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今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怎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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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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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油价时代,发展循环经济成为了我们有效缓解能源供给与经济发展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那么,我们的循环经济发展之路该怎么走?目前还面临哪些困难?就此类问题记者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志进行了对话。
记者:目前,我国的资源、环境处于一种什么状态?
杨志: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目前资源利用效率极为低下。目前我国工业产品能源、原材料的消耗都很大。主要用能产品单位能耗比国外先进水平高40%,单位产值污染(二氧化硫)排放量是发达国家的8倍至10倍。200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仅占世界的5.5%,却消耗了世界50%左右的水泥、30%的钢铁、15%的能源。
记者:针对这一现状,我们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政策体系?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如何?
杨志:我国现在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主要是促进节能减排。“节能”主要是通过政府对能源价格的管制政策以调整企业对各种能源的使用量来实现,目的是提高能源利用率和降低企业使用清洁能源、资源的成本。“减排”主要是通过政府对企业征收排污费或关停污染企业来实现。但是现有的具体政策却没有真正的起到发展循环经济的作用。
记者:在探索中国模式的循环经济发展之路时,政府应该如何选择合理、有效的政策?
杨志:我国应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循环经济发展的系统方针,在走中国模式的循环经济发展之路时,必须贯彻科学发展观。这是由循环经济与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共同决定的。
循环经济的发展是其技术基础的进步与经济活动的发展,而技术的进步是需要科学的指导,经济的发展需要发展观层次的指导。科学发展观正是建立在科学上的发展观,因此可以指导循环经济的发展。
记者: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2006~2010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在“十一五”时期要努力实现“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我国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杨志:要解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生态的矛盾,达到“十一五”规划的目标,就必须全面、系统地研究和分析我国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生态的情况,寻找出一种可以替代目前不可持续的传统的发展方式的新途径。但是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循环经济的内涵、动力机制、指导方针、政策体系等一系列在循环经济的实际发展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仍未阐明。探索出一条中国模式的循环经济发展之路,必须阐明这些问题。
记者: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2007年9月提出的环境经济政策架构和路线图——在4年内构建绿色税收、环境收费、绿色信贷、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绿色贸易和绿色保险等7项环境经济政策。这些措施能否顺利实施?
杨志:从已经推出的政策的执行结果看,困难不少,这是由于,第一,这些政策都比较分散、缺乏协调运作思路,没有形成合理、全面系统的政策体系,它们的作用远远没有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综合性政策的效果;第二,缺乏中央政府各部门的通力支持及地方政府的合作的良好的制度保障;第三,没有相应的完善的法律支持与国际协调。
因此这就要求我们重新设计符合中国国情的循环经济发展政策,要结合好长短期利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并能为企业所适用。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根据循环经济的具体内涵、借鉴国外的政策经验并结合我国现在政策的问题,制定出一套中国模式的政策体系,这一政策体系要有制度保障和法律支持,并与国际协调。
记者:符合中国国情的循环经济发展政策如何引导企业向循环经济技术投资?
杨志:我国目前的政策主要是直接管制,实行强制手段关停污染企业。但这一政策积极作用很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没有一个合理可行的关停标准,只是舆论压力大时突击性关停;另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不协调,地方政府或是“一刀切”,或是为地方利益,使污染企业“死灰复燃”。
因此我国直接管制时,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从具体的技术层面着手设立一个合理的技术最低标准并注重政策的可操作性、目的性,还要通过政府部门间、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协同以推行一系列操作性极强的规章制度。
我们还可以通过征收环境税或发放环境补贴,限制企业的消极环境行为。
税收政策可以通过征收税率和税种的变化影响企业的经济行为。目前,我国缺乏系统的环境保护税收政策,没有设立专门的环境税种,有关生态环境税收的规定不完善。现有的资源税征收范围小,只有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原矿、黑色金属原矿、有色金属原矿、盐7个税目,而且按开采产量征税,造成了资源回采率低下的弊端,无法对循环经济技术的推行起到支持作用。因此政府应调整和完善有利于促进循环经济技术发展的税收政策,将目前各种有关环境污染的收费项目进行整合,开征环境税
记者:目前,我国的资源、环境处于一种什么状态?
杨志: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目前资源利用效率极为低下。目前我国工业产品能源、原材料的消耗都很大。主要用能产品单位能耗比国外先进水平高40%,单位产值污染(二氧化硫)排放量是发达国家的8倍至10倍。200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仅占世界的5.5%,却消耗了世界50%左右的水泥、30%的钢铁、15%的能源。
记者:针对这一现状,我们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政策体系?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如何?
杨志:我国现在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主要是促进节能减排。“节能”主要是通过政府对能源价格的管制政策以调整企业对各种能源的使用量来实现,目的是提高能源利用率和降低企业使用清洁能源、资源的成本。“减排”主要是通过政府对企业征收排污费或关停污染企业来实现。但是现有的具体政策却没有真正的起到发展循环经济的作用。
记者:在探索中国模式的循环经济发展之路时,政府应该如何选择合理、有效的政策?
杨志:我国应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循环经济发展的系统方针,在走中国模式的循环经济发展之路时,必须贯彻科学发展观。这是由循环经济与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共同决定的。
循环经济的发展是其技术基础的进步与经济活动的发展,而技术的进步是需要科学的指导,经济的发展需要发展观层次的指导。科学发展观正是建立在科学上的发展观,因此可以指导循环经济的发展。
记者: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2006~2010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在“十一五”时期要努力实现“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我国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杨志:要解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生态的矛盾,达到“十一五”规划的目标,就必须全面、系统地研究和分析我国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生态的情况,寻找出一种可以替代目前不可持续的传统的发展方式的新途径。但是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循环经济的内涵、动力机制、指导方针、政策体系等一系列在循环经济的实际发展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仍未阐明。探索出一条中国模式的循环经济发展之路,必须阐明这些问题。
记者: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2007年9月提出的环境经济政策架构和路线图——在4年内构建绿色税收、环境收费、绿色信贷、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绿色贸易和绿色保险等7项环境经济政策。这些措施能否顺利实施?
杨志:从已经推出的政策的执行结果看,困难不少,这是由于,第一,这些政策都比较分散、缺乏协调运作思路,没有形成合理、全面系统的政策体系,它们的作用远远没有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综合性政策的效果;第二,缺乏中央政府各部门的通力支持及地方政府的合作的良好的制度保障;第三,没有相应的完善的法律支持与国际协调。
因此这就要求我们重新设计符合中国国情的循环经济发展政策,要结合好长短期利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并能为企业所适用。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根据循环经济的具体内涵、借鉴国外的政策经验并结合我国现在政策的问题,制定出一套中国模式的政策体系,这一政策体系要有制度保障和法律支持,并与国际协调。
记者:符合中国国情的循环经济发展政策如何引导企业向循环经济技术投资?
杨志:我国目前的政策主要是直接管制,实行强制手段关停污染企业。但这一政策积极作用很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没有一个合理可行的关停标准,只是舆论压力大时突击性关停;另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不协调,地方政府或是“一刀切”,或是为地方利益,使污染企业“死灰复燃”。
因此我国直接管制时,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从具体的技术层面着手设立一个合理的技术最低标准并注重政策的可操作性、目的性,还要通过政府部门间、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协同以推行一系列操作性极强的规章制度。
我们还可以通过征收环境税或发放环境补贴,限制企业的消极环境行为。
税收政策可以通过征收税率和税种的变化影响企业的经济行为。目前,我国缺乏系统的环境保护税收政策,没有设立专门的环境税种,有关生态环境税收的规定不完善。现有的资源税征收范围小,只有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原矿、黑色金属原矿、有色金属原矿、盐7个税目,而且按开采产量征税,造成了资源回采率低下的弊端,无法对循环经济技术的推行起到支持作用。因此政府应调整和完善有利于促进循环经济技术发展的税收政策,将目前各种有关环境污染的收费项目进行整合,开征环境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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