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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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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社会习俗变迁的原因中国近代兴起于晚清,高涨于民国的社会习俗的嬗变并不是即时出现的,它是由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诸种因素综合造成的。一、变迁之根源— — 社会的变异性社会的传承性与历史的继承性使人类社会不断“翻版”着历史,但社会的变异性却能不断使其推陈出新。中国近代的社会习俗就是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开始在新的领域崭露头角的。就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嬗变而言,这种合力则更多的源自于东西文明的相互冲撞之中。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传教士和侵略军进入中国,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随之而至。不管中国人是主动亦或被动的接受西方的文明,中国的文化都必须做出回应。于是,洋务派出现了,维新派问世了,他们不断利用其在政治上的优势和学识上的擅长,开始了一场以“中体西用”的提出为口号,以继承发扬传统的学术文化为主体,并注意吸纳西方文化的文化运动。这样,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在新旧事物的摒弃与吸收中,社会变化了,风气开化了,而作为社会生活构成元素之一的社会习俗自然会另有一番新的景象。二、变迁之趋向— — 政治的导向性社会习俗作为政治生活的一个写照,又往往和政治的导向、政府的政策联系在一起。一个政府常常从维持其统治的角度出发,干涉百姓的生活习俗。早在l 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就采取了一系列反旧俗的措施;同时,他们还进行礼俗方面的改革,包括对服饰、礼仪、宗教、婚丧、称谓等方面做出的规定。到清朝“预备立宪”时期,清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移风易俗的举措,包括:废除满汉通婚的禁令等。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从维护革命成果,扫除封建专制的目的出发,发布了一系列改革风俗的条规,内容涉及禁卖人口、禁止体罚、保护民权、严禁鸦片、禁止赌博、管制娼妓、改革历法、改变称呼、限期剪辫、劝禁缠足、改革礼仪、树立新风等各个方面。同时,在政府的有力推动下,以风俗改良为宗旨的社会团体应时而出,它们的宣传与政府的政策遥相呼应。一时间,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移风易俗、除旧布新的潮流,社会面貌和风俗习惯大为改观。三、变迁之催化— — 商业发展的趋利性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观念的影响下,“重商”政策开始推行,于是,许多人弃农经商,甚至出现了全国经商之势,世人重商一度成为领导潮流的时尚。“重义轻利”的古训被人们抛之脑后,取而代之的是对“唯利是图”的追求;诚实守信的经商之道也逐渐褪色,讲排场,比豪华和及时行乐成为一时的风气。社会上攀比现象日益严重,这种社会风气使很多人开始追求新的生活方式,这在一定的程度上也促进了当时社会风俗的变迁.。四、变迁之前奏— — 思想的革新性l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30年间,是中国的思想界之大革命阶段。西方先进国家的入侵,先进文明的进入,“进化论”的引进,无不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中国思想界之“催化剂”。数次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的锻炼,戊戌变法的教训,使中国出现了一个新型的知识群体。他们宣传资产阶级的新的生活观念。这种新的文化价值观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习俗嬗变的至关重要的思想基础;在资产阶级的这些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浸润下,一种崭新的社会风俗开始出现。五、变迁之诱发— — 传教士的引导性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更多的外国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从此以后,中国的思想领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于是,教会和教堂不仅成为他们宣传宗教的圣地,也成为他们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殿堂。他们往往通过出版书刊、开办学堂、育婴堂、孤儿院、救济院和鸦片吸食者收容所等机构,来引导人们反对迷信、宣传科学,并对各种陋习加以批评,鼓励人们劝戒鸦片、提倡天足,并反对纳妾。中国近代社会习俗变迁的特点社会习俗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与政治、经济并行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反映了同一时代社会的共同特点,同时,它又呈现出了许多与众不同的自有的特点。一、与古代社会习俗的变迁相比,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具有急剧性社会习俗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发出新的气息,但其力量之微薄,变化之微弱,速度之缓慢,与近代社会习俗的嬗变的急剧性相比显得苍白无力。从l 9世纪6O年代开始,对于社会习俗改良的宣传和行动经历了洋务运动的初端,维新改良的深入,最终达到辛亥革命的高潮;在这短短几十年的社会发展中,虽然有社会的动荡不安,政府的更迭交替,但这一潮流却不断发展壮大,并席卷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且,这次潮流波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包括对人们物质生活方面的改良,更包括对人们精神生活方面的解放,涉及到人们的衣食住行、举止言谈、礼仪交往、人情事故等诸多方面。二、与当时的政治变革相比,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具有滞后性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社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变动。在社会生活中,新旧力量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各自扮演着历史赋予他们的角色。在各种力量的互动中,社会生活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社会习俗的嬗变也反映了这种新旧交替的时代特征,烙上了过渡性的色彩。然而,由于保守势力的阻挠,虽然中国近代的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社会习俗嬗变的事实并不是很乐观。它只局限于城市和上层社会,广大民众中尚未取得明显的变化。三、在西俗东渐的过程中,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具有附庸性中国社会习俗是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下发生嬗变的。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嬗变将具有浓厚的西方文化的色彩,具有附庸西方文化的鲜明特征。当然,对于中国近代社会习俗嬗变的附庸性,应首肯定其进步性。四、从传播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具有不平衡性社会习俗在其发生嬗变的过程中,由于各地政治言论的不同。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迥异,文化意识的差别,不同地区的情况也不一样,它具有不平衡性。首先,在东南沿海地区、通商口岸和开放城市,由于与外界接触的机会较多,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这使得人们比较容易接受新鲜的事物。同时,在城乡和偏远的山区,特别是西南、西北及东北等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由于地势较偏,先进的思想和言论很难到达这些地区,而且这里的人们受地域和传统的影响,很难改变他们的顽固思想。其次,接受这一嬗变的人群也是不一样的,革命党人和社会的开明上层人物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优势使他们在接受这一新事物的过程中具有了“天然的偏向”,而对于一般的平民百姓而言,能接触到并接受这些新事物就显得难乎其难了。总之,中国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顺乎历史发展规律,这是当时社会各种力量合力的结果。其间既有政治的导向作用,也有商业发展的催化作用;既有思想革新的启动,又有外国传教士的诱发。但是,中国近代社会习俗在其变迁的过程中,因其保守的历史继承性。再加之保守势力的阻挠,其嬗变虽呈剧变之态,却终未成破竹之势。所以,民国虽已成立,然而,民风朴素、泥守旧制的状态与以前相比并未有很大改观。这一切注定中国社会习俗的近代化还要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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