理性主义有不同的建设指向。中西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差异就与不同的理性主义思潮及其建设指向有深切的相互制约和连锁的关系。西方理性主义或者说新教理性主义是以“入世而不属世”[1]为救赎特征的，因此它与现实世界保持着一种高度紧张的对抗和征服型的关系，对现实世界是一种“理性的征服”。而儒教理性主义是“入世而属世”的，以实现现实世界的和谐发展为特征的，它对现实世界是一种“理性地适应”。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导向中西方不同的科学和社会发展道路。
一、理性主义的文化规制
韦伯认为“理性主义”此一名词是有许多不同意涵的，一种从其他生活领域的观点看来特别非理性的行为方式也有其“理性”，正如经济、技术、科学、教育、战争、法律和行政的“理性化”一样。所有的领域均可按照完全不同的终极价值和目的来加以理性化，“事实上，我们可以从根本不同的基本观点并在完全不同的方向上使生活理性化”，[2]也就是说，理性化是有不同的选择坐标的，不同的理性主义坐标完全可能导致不同的理性化路向。因而，从某一观点来看是理性的东西，换一观点来看完全有可能是非理性的。譬如说新教的“宰制型理性主义”或“入世的禁欲理性主义”，儒教的“适应型理性主义”或“入世的人文理性主义”，道教的“巫术理性主义”，犹太教的“律法理性主义”和佛教的“出世理性主义”等。因而，各式各样的理性化早已经存在于生活的各个部门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了；要想从文化史的观点来说明其差异的特征，就必须明了哪个部门被理性化了，以及是朝着哪个方向理性化的。[3]韦伯强调说：“这一简单的论点常常被人们所遗忘，现在我们应该把它放在每一篇试图讨论理性主义的论文的开头。”[4]
理性是人类的一种自觉性和自主的创造性，“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5]。理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文化氛围下会呈现不同的形态和不同的发展路向。韦伯惊奇地发现，我们愈往上溯，愈能发现中国人及中国文化与西方的种种相似之处。古代的民间信仰、古代的隐逸者、最古老的诗歌《诗经》、古代的战斗君主、哲学派别的对立、封建制度、战国时期资本主义的萌芽，所有这些被认为具有特色的，都比儒教中国的各种特质，要来得贴近西方的现象。因此，我们该考虑一下，许多原先被认为是中国基本的特质，有多大的可能性或者纯粹只是历史与文化影响下的产物。[6]
二、西方现代科学的特殊性及其起源
科学的进步是理性化过程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这一过程我们已经历了数千年之久，而如今对这一过程一般都会给予十分消极的评判。韦伯认为首先要澄清一个事实：这种由科学和技术而产生的智力的理性化，是否意味着我们对我们的生存条件比印第安红人或霍屯督人有更多的了解呢？这很难说。理智化和理性化的增进，并不意味着人对生存条件的一般知识也随之增加。但这里含有另一层意义，即这样的知识或信念：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性化。[7]对于刚踏入近代门槛的人来说，科学意味着通向真正的自然之路，也是真正地通向艺术之路，还不仅如此，韦伯认为在严密的自然科学发展的那个年代，人们对科学有更高的期望，那就是找到一条通向上帝的可靠之路。但今天的人们还有谁相信科学能够教给我们一些有关世界意义的知识呢？即使有这样的意义，我们如何才能找到这种意义的线索？今天的天真的乐观主义者将科学——即在科学的基础上支配生活的技术——欢呼为通向幸福之路，但谁又会相信这样的幸福？自然科学是非宗教的，现在谁也不会从内心深处对此表示怀疑，无论他是否乐意承认这一点。[8]自从理性主义给世界除魅以来，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科学只是认为在它所能建构的范围内，掌握宇宙终极规律的知识是有价值的。至于科学所描绘的这个世界是否值得生存？它有某种“意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意义的？科学也从来不提出这样的问题。[9]
今天，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它也不属于智者和哲人对世界意义所做的沉思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历史环境中无可逃避的事实，只要我们忠于自己，我们便不可能摆脱这一事实。[10]
至于作为可计算和可实验的理性科学，只有在西方，才发展至我们今日视为可靠的程度。只有基督教——在大希腊化思想的影响下——才圆熟地发展出来一套系统的神学，至于回教和某些印度的宗派则仅有些许迹象。其他的文明，特别是印度、中国、巴比伦与埃及，也有经验的知识、对世界及生命问题的反思、极深奥的哲学和神学智能，以及极端精微的学说和观察，但是却没有独具西方特色的理性主义思维、理性化的方法以及理性主义的路标和指向。韦伯从天文学、数学、医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律、艺术、建筑、文学、教育、国家观等方面对东西方科学的发展历程作了一个以西方特有的理性主义为坐标的比较，比较的目的仍然是凸显西方理性主义的特殊性，而不是一般性。
第一，巴比伦的天文学，就像其他文明的一样，缺少了希腊人首次发展起来的数学基础：质实言之，此一事实更突显出巴比伦天文学的特殊发展。
第二，印度的几何学则没有理性验算的概念——这也是希腊人天才的另一产物，同样的天才也创造出力学和物理学。印度的自然科学，就经验观察的角度而言，确有高度发展，然而并没有理性实验的观念，而此一观念虽已出现在西洋的古代世界，基本上仍为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同样地，近代的实验室并不存在于印度，其结果则为印度的医学——虽然在经验与技术层面有高度发展——缺乏生物学、尤其是生化学的基础。除了西方外，没有理性的化学。
第三，中国的历史学，尽管复杂精微，却缺乏修昔底德（Thucydides）式就事论事的研究方法。
第四，马基雅维利（Macchiavelli）确有其印度的先行者，但从亚洲的政治思想里，我们找不到任何类似亚里斯多德的分类法和一般的理性概念。
第五，理性的法律体系所必备的、严谨的思想论证及形式，为罗马法的特色（西方法律亦源于此），确不见于他处，尽管印度的弥漫差（Mimamsa）学派、范围极广的法典编撰——特别是近东，无数印度以及其他地区的法律文书——稍有迹象可寻。教会法（Canon Law）的结构，亦仅见之于西方。
第六，在历史上，其他民族对音乐的敏感似乎比我们有更高度的发展，至少是不比我们差。但某些特色则仅见之于西方音乐：合理的合声乐，包括对位法律及合音；基于三和音（以及第三阶音）的音符组织法；自文艺复兴以来，我们的半音阶或更短的音符的和谐演出，是以理性的形式取代了空间式的休止符。我们的管弦乐团也是西方所特有的，以弦乐四重奏为其核心以及管乐器的整体组织；我们的连续音；有了我们的记谱法后，近代音乐的创作、演出以及其持续的存在，才成为可能；我们的奏鸣曲、交响乐或歌剧；以及最后，所有演奏这些的必要工具，我们的基本的乐器——管风琴、钢琴及小提琴。我们也见不到此种所有艺术“古典式”合理化的现象，例如绘画所用的直线及空间透视法——这是我们的传统在文艺复兴时期所产生的。
第七，作为装饰之用的尖形拱门亦见之于西方古代世界与亚洲各地；亦有人认为尖形拱门及十字型拱形圆顶的结构曾出现于东方。但在其他地区我们找不到理性运用哥特式拱形圆顶以分散张力，并利用弓形跨越空间——不管其采用形式为何。哥特式拱形圆顶成为宏伟纪念建筑物的结构原则，并延伸成为某种雕刻与绘画风格的基础，如我们中世纪所流行者。同样地，虽然此一技术基础来自东方，然而除了西方外，我们从其他地区找不到用以解决半球形圆顶方法之遗迹。
第八，印刷术的成品曾见之于中国，但只有在西方，才发展出一种只设计为印刷而发表——也只有通过它才有可能——的文学体裁，直截而言，即“刊物”与报纸。
第九，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与我们大学或学院表面上极类似者，皆曾见于中国与回教世界。但只有在西方，才发展出一种理性的、有系统的专业化知识，以及一群受过训练的专业人才，他们在今日文明中已踞有一重要的几近支配的地位。毕竟只有在西方，我们才能发现到专业性的官员——近代西方国家及经济的基石。尽管此一群体在其他地方亦曾萌芽，但从未构成社会秩序中如此必要的部分——如他们在西方所扮演的。许多文明区的确早有“官吏”——甚至具有专门职务的官吏——存在；可是没有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他们的整个生存——生活中政治、技术及经济的基础——如近代西方一样，以如此绝对而无可避免的方式纳入受过训练的专家所构成的官僚组织的罗网之下：社会生活上最重要的日常运作，以同样方式掌握在受过技术、商业、尤其是法律训练的政府官吏手中。这在其他地区是找不到的。
第十，根据身份团体而构成政治及社会组合，是很普遍的现象，但只有在西方，才出现基于身份的——“王与王国”——独特形态的国家。同样地，由定期选举人民代表所组成的国会、群众领导者以及由政党领袖担任“部会首长”向国会负责的统治形态，也是西方特有的制度，虽然为了获取或影响政治权利而形成政治，此一意义下的“党派”亦曾见之于世界其他地区。一般而言，“国家”——也就是基本上具有合理制定的“宪法”、合理制定的法律，以及由根据合理制定的法规或原则办事的专门官吏所负责的行政等特征的政治形式——仅知之于西方，尽管他处已有萌芽。[11]
现代西方科学是一种极具工具理性的科学。近代西方特有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显然是技术能力的进展。如今其合理性的基本条件是由于一些技术上具决定性因素的可计算性，这些技术上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又构成精确计算的基础。换言之，它乃是有赖于西方科学的独特性，尤其是基于数学以及精确而又合理的实验的自然科学。而反过来，这些科学及以这些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做经济性的应用时，其发展则又受到资本主义机会的巨大刺激。当然，西方科学的起源是不能归功于这种利得机会的。代数与进位法的计算，曾为印度人所用，他们是进位法的发明者，然而只有在西方，这种计算才首次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印度却没能导出任何现代计算和簿记的制度。同样地，数学和机械学亦非源自资本主义的营利心。当然，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此点对我们西方大众的生活有决定性的影响——确实是受到经济因素鼓励，西方的经济因素特别有利于科学知识之应用。然而，此种鼓励是来自西方社会秩序的特殊性格。[12]
韦伯认为西方现代科学的起源与以下四大因素密切相关：
第一是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理性的思维形式是古代希腊哲学的沃土上生长出来的，但与经过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关系更大，“入世而不属世”从而得以“理性地宰制世界”是新教理性主义的根本特征。
第二是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形成的技术上的“实验”精神。技术上的“实验”——一切自然主义的规律所具有的那种特殊的现代质素——则是在文艺复兴的沃土上成长茁壮起来的，重要的是，起初并不是从科学的领域而是从艺术的领域中发展出来。作为文艺复兴的伟大艺术的“实验”精神是两种要素独特结合下的产儿：西方艺术家以手工业为基础的经验性技巧，以及他们在历史的与社会的条件下，所产生的理性主义的雄心。他们把艺术提升到“科学”的层面，以求取得艺术的永恒意义，以及自己的社会声誉。这点是西方所特有的。
第三是西方文化现代化时期出现的强烈的“回归”到古代的动机。这种“回归”实质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批判，是社会抗议精神的体现。因而这种“回归”不是复古主义的简单回归，而是一种淘洗古典文化精粹的一种创造，是新的社会转型下的创造性回归。
第四是西方经济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的支持。将艺术活动推向高度竞技状态的特殊社会条件，就像古代那样，蓬勃跃动着。北欧经济在经济上与技术上的关注，尤其是矿业的需求，则助长了将实验转化为自然科学的知识力量。[13]
三、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
韦伯认为从理性主义的不同发展路向来看，中国的科学没有发展出，也不会发展出类似今天西方这样的发展道路来。韦伯从现代西方科学的视野对中国传统的正统意识形态儒教及其异端的道教及其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作了比较分析，认为儒教与道教的理性主义都不可能产生出“西方式”的现代科学。
首先，从儒教理性主义及其社会学基础来看：
（1）在家产官僚体制的约制下，支配阶层的竞技完全只限于受俸者和士人猎取功名禄位的竞争，其他所有的追求都被窒息了。中国的考试，目的在于考察学生是否完全具备经典知识以及由此产生的、适合于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思考方式。教育的性质一方面是纯世俗性的，另一方面则受到正统解释的经典作者的固定规范的约束，因而是极度封闭且墨守经文的教育。[14]
（2）相对而言发展相当有限的产业资本主义，也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报偿，而这种经济报偿对于将经验性技术转化为理性技术却是必须的。
（3）儒教虽然发展出了一套宇宙创成的理论，但本身却极无形而上学的理论兴趣。韦伯认为正统儒教除了纯粹的古物研究或者纯粹的实用项目以外，其他概无[兴趣。[15]中国的思维还是一直停滞于相当具体形象（直观）的状态。逻辑、定义与推理的力量，尚未为中国人所接受。[16]儒教的本质，只不过是一种伦理，即道。儒家纯粹是俗世内部的一种俗人道德。儒教所要求的是对俗世及其秩序与习俗的适应，归根结底，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世界的宇宙秩序是固定和牢不可破的，社会的秩序不过是世界宇宙秩序的一种特例罢了。伟大神灵的宇宙秩序显然只希望世界的尤其是人的幸福。社会秩序亦如此。只有融入内在和谐的宇宙之中，才能实现帝国“幸福的”安宁和心灵的平衡。[17]儒教怀疑巫术的真实性，也认为巫术在面对德行时是无计可施的，儒教也完全排斥冥想，“儒教所关注的是此世的事物”。[18]从“礼”的中心概念出发，我们在中国发现的是警觉的自制、内省与谨慎，尤其是对任何形式的热情（包括欣喜在内）的抑制，因为热情会扰乱心灵的平静与和谐，而后者正是一切善的根源。当然，儒教伦理中完全没有拯救的观念。儒教徒并不渴望得到“拯救”，不管是从灵魂的转世还是从彼世的惩罚中得到拯救。这两个观念都是为儒教所不知的。儒教徒并不希望通过弃绝生命而获得拯救，因为生命是被肯定的；也无意于摆脱社会现实的救赎，因为社会现实是既有的。儒教徒只想通过自制，机智地掌握此世的种种机遇。他没有从恶或原罪（对此一无所知）中被拯救出来的渴望。他唯一希望的是能够摆脱社会上的无礼貌的现象和有失尊严的野蛮行为。只有对作为社会基本义务的孝的侵害，才是儒教徒的“罪孽”。[19]儒教的“理性”，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20]，缺乏对现实世界的紧张性和斗争性，没有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宰制”和“征服”的冲动，从而对改造世界没有产生兴趣。而新教理性主义是以“动力”横决天下的。
因此，这个学派在科学上的成就很微小。[21]自然科学整体而言乃停留在纯粹经验性的层次。[22]在最高超洗练的中国艺术里，全都缺乏这种促成（西方文艺复兴意味下）理性主义野心的诱因。因此，一切都停留在精纯的经验层次上。结果实践的理性主义——官僚体系对于生活的最根本态度——摆脱了所有的竞争，而得以完全的伸展。没有理性的科学、没有理性的艺术活动、没有理性的神学、法律学、医药学、自然科学、或者工艺学；没有任何神圣的或者人类的权威能够和官僚体系相抗衡。[23]
在道教的巫术乐园里，具有近代西方特色的那种理性的经济与工技，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自然科学的付之阙如，是由于以下这些根本的力量（部分是因，部分是果）所造成的：（1）占日师、地理师、水占师、与占候师的势力；（2）对于世界的一种粗略的、深奥的天人合一观；（3）道教所关心的是官职制度的俸禄化——巫术传统的支柱——下的所得机会；（4）不过，这个巫术乐园之得以维持住，是因为儒教伦理本就有与其亲和的倾向；（5）于是，另有内政上的因素添加进来，用以防止动摇儒教的势力。[24]
四、科学建设的不同指向
韦伯认为，说中国科学没有得到发展，这是从西方的科学路向上来说话的，中国科学的发展路向并不是“理性地征服世界”，而是“理性地适应世界”，循此轨而行，中国的科学必不会走西方同样的发展道路。西方现代科学的兴起，韦伯认为问题的核心是西方文化的独见的、特殊形态的“理性主义”的本质。[25]因此首要任务是去认识（一般的）西方理性主义的特质，以及（特殊的）近代西方的理性主义，并解释其起源。[26]进一步认识儒教理性主义与清教理性主义的之间的重要差异。
韦伯认为儒教理性主义与清教理性主义的基本差异是：儒教的理性主义意指理性地适应（Anpassung）世界；清教的理性主义意指理性地支配（Beherrschung）。清教徒与儒教徒都是“清醒的”。但是清教徒的“清醒”（Nüchternheit）乃建立在一种强力的激情（Pathos）上，这是儒教所完全没有的；同样的激情也曾鼓舞着西方的修道士。西方的禁欲精神对于世界的拒斥，难以理喻地连接到另一面，亦即，对支配世界的渴望。在一个超俗世之神的名下，禁欲的律令被颁布给修道士，并且以变化和缓和的形式颁布给俗世。再没有比儒教的高贵理想（Vornehmheitsideal）更与“职业”（Beruf）的理念相冲突的了。“君侯似的”人（Der fürstliche Mann）是一个审美上的价值，因此，也就不是个上帝的“工具”。但是，真正的基督徒，出世而又入世的禁欲者，希望自己什么也不是，而只是上帝的一件工具；在其中，他寻得了他的尊严。既然这是他所期望的，那么，他就成为理性地转化与支配这个世界的有用工具。[27]
德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被公认为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奠基人，韦伯认为现代化的核心或者说最能体现现代化的指标是理性化。其实韦伯基本上把现代化等同于一种西方方式的理性化。16世纪以来日益向全球推进的现代化运动，是一场西方式的社会理性化运动。韦伯认为这场理性化运动不是全球都可能走的道路，而是一条独特的西方道路，与西方独有的理性主义思潮有内在关联。理性主义具有多面性和相对性，不同的理性主义有不同的建设指向。中西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差异就与不同的理性主义思潮及其建设指向有深切的相互制约和连锁的关系。西方理性主义或者说新教理性主义是以“入世而不属世”[1]为救赎特征的，因此它与现实世界保持着一种高度紧张的对抗和征服型的关系，对现实世界是一种“理性的征服”。而儒教理性主义是“入世而属世”的，以实现现实世界的和谐发展为特征的，它对现实世界是一种“理性地适应”。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导向中西方不同的科学和社会发展道路。
一、理性主义的文化规制
韦伯认为“理性主义”此一名词是有许多不同意涵的，一种从其他生活领域的观点看来特别非理性的行为方式也有其“理性”，正如经济、技术、科学、教育、战争、法律和行政的“理性化”一样。所有的领域均可按照完全不同的终极价值和目的来加以理性化，“事实上，我们可以从根本不同的基本观点并在完全不同的方向上使生活理性化”，[2]也就是说，理性化是有不同的选择坐标的，不同的理性主义坐标完全可能导致不同的理性化路向。因而，从某一观点来看是理性的东西，换一观点来看完全有可能是非理性的。譬如说新教的“宰制型理性主义”或“入世的禁欲理性主义”，儒教的“适应型理性主义”或“入世的人文理性主义”，道教的“巫术理性主义”，犹太教的“律法理性主义”和佛教的“出世理性主义”等。因而，各式各样的理性化早已经存在于生活的各个部门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了；要想从文化史的观点来说明其差异的特征，就必须明了哪个部门被理性化了，以及是朝着哪个方向理性化的。[3]韦伯强调说：“这一简单的论点常常被人们所遗忘，现在我们应该把它放在每一篇试图讨论理性主义的论文的开头。”[4]
理性是人类的一种自觉性和自主的创造性，“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5]。理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文化氛围下会呈现不同的形态和不同的发展路向。韦伯惊奇地发现，我们愈往上溯，愈能发现中国人及中国文化与西方的种种相似之处。古代的民间信仰、古代的隐逸者、最古老的诗歌《诗经》、古代的战斗君主、哲学派别的对立、封建制度、战国时期资本主义的萌芽，所有这些被认为具有特色的，都比儒教中国的各种特质，要来得贴近西方的现象。因此，我们该考虑一下，许多原先被认为是中国基本的特质，有多大的可能性或者纯粹只是历史与文化影响下的产物。[6]
二、西方现代科学的特殊性及其起源
科学的进步是理性化过程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这一过程我们已经历了数千年之久，而如今对这一过程一般都会给予十分消极的评判。韦伯认为首先要澄清一个事实：这种由科学和技术而产生的智力的理性化，是否意味着我们对我们的生存条件比印第安红人或霍屯督人有更多的了解呢？这很难说。理智化和理性化的增进，并不意味着人对生存条件的一般知识也随之增加。但这里含有另一层意义，即这样的知识或信念：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性化。[7]对于刚踏入近代门槛的人来说，科学意味着通向真正的自然之路，也是真正地通向艺术之路，还不仅如此，韦伯认为在严密的自然科学发展的那个年代，人们对科学有更高的期望，那就是找到一条通向上帝的可靠之路。但今天的人们还有谁相信科学能够教给我们一些有关世界意义的知识呢？即使有这样的意义，我们如何才能找到这种意义的线索？今天的天真的乐观主义者将科学——即在科学的基础上支配生活的技术——欢呼为通向幸福之路，但谁又会相信这样的幸福？自然科学是非宗教的，现在谁也不会从内心深处对此表示怀疑，无论他是否乐意承认这一点。[8]自从理性主义给世界除魅以来，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科学只是认为在它所能建构的范围内，掌握宇宙终极规律的知识是有价值的。至于科学所描绘的这个世界是否值得生存？它有某种“意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意义的？科学也从来不提出这样的问题。[9]
今天，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它也不属于智者和哲人对世界意义所做的沉思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历史环境中无可逃避的事实，只要我们忠于自己，我们便不可能摆脱这一事实。[10]
至于作为可计算和可实验的理性科学，只有在西方，才发展至我们今日视为可靠的程度。只有基督教——在大希腊化思想的影响下——才圆熟地发展出来一套系统的神学，至于回教和某些印度的宗派则仅有些许迹象。其他的文明，特别是印度、中国、巴比伦与埃及，也有经验的知识、对世界及生命问题的反思、极深奥的哲学和神学智能，以及极端精微的学说和观察，但是却没有独具西方特色的理性主义思维、理性化的方法以及理性主义的路标和指向。韦伯从天文学、数学、医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律、艺术、建筑、文学、教育、国家观等方面对东西方科学的发展历程作了一个以西方特有的理性主义为坐标的比较，比较的目的仍然是凸显西方理性主义的特殊性，而不是一般性。
第一，巴比伦的天文学，就像其他文明的一样，缺少了希腊人首次发展起来的数学基础：质实言之，此一事实更突显出巴比伦天文学的特殊发展。
第二，印度的几何学则没有理性验算的概念——这也是希腊人天才的另一产物，同样的天才也创造出力学和物理学。印度的自然科学，就经验观察的角度而言，确有高度发展，然而并没有理性实验的观念，而此一观念虽已出现在西洋的古代世界，基本上仍为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同样地，近代的实验室并不存在于印度，其结果则为印度的医学——虽然在经验与技术层面有高度发展——缺乏生物学、尤其是生化学的基础。除了西方外，没有理性的化学。
第三，中国的历史学，尽管复杂精微，却缺乏修昔底德（Thucydides）式就事论事的研究方法。
第四，马基雅维利（Macchiavelli）确有其印度的先行者，但从亚洲的政治思想里，我们找不到任何类似亚里斯多德的分类法和一般的理性概念。
第五，理性的法律体系所必备的、严谨的思想论证及形式，为罗马法的特色（西方法律亦源于此），确不见于他处，尽管印度的弥漫差（Mimamsa）学派、范围极广的法典编撰——特别是近东，无数印度以及其他地区的法律文书——稍有迹象可寻。教会法（Canon Law）的结构，亦仅见之于西方。
第六，在历史上，其他民族对音乐的敏感似乎比我们有更高度的发展，至少是不比我们差。但某些特色则仅见之于西方音乐：合理的合声乐，包括对位法律及合音；基于三和音（以及第三阶音）的音符组织法；自文艺复兴以来，我们的半音阶或更短的音符的和谐演出，是以理性的形式取代了空间式的休止符。我们的管弦乐团也是西方所特有的，以弦乐四重奏为其核心以及管乐器的整体组织；我们的连续音；有了我们的记谱法后，近代音乐的创作、演出以及其持续的存在，才成为可能；我们的奏鸣曲、交响乐或歌剧；以及最后，所有演奏这些的必要工具，我们的基本的乐器——管风琴、钢琴及小提琴。我们也见不到此种所有艺术“古典式”合理化的现象，例如绘画所用的直线及空间透视法——这是我们的传统在文艺复兴时期所产生的。
第七，作为装饰之用的尖形拱门亦见之于西方古代世界与亚洲各地；亦有人认为尖形拱门及十字型拱形圆顶的结构曾出现于东方。但在其他地区我们找不到理性运用哥特式拱形圆顶以分散张力，并利用弓形跨越空间——不管其采用形式为何。哥特式拱形圆顶成为宏伟纪念建筑物的结构原则，并延伸成为某种雕刻与绘画风格的基础，如我们中世纪所流行者。同样地，虽然此一技术基础来自东方，然而除了西方外，我们从其他地区找不到用以解决半球形圆顶方法之遗迹。
第八，印刷术的成品曾见之于中国，但只有在西方，才发展出一种只设计为印刷而发表——也只有通过它才有可能——的文学体裁，直截而言，即“刊物”与报纸。
第九，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与我们大学或学院表面上极类似者，皆曾见于中国与回教世界。但只有在西方，才发展出一种理性的、有系统的专业化知识，以及一群受过训练的专业人才，他们在今日文明中已踞有一重要的几近支配的地位。毕竟只有在西方，我们才能发现到专业性的官员——近代西方国家及经济的基石。尽管此一群体在其他地方亦曾萌芽，但从未构成社会秩序中如此必要的部分——如他们在西方所扮演的。许多文明区的确早有“官吏”——甚至具有专门职务的官吏——存在；可是没有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他们的整个生存——生活中政治、技术及经济的基础——如近代西方一样，以如此绝对而无可避免的方式纳入受过训练的专家所构成的官僚组织的罗网之下：社会生活上最重要的日常运作，以同样方式掌握在受过技术、商业、尤其是法律训练的政府官吏手中。这在其他地区是找不到的。
第十，根据身份团体而构成政治及社会组合，是很普遍的现象，但只有在西方，才出现基于身份的——“王与王国”——独特形态的国家。同样地，由定期选举人民代表所组成的国会、群众领导者以及由政党领袖担任“部会首长”向国会负责的统治形态，也是西方特有的制度，虽然为了获取或影响政治权利而形成政治，此一意义下的“党派”亦曾见之于世界其他地区。一般而言，“国家”——也就是基本上具有合理制定的“宪法”、合理制定的法律，以及由根据合理制定的法规或原则办事的专门官吏所负责的行政等特征的政治形式——仅知之于西方，尽管他处已有萌芽。[11]
现代西方科学是一种极具工具理性的科学。近代西方特有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显然是技术能力的进展。如今其合理性的基本条件是由于一些技术上具决定性因素的可计算性，这些技术上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又构成精确计算的基础。换言之，它乃是有赖于西方科学的独特性，尤其是基于数学以及精确而又合理的实验的自然科学。而反过来，这些科学及以这些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做经济性的应用时，其发展则又受到资本主义机会的巨大刺激。当然，西方科学的起源是不能归功于这种利得机会的。代数与进位法的计算，曾为印度人所用，他们是进位法的发明者，然而只有在西方，这种计算才首次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印度却没能导出任何现代计算和簿记的制度。同样地，数学和机械学亦非源自资本主义的营利心。当然，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此点对我们西方大众的生活有决定性的影响——确实是受到经济因素鼓励，西方的经济因素特别有利于科学知识之应用。然而，此种鼓励是来自西方社会秩序的特殊性格。[12]
韦伯认为西方现代科学的起源与以下四大因素密切相关：
第一是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理性的思维形式是古代希腊哲学的沃土上生长出来的，但与经过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关系更大，“入世而不属世”从而得以“理性地宰制世界”是新教理性主义的根本特征。
第二是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形成的技术上的“实验”精神。技术上的“实验”——一切自然主义的规律所具有的那种特殊的现代质素——则是在文艺复兴的沃土上成长茁壮起来的，重要的是，起初并不是从科学的领域而是从艺术的领域中发展出来。作为文艺复兴的伟大艺术的“实验”精神是两种要素独特结合下的产儿：西方艺术家以手工业为基础的经验性技巧，以及他们在历史的与社会的条件下，所产生的理性主义的雄心。他们把艺术提升到“科学”的层面，以求取得艺术的永恒意义，以及自己的社会声誉。这点是西方所特有的。
第三是西方文化现代化时期出现的强烈的“回归”到古代的动机。这种“回归”实质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批判，是社会抗议精神的体现。因而这种“回归”不是复古主义的简单回归，而是一种淘洗古典文化精粹的一种创造，是新的社会转型下的创造性回归。
第四是西方经济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的支持。将艺术活动推向高度竞技状态的特殊社会条件，就像古代那样，蓬勃跃动着。北欧经济在经济上与技术上的关注，尤其是矿业的需求，则助长了将实验转化为自然科学的知识力量。[13]
三、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
韦伯认为从理性主义的不同发展路向来看，中国的科学没有发展出，也不会发展出类似今天西方这样的发展道路来。韦伯从现代西方科学的视野对中国传统的正统意识形态儒教及其异端的道教及其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作了比较分析，认为儒教与道教的理性主义都不可能产生出“西方式”的现代科学。
首先，从儒教理性主义及其社会学基础来看：
（1）在家产官僚体制的约制下，支配阶层的竞技完全只限于受俸者和士人猎取功名禄位的竞争，其他所有的追求都被窒息了。中国的考试，目的在于考察学生是否完全具备经典知识以及由此产生的、适合于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思考方式。教育的性质一方面是纯世俗性的，另一方面则受到正统解释的经典作者的固定规范的约束，因而是极度封闭且墨守经文的教育。[14]
（2）相对而言发展相当有限的产业资本主义，也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报偿，而这种经济报偿对于将经验性技术转化为理性技术却是必须的。
（3）儒教虽然发展出了一套宇宙创成的理论，但本身却极无形而上学的理论兴趣。韦伯认为正统儒教除了纯粹的古物研究或者纯粹的实用项目以外，其他概无[兴趣。[15]中国的思维还是一直停滞于相当具体形象（直观）的状态。逻辑、定义与推理的力量，尚未为中国人所接受。[16]儒教的本质，只不过是一种伦理，即道。儒家纯粹是俗世内部的一种俗人道德。儒教所要求的是对俗世及其秩序与习俗的适应，归根结底，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世界的宇宙秩序是固定和牢不可破的，社会的秩序不过是世界宇宙秩序的一种特例罢了。伟大神灵的宇宙秩序显然只希望世界的尤其是人的幸福。社会秩序亦如此。只有融入内在和谐的宇宙之中，才能实现帝国“幸福的”安宁和心灵的平衡。[17]儒教怀疑巫术的真实性，也认为巫术在面对德行时是无计可施的，儒教也完全排斥冥想，“儒教所关注的是此世的事物”。[18]从“礼”的中心概念出发，我们在中国发现的是警觉的自制、内省与谨慎，尤其是对任何形式的热情（包括欣喜在内）的抑制，因为热情会扰乱心灵的平静与和谐，而后者正是一切善的根源。当然，儒教伦理中完全没有拯救的观念。儒教徒并不渴望得到“拯救”，不管是从灵魂的转世还是从彼世的惩罚中得到拯救。这两个观念都是为儒教所不知的。儒教徒并不希望通过弃绝生命而获得拯救，因为生命是被肯定的；也无意于摆脱社会现实的救赎，因为社会现实是既有的。儒教徒只想通过自制，机智地掌握此世的种种机遇。他没有从恶或原罪（对此一无所知）中被拯救出来的渴望。他唯一希望的是能够摆脱社会上的无礼貌的现象和有失尊严的野蛮行为。只有对作为社会基本义务的孝的侵害，才是儒教徒的“罪孽”。[19]儒教的“理性”，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20]，缺乏对现实世界的紧张性和斗争性，没有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宰制”和“征服”的冲动，从而对改造世界没有产生兴趣。而新教理性主义是以“动力”横决天下的。
因此，这个学派在科学上的成就很微小。[21]自然科学整体而言乃停留在纯粹经验性的层次。[22]在最高超洗练的中国艺术里，全都缺乏这种促成（西方文艺复兴意味下）理性主义野心的诱因。因此，一切都停留在精纯的经验层次上。结果实践的理性主义——官僚体系对于生活的最根本态度——摆脱了所有的竞争，而得以完全的伸展。没有理性的科学、没有理性的艺术活动、没有理性的神学、法律学、医药学、自然科学、或者工艺学；没有任何神圣的或者人类的权威能够和官僚体系相抗衡。[23]
在道教的巫术乐园里，具有近代西方特色的那种理性的经济与工技，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自然科学的付之阙如，是由于以下这些根本的力量（部分是因，部分是果）所造成的：（1）占日师、地理师、水占师、与占候师的势力；（2）对于世界的一种粗略的、深奥的天人合一观；（3）道教所关心的是官职制度的俸禄化——巫术传统的支柱——下的所得机会；（4）不过，这个巫术乐园之得以维持住，是因为儒教伦理本就有与其亲和的倾向；（5）于是，另有内政上的因素添加进来，用以防止动摇儒教的势力。[24]
四、科学建设的不同指向
韦伯认为，说中国科学没有得到发展，这是从西方的科学路向上来说话的，中国科学的发展路向并不是“理性地征服世界”，而是“理性地适应世界”，循此轨而行，中国的科学必不会走西方同样的发展道路。西方现代科学的兴起，韦伯认为问题的核心是西方文化的独见的、特殊形态的“理性主义”的本质。[25]因此首要任务是去认识（一般的）西方理性主义的特质，以及（特殊的）近代西方的理性主义，并解释其起源。[26]进一步认识儒教理性主义与清教理性主义的之间的重要差异。
韦伯认为儒教理性主义与清教理性主义的基本差异是：儒教的理性主义意指理性地适应（Anpassung）世界；清教的理性主义意指理性地支配（Beherrschung）。清教徒与儒教徒都是“清醒的”。但是清教徒的“清醒”（Nüchternheit）乃建立在一种强力的激情（Pathos）上，这是儒教所完全没有的；同样的激情也曾鼓舞着西方的修道士。西方的禁欲精神对于世界的拒斥，难以理喻地连接到另一面，亦即，对支配世界的渴望。在一个超俗世之神的名下，禁欲的律令被颁布给修道士，并且以变化和缓和的形式颁布给俗世。再没有比儒教的高贵理想（Vornehmheitsideal）更与“职业”（Beruf）的理念相冲突的了。“君侯似的”人（Der fürstliche Mann）是一个审美上的价值，因此，也就不是个上帝的“工具”。但是，真正的基督徒，出世而又入世的禁欲者，希望自己什么也不是，而只是上帝的一件工具；在其中，他寻得了他的尊严。既然这是他所期望的，那么，他就成为理性地转化与支配这个世界的有用工具。[27]
已赞过
已踩过<
评论
收起
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
推荐律师服务：
若未解决您的问题，请您详细描述您的问题，通过百度律临进行免费专业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